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义忍不住问：“维则，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啊？有就抓紧时间直说。”
龚维则愣了愣，摇头笑道：“没有，没有。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从没人这么问过我，倒是我以前常对别人这么说。以前思想单纯啊，认为自己是派出所所长嘛，工作性质决定你就是要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嘛，所以常把你刚才的话挂嘴边上。现在呢，当了副局长，不但再不敢轻易说那种话，而且生怕别人求到自己头上。除了亲戚朋友的事，谁的忙也不想帮。怕主动帮了谁，落下个好求的名声，三天两头有人磨叽着相求，那不烦透了。咱们才多大一点儿权力呀，帮不过来啊！”
他的话说得周秉义脸红了一下。
两人之间，偶尔见着了，彼此表现得再亲热，也从不称兄道弟。对于周秉义来说，“小龚叔叔”是历史性的，称“兄”意味着对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的否定，但如果再叫“小龚叔叔”又确实有点儿可笑。对于龚维则，如果对秉义以“弟”相称，降低了自己曾是“叔叔”的历史地位。
龚维则真诚地说：“你走后，本市这边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有的话你也只管直说。”
秉义本想求他解决一下弟弟的工作问题，但听了他那一番怕人相求的话，不好意思开口了，也连连摇头说：“没有，没有。”
一对中年夫妻和半大孩子拉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过来。他们是龚维则的朋友，惊喜地发现了他，就要搭车回家。那一家三口旅游回来，刚下飞机，由于飞机一再晚点，接他们的司机错过了时间。
秉义劝龚维则赶快拉上朋友一家回市里，龚维则也就不再坚持要送他到出发大厅了。
二人握手道别，周秉义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当年的小龚叔叔一下。小龚叔叔乘机俯耳低语：“放心，龚维则不会让你蒙羞。”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给周秉义买的是航班的头等舱。二〇〇一年，县长、县委书记们出行大抵也坐头等舱。级别已不重要，是否是辖区或部门的一把手最重要。当时，一把手为尊的现象泛滥，一位县委书记与一位副省部级干部或者一位私企老板同坐飞机头等舱，也是寻常事。
周秉义对坐头等舱也没有任何不适。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进京跑项目或出国考察，他就从没坐过普通舱。当军工厂党委书记到俄罗斯去，他是坐普通舱，初任一把手，又遇上了特殊情况，如果有人给他买头等舱，他会生气。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就没有人敢给他买普通舱。
周秉义在贵宾室门口愣了一下，几乎想退出去。贵宾室只有两个人，那位老将军和警卫员。他忽有种进错了地方的感觉，但服务员已将他的行李箱放在沙发旁了。他只有走过去坐下，当时那感觉别提有多么不适。
老将军瞥了他一眼，对警卫员耳语了几句。服务员刚一离开，警卫员立刻走到他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后邀请他说：“如果领导方便，我们首长想请您坐过去，跟您聊聊。”
当了十几年市委书记，周秉义早已懂得，官场上一向是以领导、大领导、首长、大首长四个等级来划分干部——大领导以上皆属高干，起码得是省部级。而首长嘛，自然是比省部级还高的高干。大领导、大首长不是正式的说法，在官场指高干中在位的一把手。不管多少领导、多大的领导一起开会，如果有一个人面前的纸牌上印着“首长”二字，那么现场谁的官最大就一目了然。
周秉义略一犹豫，立即起身，诚惶诚恐地坐了过去。他在老将军旁边的沙发上刚一落座，老将军朝警卫员挥挥手，警卫员离开了贵宾室。
老将军缓缓扭头看着周秉义的脸问：“你是位干部啰？”
周秉义脸一红，谦恭地回答：“是的，首长。”
老将军又问：“多大的官啊？”
周秉义彬彬有礼地回答了自己曾经的职务，到北京后可能上任的职务。
“我当你是多大的官呢，两辆车送你一个人，还都是公车，有那必要吗？还警车开道，还鸣警笛，不是我倚老卖老地批评你，谱太大了吧？刚当到司局级就找不到北了，好吗？”老将军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周秉义料到了必会遭到批评，并已在心中快速想好了该怎么应对。他还算沉着冷静，脸也没红第二次。
他微微笑道：“首长，您误会了。只有一辆车送我，那辆警车是到机场接人的。因为我认识开警车的人，所以才半路坐到了警车上，让送我的公车回去了，那样就可以为公家省点儿汽油嘛。近年来各级‘两会’，代表委员总说党政部门的行政开支太大，压下来不容易。作为干部，能替国家在各方面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啊。至于警笛，不是为我而鸣，我听开警车的警官说，他是为您才鸣的啊！开警车的警官注意到您坐的那辆白牌军车了，他一想是和我们同一方向去机场，怕误了点，就为你们的军车鸣起了警笛。您不但误会了我，也误会了警官的好意呢。”
周秉义的表情使他的话听来仿佛句句是真。
老将军却还是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是怕我们误了点，而不是怕你误了点？”
“我们知道我的时间从容，不会误点啊，却不知道你们赶的是哪一趟航班。见你们一路超车，以为你们的航班比我们的航班早。”
周秉义说得有条有理，丝丝入扣，不由人不信。
“确实是我误会了？”
“确实是您误会了。”
“那么，我应该向您道歉啰？”
“首长，不必，首长的批评也是为我好啊。我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你能这么认识我的误会很好。我喜欢你，上了飞机咱俩要坐一块儿啊，我对中国教育有不少看法，也可以说有不少意见，我认为值得你听听。”
“那是肯定的。首长的意见必然有利于教育改革，但就怕我没有与首长挨着座位的幸运。”
“小张！”
警卫员应声而至。
老将军高兴了，和颜悦色地说：“对对我俩座位号。”
一对，老将军的座位在前排，周秉义的座位在后排。
老将军对警卫员说：“登机后，你负责让我这位新朋友和我坐一块儿。”
警卫员说：“首长，可能不太好办。”
周秉义也说：“首长，不如让警卫员将您的住址留给我，我以后登门拜访，请教。”
老将军固执地说：“以后是以后嘛！小张可有办法了，小事一桩，他会解决好的。”
警卫员忐忑不安地说：“我试试看吧。”
“你看你，刚夸完你，怎么那么说呢？这点儿小事还为难，不像是你了嘛。过来过来，我支你一着儿！”
老将军以手招之，大高个子警卫员立刻走了过来。
“你弯下腰嘛，让我仰视着你说话呀？”
警卫员就毕恭毕敬地弯下了腰。
老将军小声说：“上了飞机，你要主动跟空姐套近乎，嘴甜点儿。你就说他是我秘书，我俩要在飞机上研究工作问题。只要空姐被你哄开心了，她就会替你与乘客协商，懂了吗？”
警卫员笑道：“懂了，谢谢首长支着儿。”
老将军朝周秉义眨眨眼睛，他俩也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登机后，根本无须警卫员与空姐套近乎。那架飞机乘客少，没坐满，头等舱只有周秉义和老将军两人。一名漂亮的空姐反过来向警卫员示好，说头等舱的座位空着也是空着，热情地请警卫员也坐到头等舱。警卫员红着脸不肯，说得经过首长同意，空姐就笑盈盈地替他请示，老将军马上批准，还替警卫员谢了空姐。
老将军对周秉义耳语：“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意的，容易把年轻人惯坏了。军队必须讲规矩，什么人什么待遇是规矩的一种，轻易不能破。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觉得那女孩儿和小张对上眼了，爱情也需要条件，我的做法对吧？”
周秉义说：“对，首长的做法非常对。”
周秉义忽然回想起来，自己当年做知青干部时也如小张般年轻英俊、风华正茂，也很幸运地遇到了赏识自己的师首长及军区副司令员。现在，自己年过半百，面颊松弛，头发稀疏，也曾主政一方，却依然很难把握自己人生的航向。真是人生苦短，联想到“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之类的诗句，心中顿生一片惆怅。
老将军情绪很好，字斟句酌，细言慢语地发表对国民教育久经思考的见解。周秉义已经犯困，强打精神做洗耳恭听状，不时往小本上记几笔，偶尔插问两句，他对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的浪漫建言照记不误。同时，他不免顾影自怜，羡慕妹夫蔡晓光的潇洒活法。在他看来，蔡晓光本该选择走仕途，妹妹周蓉更应走蔡晓光的文艺之路，而自己才适合做教育工作。
两个多小时的空中旅程过得也快，全赖周秉义配合，老将军交谈甚洽。他以为对方会提醒警卫员给他留下住址，对方却似乎忘了那茬儿——也许真忘了。
到了教育部，刚喝了几口茶便有人找他谈话，是位副部长。寒喧数句后，对方告诉他，他已经不属教育部的干部了。
尽管他久经历练，还是惊讶得差点儿失态。
“事情是这样的，秉义同志。不知怎么搞的，中纪委领导知道了你。有一天派人找到部长，要求看一下你的档案。中纪委的同志要看任何人的档案，我们自然同意。过了一天，中组部也来人了，通知我们因为工作需要，调你到中纪委工作，并带走了你的档案。他们要求你回京后，及时送你到中纪委报到。”副部长说。
周秉义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
“秉义同志，你今晚干脆就住在部里招待所吧。马上有人带你去洗漱，休息一会儿。但你先别吃晚饭，我下班后过来陪你。”副部长叮嘱说。
“谢谢了，晚饭我自己解决就行，不必麻烦您了。”周秉义到底还是有相当的应变能力，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能做到应对自如。
副部长说，陪他吃饭也是一项工作，教育部物色的好干部，被中纪委“抢”走了，也是教育部的光荣嘛，陪他吃饭也是分享啊。
坐在招待所的沙发上，周秉义想到配合中纪委同志调查“正义大坑”的前后经过，对自己调任中纪委工作倒也不奇怪了。当时，他们中的一位领导曾与他谈到《求是》杂志上的一篇反腐倡廉的文章，那是他任市委书记时写的，曾经引起一定反响。对方说，这篇文章几位大领导都看了，还做了批示，要求领导干部学习讨论。
对方的确也说过：“你干脆别去教育部了，来我们中纪委工作吧，我们现在缺干部。”
他以为只是一时戏言，自己也没有当真，笑了笑说道：“好啊，我对反腐败斗争很有信心。”
对方问：“一言为定？”
他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对方叮咛了一句：“那我可向领导汇报啦。”
他说：“那我等着了。”
正所谓言者轻率，问者有心。突然成了中纪委的人，周秉义完全没有想到，但也不是多么难以接受。关于愈演愈烈的腐败，民间已有“除非再来一次彻底革命，否则很难根除腐败”“地火在燃烧”之类的说法，这使他很替党和国家忧虑，也很能理解民间的愤懑和不满。他想，若能在中纪委做些遏制腐败的实事，也算不枉为官一场。这么一想，他又有点儿兴奋了。
陪他吃晚饭的不仅有那位副部长，还有中纪委的同志。中纪委的同志说，今晚的便饭既是送行，也是接风。全国的好干部很多，但真正关心、善于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干部却不是太多，具有较高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水平的人更少。家庭关系单纯，没有子女或子女从事非营利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
副部长问了一句：“从事纪检工作跟有没有子女有什么关系？”
周秉义回答说：“腐败有两种表现，一曰膨胀的特权，二曰病态的贪欲。特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权力欲，贪欲主要体现在金钱物质方面，生活奢靡，为了儿女或情妇，两者叠加，便欲壑难填。”
中纪委的同志说：“听到了吧，句句说在点子上。中纪委从教育部将你挖走，那是挖对人了。”
副部长笑道：“腐败的原因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但怎么反，谁能提供好办法呢？”
周秉义接着说：“好办法无非就是好制度，好制度首先是有法可依的制度，是能管好高级干部的制度，上行下效嘛。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有制度，每个朝代都有腐败蔓延，都是由于皇帝管不好王公大臣。管不好‘和珅’，就管不好基层官吏。方丈们男盗女娼，玷污佛门，却要求小和尚们六根清净，无私无欲，那肯定事与愿违，到头来连对佛的信仰也颠覆了。”
周秉义的话听起来都不过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民间所议，比他的话尖刻多了，但在地方，各级官员轻易不敢那么说，相互之间不敢，公开说更不敢。当市委书记多年，大会小会经常讲反腐倡廉，他却从没说过刚才那种话。一位地方官员，更是不敢对北京官员说那种话。“抓小辫子”，整人的风气仍未绝迹，针砭时弊就有可能被整得半死。周秉义之所以敢说，主因是自恃屁股干净，不沾屎不沾尿，经得起用放大镜来观察。当然也因为以前不敢多说，压抑得太久，到了北京迫切想要释放一下思想气压了。
副部长和中纪委的同志都笑了。
副部长说：“秉义同志，你还没好好吃几口饭呢，我们招待所的菜不错，先把肚子问题解决了再聊。”
中纪委的同志说：“敢当着咱俩说这种话，证明他常在河边走，居然没湿鞋啊，难得！”
周秉义是聪明人，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犯忌了，也就不再主动说什么，自顾自吃起饭来。他确实饿了。
三人便都没再说什么与腐败有关的话。
饭后，中纪委的同志告诉周秉义，明天是星期日，可以在招待所安下心来休息一天。星期一、二，他替周秉义请了两天假，他可以逛逛街，会会朋友。星期三，中纪委的车到招待所来接他。
周秉义回到房间，泡了个澡，一上床便酣然入睡。
他困极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吃罢早饭，逛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书。之后的两天半，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一本关于政治的图书也没买，他认为自己早懂了，好政治便是为国为民多办好事，而不好的政治则是整天纠缠于主义是非，使善于耍嘴皮子进行政治投机的人大行其道。他买的都是些官员可看可不看的所谓闲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蒙田的《蒙田散文随笔》等，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大部头的《万物简史》，一本带彩图的中国科学院专家编的《多彩的昆虫世界》。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参观了一次昆虫标本展，他曾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昆虫学家。他看得兴趣盎然的还是后两本书，前几本书他大学时都认真读过，但见了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于是买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姑娘知道他是位厅级干部，看着他双手捧着一本关于昆虫的大开本彩色图画书入迷，都嘻嘻地暗笑。
那两天半时间，对于周秉义是无官一身轻的美好时光，尽管常常有忧愁袭上心头——关于弟弟一家的、关于妹妹回国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但他总体上感觉极其美好，无比享受。
星期三，中纪委为他开了简单的小型欢迎会，实际上是个见面会。他的新岗位是反腐倡廉政治理论与政策法规调研室副主任，领导说他的名片上可以注明“司局级”。
他说：“不必吧？”
领导说：“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否则到了地方，很可能并不拿你当回事。”
会后，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走到周秉义跟前，注视着他问：“秉义哥，还认得我不？”
他端详对方，似曾相识，但一时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
对方说：“我是吕川呀。”
他还是想不起来。
“我是秉昆的朋友，当年我们是酱油厂的工友。”
“是你呀！”
他终于回忆起来了——当年自己做兵团知青时，有一年回家探家，弟弟的朋友们都来看他，其中便有吕川。
他说：“咱们只见过那一面。”
吕川说：“对。”
“后来你到北京上大学来了？”
“是的。”
“秉昆多次跟我讲到过你。如果不是受你的影响，秉昆可能还不会卷入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那件事……”
“估计也会的吧。”
“你这么认为？”
“肯定也是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没你想象的那么大。哥，你不是在埋怨我吧？”
“我埋怨你干什么呢？那事不是还让他有了段光荣历史吗？挺光荣了一阵子，是不是？”
“我也挺光荣啊。”
二人都开心地笑了。
周秉义感慨地说：“你们几个之中，就出息了你一个，他们现在情况都不太好，你知道吗？”
吕川说：“知道，秉昆后来那件事我也知道。我心里时常牵挂着他们，但我一个小处长，又在北京，心有余而力不足，帮不上任何忙。”他叹了口气
周秉义说：“牵挂着就够朋友了。”他沉默片刻又说，“中纪委的干部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干部，以你的年龄，成为中纪委的处级干部，进步够快的了。”
吕川说：“我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就是副科级了，五年一个台阶，还算快啊？”
二人都笑了。
吕川提议：“哥，咱俩出去吃午饭吧，可以多聊聊。”
秉义说：“好啊。”
吕川说：“我请哥。”
秉义说：“那我高兴，不与你争。但我嘱咐你啊，以后不能跟我叫哥，别人会有看法。”
吕川保证道：“以后我就归你领导了。放心吧，我哪能那样呢。”
二人走到楼梯口，秉义改变了想法，拍了一下吕川的肩说：“别出去吃了。到中纪委的第一顿饭我更愿意在机关食堂吃。在那儿也可以边吃边聊啊！”
吕川是明白人，没有再坚持。
第七章
周秉昆从郑娟手中接过楠楠的骨灰盒，紧紧抱在胸前，泪如雨下。
“楠楠，楠楠，爸的好儿子，爸没去接你……”他泣不成声。
周蓉朝周聪使了个眼色，周聪要从父亲手中接回骨灰盒。
周秉昆不松手。
周聪小声说：“爸，妈更需要你抱抱她。”
秉昆这才松开了手。
周聪将骨灰盒轻放在靠墙的长方桌上时，秉昆已将郑娟抱在怀中了。郑娟的脸贴在周秉昆胸前，呜呜哭得像个孩子。周蓉、周玥和周聪互相看看，都流下眼泪。这时，蔡晓光停好车进了门，他想上前去劝秉昆和郑娟，被周蓉制止了。
周蓉小声说：“让她哭个够吧。”
蔡晓光则对周玥和周聪说：“你俩先回避回避，我们要说几句大人之间的话。”
周玥和周聪便到小院里去了。
蔡晓光对周蓉使了个眼色，她跟着他进到了小屋。
在楠楠遇害这件事上，郑娟的表现与秉昆相反。因为秉昆当时吐血昏过去，住院了，她表现得相当坚强，大大出乎朋友们的预料，也令周聪、周蓉和周玥特别敬佩。郝冬梅都对周蓉说：“换成我绝对做不到，实在想不到郑娟变得这么坚强。”郑娟在美国的表现尤其令亲人们刮目相看，也获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尊敬。
“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如果他竟然不是一个好人，那么不管他多么出人头地，都会让我伤心。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有多么悲伤，同时就有多么欣慰……”郑娟在大学里为周楠举行的追思仪式上说。
周蓉和冬梅，周聪和周玥，他们都想为郑娟写好讲话稿，让她事先背下来。
郑娟问：“需要我说很多吗？”
亲人们说不用，又不是演讲，几句就行。如果她实在不想说什么，其他亲人也可以代替讲话。
冬梅说：“你是楠楠的母亲，最好由你说。”
周蓉说：“如果你不想说，我可以代替你说。”
郑娟说：“我想说，话多了我说不好，就几句话我还是说得来的。”
周聪说：“妈，你如果想好了说什么，最好先说给我们听听。”
郑娟却说：“不用，妈又不是小孩子。”
郑娟在台上讲话时，只流泪，没有哭，甚至都没抽泣一声。
周蓉为她做翻译。她刚说了前两句，周蓉便猜到她接下来会怎么说。她的样子那么镇定，那么从容不迫，亲人们完全放心了。周蓉的英语口译水平是一流的，表现也无可挑剔。
参加追思仪式的师生们为她们鼓掌，那是不同寻常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她们的真诚破例了。
事后，有电视台和报社记者要采访。他们对周蓉郑娟姑嫂二人很有兴趣，两人中，一个是举止优雅、学养深厚的学者，而另一个是粗服乱头、笨拙淳朴的家庭主妇。他们认为很有新闻点，值得深度报道，但都被亲人们拒绝了。于是，竟有小报怀疑，除了母亲可能是真的，其余四位所谓亲人可能都是中国有关部门的人员冒充的。
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人对周楠母亲和亲人们的敬意完全是真实的，但他们对周楠舍身保护师生的赔偿却相当苛刻。周楠属于公派留学生，没有缴纳人身安全意外保险，学校不会为枪击事件受害者提供多少经济补偿，只会提供道义上的支持。美国也绝不是一个冰冷的国家，美国人也绝非冷漠无情的人类——对于枪击案件中的伤亡者，另有慈善基金伸出了援手，总算给了一些救济，但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
当周蓉手持多份表格向郑娟说明情况时，郑娟平静地说：“咱们并不是来祈求同情和怜悯的，是不是？”
周蓉说：“那是，但你作为楠楠的母亲，有权利理直气壮地接受一笔……”她一时不知该用什么词，求助地看着嫂子冬梅。
冬梅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只能这么说：“弟妹，你别立即决定，今晚考虑考虑，明天早晨再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郑娟说：“那我考虑考虑。我太累了，想一个人待会儿。”
周蓉们便都离开了她的房间，到了冬梅的房间。
周玥说：“她可别又倔又缺心眼。”
周蓉训斥道：“没你说话的份儿。”
周聪也说：“姑，大婶，自从我和我妈都有了工作后，我妈就再没认为钱对我们家很重要。她对钱的认识一向有限，够花就知足，你们真得从长远方面引导引导她。”
周蓉说：“你和表姐先出去，我和你婶商量一下。”
两个小字辈走出房间后，周蓉说：“对于钱，她是像周聪说的那样。万一她不开窍，咱俩该怎么办呢？”
冬梅也是个从小就没有金钱概念的人，她提醒说：“要不你再去给她讲讲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
周蓉说：“看来有必要。”
她回到郑娟的房间，郑娟已躺在床上了。
周蓉坐在床边，绕了几个话题，开始谈到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郑娟流下泪来，她说：“姐啊，你比我这个妈还强，你还在法国见着了楠楠一次。可我……楠楠发了重誓，他爸不出狱，他就不回国。我那么多年以来，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他爸出狱的一天了，也终于盼到全家团圆的年头了，可见着的却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楠楠小时候的样子，不闭眼睛困得头痛，一闭眼睛楠楠就在我眼前，想跟我说话似的……姐啊，你跟我说的事，现在入不了我的脑子啊！”
听她那么一说，周蓉默默地退出了房间。她将郑娟的话对冬梅转述了一遍，冬梅沉思片刻，叹道：“你我谁都没资格替她做决定，左劝右劝也不好。她当然可以完全顺着目前的心情来决定，她怎么决定，我们只有尊重的份儿。至于她以后是不是后悔，咱们也不能太纠结，随她吧，就当她的任何决定都是天意。能顺顺利利地陪她来，又能顺顺利利地陪她回去就好。”
周蓉也沉思默想起来。
冬梅又说：“虽然我们是为她一家三口考虑，没有任何私利掺杂其中，但如果我们在钱的问题上话太多了，只怕反而会受到误解。事实是，咱们都是楠楠的亲人，只有郑娟一个与楠楠是骨血之亲，她和咱们的感受不同，咱们还是不要在钱的问题上一厢情愿地絮叨她了吧。她有小倔脾气，这一点你我都知道，万一惹她不高兴了呢？”
周蓉也说：“嫂子，那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