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里还是有好人的，当时也不例外。葬礼有几千人参加，不只为白人哀悼，也为黑人送行。店家歇业将近一周，医院也免费为伤者治疗。许多人真心送上慰问信和整篮的食物，镇上到处有居民伸出援手。我就是那时认识杜威·康洛伊的。你也知道我那个朋友肤色和香草冰淇淋一样白，但我感觉他就像我兄弟。我愿意为他牺牲，虽然人无法真正看透别人的内心，但我想他也愿意为我而死。
“总之，部队将幸存的阿兵哥调走，仿佛觉得丢脸似的…我想他们真的那么觉得。最后我被调到胡德堡，在那里待了六年，遇到你母亲，我们在你母亲的娘家盖维斯顿结婚。虽然事隔多年，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德里，因此在战后便带你母亲回到这里，然后有了你。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离一九三〇年黑点酒吧所在的位置不到五公里。先生，我想你的上床时间到了。”
“我想听火灾的事！”我大叫，“告诉我嘛，爸爸！”
他皱起眉头看着我，那种表情总能让我乖乖闭嘴…或许因为他很少露出那样的表情。他通常都笑嘻嘻的。“那种事不是小孩听的，”他说，“下回再说吧，小迈克，等我们都再长个几年。”
结果，我等了四年才得知黑点酒吧那一晚究竟出了什么事。那时我父亲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医院病床上向我娓娓道来，麻醉药让他时而清醒，时而昏沉，癌细胞则聚集在肠道内，忙着吞噬他的生命。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我重读上回写的内容，看到我父亲那一段时竟然哭了出来。父亲已经过世二十三年了，我还记得自己很伤心，难过了将近两年。一九六五年，我从高中毕业，母亲看着我说：“你父亲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我们拥抱哭泣，我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终于为他流下了最后的眼泪，将他埋藏在记忆中。但谁晓得悲伤会延续多久？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在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姊妹死去三十或四十年之后，某一天在半梦半醒之间想起对方，心中依然充满失去亲人的空洞感，有一块地方永远填不满…就算死后也无法填满？
我父亲一九三七年领取残障抚恤金从军中退役。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已经很有准备出征的架势，他对我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枪械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他当时升到了中士，结果一名新兵拔掉插销之后吓得屁滚尿流，手榴弹没被扔出去，而是直接落在地上，几乎炸掉我父亲整只左脚。他说，那手榴弹滚到他脚边爆炸，发出夜半咳嗽一般的声响。
当年士兵训练用的火炮不是有故障，就是在库房放太久，完全用不了。子弹无法击发，步枪经常膛炸。海军鱼雷往往无法击中目标，就算命中也不会爆炸。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有一些飞机只要着陆太用力，机翼就会掉落。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九三九年，一名补给官在彭萨科拉发现整队的政府卡车没法跑，因为蟑螂把塑料管线和风扇带都咬烂了。
于是，靠着瑕疵军火和官僚滥发补助，我父亲幸运地脱身了——当然还包括后来变成小弟我迈克·汉伦的那部分。手榴弹没完全爆炸，我父亲也没有失去下半身，只丢了一只脚。
有了残障抚恤金，他比预期早了一年迎娶我母亲。他们没有立刻来德里，而是先搬到休斯敦，从事战时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我父亲在一家制造炸弹外壳的工厂担任工头，母亲则是一名铆钉女工。不过，就像父亲在我十一岁那年告诉我的，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德里。写下这些的此刻，我忍不住好奇上天是不是早有安排，将他带回德里，好让我在那年八月的傍晚和死党在荒原围成一圈。假如真有命运之轮，那福祸必然相倚。只是福气也可能让人难以消受。
我爸妈攒下不少钱。父亲订了德里《新闻报》，每天留意售地广告，最后总算相中一块不错的土地…起码账面上不错。他们两人搭着崔尔威巴士从得州到德里看地，当天就买了下来。佩诺布斯克第一商业银行给了我父亲十年贷款，于是他和我母亲便回到德里落地生根。
“我们起初有点辛苦，”有一回父亲这么告诉我，“邻居有人不希望黑鬼住在附近。我们事前就知道会这样，我可没忘了黑点酒吧的事，因此便保持低调，耐心等待。小孩经过我们家会丢石头或啤酒罐，我头一年就换了二十块玻璃，而且不只小孩对我们这样。有一天，我们起床发现鸡舍的墙上被人漆了纳粹标志，所有鸡都死了。有人在饲料里下毒。我之后再也没养过鸡。
“但郡警长（德里当时规模不够，还没有自己的警长）必须处理这些事，而他非常认真。小迈克，这就是我要讲的，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对苏利文那家伙来说，我肤色是棕是白、头发是卷是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来了这里五六趟，到处打听，终于问出了凶手。你猜是谁？我让你猜三次，头两次不算！”
“我不知道。”我说。
父亲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白色大手帕，擦了擦眼睛。“结果咧，凶手是巴奇·鲍尔斯，就是他！就是你说的学校里最会欺负人的小孩他老爸，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学校有小孩说亨利的爸爸是疯子。”我告诉他。我想我那时上四年级，住得够远，让亨利·鲍尔斯可以一再作弄我，总之…现在回想起来，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在学校听过的骂人字眼，例如黑鬼或黑仔，最早都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
“嗯，老实讲，”父亲说，“说巴奇·鲍尔斯是疯子可能不无道理，因为大家都说他从太平洋战区回来之后就不对劲了。他是海军。总之，警长羁押他时，巴奇还大声嚷嚷，说是别人陷害他的，那群人都被黑鬼迷住了。哦，他还说他要控告所有人。我猜那份名单应该可以从这里一路排到威奇汉街。我强烈怀疑他没那么多钱，但他说会告我，告苏利文警长，告德里镇和佩诺布斯克郡，天晓得他还想告谁。
“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呃，我不敢说真有其事，我是听杜威·康洛伊说的。杜威说，苏利文警长去班戈监狱探视巴奇，说：‘现在换你闭嘴听人讲话了，巴奇。那个黑人，他不想控告你。他不想送你进肖申克监狱，只想拿回买鸡的钱。他觉得两百美元应该就够了。’
“巴奇告诉警长说，他宁可把钱塞到地洞里。警长对巴奇说：‘肖申克有一个石灰窑，巴奇，那里的人跟我说只要在石灰窑工作两年左右，舌头就会和莱姆棒冰一样绿。你自己选吧，两年石灰窑或两百美元。你说呢？’
“巴奇说：‘缅因州没有法官会因为我杀了黑鬼的鸡而判我有罪的。’
“苏利文说：‘我知道。’
“‘那你还来鬼叫什么？’巴奇问他。
“‘你最好醒醒吧，巴奇。他们不会为了死鸡而判你有罪，但你杀鸡之后在门上漆了纳粹标志，他们就得把你关起来了。’
“嗯，杜威说，巴奇嘴角垮了下来，苏利文离开牢房，让他自己去想。过了大概三天左右，巴奇叫他弟弟（他这个弟弟两年后酒醉出门打猎，结果冻死了）卖了那辆新的水星轿车。那辆车是他用退伍金买的，可漂亮呢。于是，我拿到了两百美元，巴奇发誓要把我活活烧死，而且到处跟朋友说。后来，有一天下午我遇到了他。他那时开的是战前出厂的老福特，我开皮卡。我在威奇汉街的调车场附近拦住他，拿着我的温切斯特步枪下了车。
“‘老家伙，你要是敢放火，就等着尝尝黑鬼子弹的厉害吧。’我说。
“‘黑鬼，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他说，因为又气又怕声音变得很含糊，‘像你这种黑仔，没资格这样跟白人说话。’
“唉，小迈克，我真是受够了。我知道要是不吓死他，他肯定阴魂不散。当时四下无人，我一只手伸进福特车里抓住他的头发，枪托抵在我的皮带扣上，枪口正对着他的下巴，我说：‘你以后要是敢再叫我黑鬼或黑仔，我就打得你脑袋开花，脑浆从车顶滴下来。相信我，巴奇，你要是敢放火，我就一枪打死你，说不定连你老婆、小孩和白痴弟弟一起解决。我已经受够了。’
“结果他哭了，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丑陋的一幕。他说：‘瞧瞧这是什么世界？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黑…黑…有人在路边拿枪指着一个老实人的脑袋。’
“我应和说：‘是啊，竟然有这种事，真是没天理。但已经无所谓了。重点是我们达成共识了没有？还是你想试试用额头呼吸的感觉？’
“他说他知道了。从此之后，巴奇·鲍尔斯再也没找过我麻烦，除了你的狗奇普先生死掉那次，但我没办法证明是他干的。奇普可能是自己吃到了有毒的东西。
“从那天起，就不太有人招惹我们了。事后回想，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虽然我有时夜里会梦见大火，但话说回来，人生在世有谁不会做噩梦呢？”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下父亲当年告诉我的关于黑点大火的事，结果写了好几天还没写到。我想应该是《魔戒》吧，里头有个角色说过“路路相连到天边”，人能从自家门前走到人行道上，再走到…呃，任何地方。故事也是同样，一个接着一个，也许会朝你所希望的方向走，也许不会。也许到最后重要的并非故事，而是诉说故事的声音。
我记得的当然是他的声音，我爸爸的声音。我记得他声音低沉，吐字缓慢，记得他时而浅笑，时而大笑，停下来点烟斗、擤鼻子或从冰箱里拿一罐纳拉干（他都叫它垃圾干）啤酒。对我而言，他的声音代表了所有声音，所有岁月，是德里在向我说话——不在埃佛斯访谈里，不在那些差劲的德里历史书里…也不在我的录音带里。
我父亲的声音。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图书馆一小时前关门，寒风开始在馆外肆虐。我听见雨雪打在四周窗户上和通往儿童馆的玻璃长廊上的细微声响。我还听见其他动静，在包围着我的灯晕之外，鬼鬼祟祟，窸窸窣窣。我在标准拍纸簿上奋笔疾书，跟自己说那是老房子入睡前的声音…却挥不走一个念头：今晚的暴风雪中，会不会有一个小丑在卖气球？
嗯…算了。我想我终于知道如何言归正传，说出父亲生前告诉我的最后一个故事。我是在医院病房听他说的，六周后他便过世了。
那时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和母亲去医院看他，傍晚自己再去一次。母亲必须待在家里干活，但要求我一定要去。我总是骑脚踏车过去。母亲不准我搭便车，即使孩童谋杀案已经绝迹了四年，她还是不准。
对一个十五岁少年来说，那六周真是难熬。我很爱父亲，却讨厌傍晚去医院探病，看着他生命不断萎缩，脸上的皱纹因为疼痛而增加、变深。尽管他很努力，有时还是忍不住会哭。探病结束，天已经变暗了，而我骑车回家时总会想起一九五八年的夏天，于是不敢回头，生怕看到小丑…狼人…本碰上的木乃伊…或我遇见的鸟。但无论它化身成什么，我最怕看到它的脸是我父亲被癌症折磨得憔悴不堪的脸，因此总是猛踩踏板，哪怕心脏狂跳。母亲看我满脸通红、头发湿透、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会说：“迈克，你骑那么快做什么？你这样会生病的。”我会说：“我想快点回来帮你做家务。”然后她会拥抱我，吻我，说我真是个乖孩子。
探病次数多了，我愈来愈想不出什么话跟他说。每回骑车回到镇上，我都会绞尽脑汁想话题，生怕见面时无话可说。他病入膏肓让我恐惧，让我愤怒，但也令我难堪。无论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死亡应该是一件很快的事。癌症不仅仅是在杀死他，还在折辱他，贬低他。
我和他从来不谈癌症。偶尔无话可说时，我会想这下非谈不可了，除此之外没别的好谈了，就像玩大风吹没抢到椅子的小孩一样手足无措。我会变得几近疯狂，拼命想找话题聊，任何话题都好，免得面对侵蚀我父亲的病魔。想当年，他可是抓着巴奇·鲍尔斯的头发，用步枪抵着对方下巴，要那家伙离他远一点的人！我觉得我们就要谈到那个话题了，不得不谈。要是真的谈了，我一定会哭，绝对忍不住。十五岁的我想到在父亲面前落泪就觉得害怕，比任何事都更让我恐惧和苦恼。
谈话之间的停顿让我害怕，而我就是在某次这样的沉默中又问起父亲关于黑点酒吧大火的事。医院那天给他注射了剂量不小的麻醉药，因为他疼得厉害。他时睡时醒，有时让我觉得他根本是在讲外语。他有时在对我讲话，有时似乎把我看成了他的弟弟菲利。我问他黑点酒吧的事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想到了就问了。
父亲目光锐利起来，脸上露出微笑：“你就是忘不掉这件事，对吧，小迈克？”
“是啊，爸爸。”我说，其实我已经三年多没想起这事了，但还是学他说了一句，“我心里一直惦着。”
“好吧，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他说，“我想十五岁应该够大了，而且你母亲不在，没办法阻止我。我觉得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德里，而你知道这一点，才会小心。德里似乎永远等着发生这种事。你会小心吧，小迈克？”
“会的，爸爸。”我说。
“好，”他将头靠回枕头上，“很好。”我以为父亲又要睡过去了，因为他眯起了眼睛，没想到他却开口了。
“我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在这里当兵的时候，”他说，“山上还没有德里社区大学，只有一间士官俱乐部，就在小卖部正后方。那时在小卖部买一盒绿色好彩烟只要七美分。士官俱乐部就是一间很大的半圆筒状营房，但里面弄得很舒服，除了地毯，还有靠墙包厢和一台投币式点唱机，周末还能买饮料…假如你是白人的话。周六晚上通常有乐队演奏，真的很不赖。因为禁酒令，吧台只供应碳酸饮料，但听说只要你想要…而且军人证上有一颗绿色小星星，感觉很像秘密标记，就能买到烈一点的东西。通常是自家酿的啤酒，不过周末有时能买到更烈的玩意儿。假如你是白人的话。
“我们E连的弟兄当然不能去那里，因此，如果晚上休假，我们就会进城。德里当时还是伐木业重镇，镇上有八到十家酒吧，大多数集中在人称‘地狱半亩地’的地方。不是地下酒吧，他们当不起那么正经的称呼。店里的客人都很冲，当地居民称呼他们是‘瞎了眼的猪’，很形象，因为他们中很多人的行为举止真的很像猪，而且离开时也醉得几乎看不见什么了。郡警长知道，警察也知道，但那些地方还是夜夜喧闹，就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伐木业开始兴盛时一样。我想一定有人行贿，但可能没有一般人想得那么夸张，而且德里人自有一套看法。有些酒吧除了啤酒还卖更烈的玩意儿。白人周五和周六晚上在士官俱乐部买得到劣等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但就我所知，那些酒吧卖的东西比这些好上十倍。私酒用运木浆的卡车从加拿大运过来，而且其实大多数瓶子里装的就是商标上说的东西。好东西很贵，但里头杂质不少，可以让人大醉又不会要了小命，就算真的看不见了也不会持续太久。不管什么时候进酒吧，都得小心酒瓶朝你飞过来。那里有南氏酒吧、天堂酒吧、华丽温泉酒吧、银币酒吧，还有一家叫号角酒吧，有时可以召到妓女。噢，其实你在哪家酒吧都能找到女人，根本不用费力，想换个口味的女人多得是，但对我、特雷弗·道森和卡尔·鲁恩这样的家伙来说，想召妓最好三思而后行，尤其是白人妓女。”
诚如我方才告诉各位的，我父亲那天晕得很厉害。我相信他要是够清醒，绝对不会说起这个，起码不会对自己十五岁的儿子说。
“总之，很快就有一名镇议员来找福勒少校，说他想要谈谈‘军民之间的一些问题’‘选民的关切’和‘社会善良风俗’，其实只是想让少校搞清楚状况。镇上居民不希望黑人阿兵哥上酒吧、骚扰白种女人和喝私酒。只有白人可以到酒吧喝私酒。
“这些指控都很好笑，真的。他们担心白种女人被糟蹋根本是无稽之谈，至于碍着白人男性的路…啧，我只能说我从来没在银币或号角看到过半个镇议员。会去那种酒吧的男人都是穿着红黑方格大外套的伐木工，手上全是伤疤，有的少了眼睛或手指，牙齿几乎都掉光了，身上满是木片、锯屑和树液的味道。他们穿着绿色法兰绒裤子和绿色纯胶胶靴，在地板上留下残雪，弄得地板黑乎乎的。小迈克，他们什么都重。味道重，走路重，说话也重。他们个头就是大。我曾经在华丽温泉酒吧见过一个家伙和别人比腕力，衬衫袖子竟然爆开了。不是撕裂。你可能以为我说的是撕裂，然而不是。是爆开了，袖子烂成了几片。所有人都欢呼鼓掌，有人朝我背上拍了一下，说：‘这才叫比腕力嘛，黑面仔。’
“我要说的是，要是周五和周六晚上离开林子到那些酒吧的瞎猪想喝威士忌、干女人，而不是在树洞里抹猪油打炮，要是那些家伙不想看到我们，他们早就把我们一脚踢出去了。但事实上，小迈克，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
“有天晚上，其中一个家伙把我拉到一旁。他身高一米八，在当时可是他妈的巨人了，他喝得烂醉，闻起来就像一篮烂桃子。我看他就算脱下衣服，衣服也会站着不动。他看着我说：‘先生，我有一件素情想请交你，我说我。你是黑人吗？’57
“‘我是。’我说。
“‘你好！’他忽然用圣约翰谷的法语问候我，听起来像卡真人58在说话，然后咧开大嘴笑了，露出剩下的四颗牙，‘我就知道你是，我啊。嘿！我在书里看见过一个黑人！你和他都有——’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伸手拍拍我的嘴唇。
“‘厚嘴唇。’我说。
“‘对对对！’他说，说完像个小孩一样笑了，接着又夹杂着法语说，‘就是厚嘴存！肥唇！厚嘴存！来，我请你喝啤酒！’
“‘请就请啊。’我说，不想惹毛他。
“他听了又哈哈大笑，用力拍我的背，差点打到我的脸，接着一路挤开其他人走到木纹吧台边。那里挤了得有七十个男人，还有差不多十五个女人。‘给我两罐啤酒，否则我就把这里拆了！’他朝断过鼻子的大块头酒保吼道。酒保的名字叫罗密欧·杜普瑞。‘我一罐，肥唇先生一罐！’他又用法文吼道。说完所有人哄堂大笑，但完全没有恶意，小迈克。
“他拿到啤酒之后给了我一罐，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不想叫你肥唇先生，不好听。’
“‘我叫威尔·汉伦。’我说。
“‘好，我敬你，伟尔·汉人。’他说。
“‘哪里，该我敬你，’我回答，‘你是第一个请我喝酒的白人。’我没有骗他。
“于是，我们把那两罐啤酒喝完之后又喝了两罐。他说：‘你确定你是黑人？除了两片肥唇，你看起来就和棕皮肤的白人没什么两样。’”
我父亲说完笑了，我也是。他笑得太厉害，肚子都疼了。他收起笑容，翻了翻白眼，咬着下唇，露出痛苦的表情。
“需要叫护士来吗，爸爸？”我警觉地问。
“不用…没关系，不会有事的。生这个病最惨的就是再也不能想笑就笑了。但我也没什么机会笑了。”
父亲沉默了片刻，我忽然发觉这是我们头一回差点谈到他的病。也许我们应该多谈谈这些，对我对他都比较好。
他喝了一口水，继续往下说。
“总之，想把我们赶出酒吧的，不是少数会光顾那里的女人，也不是占大多数的伐木工，而是镇议会的那五个老头。他们是真的被激怒了，还有力挺他们的那十几个人。你知道，就是德里的保守派。他们从来没有踏进过天堂或华丽温泉酒吧半步，都在当时位于德里高地的乡村俱乐部喝酒，却极力不让E连的黑鬼阿兵哥污染地下酒吧和酒馆。
“福勒少校回答说：‘我根本不想让他们待在这儿。我一直觉得这是工作疏忽，他们应该被送到南方或新泽西才对。’
“‘那不是我的问题。’那老家伙说。一个姓米勒的，我想他叫——”
“萨莉·米勒的父亲吗？”我惊讶地问。萨莉·米勒是我高中同学。
父亲咧了咧嘴，笑容有些苦涩：“不是，是她伯伯。萨莉·米勒的爸爸当时在外地念大学。但要是他人在德里，我想他也会站在他哥哥那一边。你如果怀疑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我可以告诉你，特雷弗·道森听到过差不多一样的对话。他那天去帮那些大官拖地板，一字不漏全听到了。
“‘政府要把黑鬼送去哪里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米勒对福勒少校说道，‘我的问题是你周五和周六晚上允许他们去哪里。要是让他们继续在镇上闲晃，肯定会出事的。德里可是有白礼军团的，你知道。’
“‘但我这里也有一点状况，米勒先生。’福勒少校说，‘我不能让他们待在士官俱乐部，那不仅违反黑人不能和白人一起喝酒的规定，而且他们不该待在那里。那是士官俱乐部啊，您知道。那些黑人小伙子只是大兵而已。’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我只相信一点，就是你会搞定这事。干到这个位置，就该负起责任。’说完他就走了。
“福勒少校果真把问题搞定了。德里陆军基地当时虽然没有什么建筑物，但占地非常辽阔，总计超过一百英亩，往北直到西百老汇边缘，中间隔着一道草坪。现在的纪念公园，就是黑点酒吧当年的所在地。
“那地方在一九三〇年年初还只是个老旧的征用库房，但福勒少校召集所有E连弟兄，告诉我们那里以后就是‘我们的’聚会之所，语气好像他是漫画《小孤女安妮》里头的瓦巴克老爹一样。说不定他真的那样认为，觉得自己施舍了一个地方给黑人阿兵哥，即使那只是个库房。说完他好像不当回事似的补了一句，说以后不准再去镇上的酒吧。
“我们都很不爽，但又能怎么办？我们又没实权。连里一名年轻弟兄，一个名叫迪克·哈洛朗的伙房兵建议大家，说只要好好整理，说不定能把那地方弄得不错。
“于是我们真的将那里好好整理了一番。整体上结果很不错。我们头一回走进那地方，感觉很丧气，因为里头又暗又臭，到处是旧工具和发霉的装纸的箱子，只有两扇小窗，没有接电，地板上都是灰尘。我还记得卡尔·鲁恩恨恨地笑了一声说：‘少校那小子还真奇葩，对吧？说什么送我们一个俱乐部。我呸！’
“后来死在那场大火里的乔治·布兰诺克说：‘没错，我得说这里还真像个黑点。’酒吧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不过，真正的推手是哈洛朗…哈洛朗、卡尔还有我。我想上帝应该会原谅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他知道我们根本不晓得日后会发生什么。
“没多久，连里其他弟兄也加入了。德里大多数地方都成了禁区，他们也没有什么选择。我们敲敲打打，清洁打扫。特雷弗·道森是木工高手，他教我们怎么在墙上凿窗户。阿兰·斯诺普斯更是好样的，找来一堆窗玻璃，什么颜色都有，既像彩虹玻璃，又像教堂那种彩绘玻璃，混在一起。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问他。阿兰是连里最年长的人，大约四十二岁，所以我们都叫他斯诺普斯老爹。
“他塞了一根骆驼烟到嘴里，朝我眨了眨眼睛，说：‘夜间征收。’说完就不再多说。
“总之，那地方整理得很不赖，我们到了盛夏就开始在那儿混了。特雷弗·道森和几名弟兄在后半部做了隔间，设了一个小厨房，不过只有烤炉和两个油炸槽，想吃汉堡和薯条的时候可以弄来吃。墙边有一个吧台，但只放汽水和纯真玛莉之类的饮料——去，我们还真识相。我们不就是这样被教导的吗？想喝烈的，就得偷偷地喝。
“地板还是很脏，但我们油上得不错。特雷弗和斯诺普斯老爹引来一根电线，我想又是夜间征用。到了七月，周六晚上走进那里坐下来喝可乐、吃汉堡或卷心菜沙拉热狗。感觉很棒。那地方一直不算真的完工，大火之前我们还在装修。我们已经做习惯了…也可能是为了报复福勒、米勒和镇议会。但我想，从我和艾佛瑞特·麦卡斯林挂上‘黑点’招牌的那个周五晚上起，我们就知道这地方是我们的了。招牌下头写道：E连和其他弟兄。你知道吗，那感觉就好像专属俱乐部一样！
“我们把酒吧弄得很棒，棒到白人开始抱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白人的士官俱乐部开始加码，新增了特别区和自助餐厅，似乎想要和我们一较高下，但我们根本不想和他们比。”
父亲躺在病床上对我微笑。
“我们都很年轻，只有斯诺普斯例外，但我们并不笨。我们知道白人不介意我们和他们比拼，但只要我们领先了，就会有人打断你的腿，让你跑不下去。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想要的，那就够了。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父亲皱起眉头，沉默下来。
“什么事，爸爸？”
“我们发现连里弟兄可以组成一支不赖的爵士乐队，”他缓缓说道，“马丁·德维洛下士会打鼓，艾斯·史蒂文森会吹短号，斯诺普斯老爹弹新奥尔良爵士钢琴弹得不坏，虽然够不上行家，但感觉还不赖。还有一位弟兄会吹竖笛，乔治·布兰诺克会吹萨克斯。其他弟兄也会不时加入，有的弹吉他，有的吹口琴或单簧口琴，甚至在梳子上放一张蜡纸这样吹。
“事情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你知道，但到了八月底，每周的周五和周六晚上，黑点就会有精彩的迪克西兰爵士音乐。秋天来临的时候，那些弟兄表演得愈来愈好。尽管始终不够完美——我不希望你以为他们很厉害——但他们的演出很不一样…就是很有热力…很…”他举起瘦巴巴的手，在棉被上挥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