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神父总算来了，洗过之后，他的脸变得很红，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他用拇指按住《圣经》中的一页，标记出一段，他或许认为那段经文能帮他弥补。
“您肯定冻坏了，神父。”贝尔德博斯太太站起来说，“您坐在我这里吧。”
“不用了，贝尔德博斯太太，不用为我担心，我很禁冻。”
“您说什么？”
“我不怕冷。”他说。
“您确定就好。”贝尔德博斯太太说着又坐下。
贝尔德博斯先生凝视窗外。
“瞧瞧这鬼天气。”他说。
院子里，田野中，大雨如注，薄雾笼罩在草地之上。
“神父，您说我们明天能出去吗？”邦丝小姐问。
“不知道。”伯纳德神父答，“或许稍后我们可以听一下天气预报。”
贝尔德博斯先生看着餐具柜上那台古老的收音机，轻笑一声。收音机是黑色的，木制的，要是把它打开，八成还能听到丘吉尔的讲话。
“噢，这里收不到广播，神父。”他说，“你知道的，这里是山区，信号都被挡住了。”
“这样的话。”伯纳德神父道，“就只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所有人都到了吗？”
“没有。”母亲说，“我丈夫不知到哪里去了。”她看看我，一指大门，“去找找他。”
我正要起来，父亲就出现了，还在摆弄克莱蒙特留给我们的一大串钥匙。
“你来了。”母亲说，“我们正要派搜寻队去找你呢。”
“啊？”父亲说，一门心思只顾着他从钥匙圈上拿下来的一把小黄铜钥匙。
“你去哪儿了？”母亲问道。
“书房。”他答。
“一直在那里？你在干什么？”
“我找到了一个密室。”他说。
“你在说什么？”母亲问。
“就在书房的最里面，”父亲说，“是一个小房间，这还是我头一次发现。”
“你说真的？”贝尔德博斯先生说。
“你知道那块旧挂毯吧？”父亲说，“就是挂在画之间的那块。”
“是的。”贝尔德博斯先生答。
“我无意中把挂毯碰到了一边，结果看到后面有扇门。”
“老天。”贝尔德博斯先生叹道。
“我心想，要是能找到钥匙，或许就能进去看看。”
“等等再说吧。”母亲说，终于吸引了父亲的注意，用眼神示意他伯纳德神父正准备带领众人做祷告。
“抱歉，神父。”他说着坐下。
“还差一个。”贝尔德博斯太太说，“安德鲁呢？”
“他在楼上休息。”我说。
“去把他叫下来。”母亲说。
“算了，还是由着他吧。”贝尔德博斯太太说。
“由着他？”母亲说，“如果我们是为他祷告，那他就应该在场。”
“他累了。”我说。
“这是什么要紧事吗？”母亲说，“我们都很累。”
“我知道。”贝尔德博斯太太说，“但是，昨天夜里出了那种怪声，我认为他睡觉的时间肯定比我们少。如果他已经睡着了，最好还是由着他睡好了。”
“玛丽说得对。”贝尔德博斯先生说。
伯纳德神父清清喉咙。“我们开始吧，好吗，史密斯太太？”
“埃丝特？”父亲说。
“好吧。”母亲厉声道，她向前探身点燃了桌上的蜡烛。
贝尔德博斯太太叹口气，扭头看着窗外。
“但愿到了周一去圣泉的时候，天气会好转。”她说，“下了雨，气氛就不一样了，你说是吗，雷格？”
“是的。”贝尔德博斯先生说，“那样就不如我们上次去时那么美好了，你还记得上次的情形吗？”
贝尔德博斯太太扭头看着伯纳德神父。“那是个美好的日子。”她说，“我们刚一到，太阳就出来了。花朵千娇百媚，美不胜收。有木兰花，还有杜鹃花。”
伯纳德神父笑了。
“每个人都很开心，是吧，雷格？”她又说，“维尔弗雷德尤为高兴。”
“回忆起你哥哥那时的样子，肯定非常愉快，贝尔德博斯先生。”伯纳德神父道。
贝尔德博斯先生颔首。“我想是的。人们都说应该记住亡者最快乐的时刻。”
“不错。”伯纳德神父说，“如若不然，一点好处也没有。”
贝尔德博斯先生看着他的手。“我记得那是他最后一次对一切都那么——肯定。至于那以后，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显得很……”
“显得怎么样？”伯纳德神父问。
贝尔德博斯先生环顾屋内众人，母亲微微眯起眼睛瞧着他，但这也足以让他注意到，并闭紧嘴巴。随即是片刻的沉默。贝尔德博斯太太摸摸她丈夫的一只手臂，他把手轻轻放在她的手上。母亲吹灭了手中的火柴。
“我想应该开始了。”她说。
伯纳德神父看看她，又看看贝尔德博斯先生。
“抱歉，雷格。”他说，“我不是有意让你难过。”
“噢，不用担心我。”贝尔德博斯先生说着，用一方手帕擦擦眼睛，“我没事。请您开始吧，神父。”
伯纳德神父打开《圣经》，把它交给我。
“为我们读一读，好吗，通托？”他说。
我把《圣经》放在膝盖上，读了耶稣为即将到来的迫害而给门徒所做的教诲。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母亲看着伯纳德神父，赞赏地点点头。这段经文是她的宣言。在家里，她把这段经文用华丽的书法抄写下来，镶在框里挂在厨房中，就像是用金色装饰的《圣经》中的一页。责任，或者说积极地表现出责任感，就是一切，而在母亲看来，无视召唤，不去参加宗教仪式，大概是最十恶不赦的罪恶了。她认为，男人至少应该考虑去做牧师，所有男孩子都应该去当祭坛助手。她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她很羡慕我有机会更靠近上帝，协助完成圣餐变体这样的奇迹，而她只能组织宗教庆典和慈善义卖。
自从我接受坚信礼以来，她多次说起让我去当祭坛助手，但都是随便说说，可当我们上次从莫林斯回来，母亲却不遗余力地让我穿上黑色长袍。是时候了，她如是说，很显然维尔弗雷德神父需要帮助。
“为了你哥哥，你也应该这么做。”她说，“他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想，当时我一口答应下来，她是很惊讶的。我愿意当祭台助手。我愿意成为上帝的仆人。最重要的是，我愿意去见识一下别人看不到的那部分教堂。
于是，当我长到十三岁，在一个下着雨的周六早晨，我穿过小路走向牧师宅邸，身着并不合身的米色西装，脑袋里牢牢记着母亲教过我的和牧师说话的礼节。是的，维尔弗雷德神父。不，维尔弗雷德神父。牧师和你说话，一定要回答。要显得很感兴趣。你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要像一个自出生那天起就去教堂的孩子。要注意发音。
邦丝小姐打开门，我向她说明来意。她让我进去，指指走廊里的一排椅子。还有一个男孩坐在那里，他显然遭受了粉刺的第一波猛烈攻击，喘气声很粗。他身上那套西装比我的更不合身，翻领上都是头皮屑和碎头发。他看着我，紧张地笑笑，伸出一只手。
“也是你妈妈让你来的？”
他叫亨利·麦卡洛，是个胖墩儿，脸上长满雀斑，比我大一点，将与我一起担任祭台助手，而且，他的任务不需要动脑子，只是捧着毛巾，或是把蜡烛摆正，还要在做弥撒之前打开风琴盖，并为邦丝小姐准备好凳子。
“是的，”我说，为了让他好过一点，“是她叫我来的。”
维尔弗雷德神父从餐厅出来，用手帕一角擦掉嘴边的早餐残渣。我们两个坐在那儿，他打量我们，从我们擦得锃亮的鞋子一直看到我们的分头。
“邦丝小姐，”他说着冲门口方向示意，“麻烦你了。”
“是的，神父。”
邦丝小姐从置物台拿下一把黑色雨伞，等维尔弗雷德神父系上长雨衣的扣子后，把伞交给他。他朝她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冲我们打了个响指，示意我们随他穿过砾石小路去教堂，一路上，他只给他自己打雨伞。
——●——
圣裘德教堂早就不在了，拆了，好腾出地方建公寓，记得它的人会为它扼腕哀悼，但我始终认为它是个极其丑陋的庞然大物。
它是一座大型棕色砖砌建筑，建于19世纪末，当时，天主教再度兴旺起来，信教的人做起事来从不半途而废。从外表看来，教堂雄伟壮观，阴郁暗淡，拥有一座粗短的六角形尖塔，看起来就像一座工厂。确实，这座教堂就是模仿工厂的建筑格局，每个星期根据需要，每一部分建筑精心传递出顺从、信仰和希望。就连邦丝小姐弹风琴，都像是在操作一架复杂的织布机。
作为神秘主义的一个象征，石匠在大钟上方的尖塔上建造了一个上帝之眼——也就是把一块石头雕琢成椭圆形。周末父亲硬拉我们去参观乡村老教堂，我就见过这样的上帝之眼。然而在圣裘德，那更像是工厂车间里的工头瞪着凌厉的眼睛，专门盯着偷懒和惹是生非的工人。
在教堂里，超出常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像悬挂在一扇巨大的窗前，每当阳光照射在上面，它的影子便落在教堂会众身上，碰触每一个人。讲道坛的位置很高，犹如一座瞭望塔。就连教堂里的空气都好像承担着特别的使命，要有教堂的风格，要在邦丝小姐按动风琴琴键、演奏出琴声的时候，像汤一样浓稠；而当教堂中殿空无一人，就要显得非常稀薄，可以听到最轻微的沙沙声在石雕周围颤动。
“那么，”维尔弗雷德神父说着示意我们坐在前排座位上，“我们从头开始。麦卡洛，给我说说忏悔词是什么。”
维尔弗雷德神父双手背在身后，开始沿圣坛围栏慢慢踱步，还抬头看着拱顶，活像老师在等待学生回答难解的数学题。
事实上，我常常认为他入错了行。母亲曾从报纸上剪下一张他的照片，那是他在抗议柯曾影院上映了一部新恐怖电影，照片里的他像极了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校长——很瘦，脸色苍白，戴着圆框眼镜，留着整整齐齐的分头。
亨利低头看着他那双汗涔涔的手，很不自在地动了动，像是肚子有些不舒服。维尔弗雷德神父突然停下，转身看着他。
“有问题吗？”
“不知道。”亨利说。
“你该说‘我不知道，神父。’”
“啊？”
“你在说话时应该加上‘神父’二字。”
“是的，神父。”
“怎么样？”
“我还是不知道，神父。”
“你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还是不知道忏悔词？”
“什么？”亨利说。
“麦卡洛，那你至少说一说在引导仪式期间，什么时候该说忏悔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