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奇怪地问：“你怎么也住在这儿？”
“他们让我住在这儿的。”小宋表情极不自然，看上去忧心冲忡。
“他们？谁啊？”
“就是……”小宋指了指他隔壁的房间。
那房间的门也忽然就开了，门内迈出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他问周秉义：“您出去？要不要人陪着啊？我这屋还有两个同志呢。”
这时，小宋已退入了自己的房间。
周秉义笑道：“我就是下楼买盒烟。”
万副主任说：“别买了，我带了一条呢。”
周秉义说：“我还是买吧。”
万副主任说：“何必呢，等着。”
周秉义只得等在门口。
他这个级别的干部，调动是不能带秘书的，小宋是他当市委书记时的第三个秘书。第一个秘书跟了他一任后，到区里当发改委副主任了；第二个秘书跟了他四年后下海，与几名干部子弟经商去了；小宋跟了他三年，他对小宋最满意，卸任前按小宋的心愿安排他当上了市文联的秘书长。小宋喜欢文艺，极想与文艺家们打成一片，希望以后接市文联主席的班。他也认为小宋是那块料，将来准能胜任。
万副主任转眼从房间出来了，塞给周秉义半条烟，同时低声说：“想到您房间坐坐。”
周秉义说：“好啊，欢迎。”
二人进入房间，在沙发上坐下后，万副主任说：“让您受惊了，搞得我在您面前怪不好意思的。”
万副主任是副厅级干部，比周秉义低半级，但万副主任特别讲官场规矩，对比自己高半级的干部一向以“您”相称。周秉义知他从来如此，让他别那样也难改。习惯成自然，他便尊重其习惯，听之任之随他称自己为“您”。
周秉义笑道：“受惊？没有啊，你为什么以为我会受惊呢？”
“没受惊那就更好。如果是有问题的干部，肯定坐立不安了。”万副主任不无敬意地说。
“我虽然心中没鬼，可也有点儿坐立不安啊。刚去北京没几天又回来，工作不落实，情绪不可能一点儿不受影响。”周秉义拆开烟，很享受地吸着了一支。他话里不悦，吸烟的样子却悠然自得。
周秉义自嘲亦嘲人地说：“我只有既来之则安之啊，还劳你们接我，看管着我，心里挺不落忍的。”
“您误会大了，千万别那么想，那我更不好意思啦！”万副主任向他俯过身，小声说，“那些匿名信的事，真相大白了，基本不是个事。这话本不该由我来告诉您，今晚组织部的同志会来陪您吃饭，应该由他们告诉您。我和厅里的两名同志纯粹是来相陪，我告诉您是违犯纪律的。要不组织部的同志该对我有意见了。”
根据万副主任的说法，秉义当书记的那个市里的一些干部，因为他调走前处分了他们，让他们大失颜面，怀恨在心。于是有人策划，有人参与，将他与“正义大坑”的事扯到一起，成心恶心他。他们没想到省委那么重视，而省委一重视，他们自己先心虚，便有人向省委交代了，牵出数人，都承认纯粹是为了达到泄私愤所进行的卑劣伎俩，并且都写了检查，集体等待处分。
“省里本想及时通知教育部就别让您回来了，可‘正义大坑’的事惊动了中纪委。中纪委来人了，现在是中纪委要求您配合调查，您明白吗？”
周秉义说：“难道省里不清楚，那件事是省里直接抓的项目，我从没插手过，也插不上手啊。”
万副主任说：“省里当然明白，您在那件事上两袖清风、干干净净，来龙去脉连我都一清二楚，但中纪委的人要求您协助调查，谁也不好出面替您挡驾啊。”
“那小宋又是怎么回事呢？”
“唉，小宋，这个小宋啊，真是自找的！本没他什么事，他一听中纪委要找您谈话，吓晕菜了，来了个主动坦白，跑到省里哭哭啼啼交代了些自己的问题。不过您放心，都跟您没丝毫关系。”
“他交代的问题严重吗？”
“倒不严重，无非多年以来，帮这个办了点儿什么事，帮那个办了点儿什么事，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老人病了希望及时住院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每次帮了别人，收了别人一笔感谢费而已，加起来也不过几万，有的事还是在给您当秘书之前……”
周秉义叹口气，又问：“那他还能继续当文联秘书长吗？”
万副主任也叹道：“这就不好说了，都怪他自己太沉不住气，胆儿太小。不处分他吧，有姑息养奸之嫌；处分吧，年纪轻轻，岂不等于断了他的政治前途？省里肯定不会直接处分他，他不够省里直接处分的级别。估计也就是转到市里，让市里看着办。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位不太较真的干部管他的事，兴许告诫他一番，将他那点事干脆就给捂住压下了……”
万副主任为小宋的胆小怕事叹息不已。他走后，周秉义忍不住又吸一支烟，想想那些串通起来写诬告信的人，不禁心生出几分怜悯。自己已责成组织部门处分过他们一次，现在他们又将受一次处分。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接连受两次处分，而且一次因为低级趣味，一次因为卑劣行径，都是令人不齿的事。当领导干部当到了这般田地，太下三烂了啊，往后还怎么继续开展工作呢？
做了两届多市委书记，周秉义认为自己做得相当厚道，很少公开批评干部。不公开批评不足以敲响警钟，也从没指名道姓，都是点到为止。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是一门心思要做好干部的。良马何必长鞭驯，响鼓不用重槌敲。”他在大小干部会上常常这样讲。
一次，他参加某区干部的年度述职，过后一位女副区长要求见他，一见到他就哭了，连说“想不通”，委屈溢于言表。
她为什么想不通，他已料到了。每年一次干部述职，自我陈述过后，照例要发给听的人一份表格，包括十几项内容，多时二十几项，综合起来颇能反映干部一年来的工作状况，也是干部素质的间接反映，具有一定参考性。临近那个日子，有的干部惴惴不安，大家都特别在乎那两三页纸上的“×”号，不敢掉以轻心。
周秉义说：“你哭什么呢？述职刚结束，你一年来工作表现的肯定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相当不错嘛，你应该欣慰才对啊。有什么想不通的就说吧，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女副区长想不通的是，三年以来，总有那么几份表格，每一栏的后边全画“×”，两三页纸一“×”到底，力透纸背，看得出当时填写人心怀很大的恨意。
他问：“你怎么知道呢？”
她说，统计整理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出于善意告诉了她。
他问：“现在就咱俩，能透露是谁告诉你的吗？”
她说不能，那等于出卖。
表格是无记名填写，告诉当事人填写情况属于违纪。
他说：“我不会建议处分告诉你的人。”
女副区长还是不肯讲是谁告诉她的。
她说自己想不通的是，述职结束后，每个人对她更友好了。
他说：“那很正常啊，太正常了啊，填表叫群众评议嘛，得到表格的都是你的下属，他们当然会向你示好，希望你相信他们的支持嘛。”
“但那几个对我的工作评价一‘×’到底的人肯定就在他们中啊！三年多了，我一直想知道那几个人究竟是谁，可一直无法知道。只要我还是副区长，下级就一如既往尊敬我、服从我，有时还争着来表现，我越想知道越难以知道，连任何一点儿怀疑的依据都抓不着。这太可怕了，您不认为吗？我一想心里就别扭，都成一块心病了。每天生活在虚伪之中，我这副区长还当什么劲儿呢？”她又落泪了。
等那位女副区长终于能平静地听他的看法时，他说自己想知道是谁告诉她的，确实也是出于好意。向她透露评议结果当然违纪，但也同时说明那人有正义感。干部一年来的工作表现绝不可能一无是处嘛，用一‘×’到底评议领导工作的干部肯定是不负责任，也不公平公正，往轻了说是任性，往重了说是心理阴暗。这也反衬出，告诉她的同志有正义感，可爱甚至可敬，其违纪行为反倒可以原谅，谁都不必小题大做揪住不放了。
听他这么诚恳地解释，那位女副区长终于笑了。
周秉义又说：“违纪毕竟是违纪，我的看法只不过是个人看法。身为书记，那也还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这种个人看法不胫而走，那么肯定是由你的口传开的。某些人如果想攻击我，就等于你为他们提供了子弹。也正因为我是市委书记，事关所谓民主评议，一旦有人企图大做文章，那就让我百口莫辩。”
她说：“您放心，周书记，您的看法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讲的。天知地知，您知我知。”
他说：“我刚才问是谁告诉你的，你没说。还说如果你讲了，等于是出卖，想知道听了你的话我当时的想法吗？”
“想。”
“我心里感动了一下，像刚换上了新电池的钟表似的，指针忽然一动。老实说，我很久没有那么一种感觉了。市委书记问你的事，你都能拒绝回答，还说回答了等于是出卖，我感到挺意外，也替告诉你的同志放心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所知道的事如果除了我之外再没对别人讲，那么我希望始于我，止于我。如果还对别人讲过了，那么不管谁问，都不要说出那个透露评议结果的同志的名字。我同样认为，说出了等于出卖，而且很容易引起许多不甘寂寞的人对群众民主评议的非议，记住了吗？”
她说：“记住了。”
他又问：“想知道我对群众评议的看法吗？”
她只说了一个字：“想。”
他说：“很必要，但容易搞偏。目前，在有限范围内提倡群众对干部评议，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也值得尝试。然而，现在各地各级都有搞偏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很愚蠢，表格内容设计得越来越多，最后不但统计‘√’或‘×’的比例，还公布出总分。如果一名干部的总分是九十几分，另一名干部的总分是九十几点几，二者之间相差那零点几分，对于评议干部一年来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差零点几分没有参考意义，差两三分、四五分就有意义了吗？一名干部评议分是九十一，另一名干部是九十五，据此就能得出干部工作的优劣高下吗？我妻子在大学里，她告诉我，有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课前点名，批作业认真，判分苛刻点儿，结果学生给他的年终评分就低，能认为那位老师不是有责任感的好老师吗？”
她说：“没想到您也这么想。”
他说：“我的这种想法你倒可以广为传播。”
她问：“真的？”
他郑重地回答：“当然！如果我们的干部心里都有块病，平时老寻思年终评议的事，遇到矛盾绕着走，踢皮球，唯恐得罪了谁，到时候使自己的评议表上多了‘×’，那还怎么能把工作干好呢？”
她说：“我不是那样的干部。”
他说：”据我所知，同志们对你的评价还是蛮好的。”
“所以我想不通！”她又眼泪汪汪的了。
他说：“你要往开了想啊！为什么非要知道他们是谁呢？知道了又如何？想报复他们吗？你报复得了吗？你不像我，给你画‘√’或‘×’的，不过是些正副科长或年轻的科员们，你上边还有区委书记、区长，周围有好几位副区长呢，那么做的人一点儿不怕你某一天知道了啊！我和你不同，我是全市一把手，谁想那么做他且得掂量掂量呢，有那心也没那胆啊！等你做到我这个位置，肯定就遇不到那种现象，许多人拍马溜须还唯恐己不如人呢！”
她忍不住笑了。
他却一点儿笑不起来，一本正经。
她说：“我猜到是哪些人了。”
他说：“我可没暗示你啊！猜到了闷在心里吧，千万别挑明，一旦挑明也等于是出卖。教你个办法，你要在恰当的时候，对你猜到的人开诚布公又不显山不露水地说，希望他们多帮助你，让你的工作开展得更好些，以便调走得快些。好比一盘棋，关键的棋子一挪动则通盘皆活，大家与时俱进就都有了空间。”
她一脸愁苦地说：“可我往哪儿调呢？”
他说：“你考虑考虑，结合自己的意愿给组织部写封信，我批一下。跟组织上要讲实话，不要写那种服从组织安排的套话，那样会事与愿违，反而不好。”
他以自己的经验判断，她可能是挡了别人晋升的路。她手下有位老科长都在科级岗位上十四年了，再过两年还不能提拔到处级，就该退休了。
后来，那位女副区长当上了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县的县长，有专车，不比在市里上班远多少，那位老科长也升为副区长了。
当市委书记的十几年里，周秉义从不拒绝下属求见。谁想见他，都会安排时间见一下。他也从不嗯嗯啊啊地只听对方说，自己不开口，让人家临走也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态度。反正在那市里他没带家属，往往公休日也接待，当成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公事私事，他都能换位思考，尽量理解对方的想法。有时听起来是公事，往细了一聊，对方不得不承认掺杂了个人利益。
周秉义认为，一名干部向市委书记陈述个人愿望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他也从不认为市委书记倾听一名干部的苦恼，并尽量为其排忧解难是不务正业。能让那些辛辛苦苦工作十几年了还没升职，能让为人做官基本正派的干部获得升半级的机会，于他而言不但是分内工作，还是愉快的。任市委书记时期，不少工作踏实而长期被忽视的老科长、老副处级干部“枯木逢春”，意外地得到提拔晋升，又焕发了工作热情。
在奉调北京前几天，他一次就处分了十几个人，而且处分得特别严厉。有的记过，有的降半级，有的又记过又降级，全都在内部通告中点了名字。那件事如同一个炸雷当空劈下，使本市的官场一时胆战心惊，用“震撼”二字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他当时也真的是震怒了，原因是他收到了一封信，一个在市里做陪酒女郎的农村姑娘写给他的信。那姑娘刚十八岁，没了父亲，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两个妹妹，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她为了多挣点儿钱，万般无奈之下做了陪酒女郎。
她在一处“农家乐”工作。一天，一些本地干部用公车接来一个打扮妖艳的三十多岁女人，据说她会讲“腹语”，也叫“神鸽语”，就是双唇闭着不开口也能与人交谈。她自称腹中有一“神鸽”，是梦中一位老神仙种在她腹中的“神胎”，永远不会以人形降生。但同样有年龄，自己腹中的“神鸽”已十六岁，到了古时少女“破瓜”之龄。她说自己之所以看起来特别年轻，不是因为善于化妆，也不是驻颜有术，而是托了“神鸽”的福，能与腹中的“神鸽”神气共享。
起初，十几个男人还有点儿人样，一边饮酒一边与“神鸽”交谈，其乐融融。聊来聊去，不知哪个带的头，问的话便越来越下流了。
“那老神仙怎么将神鸽种在你肚子里的呀？”
“尽管是在梦中，你就一丁点儿感觉也没有吗？”
“哪儿有感觉啊？”
“什么感觉啊？”
“破瓜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文化，解释给我们听听呗。”
“是不是那老神仙破了你的瓜呀？”
“老神仙就是神鸽它爸了？你和老神仙是老夫少妻关系啰？”
“老夫少妻也是两口子啊，是两口子就得过性生活吧？你俩怎么过性生活啊？在你梦里神交吗？神交爽不爽啊？”
“怎么个爽法？讲讲，这是必须讲的，不讲就不送你回去！”
那女人早已声明，问她也就是问“神鸽”，“神鸽”的回答也就是她的回答。一进入状态，她与“神鸽”的意识也合为一体了。她搔首弄姿，故作媚态，成心以浪声淫语引着那些男人问出更下流的话来。
这时，包括那农村女孩在内的三名陪酒女郎也在场，一个个听得面红耳赤，羞恼难当。“农家乐”的男主人听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了，再三阻止，与“神鸽”的交流才算作罢。
那女人却意犹未尽，说自己腹有“神鸽”，一口气能吞下三十几个大馒头。
男人们就强烈要求其继续表演，“农家乐”的男主人说没有那么多馒头，问包子、糖三角行不行？
男人们便都替那女人说：“行！行！”
那女人也说没问题，于是用蒸屉端上来了一屉馒头、包子、糖三角。
其实那女人是在表演戏法中的“大手彩”，特意穿着肥衣服裤子去的，三个陪酒女郎中的一个眼见一个大馒头从她裤筒里掉出来，被她一脚踢到桌子底下。
闹腾了半天，那女人收了赏钱终于高高兴兴走了，喝“花酒”的压轴节目这才正式开始，三个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四五岁的农村姑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经历开始了。
东北各地原本并无什么喝“花酒”的邪事。究竟如何兴起的，具体是从哪里传来的，没一个东北人说得清楚。其规则是男人们与陪酒女郎行酒令，若他们输了，自罚啤酒一杯、白酒一盅。若女郎们输了，不但要自罚自饮，还要由男人们解其一颗衣扣。衣扣全解开了，上衣脱下，再罚则去掉胸罩了。女郎们是身着统一“工作服”的，夏季的“工作服”是素花短袖小衫搭配黑色的肥腿绸裤。她们的小衫只有三颗扣子，胸罩也只有三对横钩，为的是让服务对象树立成功的信心，而成功当然是指顾客大获全胜，去掉了她们的胸罩，使她们上身赤裸了。这也算是相当人性化的体现，起码对某些男人的人性予以很贴心的体恤。如果他们都已酩酊大醉，而她们连小衫还没被脱掉，那岂不是太扫兴了？她们是经过筛选才有了那么一份工作，筛选条件第一是形象要好，第二是天生有些酒量，还要经过培训，教授杯来盏往之际机灵俏皮的语言应酬能力，对各种酒令烂熟于心、倒背如流、反应敏捷的专业水准，以及眼疾手快以水代酒的高超自保技巧。为了不使服务对象输得索然无趣，她们也必须相机行事成心输几次以照顾男人们的情绪。
听说是领导干部们要聚在一起放松一下，公司派出了很优秀的三名“女郎”——公司称自己的业务员是“女郎”。
他们尚未酩酊大醉，但大都已喝得很多，也就没点儿斯文，人人耍赖，任性胡闹起来了，情形便一步步失控终至不成体统。当三名女郎几乎被强行扒光了上身时，激起了“农家乐”的老板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男人血性，结果，他就与领导干部们吵了起来。他们中一些人参与争吵，同仇敌忾，另一些人则继续对三名哭哭啼啼的女郎肆无忌惮地搂搂抱抱，似乎还理直气壮，预先付了那份服务费，没享受到让自己们满意的服务那还行！
老板娘一见乱到了那种地步，怕更难收场，就消悄溜走了。片刻过后，一些手持棍棒的农家汉子赶来了。在一片喊打声中，醉得不成样子的男人们才相互搀扶着逃进几辆车中，绝尘而去。
宋秘书本想将那封信压下了的，但老天有眼，该当出事。周秉义的司机多了几句话，告诉他曾有位姑娘在市委门口坐了大半天，说自己并不指望能见到周书记，只想知道自己写给周书记的一封信他收到没收到。
周秉义问小宋，这才看到了那封信。信中有几行字是：“尽管强奸并没发生，但我们三个同行姐妹都觉得在精神上已被强奸了。幸亏当时人多，如果人少，可能肉体上的强奸也不能幸免……”
周秉义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勃然大怒。小宋从没见他发过那么大的脾气吓坏了，战战兢兢地解释绝非想压下那封信不给他看，而是自己也刚刚看到。
二〇〇一年，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邪性现象层出不穷。“钱”“性”二字，搅得淫秽之风盛行，周秉义当书记那个城市也不例外。
周秉义对此却不甚了了，或许可以说在此点上他很不接地气。当市委书记几年，除了必须出面陪餐，他从不出外赴宴，几乎顿顿在市委机关的食堂吃饭。他的特殊化无非就是在单间里，不必排队。到县区视察时，能赶回市委吃饭则尽量赶回去吃，实在赶不回去也只在县区机关食堂吃。想请他光临什么饭店或酒家吃一顿，绝不可能达到目的，而且会惹他生气。严重胃病是他的一个硬理由，实际上，他对所谓“口福”从来不大认同，对男女“吃货”，一向没有好印象，敬而远之。有时候，他对某人印象不错，后来知道对方是个“吃货”，也就渐渐拉开距离了。他差不多滴酒不沾，这一点倒是像极了父亲周志刚，父亲就是个终生没沾过几次酒的人。有酒瘾的男人们所鼓吹的那种酒桌上的气氛，恰恰是他最讨厌的。如果一名干部既是“吃货”又嗜酒成性，那么获得提拔或委以重任的机会就没了，不管别人说那名干部多么有能力有水平。十几年间，他所提拔的干部，除了能力和水平，个个是对吃喝二字反应淡漠的人。
有班子里的领导对此心存异议，曾在会上说：“周总理也是豪饮之人。”
他反唇相讥：“你的意思不会是说周总理也嗜酒成性吧？”
对方据理力争：“许多文艺家都与酒有终生情缘。”
他针锋相对：“那就去当文艺家，不要当领导干部。”
包括发自内心尊敬他的人在内，谈到吃喝二字，都曾无奈地苦笑不已，“周书记哪点都好，就是这一点，太僵化了。”
他听到后，也曾自嘲苦笑道：“就是那一点，我要坚待一下，看能不能让本市的官场风清气正一个时期——在我当市委书记期间。”
周秉义知道本市也有几条灯红酒绿的街区，也有几处纸醉金迷的地方，也经常有领导干部出入那些场所。他微服私访过，没见到熟面孔，以后便不再去了。
老百姓将那几条街叫“腐败街”——这个情况他也掌握，却从未产生整治一下的念头，因为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是继续热闹着抑或冷清了，关乎本市的税收，甚至还关系到本市“开放”的程度。个别领导干部对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无限热爱，他只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佯装不知的态度。
在一次处级以上干部会上，他借着谈税收的话题，隔山放炮说：“有人说腐败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公款吃喝拉动了GDP，这种观点我坚决反对，你把一千元公款吃掉了喝掉了，税务部门通过你一顿吃喝仅收回了区区一百几十元税款，你为GDP的增长起了多大作用？这不纯属狗屁理论吗？当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都是二百五啊？”
谁都听出了他话中有话，指斥的是什么现象，那一年全市的公款吃喝报销额有所下降。
周秉义勃然大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能强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趣味现象，却实难容忍表现在干部身上的低级趣味行径。他认为那些在“农家乐”放浪形骸的人，不良表现已远远超过了低级趣味的底线。
他叫来了组织部门负责干部思想作风教育的同志。他没请对方坐下，因为他怒不可遏，不想坐下。
组织部门的人早已知道了那件事，不安地说：“书记，您也别太生气，我及时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了，本市的报上绝不会出现一行字的报道。”
他问：“谁授命你那么做的？”
对方回答：“我觉得那肯定也是您的想法。”
“你为什么觉得我肯定会和你想到一块儿去呢？”
“难道您有另外的想法？我初步了解过，正好现在向您汇报一下。其实，他们的思想表现都不错，只不过作风上……”
“等一下，你认为思想表现是一回事，作风表现是另一回事吗？”
“那倒也不是。当然不完全是那样。‘酒文化公司’已替我们安抚了那三名女郎，事情很快就会像一阵风似的过去。”
“‘酒文化公司’？美酒的酒？”
“对。当初还真叫过‘美酒文化公司’的，有文化学者认为加一个‘美’字反而俗，就把‘美’字去掉了。那家公司的宗旨是弘扬中国悠久的酒文化，喝‘花酒’也是酒文化之一种，据说汉代就时兴过，目前在亚洲一些国家仍时兴着，对促进旅游业功不可没。放眼世界，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的酒文化现象，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史上都有记载。我们同志那天晚上喝高了一点儿，他们并不是公款消费，是由一位私企老板埋单的，属于正常消费，所以……”
“别吞吞吐吐，把你的看法说出来。”
“所以您也不必小题大做。您都快离开本市了，让我们来善后处理吧。”
“你们打算如何处理呢？”
“冷一冷，研究研究，看情况再说吧。”
“明白了，你可以走了。”
听着脚步声渐去渐远，他问小宋：“你也认为属于正常消费吗？”
小宋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无耻！分明是厚颜无耻的荒唐行径！”他勃然大怒，亲自打电话请来了本市日报的总编辑。
总编辑一到，他支走小宋，二人坐下了。
他说：“是我推荐你去当省报的副总编的，对不对？”
总编辑说：“对，您走后，我也该到省报报到了。”
“你就可以举家迁往省城了，对不对？”
“对，报社已经通知我，住房解决好了。”
“上任后你就是副厅级，对不对？”
“是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
“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感激我的机会。”
“噢……周书记您请吩咐……”
总编辑的表情相当意外。
“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从办公桌上拿起那封信，放到了茶几上。
总编辑只看了一页就将信放下了，困惑地说：“那事我听说了，社里已经开过会，我们报绝不会报道。我们的同志一向遵守纪律，可以被信任，能经受得住考验。”
他在总编辑对面坐下，拍拍总编辑的手背说：“我要拜托你，找一名你认为得力的助手配合，将那天晚上共有多少领导干部、公务员参加了饭局调查清楚。如果能搞清楚召集人更好，不清楚也无所谓，但你得交给我一份名单才算完成任务。”
总编辑看着他，愣了半天低声问：“您要有动作？”
他平静地说：“难道我可以装聋作哑吗？”
总编辑说：“可您很快就要离开本市，不是吗？”
他说：“是啊，但我现在还是市委书记啊。”
总编辑说：“您也可以不管了啊。”
他说：“是啊，但我如果偏要管，那还是有权管的吧。”
他决心已定，情绪真的平静了。
总编辑说：“我了解的情况是，那些人都是科处级。您要走了，他们觉得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都高兴，于是聚在一起庆贺庆贺。喝高了嘛，必然出丑。”
“我有那么可憎可恨吗？”他也不由一愣。
“其实，他们对您的清廉还是挺佩服的，但您眼中的好干部不是他们那类干部，按您的好干部标准他们也做不到。十几年里，他们不敢聚在一起吃喝、打麻将。他们认为，打麻将不输钱赢钱有什么意思？有时为了吃喝一顿赌一次，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偷偷摸摸。还几乎没有提拔机会，他们觉得当领导干部太没劲了，巴不得您早点儿走。实话告诉您，其中也有几个您提拔的人。”
“为什么也有他们？”
“一朝天子一朝臣，您已经板上钉钉要调走，市长快到年龄，也该退了，副书记能不能接您的班还没谱。人心浮动，传言四起，人人都怕自己成了孤家寡人，都觉得合到一个群里去才更有奔头。平日里互相倾轧排挤，有时候也得互相帮衬、关照……”
“可你不是就没有投门入伙吗？”
总编辑苦笑道：“那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那些您提拔的人，早已被归于异类了。我还好说，您走我也走。他们就不一样，您一走，他们对自己以后的官场路径心里都没数了。”
周秉义站了起来，踱着步，寻思着，突然转身看着总编辑问：“那些都不谈了，我只要你一句话，肯接我交给你的任务吗？”
总编辑站起来，义无反顾地回答：“如果您决心已定，我当然只有遵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