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像囚犯似的足足待了两周，这太可怕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家畜。 在听到他们再一次叫我们不要靠近窗户时，我几近崩溃。玛丽来了之后便一直在哭。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庆幸我的儿子丹尼尔没有活下来，这样可以少受太多的罪。
被关在那里的第二周他们找我们谈话，告诉了我们几个消息。首先，“组织”已经弄清楚了我们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我们的照片上传到了他们内部的悬赏网站上。我这才得知，我的项上人头被标上了十万美元的悬赏。真不错，不是吗？其次，国际刑警组织设法确定了审判日期，以便我们能及时出庭作证。 距离审判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将与法官和律师在安全的地点进行秘密会晤，帮助推进案件的调查。在这段时期，我们将被转移到老挝。
我们不得不给国际刑警组织的律师开出了授权函，以便他帮我们处理失踪事宜：房子的销售，资产转移到瑞士银行。我们将过去的生活抛在身后，档案也被清除，世界上已经没有里奥·布兰查德和玛丽·布兰查德这两个人了。
两个月的保护期内，我们一直住在老挝的山区，由四名国际刑警组织的特工保护。 开庭作证的日子终于来了，我乘坐一架私人飞机飞往位于东京西南的军事基地，从那里转乘一辆迷彩装甲车前往法院。他们安排我戴着丝绸面具，穿着防弹背心从后门进入法院，并将我引导至被防弹玻璃保护着的证人席位上，我宣誓后，便开始当庭讲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消息的来源。证词陈述问答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随着法官一句“谢谢，祝你好运”,我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一个美丽平静的星夜，里奥·布兰查德和玛丽·布兰查德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自南部来的微风徐徐吹拂，在平坦的海平面上荡起层层波纹，当我们离开“愤怒号”，转乘那艘军用动力艇时，已经将过去抛在身后了。朋友和家人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还活着，赏金猎人也会以为被同行捷足先登，而放弃对我们的追逐。我们在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换了船，坐上了前往一座无名小岛的船，并从岛上搭乘飞机飞往新加坡，随后转飞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直到抵达不为人知的天涯海角。
我们在伦敦住了八个月，国际刑警组织终于将其他事情都处理好了。我们得到了新的姓氏——柯根。每当我念这个姓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我们得到了新的护照、出生证明（我们现在是犹他州盐湖城生人）、一张Visa信用卡和一个瑞士银行账户，账户里面有我们的房屋、汽车和帆船的销售所得收入，以及前半生的积蓄。这听起来很简单，不是吗？你错了，相信我。你不能给认为你已经死去的人打电话，不能祝他们圣诞快乐，你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你就是个鬼魂。保护人计划负责人告诉我们不能尝试联系过去的任何家人或朋友，甚至不能给他们发一张没有写寄信地址的明信片，“组织”只需要一点蛛丝马迹就可以重新开始展开对我们的追捕。
“你的汽车昨天在东京爆炸了，拖车司机试图把你这辆违停四个月的车拖走时，事故发生了。司机受了轻伤，很快便会康复。”一位特工告诉我。
我们在伦敦的切尔西区生活，每天都会去周围的报摊买来世界各地的报纸仔细阅读，试图寻找我们过去生活的痕迹。可惜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只在一份名为《东京日报》的简短的报道中看到了关于“愤怒号”失踪的消息。
当然了，这样的生活是一种煎熬。我们成天窝在家里避免与其他人交流，以免把行踪落到有心人的耳朵里暴露身份。我敢打赌，邻居们都认为我俩是一对不善交际的善良老夫妻。我们会去购物，会对邻居微笑，但一直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距离。如果有人和我们走得近了，我们便试图疏远他。在那里，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哪怕一次宴会的邀请，俗事缠身一直是我们的借口。
每一天的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压抑和折磨，这不是我们的本性。于是，我们向保护人计划负责人征询意见，他建议我们搬到一个更加偏远的地方，住到人烟稀少的社区去。这个建议已经在之前的被保护人身上得到了验证，我们在人迹罕至的小镇上会更加安全，不容易暴露。“为什么不试着去爱尔兰或者苏格兰？ 那里有美丽的乡村。虽然有些冷，但周围人很少，很安全。”
这就是我们来到克兰布朗的背景情况了，皮特。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便知道会在这里久居下去。这也许不是我梦想中泰国的那个海滩，但这里也有一望无垠的大海，幽静的环境也适合我们这种退休的人。从东京逃出来后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自由。玛丽再次开始结交新朋友，我也不必掩盖除了那个“小插曲”以外的过去，畅快地生活和交谈，因为掩盖过去是交不到朋友的。
这或多或少就是我的计划，与妻子一起慢慢变老，依着温暖的壁炉，享受一杯热茶。我要在这里颐养天年，平静地生活，直到死去。但是在此之前，我希望能告诉别人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
不幸的是，不知何故，“组织”发现了我们的踪迹，国际刑警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特工们说我们应该是违反了某些条例，但我知道，我们一直恪守着全部规定。我们是这世界上最遵守规矩的“已故”夫妇，从来没有和任何过去认识的人联系过，天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镇上教会的人一直认为玛丽是一位再虔诚不过的信徒，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所点燃的每一支蜡烛都是为了纪念曾经相识相知的朋友或家人，大家永不再见。
也许我们的踪迹被口口相传，最终传到了有心人的耳朵里；也许“组织”的触手比我们想的要可怕得多；也许有人在大街上认出了我们。谁知道呢？重要的是我们打心里知道，我们的朋友皮特·哈珀救了我们的命。
如你所知，我们再次踏上了旅程。我不知道这次将行至何处，也许会到海边的某个温暖的角落。我可以在那里买一艘船，甚至可以用我所有的积蓄把梦想中的大船买下。我会说服玛丽和我一起踏上全新的，也是最后的征程，我们将到世界各地航行，生活在碧海蓝天之中。不管用哪种方式，我都将实现我的梦想。我会及时给你更新我的近况，毕竟作为一个大名人，你并不难找。
行文至此，我希望能在信的最后给你些建议和提示。首先说说最为紧要的事情，现在你知道了我们面对的是谁，可能会担心“组织”找你的麻烦。我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已经委托爱尔兰国家警察署把你的名字从官方报告中清除。报道中只会说你出于自卫杀死了汤姆和曼侬，我杀死了兰迪，弗兰克在等待救护车前来的过程中失血过多而死，我猜没有人会为四个恶棍的死伤心吧。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还告诉我，他们四个是雇佣兵，如果没有完成任务，他们也就没有存活的必要。尤其是处理两个老人和几个孩子都做不好的人，“组织”是不会留着他们的。当然，他们千算万算，也不会算到皮特·哈珀和他的第六感，对吗？无论如何，你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需要相信你的本能，听从内心的声音便足够了。下一条建议是关于你和朱迪的。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过度关注自身的自由，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被忽视了。我认为人们用“自由”这个词是为了掩饰自己“害怕抓住机会”。好吧，我知道我是老生常谈，有些唠叨了，你随时可以捂起耳朵，把我的建议弃之一旁。但我想说的是，你的经历让你能够看到未来，而我的经历让我能够读懂人心。我能看出，也许……在你内心深处一直对再次坠入爱河怀有恐惧。同样的恐惧也使得你的父亲隐居在都柏林。（说得这么直白真的十分抱歉，但我们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彼此了，所以有些话我想和你说明白……）我知道你曾经被深深地伤害过，对世界怀有敌意，不想让任何事物乃至任何人再走入你的生活。但是正如你寻找音乐灵感的过程一样，你和我说，灵感需要绝对的自信，对吗？它需要自由，绝对的自由。所以你来到空旷的海边寻找自由，结果呢？你蜗居在家，被困在小小的空间内不断加深对自己的怀疑。如果说噩梦能够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的话，我祈祷它能将恐惧赶出你的身体。
我是多么希望能当面给你讲述这一切，和你一起坐在门厅前喝着比利时啤酒，聊着各种世界难题的应对策略。能够拥有你这位朋友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祈求上天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能再次交汇。
玛丽希望能借此信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知道她会想你的。她会在教堂为你、朱迪、杰普和贝阿特丽丝都点上祈福的蜡烛，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会永远想你。
保重，皮特！
你的朋友，里奥11
9月15日那天，我交了房门钥匙，送走了搬家车，然后穿上我最好的外套，采了一束生长在特雷莫雷海滩的野花，来到了朱迪的店里。
我见她独自一人正在阅读，阳光穿过窗户洒在她的面颊上，那样的恬静、优雅。我想她可能希望一生栖居在这个幽静的地方，这使我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感到一丝罪恶。
见我来了，朱迪脸上绽放出微笑。
“你看起来真帅，皮特！这些花？”
“鲜花配美人，加拉格尔小姐。”说着，我将手中的花递到了她的面前。
“噢，哈珀先生，你真好！”她说着，将鲜花凑近鼻子。 “一束别离的花。”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忧郁。
“呃，我亲爱的小姐。”我略显紧张地说，“事实上，这些不是用来告别的花朵，我来就是想要说清楚，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再问一次。人们都说，我们要给美好的事物两次、三次乃至更多次机会。一位老朋友和我说，这种事情需要形式塑造仪式感，所以……”
我绕过柜台，单膝跪在朱迪面前，朱迪把手搭在胸前，被我的举动打动了。
“朱迪·加拉格尔，我有一颗受伤的心，一颗胆怯的心，一颗为爱情无所畏惧的心。你是我在这世上遇到的最聪慧、甜美、敏感的姑娘。如果不是万分肯定，我是不敢贸然对你做出这样的请求的。我爱上你了，朱迪，我爱你，我想让你陪我一起走，开始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你知道，我无法离开我的孩子们，我需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无法留在这里。因此，我想对你提出一个自私的请求，请你跨过海洋跟我走。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你终于找到了你的栖居之地，而我却要强迫你离开。但我真的不想没有你，不想将你留在这里。你……对我来说太过重要。”
朱迪的眼眶湿了，一滴眼泪从眼中流出，滑过脸颊，一直滑到她可爱的嘴角。她拿起手帕擤了擤鼻子，另一只手将鲜花紧紧握住。
“皮特……”
“请给我个答案，朱迪。”我说道，“不管你接受与否，我都会永远爱你，但我现在需要一个答案。”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坐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双手捧着我的脸，对着我的嘴唇深深地吻了下去，我们都闭上了眼睛，这个吻让我们彼此连接，进入了同一个梦境，超越了一切……我们一直吻着，直到道格拉斯太太打开门，发现我们跪在柜台后面。
“你们还好吗，年轻人？”
“是的，”朱迪答道，“我们很好，道格拉斯太太，我们真的很好。”说着，她站了起来，并顺势把我也拉了起来。
“哦，对了，”她与我十指相扣，说道，“您认识人愿意买我这家店的吗？我想把它卖出去。”
一个星期后，飞往阿姆斯特丹的前一天，我和父亲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吧吃晚饭，我们喝了五品脱的酒后，唱起了《爱尔兰流浪者》和《茉莉·马龙》。我们庆祝生活的变化，他对我说：“生命值得庆祝。” 几个月后，等把多内加尔的事情都处理完，朱迪也会来到荷兰，父亲也一样。 他说他想开始旅行，并多多拜访亲人。
喝完酒后，我们跌跌撞撞地从基督教堂走到托马斯街，找了一个角落，父子俩在那里留下了痕迹。我们在街上徘徊，大声唱歌吵醒了街区的邻居。我们父子二人设法走回了家，我搀着他走进房间，上了床，帮他盖好被子，轻轻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又径自走下楼梯，努力控制自己不要跌倒。
我瘫在客厅的沙发上，很快就睡着了。我现在已经不再头痛，噩梦也已经变得模糊。一开始，优质的睡眠对我来说是一场胜利。现在，它已经逐渐变成了常态。几天前我给考夫曼医生打电话，跟他取消了预约。他很为我高兴，但也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他说本想继续通过催眠治疗来弄清我是怎么获得那些预感的。我和他说我不想整天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商场的神秘主义书架上，所以还是不要做这些尝试了……
然而在都柏林的那天晚上，在我醉酒后的梦里，幻象再次出现了。
半夜我睁开眼睛，发现母亲身披一件绿色的袍子，温柔地看着我。
我眼前的她皮肤健康，她的头发像以前一样光亮。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嘴角微微上翘地对我微笑。
她指了指那架立式老钢琴，让我像孩童时一样弹给她听。正如无数个阴雨的下午，我一次又一次地弹奏她哼唱的曲目。
我坐在凳子上，打开琴盖，开始演奏。一段缓慢、优美的旋律从我的指尖流出，它似乎一直在梦中等我，直到我与它相遇。
当我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但那段旋律仍然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我在心里向母亲致谢，找出笔记本，开始将刚才所弹的记录下来。
致谢
本书的灵感源自2008年我在爱尔兰多内加尔海滩度假的经历。当时我住在都柏林，和一些朋友前往海边别墅度过短暂的假期，那段经历中有闪电，有事故，还有其他的冒险，但没有一种经历是与书中的记述完全重合的，书中的地点、人物纯属虚构。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拨冗阅读本书部分草稿乃至终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人。
感谢我的未婚妻阿伊诺阿，她一直坚信本书可以最终成型，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想法。在生活上和本书的完善上，她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她愿意为此贡献她的时间、精力和智慧。
感谢我的母亲贝戈尼亚和我的兄弟哈维，他们是我最初的读者，在创作过程中给我莫大鼓励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塑造了朱迪和皮特的形象，完善丰富了皮特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感谢我的兄弟尤伦给我的卓越支持，让我意识到对主人公的“敏感性格”塑造的重要性。
向我的朋友佩德罗·瓦雷拉医生和劳拉·古铁雷斯医生致意，你们为我提供的相关医学知识至关重要。我试图尽可能地依照我所理解的所有有关医院及精神病理知识（以及药理术语）进行创作，尽管我可能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发挥。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经纪人伯纳特·菲奥为我提供了一些细节，使小说内容更加翔实生动。
本书第二版成稿得益于我的编辑卡门·罗梅罗对本书书名的敏锐选取和对书目内容的实质性判断。
最后，我要感谢在本书撰写的两年间给我写信的读者们，你们的鼓励对我至关重要，至于你们在信中不断问及的故事发展，我希望能以本书提供答案，希望你们喜欢。
迈克尔·圣地亚哥
阿姆斯特丹
2014年1月
[1]托卡塔，一种自由、即兴的键盘乐曲，由一连串的分解和弦和快速的音阶交替构成，所以托卡塔曲也叫“触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