“这是个案。”一位邻居在当天下午的爱尔兰广播公司的新闻里如此说，“在那之前，从未听说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说是一伙东欧人。很显然，那些警报器贩子的话不是空穴来风。那是真的，我们偏僻的小区需要更好的保护，或是能做到像哈珀先生那样未雨绸缪。如果您问我的意见，我表示很高兴，今天这世界上少了四条恶棍。”
天黑时分，其他警官也来了，他们告诉我里奥和玛丽已经被转移到德里医院。他们还活着，虽然玛丽正在做手术。
“她有生命危险吗？”
“明天才能知道。现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跟您核实一下里奥的一部分口供……”
一共有四具尸体，所以要解释四位死者的死亡过程，一直到半夜他们才还我们清静。
第二天事情又出现了变化。警察消失了，据说有“最新消息”。
他们还告诉我，玛丽已经脱离了危险。“她现在非常虚弱，但情况在慢慢好转。”
我们可以回家了，但接下来的几天还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因为我们还得应付更多的问题，比如去一趟法院。
克莱姆和尼尔斯多留了一天，直到朱迪和我收到出院通知书。我坚持让他们将孩子带回阿姆斯特丹，尽快离开那座房子，好让他们忘记这一切。我向他们保证我很快会回去。
“爸爸，你保证？”
“我向你保证，我的女儿。一旦解决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就回阿姆斯特丹看你们。”
出租车在朱迪的旅店旁等着，我十分不舍地与他们分开。半个镇子的人都来了。贝阿特丽丝和杰普在多内加尔度过的这个短暂而充实的夏天中结交的一些朋友也来向他们道别，带着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劳拉·奥洛克、道格拉斯太太还有费根酒馆大半的员工都来了。大家围在一起，没有问我太多的细节。官方的故事版本是：“劫匪在多内加尔企图实施暴力抢劫的过程中死亡。”朱迪和我不去纠正它。
听说那些卖防盗警报器和自卫小刀的贩子由于这件事赚得盆盈钵满。杜兰开始在花园里卖移动传感器和假警报器。“安迪家”的小姑娘面带紧张的笑容上了电视，她说四名劫匪让她不安。他们喝了四杯浓缩咖啡，其中一个还把一包烟忘在了桌上。她认为那是几个白种人，但她也不确定……至少她的陈述打消了人们针对我的一些怀疑。她说那天晚上她看见我进了加油站，我向她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急急忙忙走了。
在7月21日星期天的《爱尔兰时报》上的一个小专栏里，警察局说明了他们“严肃的”怀疑。他们怀疑劫匪属于一个“盗贼团伙”，并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着手配合这个案子，很快会有新的消息。
而那些新消息再也没有被公布过。
父亲又待了一个星期，他跟朱迪和我一起住在旅馆。这位脾气暴躁的老人如重获新生般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他为我们准备早餐，不让朱迪在店里工作。“让我来吧。你们什么都别做。”我想他的生活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任务。我很高兴再次看到坏脾气的他，尽管一周结束后我说服他回了都柏林。我向他保证我很快会过去。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没有里奥和玛丽的消息。我打电话给德里医院，被告知他们已经不在那儿了。“那位女士已经痊愈了，并且在两天前坐上一辆去往都柏林方向的救护车离开了。”她的最终目的地是哪儿？没人知道。
她的手机停机了。我向警察们求证，他们告诉我里奥和玛丽已经去都柏林为法庭作证，并与那边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这个案子好像已经“转交”了。
“转交给谁了？”
“我没注意，哈珀先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两件事：你遇到的袭击并不是如新闻所说的普通的犯罪；他们不是小偷，而您的这两位朋友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又过了一个月，小镇相对归于平静。我仍然和朱迪住在旅店里。我家和里奥家仍由于警方的搜查而被封锁。里奥和玛丽仍毫无音讯，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8月26日那天，两栋房子解除了封锁。伊莫金·菲茨杰拉德帮我处理了文件，让我得以在不交罚金的情况下废止租赁合同。此外，她还负责与保险公司的专家合作，联系了一群清洁工在几日内将房子恢复正常。她还帮我联系了一家国际搬家公司。9月15日我把钥匙交还她，告别了克兰布朗。
关于阿姆斯特丹，朱迪什么都没说，我尊重她的沉默。我们仍然受着伤，身体虚弱。许多个晚上我会号叫着惊醒。汤姆出现在我的床边来复仇，我的斧子仍嵌在他的头上，将他的神经系统切成两半，让他抖动着嘴巴，眼睛骨碌直转……现在是朱迪将我从梦魇中唤醒。她抱着我，甜蜜地亲吻我的脸颊。一两个小时后我才能再次入睡。
9月8日，我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次回到那里。朱迪坚持要陪着我，但是我告诉她我想一个人去。我需要一个人去。
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下着雨。我去了特雷莫雷海滩。栅栏被绳索重新固定，看到它时，我还是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我绕着房子外面走到后院，停在当时汤姆倒下的地方。看看是否有人把他装进塑料袋带走了。伊莫金的清洁工给化粪池的排水沟竖了一块用红漆涂的黏土牌，也许是为了遮盖去不掉的血迹。在陌生的墓碑前，并没有人为他的灵魂祈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想着那一夜。头骨分裂成两半的声音仍在耳边回响。你自找的，哥们……
我走进屋里时，里边非常安静，只有雨水打在屋顶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客厅安装了新的玻璃窗，地毯和家具已被清得无影无踪。伊莫金说这房子想要重新租出去得等到一千年以后了。因为现在除了昂贵和僻静，它还有个恐怖的传说。但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特别是对于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艺术家来说。
阁楼上放着几个搬家用的纸箱，我把它们搬下客厅。没有太多收拾的东西，只是一些衣服，书籍，还有工具。我要把这些都寄到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以后再想想做些什么。麦克斯·希弗要将他的房子提供给我住，还有帕特·邓巴。我的事情见报后，帕特一直在跟我联系。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媒体中，“作曲家皮特·哈珀在爱尔兰海岸遭遇袭击。”我被描述成了英雄，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和邻居用斧头干掉了几个行凶者。这样的新闻，小报很喜欢报道，于是帕特每周接到十个询问我工作的电话。“这是免费广告，皮特（当然是了，我只付出了两根肋骨的代价），你可不能拒绝，我闻到了钱的味道啦！所有人都希望你来创作，你现在必须开始工作！”
一个小时后，我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打包。雨开始变小，天光明亮起来。房子里很冷，我起身拿一些木柴生火。我抱着最后一些储备的柴火回到客厅。不管怎样，我会想念这个地方，我想。每天早上在鸟鸣和海浪的波涛声中醒来。收集柴火、生火、割草。看着里奥沿着海滩跑步，走出门跟他打招呼，邀请他喝啤酒。
我开始在壁炉里生火，心想或许堆在沙发旁的杂志也可以转化成热能，为这栋房子提供最后的服务。正当我点燃火柴，准备把报纸搓成的球点燃的一瞬间，发生了两件事。首先，风从烟囱吹进来，火柴熄灭了;其次，有人敲响了我的门。
砰，砰，砰，三下。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这不可能是真的。
敲门声再次响起。
我站起来，慢慢地穿过客厅走到门口。我没问是谁，问来做什么呢？我默默地拧开门锁，转动把手，然后打开了门。
有个人站在门口，从头到脚湿透了，脸上露出笑容。这个人我认识。
“哈珀！好久没给我开过门啦！”是特雷莎·马隆，镇里的邮递员，“我正准备离开。”
“特……特蕾莎？”我几乎结巴着说，“您在这里干什么？”
只见她全身裹着塑料雨衣，她的摩托车就停在我的车旁，由于风雨的缘故我没听见发动机的声音。
“朱迪告诉我你来了，那么我想我应该……尽管这让我不寒而栗。是这样的，这里有个你的包裹，上面写着你的名字，皮特·哈珀。我想我应该亲手交给您。”
她递给我一个裹着塑料袋的小包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还有一句“亲启”。
寄给我的包裹却只写了小镇邮局的地址。我打开它，看到了他的名字，只有他的名字。
我仔细端详这个包裹。
“您知道是从哪里寄来的吗？”
“上面没写寄件人的地址，但邮戳是英国的。它是装在一个大盒子里寄来的，上面写着邮局的地址。”
“也许是镇上认识我们两人的熟人。”
我们似笑非笑地四目相对。
“你有他们的消息吗？”她问。
我摇摇头。
“昨天来了两辆搬家的卡车。”她说，“他们清空了房子。我的表弟克里斯认识邓洛伊的警察，我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他问他们要运到哪里，他们说是要拿去存放起来，并没有其他用途。我们能想象，明白我的意思吗？再也不会运回这里了。这并不奇怪，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或许我们都希望有个告别之类的……”
她的目光落到我手里的包裹上。
“谢谢，特蕾莎，专门给我送来。”
“我听说你也打算离开这里，是真的吗？”她说着，把手放到我的前臂上，“我很抱歉你和你的孩子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我们整个镇子仍然有些害怕。答应我，离开之前告诉我们一声。”
“我答应你，特蕾莎。”
她的手轻轻滑到了我的手上。
“我不希望您不告而别，知道吗？哈珀先生，我想跟您说声再见。”
“我走的时候，”我说着，慢慢地抽出手，放在门把上准备关门，“一定第一个通知您，第一品脱酒我买单。”
我笑着说再见，马隆小姐回到了自己的摩托车上，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她朝“比尔之齿”的方向开去了。
我关上了门，点燃壁炉，拆开了包裹。
里面只有一封信。
我站在炉火旁边，展开信开始读起来。
皮特：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给你写这封信，但我不知道几个月后你会在哪里，我也是一样。但我想让你收到我的解释。他们不让我跟你联系，我几乎是秘密给你写的。我觉得必须这么做。我欠你和你的家人太多，我认为你至少应该知道真相。
首先，我希望你和朱迪的伤口正在愈合，并祈祷你的孩子安好，祈祷这场因我而起的噩梦最终能化成一份恼人的回忆，直到你忘掉它，或者把它当成一次冒险。
现在，我要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玛丽的枪伤几乎是致命的，但目前来看手术很成功，感谢上帝，她已脱离生命危险。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至于我的膝盖和肩膀，我想以后不能跑得像过去一样快了，但至少我还活着讲这个故事，这一切都归功于你。
如果那天晚上你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家门口……如果你不坚持让我随身携带一把枪，一切都会有不同的结局。那天下午去医院探望你后，我尝试不理会你的建议，但做不到。我到阁楼找出那把几年前买的旧左轮手枪。起初我想放在客厅里的某个地方或者枕头底下。但是想到那天晚上你的孩子们要来过夜，我不能把武器随意乱放，再加上外面暴风雨来临……万一你说的是真的呢？不管怎样，我还是把枪绑在了脚踝上，后来你来了……你救了我们，皮特。你给了玛丽逃跑的机会，阻止了那场枪击。虽然我们都负伤了，但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连丝毫的机会都没有，都是因为你的固执，你的疯狂，你的天赋……
事实证明，你确实拥有它，皮特。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但请你将它视若黄金好好保存。我知道你因此而痛苦，但它能给你带来好运。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你看到了开奖号码，突然空气都弥漫着玫瑰的芳香……事实就是没人能比你预见得更多。你是对的，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是对的。但我们跟你说谎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避免告诉你真相。
现在我猜你应该恨我们的执拗。你从第一天起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但由于我们拒绝承认，最后将你的家人置于险境，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教会我们相信鬼神、幻象之说……特别是噩梦的预兆。我觉得我们在试图淡化它的重要性。
其实，那天下午我差点告诉你了。当你提到丹尼尔，那幅你在书架上发现的油画……我差点就跟你全盘托出了，但转念觉得这么做很傻。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把你当朋友。皮特，你是我多年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好朋友。我喜欢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美好的。所以我几乎要袒露一切秘密。但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愚笨的脑袋阻止了我这么做。“如果你弄错了呢？”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小伙子隐藏了奇怪的目的呢？” 玛丽一向信任你，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纯良。她说，也许你潜意识里能感觉到什么，也许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细节，我们如此信赖你。但是，我犹豫了。那天晚上你第一次来敲门，我彻夜难眠，试图推断各种可能性。“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吗？你是想从我们这儿套出什么吗？”我想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事的职业都要求我尽量不被表象所迷惑，特别是在被人追杀的时候。
我也调查过你，很抱歉，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剩抱歉了。如果能给你一些安慰，那么我向你坦白，我也调查过之前租你那栋房子的人，那个奇怪的专门搬来观察鸟类的德国人。那个家伙真的让我紧张，每当我转过头就会看到他爬到一块岩石上，将望远镜对着我的房子。跟你讲，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因为玛丽什么也不知道：某天下午我悄悄溜到他家去打探了一番。他一定发现了，几个月后就搬走了。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是的，里奥·布兰查德和玛丽·布兰查德就是我们。至少是曾经的我们。我们不叫柯根，我也不喜欢这个奇怪的姓。我们正准备起的新姓就正常多了，另外出于安全考虑我们还要换个名字，但是不能告诉你，希望你理解，不过新名字真的很好听。
这是我们向你撒的谎，但我保证没有其他了。几乎一切都是真的，我在酒店当保安，玛丽画画，和我一起旅行。我也的确在2004年开始思考着退休。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旅行了25年，住过十多个城市，我觉得累了，厌倦了这种在启程前只能交到不超过两三个好朋友的流浪生活。
玛丽和我本打算在泰国的皮皮岛海滩上买栋楼，开家小型的酒店或宾馆，然后在享受阳光和帆船的日子中度过余生。于是我向工作的酒店提出辞职，准备开始新生活。但就在那个月，我得到了一个在东京“六星级”度假村工作的好机会。
合同期限是“一年”，身份是“顾问”，工作内容是“酒店保安并负责组建一个团队”。六星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工资几乎是一般酒店的四倍。我当时应该提高警惕，毕竟这几年安保业务变得越来越便宜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但报酬着实太诱人了，这笔钱将填补我们的泰国计划最后的资金缺口。我接受了这份活儿，当年夏天就去了东京。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代价最昂贵的错误。
我从5月2日起开始工作，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不对劲。多年的工作经验能让我明辨是非。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听起来不太好的事，或者可以用“腐烂发臭”来形容。看起来非常不专业的主管在第一天欢迎我时说道：“我们有一些非常特殊和尊贵的客人。度假村的第一条规定就是保密，我希望您能理解，布兰查德先生，忠诚和保密。”接下来酒店里的活动可以用钱来概括，我觉得这闻起来有一股死鱼味儿。该死的，我应该在第一个月里就辞职，但我没有。我可能想：别太纠结于与自己无关的事，拿一年四倍的工资，然后离开这里。
皮特，我可以告诉你更多来证实自己犯下的错误。那些客人里没一个是“干净的人”。你只需要看看他们的脸、大型豪华轿车、愚蠢的外套、妓女，以及在套房里的纵情狂欢就可以知道。我确信，自己在多年的诚实劳动后，踏入了蛇窝。这是警方所谓的“老巢”，我正处于老巢最深处。虽然表面看来我的工作是咨询，负责安装摄像头，解释程序，但他们安排自己的人在监控室的电脑前。可不管怎样，我还是能获取所有信息，我知道怎么做，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自己应该找个紧急出口。
当然了，“他们”不断给我发出信号——大量的金钱和礼物。我工作到六个月的时候，他们给我买了保时捷作为庆祝，夸我工作中有奉献精神和忠诚。“忠诚 ”是他们嘴里最重要的东西，皮特。他们每个月也会给玛丽大量珠宝，玛丽本不想接受，是我不让她退回。我犯下了更多的错误。合同期到了一半，我意识到辞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后来到了八个月的时候，我的主管把我叫到办公室，想要跟我签订终身合同。他们对我非常满意，想让我“永远留在那个大家庭里”。你应该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说出这句话的。在我说了自己的其他计划后，他脸色一变，皱着眉头说：“退休？您还很年轻啊，布兰查德先生。这么快离开将多么令人失望啊……恐怕我们的投资者会有点不高兴，您知道吗？”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量变小了，和主管见面的次数也少了。我意识到他们的大门在逐渐对我关上，一开始我很满意，这说明他们接收到了我发出的信号。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两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拦住了我的去路。他们指挥我开上岔道，将我带到一个僻静的海港区。一些穿深蓝色西装的人接待了我，他们的头儿是一个白头发、自称霍华德的人，自我介绍是国际刑警组织驻日本的官员。
“今天晚上我们在东京逮捕了一名凶手。”他向我展示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我和玛丽的照片，我们家的地址和车牌号。“他们被发了‘自由卡’，今年年底会找上你们。这些人通常为那些没接受‘洗礼’的人策划一场交通事故或者室内爆炸。你们无法回归正常生活，布兰查德先生。但你们或许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我们国际刑警组织也有类似‘美国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的保护措施，但是是国际标准，您想要加入就必须与我们合作。”
换句话说，玛丽和我快死了，国际刑警组织为我们提供了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给我们新的名字、新护照和一些钱，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作为回报，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从度假村电脑上得到一些信息。比如姓名、电话号码、日期等。
我们能考虑的时间很少，你应该看看那天当我告诉玛丽这一切时她的反应是多么惊慌。我们走出家门，钻进一家人山人海的商场待了四个小时，直到商店关门。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店里睡觉，凌晨四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霍华德，告诉他我们接受了这笔交易。他们派人到酒店告诉我们第二天的计划。其中有个人一整个晚上都坐在沙发上喝咖啡，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另一个则坐在椅子上守着门。他们警告我们要远离窗户。我们几乎只睡了一两个小时。
我仍能获得度假村的一些信息，但必须在一天之内得到，然后彻底消失。那天上午，我颤颤巍巍地去上班，试图让自己镇静下来。我花了半生追小偷，而现在自己就是小偷。我选了一个比较愚笨的小伙子来骗，说要去软件服务商那里证实一些东西，所以需要进入监控室一小会儿。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下载工作：将一千个文件储存到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我将芯片放在舌头底下来通过安检，这是他们教会我的。然后我声称要去街对面吃个早餐，于是他们再也没见到我。
这就是我们被保护的生活的开始。那天有更多的特工乘坐防弹车来到酒店，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八名。他们说会带我们去大阪，但实际上这是个谎言。我们的情报对他们至关紧要，所以他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他们不让我们回家，给我们提供全新的衣服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前提是我们不能暴露行踪。我们被迫将房子、邻居、书籍、衣物乃至玛丽的作品都统统抛在身后……这简直太可怕了，我们极度紧张。玛丽问特工我们是否能在走前浇浇花，然后把猫留给邻居照看，但被特工否决了，理由是“太过冒险”。
我们戴着棒球帽和墨镜到了一栋位于越南边境的安全屋。那是一个陈旧的军事营地，窗户被细钢条封住，四处都是监控探头和全天候的巡逻人员。特工们让我给酒店打电话，告诉酒店我有个家人生病了，需要回去照看他几天，之后再和他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