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就有了他临走前一次处分十几名领导干部的事。
有人说：“真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不知怎么想的。”
有人说：“发神经，不按常理出牌了！”
于是，就有了那些匿名实名的诬告信。
市里有一条路叫正义路，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一位南方房地产开发商买下了一块地皮，准备建中俄商贸城。他来头不小，有北京的高官给省领导写信，让给予关照，还出席了奠基典礼，亲自剪彩。省里建议周秉义不要介入此事，配合就是了，也就是说，将那项目定为由省里亲自抓的重点招商项目。正义路上被挖出一处三五米多深的大坑后，周秉义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正义大坑”四个字首先出现在本市报纸上，开发商并没按当初合同约定，兑现对拆迁户的承诺，拆迁户们便一次次集体维权上访。报社进行了深度报道，压力重重却也体现了一种“正义石”的担当。周秉义看了报道，及时约见了总编辑。也正是在那次约见中，他对总编辑的风骨十分欣赏。总编辑认为，如果连拆迁赔偿都不能按合同兑现，证明开发商没有诚信，资金实力更成问题。果然，本市各家银行的头头们也纷纷向他请示：开发商与他们拉关系，希望贷款，因为数额巨大，都不敢擅自做主，请示市委书记究竟该怎么做？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批复暂缓贷款，以免遭受更大损失，并亲自前往省里做了汇报。他认为，不排除这是一起欺诈事件，或者对方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如果玩砸，银行必定吃大亏，拆迁户们还得继续闹访。省里极为重视，主管领导约见了开发商，当面严肃质询，要求尽快解决。开发商信誓旦旦，声称绝不玩“空手套白狼”，更不会携款外逃，他们自有资金很雄厚，只是一时周转不过来才动了贷款的念头。
以后几个月，工程没有进展，接连几场暴雨后，“正义大坑”水满成患，竟有少年失足滑入，幸被及时救起，未出人命。
周秉义不能坐视不管。周边居民怨声载道，民间议论纷纷。他估计省里也有难言之隐，便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质疑其中或有腐败交易。正因为如此，中纪委因“正义大坑”之事前来，当然希望能在此事的发生地而不是在北京见到周秉义。
中纪委、省纪委的同志一块儿来到“二招”，与周秉义共进晚餐。之后，与他的谈话进行到了半夜。倘未发生小宋跳楼之事，谈话可能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小宋是由办公厅两名年轻同志陪着吃晚饭，他们年龄都差不多。两名办公厅的同志没别的任务，主要是别让小宋出什么意外。万副主任认为小宋当然也最好住“二招”，如果有什么需要核实的事，找他方便。万副主任的考虑可以说很周到，但小宋却越发惴惴不安。他看出来了，两名陪自己吃饭的人，也是监管自己的人。事实如此，那两个年轻人根本装不出来。小宋的表情一紧张兮兮，那两人便也有了压力，更觉责任重大。离开餐厅时，其中一个说要与小宋住在一起。
不管小宋的感受如何，那两人中的一个就跟着直接进了他房间。
而小宋一进房间就去上厕所。厕所有窗，他一进厕所就从窗口跳了下去。
周秉义穿着睡衣吸着烟，坐在沙发上焦虑地守在电话旁，直至万副主任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幸好是二楼，小宋并无大碍，只不过摔断了一条腿。
周秉义上床时快两点了。
第二天上午，他陪中央纪委和省纪委的同志去了自己曾主政的那座城市，约见各银行的头头们、拆迁户代表及开发商公司的留守人员——老板跑回北京去了，开发商公司只剩下了几名留守人员。随后，他们一行人又去了“正义大坑”现场考察，拍照取证。
几天后，中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正义大坑”项目的工作总算结束，周秉义去医院看了一次宋秘书。他有些犹豫，想去看源于感情，因为小宋毕竟跟了自己三年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想去看是因为小宋一闹出跳楼事件，见面后他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还是感情因素占了上风。
小宋一见他就哭了，他更不知说什么好了。
小宋问：“您没什么事吧？”
他说：“我能有什么事啊，只不过配合一下调查。”
小宋说：“您没什么事，我就放心了。”
他说：“你这个样子，倒让我很不放心了。”
小宋又哭了，边哭边问：“那我以后可该怎么办呢？”
他说：“你如果面临工作性质转变的话，建议你找一下我妹夫蔡晓光导演吧。他是搞文艺的，朋友多。”实际上，他是想含蓄地提醒小宋，他已不适合再在党政机关工作了。
小宋自然不笨，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无助地请求他：“那您留一封给蔡导的信吧。”
他说：“那就不必了吧，我今天可能见到他。我们是自家人，用不着写信。”
周秉义想在小宋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给他留一条后路，却也不愿留下对自己秘书关照有加的字据。小宋如果不闹出那样的事来，他帮小宋的途径还会多几条，但小宋的事已成了沸沸扬扬的新闻，他爱莫能助，只有请妹夫将小宋临时收罗了。
周秉义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去看弟弟秉昆。
秉昆已经出院，在家休养，医药费都是蔡晓光掏的。
周秉义无专车可坐，万副主任为他安排了一辆车。他不仅见到了弟弟，还见到了妹夫蔡晓光——蔡晓光率领一干人马正在那破房子里拍戏。
蔡晓光说：“我戏里需要这么一处歪墙破壁、是家又不像家的场景，秉昆这儿完全可以。我们省得布景，他还能收一笔场地占用费，双方都有利。”
秉昆家经过一番破坏性“改造”，变得更糟糕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抱着个假孩子在反复背几句台词，关铃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很投入地看剧本，认真体会着自己的角色，准备随时入戏。秉昆则横坐窗台上，背靠着一边窗框，漠然地瞧着。
秉义刚进屋时没看到弟弟在哪儿，疑惑地问蔡晓光：“秉昆呢？”
蔡晓光指着窗台说：“那儿。”
秉义这才看到了胡子拉碴的弟弟，而弟弟虽也看到了他，却并没从窗台上下来，目光跟瞧着别人时一样漠然。
秉义小声问：“他没事吧？”
晓光说：“没事，就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了，缓缓就好。”他又背对着秉昆小声说：“我把几场戏挪到这儿来拍，也是为了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对他有好处。”
周秉义把蔡晓光扯到小院里，先交代了几句小宋的事。
晓光说：“既然是给你当过秘书的人，我这儿兜个底没问题，只要他瞧得起我，一时失业了就来打打杂呗。”
秉义接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他手里，说是为弟弟出的医药费。
晓光哪里肯接！反过来又往秉义兜里塞。
秉义退后一步，严肃地说：“你必须收下！你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人对父母和弟弟妹妹应尽的责任义务差不多全尽了，相比起来，我这个长子做得连个女婿都不如。收下吧，否则我心里只有羞愧了！”
晓光这才红着脸将信封揣起来，转身朝屋里喊：“秉昆，别装没看见你哥，出来一下！”
于是，秉昆也到小院里来了。
“我得进屋给演员说戏，你俩先聊着。”晓光说罢进屋去了。
兄弟二人互相注视着，一时无语。
秉义突然将弟弟抱住，心疼得直想哭。
秉昆任凭哥哥抱着，还是不说话，也没任何亲热反应。
秉义说：“自从你入狱，我只在头几年看过你两次。”
秉昆低声说：“是的。”
秉义说：“咱哥俩十来年没见了。”
秉昆又低声说：“是的。”
秉义说：“哥一进屋就看见窗台上坐着个人，没认出是你。”
秉昆说：“你一进屋，我就认出你了。”
“哥待不了多一会儿，说走就得走。”
“明白。”
“哥调北京了，以后你嫂子也得随我走啊。”
“听说了。”
秉义又想抱抱弟弟。
“刚才亲热过了。”秉昆不情愿地一躲。
关铃出来了，给了秉义一杯热水。秉义口渴，很想喝，水太烫，又喝不成，只得捧着杯子和弟弟说话。
“楠楠的骨灰接回来以后，哥的意思是，安置在爸妈的墓旁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爸妈的墓旁没地方了。”
“那就连爸妈的墓也转移一下。只有那样才好，必须那样。那样了，以后咱们去看爸妈，也能为楠楠扫墓了。”
“可……那要花不少钱……”
“钱的事你别操心，有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呢。”
“我听哥的。”直到此时，秉昆口中才说出了一个“哥”字。
“碑文你打算怎么写？哥的意思是，他既是你和郑娟的长子，也是爸妈的长孙。如果碑文这样写——‘在此处陪伴着我们父母的，是我们父母的好长孙’落款依次是你和郑娟、我和你嫂子、你姐和你姐夫……你看行不？”
“为什么要那样？”
“哥不愿只以你和郑娟的名义立碑，你们去一次伤心一次。按哥的想法，那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
“那样，是不是字太多了。字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
“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装作不知道过吗？”秉义有点儿激动了。
“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那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说闲话……”
“秉昆，看来你还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和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
“我不要那光荣……不要，我要他活着才好……”秉昆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秉义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了。
秉昆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而在他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闸不住悲痛的“库容”了。
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
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别哭了，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但是，不好的事已经发生了嘛……”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铃们也都跟了出来。
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一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则。
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则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消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他表示感谢，龚维则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则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
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
龚维则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谊，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昆家了，便驾车赶来。
他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
蔡晓光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你还是早点儿走吧。你看你一来，搞得秉昆号啕大哭，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又会引来什么人，我的戏甭想拍了。我是在抢档期赶进度啊！再说秉昆也会烦的，他家一切事，我负责了，你就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秉昆，记住哥的话，那哥走了啊！”
秉义拔脚而去。
秉昆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则——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则了，龚维则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
龚维则与秉昆和晓光寒喧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地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
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别忘了给我照片啊！”
晓光比画着也大声说：“给你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晓光跟他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儿龚宾与秉昆的关系，抑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晓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晓光为“自己人”。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
龚维则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
秉义说：“好意我心领了，但真的没必要，省委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啊。”
龚维则说：“让那辆车回去嘛！总想和你聊聊，也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这机会，咱俩车上也可以聊聊啊。”
秉义说：“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驻外，以后机会还很多。”
龚维则说：“那太不同了。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
秉义笑道：“行，听你的。”
龚维则熟悉省委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
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
秉义惊讶地问：“你怎么也来了？”
万副主任说：“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儿事拖住了我，现在处理完了。”
秉义歉意地看看龚维则。
龚维则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龚维则一张名片。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龚维则是正处级，龚维则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拒绝：“那不行。”
“不行？”龚维则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对，不行。”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
龚维则想继续争取。
万副主任打断道：“龚副局长，别认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领导嘱咐了，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和我一样。”
龚维则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
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龚维则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儿好笑。
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
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该走了，请您先上我的车。”
龚维则紧接着说：“那我的车在前边，好为你们开路。”他的车上有警笛。
秉义坐上省委办公厅的车后，对龚维则说：“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别拉警笛啊。”
“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啊。对吧，秉义同志。”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龚维则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秉义只得附和道：“是啊，是啊。”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妈妈。
万副主任问：“那位龚副局长，他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秉义想了想说：“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咱俩接触得多。”
万副主任说：“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每次去看她老人家，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聊起来没完，小万小万地亲亲热热叫我。天暖和的季节，她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她的轮椅，坚待把我送到院门口。哎，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所见的情形嘛！你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秉义说：“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地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你岳母那人真好，虽然对革命劳苦功高，却从没摆过老革命的架子，我很怀念她。”
“我更怀念她，她基本上是你说的那样，偶尔也喜欢摆摆老资格。”
“完全可以理解。”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人间自有真情在。”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
遇到一处红灯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有件事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秉义愣了一下说：“请讲，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他嘴上说得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
万副主任说：“我哪能为难你呢。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他说女儿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最好是留在本校。
“咱们女儿要强，是个上进的好孩子。她有那志向，咱们当父亲当叔叔的，不支持孩子不对吧？”
万副主任比周秉义大一岁，他将“咱们女儿”和“当叔叔的”有意强调了一下。
“是啊是啊，应该支持。可……我到了北京，起码还得几天后才能正式成为教育部的人啊。毫无人脉，肯定帮不上忙啊！”周秉义暗自叫苦，顿有一种被绑架的不快。
万副主任却乐观地说：“咱们女儿的事也不是眼前的事，她两年后才毕业呢！两年后，你不但在教育部站稳脚跟了，也许还高升了呢。凡事讲未雨绸缪嘛，两年后你这位叔叔再为她操心不迟，咱们就算说定了啊。”
他想再次握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及时将手躲开了。
“两年后啊，到时候我一定关注着。”周秉义的话说得老不情愿。
“明天我就给咱们女儿写信，让她常去看你。我不在北京，你就是她在北京最亲的人啦。总之，我把她托付给你这位叔叔了，你替我多多关心她，教育她，帮助她。”
“行。”周秉义巴不得立刻就能换到警车里边去坐着。
又过一处红绿灯，车开出了市区，通过秩序混乱的城乡接合部，龚维则那辆警车拉起了警笛。
“讨厌！”周秉义生气了。
“怎么走这条路？龚副局长怎么回事啊！”万副主任也对龚维则表示不满。
“他没带错路，国道有一段在维修，这几天上机场的车都得这么走。”司机替龚维则说了句公道话。
过了高速公路收费口，龚维则的警车停在路边，周秉义坐的车也停下了，龚维则、周秉义、万副主任三人同时下了车。
龚维则对万副主任笑道：“该让秉义同志坐坐我的车了吧？”
周秉义以为万副主任一定会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不料他却挺轻松地说：“好啊，既然龚副局长如此盛情，那就有劳你了。”
此时，周秉义被一个人吸引了。确切地说，他是发现一个人在打量自己。他们两辆车刚停住，后边接着停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从肩章看是位中将。老将军一边吸烟，一边用研究的目光望他，望得他颇不自在。
他正纳闷，万副主任说：“我就不往前送了。你刚才也看到，有一段路太堵了，过会儿肯定更堵，我怕正赶上，一堵堵半天。”
他竟不再用“您”称呼周秉义了。
秉义连说：“对，对，你快请回吧。”
于是二人握手，万副主任与他拥抱了一下。
万副主任的车掉头开走后，龚维则替周秉义打开了车门。
周秉义上车前，扭头望了老将军一眼，见老将军仍在看他。
龚维则与周秉义聊起了自己当年与光字片，特别是与周秉义父母的关系。
“要说有什么特殊关系吧，其实也没有，但内心里对咱们光字片，对你们周家的人，就是保留着那么一份说不清道不明、想忘都忘不掉的感情。我侄子龚宾当年和秉昆是工友，你弟可是个大好人，当年我出了那么一档子倒霉事以后，你弟他们几个工友对龚宾可爱护了。你父母当年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更不要说你了。你是我的贵人。总之，一回忆起我当派出所所长时的事，就会想到光字片。一想到光字片，首先就想到了你们老周家的人。这是缘分啊，你认为呢？”
周秉义说：“是啊。”
龚维则也比周秉义大几岁，秉义当年和弟弟秉昆一样叫人家“小龚叔叔”。那是历史性的关系，当年光字片的父母都让自己子女叫他“小龚叔叔”，大几岁也得叫“叔叔”，没有谁家的孩子开过叫“哥”的先例。
坐着小龚叔叔亲自驾驶的警车，听着已是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小龚叔叔温暖的回忆，周秉义竟不敢多说什么，怕又被特殊的感情绑架了。
龚维则觉出他没有谈兴，安慰道：“别那么失落。”
秉义奇怪地问：“我失落什么啊？”
龚维则说：“你当然自己不能承认啰。你啊，得这么安慰自己，虽然由掌实权的干部变成了虚职干部，由一把手变成了服务于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人，但你进京了啊！东三省有多少像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做梦都希望能被调到北京去。这也是地方官员的一大喜事嘛，意味着儿女沾你的光成了北京人啊。”
秉义说：“我也没儿女啊。”
龚维则说：“忘这茬儿了，但冬梅沾你光了啊，她肯定愿意成为北京人嘛。你不要理那些议论，都是出于嫉妒，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是酸的。”
秉义说：“有些什么议论呢？说来听听。”
龚维则扭头看他一眼，见他表情开朗，似乎有了点儿谈兴，便滔滔不绝地分析，挺来情绪。周秉义索性不打断，也不接言，听得倒也津津有味。龚维则的话忽又绕回到他与光字片与周家人的感情上，周秉义的心便又敏感地收紧了。
到了机场，二人下车后，龚维则还在大谈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