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了一条干净的抹布（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温暖）回到浴室。清理之前，她把硬橡皮塞塞进排水孔。血还是新的，很容易清理。她沿着自己刚才走过的路，将塑料地板上硬币大小的血迹擦掉，接着将抹布洗好、拧干，放在一旁。
她又拿了一条抹布清理父亲的卷尺。血很浓、很稠，有两处沾了发黑的血块，触感很像海绵。
虽然卷尺只有一两米沾了血，但贝弗莉还是从头到尾清理了一遍，除去所有污垢。擦完之后，她将卷尺放回水槽上方的橱柜，将两块沾血的抹布拿到公寓后面。杜雍太太又在吼吉姆了，一字一句骂得清清楚楚，有如钟声回荡在闷热的午后。
后院空荡荡的，除了泥土和杂草，就只有晒衣绳和一台生锈的焚化炉。贝弗莉将抹布扔进炉子里，在后院台阶上坐下来。泪水不由分说，忽然夺眶而出。这一回，她不再压抑自己。
贝弗莉双手抱膝，头抵着手臂哭泣。杜雍太太叫吉姆别站在马路中间，还是他想被车撞死？
德里：插曲之二
我曾目睹自己酿成的悲剧。
——罗马诗人维吉尔
人不能拿无限开玩笑。
——电影《残酷大街》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我才刚松了一口气，结果上周又发生了两起失踪案，都是孩子。一个是十六岁的男孩丹尼斯·托里欧，另一个小女孩才五岁，失踪前正在西百老汇家中后院玩雪橇。女孩母亲找到了雪橇（蓝色飞盘状的玩意儿）却没看见女儿，快急疯了。案发前一晚才下了雪，大约积了十厘米。我打电话给拉德马赫警长时，他说只找到了女孩的足迹。我想他对我是愈来愈不耐烦了。不是那些让我晚上睡不着的东西，我遇到了更糟糕的，不是吗？
我问他可不可以看一下警方的搜证相片，他拒绝了。
我问他小女孩的脚印是不是指向排水沟或下水道口，之后是漫长的沉默。接着他说：“汉伦，我开始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了？专治脑袋的医生。那个女孩是被她父亲带走的，你不看报纸吗？”
“托里欧家的小孩也是被父亲带走的？”我问。
又是漫长的沉默。
“饶了你自己吧，汉伦，”他说，“也饶了我吧。”
说完他就挂断了。
我当然看报纸了。每天早上将报纸放到图书馆阅览室的人不就是我吗？失踪的女孩名叫劳丽·安·温特巴格。一九八二年春天，她父母激烈的离婚诉讼结束后，小女孩就由母亲监护。霍斯特·温特巴格目前应该在佛罗里达做机械维修方面的工作。警方的推论是，霍斯特从佛罗里达一路开到缅因，把女儿抓走了。他们认为霍斯特将车停在屋前，喊了他女儿，小女孩听话上车，因此地上只有女孩的脚印。但警方完全不提另一个事实，那女孩两岁之后就没见过她父亲了。当初离婚官司会打得那么激烈，一个原因就是温特巴格太太指控丈夫至少猥亵过女儿两次。她要求法院禁止霍斯特探视女儿。虽然霍斯特激烈否认自己曾猥亵过女儿，法院还是支持了母亲的请求。拉德马赫认为，法院的裁决让霍斯特完全无法接触独生女儿，可能导致他下手绑架。这个讲法还算有一点说服力，但我请问各位：劳丽三年没见过父亲，有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听他喊她就跑过去吗？拉德马赫说有可能，即使劳丽上一回见到父亲时才两岁。但我认为不可能。而且劳丽的母亲也说她把女儿教得很好，不会随便靠近生人或和他们交谈。在德里镇，大多数小孩很早就学会这一点。拉德马赫说他已经要求佛罗里达警方追查霍斯特的下落，他能做的到此为止。
“监护权的事情归律师管，不是警察。”那个脑满肠肥的自大浑球在周五的《新闻报》上这么说。
但托里欧家的男孩…完全不一样。他家庭幸福美满，是德里高中美式足球队队员，又是优等生，一九八四年参加拓展训练学校的求生夏令营，以高分过关，没有嗑药，有女朋友，而且显然为她痴狂。他有大把理由活下去，有大把理由待在德里，至少再待两年以上。
而他竟然离开了。
他到底怎么了？是突然生出浪迹天涯的冲动，还是被酒驾司机撞死，掩埋尸体好湮灭证据？或者他其实还在德里，只是隐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和贝蒂·里普森、帕特里克·霍克斯泰特、爱德华·科克兰及其他孩子为伴？还是【right】（稍后）
我又开始了。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毫无建树，只是把自己逼到疯狂边缘。只要通往书架区的铁楼梯一响，我就吓得半死，只要瞧见一点阴影就心惊胆战。我发现自己常常在想，要是我推着橡胶轮推车把书放回架上时，突然有一只手从两排书中间伸出来抓我，我会有什么反应。
这天下午，我又差点克制不住冲动，打电话给他们。我甚至已经拿着斯坦利·乌里斯的号码，拨了亚特兰大的区号404。我抓着话筒问自己，打给他们是因为我很有把握，百分之百确定，还是因为太害怕，不想独自承担，得找一个知道（或能理解）我在害怕什么的人谈谈。
我仿佛听见理查德用香草胖球先生的声音说，批货？批货？先生，我们不需要批什么鸟货！清楚得好像在我面前说话一样…于是我挂了电话。谁要是像我想见理查德那样想见一个人，肯定得怀疑自己的动机，因为人最会对自己说谎。事实上，我依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如果再有人丧命，我一定会打…但目前这种情况，就算拉德马赫再胡扯，我也得假设他有可能是对的。小劳丽可能记得她父亲，家里可能有他的相片。而且我想，真的很会说话的大人是有可能将小孩骗上车的，即使小孩被教得很好也一样。
我还害怕另一件事。拉德马赫说我可能快疯了。我不这么认为，但要是我现在打电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疯了。更麻烦的是，万一他们不记得我了怎么办？迈克·汉伦？谁啊？我不记得认识一个叫迈克·汉伦的人。我根本不记得你。什么承诺？
我感觉打电话的时候还没到…如果到了，我一定会知道，而他们的回忆线路也会同时恢复，就像两个巨轮以惊人之力缓缓靠近，一边是我和德里镇，另一边是我的童年玩伴。
时间到了，他们就会听见乌龟的声音。
于是我等待，迟早我会知道时候到了。我认为问题不是要不要打电话给他们。
是什么时候打。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
黑点酒吧失火了。
“迈克，商业部就是爱篡改历史，这又是个绝佳的例子。”要是艾伯特·卡森依然在世，应该会这么跟我说，或许边说边笑，“他们会那么做，而且有些时候几乎得逞了…但老一辈的人会记得事情的经过，他们不会忘记的。只要你用对了方法，他们有时就会开口。”
不少住在德里镇二十年的老居民压根不晓得旧陆军航空基地曾经有一个士官专用的特殊营房，离基地其他设施足足有八百米远。每到二月中旬，气温降到零度左右，时速六十五公里的强风扫过跑道，风寒效应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多走那八百米路可能让你冻僵、冻伤，甚至丧命。
其他七个营房都有煤油暖气、防风窗和绝缘设备，里头又暖和又舒服。特殊营房住了二十七名E连士官，却只有一个不太管用的老旧柴炉，柴火还得靠自己捡拾，所谓的绝缘设施也只是在外墙铺一些松树和云杉的枝干。其中一名士官某天帮营房装了全套的防风窗，之后全连就到班戈的基地去干活，忙到晚上才回来。他们又累又冷，却发现所有窗子都破了，一扇不剩。
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事。当时半数美国空军驾驶的还是双翼飞机，但比利·米切尔坚持进行空军现代化，最后惹恼了上级，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上级在华盛顿狠狠修理了他一顿，经过军法审判，将他丢到内勤去“飞办公桌”。米切尔不久后就申请退役了。
因此，尽管德里基地有三个跑道（只有一个铺设完全），飞机出勤却少得可怜，大部分任务都只是没事找事。
其中一名E连士兵一九三七年退役后回到德里，那人就是我父亲。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一九三〇年春天，大约是黑点酒吧失火前半年，我和四名弟兄拿到三天休假到波士顿玩。收假那天经过大门，看见一个大个儿站在检查哨内侧，身体倚着铲子，用手将粘着屁股的卡其裤拉开。他是中士，从南方来的，头发和红萝卜一样红，满嘴烂牙，一脸青春痘，简直就像一头无毛猩猩。你知道我的意思。大萧条时期，部队里一堆这种人。
“我们走进大门，四个刚收假的年轻人，心情好得很。但我们从他眼神里看得出来，他很想找我们的碴儿。因此我们马上立正敬礼，好像他是‘黑杰克’潘兴将军似的。我以为我们应该不会有事，但那时候是四月下旬，天气又好，阳光普照，我忍不住开口说了一句：‘午安，威尔森中士。’结果被他用两脚重重地踩了一下。
“‘我准许你跟我说话了吗？’他说。
“‘没有，长官。’我说。
“他看了看其他三名弟兄，特雷弗·道森、卡尔·鲁恩和亨利·威特森——他们那年秋天都死在酒吧大火里——对他们说：‘这聪明的小黑鬼惹到我了，你们几个黑炭要是不想和他一样干一下午苦工，就立刻回营房放下东西，然后去找值班军官报到，听懂没有？’
“于是他们转身离开，威尔森大吼：‘跑步去，你们三个浑球！让我看到你们的鞋底！’
“他们赶紧跑开了。威尔森拽着我到装备区，拿了一把圆锹给我，接着把我带到那块大空地上，就是之前西北航空空中巴士停靠区那一带。他看着我，咧开嘴，指着地上说：‘看到那个坑了没有，黑鬼？’
“地上根本没有坑，但我想最好还是顺着他，便低头看着他手指的方向，说我看到了。他捶了我鼻子一拳，将我打倒在地，鲜血顺着衬衫流下来。那是我最后一件干净的衬衫。
“他对我咆哮：‘你没看到坑，是因为某个大嘴巴浑球把它填起来了！’他脸颊绯红，咧嘴大笑，显然扬扬得意。‘所以你该怎么做呢，午安先生？你该把土从坑里弄出来，马上！’
“我挖了快两小时，就快挖到下巴那么深了。最后半米左右是黏土，等我挖完，坑里的水已经淹到脚踝，我鞋子湿透了。
“威尔森中士说：‘爬出来，汉伦。’他坐在草地上抽烟，不肯拉我一把。我浑身上下都是泥巴，脏得要命，更别说卡其制服上还沾了没干的血。他起身走过来，指着那个坑。
“‘你看到什么了，黑鬼？’他问我。
“‘一个坑，威尔森中士。’我说。
“‘嗯，没错，但我现在不要它了，’他说，‘我不想要黑鬼挖的坑，把土填回去，阿兵哥。’
“于是我又把土填回去。等我忙完，太阳已经下山了，气温愈来愈低。我拿起圆锹将最后一铲土敲平，他走过来检查。
“‘你看到什么了，黑鬼？’他问。
“‘报告长官，一堆土。’我说，说完他又揍了我一拳。老天，小迈克，我差点就从地上跳起来，用圆锹把他脑袋劈成两半。但我要是那么做，就再也见不到天空了，只能隔着牢房往外看。不过，我事后好几次都觉得应该那么做，但我当时总算克制住了冲动。
“‘那才不是一堆土，你这个猪脑大白痴！’他对我大吼，口水四溅，‘那是我的坑！你最好立刻把土铲出来，快点！’
“于是我又把土从坑里挖出来，然后再次填满。他问我为什么把坑填满，让他没办法大便，所以我又把土挖出来。他脱下裤子，露出瘦巴巴的双腿和发红的屁股，一边拉屎一边抬头对我咧嘴笑，说：‘汉伦，你还好吧？’
“‘报告长官，我很好。’我立刻回答，我决定咬牙硬撑，直到我晕倒或死掉为止。我压抑着心里的愤怒。
“‘好，我来安排。’他说，‘首先，你最好把坑填满，列兵汉伦。而且你最好勤快点。你动作变慢了。’
“所以我又开始填土。我看他笑的样子，知道这才刚开始。但这时他一个朋友拿着煤气灯过来，告诉他营区有人来突击检查，他错过了。我的弟兄帮我掩护，所以我没事，但威尔森的伙伴（如果他有伙伴的话）都懒得帮他。
“于是他放了我。隔天我等着看惩戒名单上出现他的名字，可惜并没有。我猜他一定和少尉说他在教训一个伶牙俐齿的黑鬼，所以错过了检查，说德里基地的所有坑洞都是那个黑鬼挖的，挖好的和还没挖的统统是。上级搞不好颁发奖章给他，而不是叫他去削马铃薯皮。我们E连的人在基地就是这种命。”
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大约是一九五八年。我想他当时已经快五十了，但我母亲才四十岁左右。我问他，既然德里那么不友善，他干吗回来？
“唉，小迈克，我十六岁就入伍了，”他说，“我是谎报年龄才进去的，而且不是我的主意，是你奶奶吩咐的。我当时个头不小，我猜正是因为这样，谎言才没被戳破。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伯高出生长大，只有等烟草卖出去了，或是我父亲冬天猎到浣熊或负鼠，我们才吃得到肉。关于在伯高的生活，我唯一记得的好东西就是周围摆满玉米饼的负鼠派，真是美极了。
“你爷爷因为农场机械意外过世之后，你奶奶就说要带着菲利·路博德到柯林斯投靠亲戚。菲利·路博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你是说菲利叔叔吗？”我问。想到大家都喊他菲利·路博德，我就觉得好笑。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塔克森市当律师，还当了六年市议员。我小时候以为菲利叔叔很有钱。在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黑人，我想他算有钱的吧，当时他的年薪是两万美元。
“就是他，”我父亲说，“但他那时还是个十二岁的毛头小子，头上戴着卷烟纸做的水手帽，套着围兜，光着脚丫子。他是老幺，我是倒数第二个孩子，其他几个都离家了：两个死了，两个结婚了，一个在牢里。坐牢的那个哥哥叫霍华德，从小就没干过正经事。
“‘你去参军，’你奶奶雪莉对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发薪水，但只要他们开始发薪水，你就得按月寄钱回家。我不想把你送走，孩子，可是你如果不照顾我和菲利，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她把我的出生证明给我，要我拿给征兵官。我发现上头的日期已经改了，我变成了十八岁。
“所以我就到法院大楼去找征兵官，跟他说我要参军。他把表格给我，指着签名栏要我签。我说：‘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哈哈大笑，脸上一副怎么可能的表情。
“‘好了，小黑仔，赶快签名吧。’他说。
“‘等一下，’我回答说，‘我想问几个问题。’
“‘说吧，’对方说，‘你问什么我都能回答。’
“‘军队里每周吃两次肉吗？’我问，‘我妈说的，所以她硬是要我参军。’
“‘不是，部队不是每周吃两次肉。’他说。
“‘唉，我想也是。’我说，心想这家伙虽然讨厌，起码很诚实。
“没想到那人接着说：‘部队每晚都有肉吃。’我惊讶刚刚自己怎么会觉得他很诚实。
“‘你以为我是白痴，对吧？’我说。
“‘你说对了，黑鬼。’他说。
“‘还有，我入伍之后就得照顾妈妈和菲利·路博德，’我说，‘我妈说那叫薪水。’
“‘就是这个。’他用手指敲了敲薪水单说，‘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呃，’我说，‘我要受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变成军官？’
“我话还没说完，他已经开始仰头大笑，我觉得他都快被口水呛到了。笑完后，他说：‘孩子，部队要是让黑鬼当军官，耶稣都会到酒吧跳牛仔舞了。好了，你到底签不签？我已经没耐性了。还有，你把这里弄得臭死了。’
“所以我就签了。他将我的薪水单和召集令订在一起，然后带着我宣读誓词，说完我就变成军人了。我以为他们会送我到新泽西，因为当时没战争，部队都在那里搭桥，没想到却被分到缅因州德里镇的E连。”
他叹了口气，硕大的身躯在椅子上动了动，蜷曲的白发贴着头皮。那时，我们家在德里有挺大一块地，而且还摆路边摊，可能是班戈以南最棒的。我们一家三口很勤勉，收获时会另外请人帮忙，生活过得还不错。
他说：“我会回德里镇，是因为我南方北方都跑遍了，发现种族仇恨到哪里都一样，不是只有威尔森中士会那样。他只是个佐治亚州来的浑球，随身带着南方那套。他不是跨过宾州和马里兰州的州界才开始讨厌黑鬼。他到哪里都讨厌黑鬼。也不是黑点酒吧的大火让我发现了那一点。你知道，小迈克，从某方面来说…”
他瞄了我母亲一眼。我母亲正在编织，没有抬头，但我知道她正竖耳倾听，我想我父亲也知道。
“从某方面来说，是那场火让我变成了真正的男人。火灾死了六十人，其中十八个是E连的弟兄。火灾之后，我们连几乎瓦解了。亨利·威特森、斯托尔克·安森、阿兰·斯诺普斯、艾佛瑞特·麦卡斯林、霍尔顿·萨托里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都死在那场火里。纵火者不是威尔森中士和他那群死党，而是缅因白礼军团的德里分部。儿子，你们学校的某些孩子，当年就是他们的老爸点火烧了黑点酒吧。我说的不是那些穷人家的小孩。”
“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放火？”
“呃，因为这就是德里镇。”父亲皱着眉头说，他缓缓点着烟斗，将火柴摇熄，接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解释，却又一点也不意外。
“你知道，白礼军团就是北方版的三K党，一样穿白袍，烧十字架，写下充满憎恨的涂鸦。他们认为黑人占了白人的车站，抢了白人的工作。他们有时会在宣扬黑白平等的教会里安置炸药。大多数历史书只讲三K党，很少提白礼军团，许多人根本不晓得有这种组织。我猜可能因为这些书大多是北方人写的，他们觉得丢脸，所以没写。
“白礼军团在大城市和工业区最盛行，纽约、新泽西、底特律、巴尔的摩、波士顿和朴次茅斯之类的地方都有分部。他们在缅因州尝试过，但只在德里镇发展起来了。哦，刘易斯顿有一阵子也很猖獗，大概就是黑点酒吧失火那时候。不过，那里的人并不担心黑人强暴白人妇女，也不怕白人的工作被抢走，因为那里根本没有黑人。他们担心的是游民和流浪汉，那些绰号‘补助金军团’的家伙会和所谓的‘共产流氓军’，也就是失业者，沆瀣一气。通常只要有这种人进城，就会被白礼军团赶走，甚至在他们裤子里塞毒漆藤，或点火烧他们的衬衫。
“不过，黑点大火之后，白礼军团在德里就衰落了，因为情况失控了，你知道。这地方似乎就是这样，有时候。”
他停下来，吐了几口烟。
“小迈克，那种感觉就像白礼军团是一粒种子，在这里找到了沃土。它是有钱人的俱乐部。大火之后，他们互相掩护，为彼此说谎，将整件事情盖了过去。”父亲的语气中浮现一股怨毒，母亲皱着眉毛抬起头来。“毕竟死的是谁？不过就是十八个黑鬼阿兵哥，十四五个当地黑鬼，外加爵士乐团的四名黑人…还有一堆喜欢黑人的家伙，算得了什么？”
“威尔，”母亲轻声说，“别再说了。”
“不要，”我说，“我要听！”
“该上床睡觉啦，小迈克。”父亲用粗糙的大手摸摸我的头说，“我只有一点要补充，但我想你应该听不懂，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太能理解。那晚发生在黑点酒吧的事情虽然惨…但我不认为原因只是‘我们是黑人’，甚至不是因为酒吧紧邻西百老汇，有钱的白人从以前到现在都住在那里。白礼军团在德里镇会这么猖獗，我认为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比波特兰、刘易斯顿和布朗斯威克的人更憎恨黑人和游民，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我感觉，坏事、伤人的事在这块土地上特别容易发生。这些年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