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双手捂住脸，阿斯特丽德可以接电话的日子已经到头了。“是的，没错。”
事情是这样的。珍妮把高尔夫球车开回度假村，上了她的斯巴鲁，马不停蹄一路开回芒特迪瑟特岛。她此刻只想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也就是回到阿斯特丽德身边，毫无疑问，阿斯特丽德就在那里等着她。她们的尸体是在前门内侧被发现的。阿斯特丽德肯定是在珍妮刚走进家门的时候就拿菜刀一刀插进了她喉咙，然后又用刀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是横切开的（不建议这种做法），不过深深切进了骨头里。我想象着她们躺在那已经风干的血泊中，珍妮的手机在她包里响了一阵，然后是阿斯特丽德的手机在厨房的刀具架下响起来。我不愿去想，但却停不下来。
并非所有被雅各布斯治疗过的人都自杀了，但在后来两年里，很多人都这样做了。并非所有的人都杀死爱人来陪葬，但半数都是这样；我是调查后得知的，而且我告诉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他认为这些不过是巧合而已。这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他乐得驳斥我对于这一连串疯狂、自杀和他杀所给出的结论：妖母需要牺牲品。
帕特里夏·法明戴尔，那位往自己眼里撒盐的女士，视力恢复到了足够夜间在床上闷死她年迈的父亲，然后开枪打爆她丈夫和她自己脑袋的地步。埃米尔·克莱因，吃土的那个人，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然后走进了车库，把剪草机的机油倒了自己一身，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爱丽丝·亚当斯，在克利夫兰帐篷复兴会治好癌症的一位，拿着她男友的AR-15自动步枪进了一家便利店，开枪扫射，杀死了三个路人。弹夹打空之后，她从口袋里取出一把0.38英寸口径的“狮子鼻”（左轮手枪），张嘴朝上腭开了一枪。玛格丽特·特里梅因，丹尼牧师在圣迭戈治好的一个病人（克隆氏症），从她的九层公寓的阳台上把她的襁褓中的儿子扔了下去，然后自己跳下去。目击者说当她摔下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发出叫声。
然后就是阿尔·斯坦珀。他的故事你可能了解，怎么可能错过超市小报的劲爆头条？他邀请了两任前妻共进晚餐，但其中一位，好像是第二任，碰上了塞车，结果来晚了，算她走运。斯坦珀的这处住宅在韦斯特切斯特，门开着，她就自己进去了，她发现斯坦珀的第一任前妻被绑在饭厅的一把椅子上，头顶凹陷了进去。这个沃-利特斯乐队前主唱从厨房里出现了，挥舞着棒球棍，棍子湿漉漉的，沾满了血和头发。第二任前妻尖叫着逃出房子，斯坦珀在后面一路狂追。在住宅区的街道上跑到一半儿时，他倒在了人行道上，心脏病突发身亡。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体重严重超标。
我敢肯定所查到的并非所有案子，这些案例分散在全国各地，淹没在美国日渐习以为常的无意义暴力事件之中。布里能够查出其他案子，但即便她仍是单身，住在科罗拉多州，她也不会想帮我的。布里·唐林-休斯现在不跟我来往了，我也完全谅解。
去年圣诞节前不久，休打电话给布里的母亲，请她到他大房子里的办公室来。他说他有个惊喜给她，他的确做到了。他用电灯线勒死了他的老情人，把她的尸体抱进车库，拖上他那辆老式林肯大陆的副驾座位。然后他坐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引擎，调到一个放摇滚的电台，在封闭的车库里吸尾气自杀了。
我答应过布里远离雅各布斯……她知道我对她撒了谎。
“假设你说的全是真的……”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在我们最近的一次治疗中说。
“你竟敢这么说。”我说道。
他微笑起来，继续说：“这并不表示你所看到的地狱般来世情景是你真正看到的。我知道这景象一直在你心头萦绕，杰米，不过看到异象的人多了去了，包括《启示录》的作者，拔摩岛的约翰。有许多老年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声称自己窥见过薄纱之外的世界。《天堂真的存在》就是基于一个差点儿丧命的四岁小孩儿所看见的来世写出来的。”
“科尔顿·伯波，”我说道，“我读过。他说有一匹小马驹，只有耶稣能骑。”
“随你怎么开玩笑，”布里斯韦特耸了耸肩，“他所说的很容易被人拿来取笑，但伯波还遇到了他胎死腹中的姐姐，这是他之前不知道的。这一点是可以查实的。就跟所有那些杀人之后自杀的案例一样可以查实。”
“杀人之后自杀的案例有很多，但科尔顿只是遇到了一个姐姐而已，”我说，“区别在于数量。我没上过统计课都知道这一点。”
“我很乐意假定那孩子看到的来世的异象不成立，因为同样的假定可以支撑我的命题：你看到的异象——贫瘠的城市、蚁人、黑纸般的天空——同样不成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而且我也乐意采信。”
我当然愿意。谁都愿意。因为人终有一死，想到我死后要去的地方，这给我的生活蒙上的不仅是阴影而已；它使我的人生显得单薄而没有意义。不，还不光是我的人生，是所有人的生命。于是我死死抓住一个念头，这是我的四字真言，早上起来念一遍，晚上睡前念一遍。
妖母骗人。
妖母骗人。
妖母骗人。
有时候我能信……但也有一些原因让我有所保留。
总有些迹象。
在我回到尼德兰之前——我在那里发现休谋杀了布里的母亲然后自杀，我开车回了哈洛的家。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雅各布斯的尸体被发现后，警方可能会与我联系，让我讲讲我在缅因州做了什么。这似乎很重要（虽然最后他们并没问），但还有更重要的：我需要一个熟悉的地方的舒适感，需要那些爱我的人。
但我未能如愿。
你还记得卡拉·琳内不？我的小外侄孙女。2013年的劳动节派对我一直抱着，直到在我肩上睡着的那个；每次我走近都向我伸出手臂的那个？当我走进我出生成长的老房子时，卡拉·琳内坐在她父母之间一把老式高脚椅上，我小时候可能也在上面坐过。小姑娘见到我之后开始尖叫，剧烈地左右摇摆，要不是父亲把她抓住，她可能会摔下地。她把脸埋在胸前，用尽气力尖叫不已。直到她祖父特里把我领到门廊，她才停下来。
“她这是搞什么鬼？”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上次来的时候，她那么依依不舍。”
“不知道。”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清楚。我本想在这儿住上一两晚，吸收一下正常的气息，就跟吸血鬼吸血一样，不过看来是行不通了。我不知道卡拉·琳内在我身上到底感觉到了什么，但我是再也不想见到她那张惊恐的小脸了。
我告诉特里我只是顺道过来打个招呼，连留下来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要赶一趟去波特兰的飞机。我一直在刘易斯顿，录诺姆·欧文跟我说的一个乐队的演出。他说这个乐队有潜力红遍全国。
“真的吗？”他问。
“没戏，一点儿戏都没有。”我装模作样地看看手表。
“别管那飞机，”特里说，“总有下一班的。进来跟家人一起吃顿晚餐吧，我的好弟弟。卡拉会静下来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告诉特里我要在狼颌录一场演出，绝对不能错过。我跟他说下次吧。而当他伸出双臂时，我紧紧抱住他，我知道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些杀人之后自杀的事情，但我知道我背负了一些有毒的东西，很可能接下来的日子里都要背负着它。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让我爱的人被毒物感染。
往我租的那辆车走的时候，我停下来看了一眼草坪和卫理公会路之间的那条泥沙带。卫理公会路多年以前就铺好了，但那条泥沙带却跟我当年玩我的玩具士兵时一样，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六岁生日礼物。1962年秋的某一天，我跪在那里玩士兵，一道阴影遮住了我。
这阴影还在。
“你有没有杀过人？”
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多次问我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招叫“递进重复”。我总是微笑着告诉他没有。我固然是往那可怜的玛丽·费伊身上打了四发子弹，但这女人当时已经死了，而查尔斯·雅各布斯则是死于一次致命的中风。如果那一天没发作，过一阵儿也会发作，而且很可能是在年前。
“你显然也没有自杀，”爱德华微笑着继续说，“除非我面前的你只是我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