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无之境。
我的膝盖发软，人往下坠，倚着门边昏了过去。
XIV 后遗症
这些都是发生在三年前的事儿了。我现在住在凯卢阿，离我哥哥康拉德不远。这是一个夏威夷岛上的美丽海滨小镇。我住的地方在奥涅瓦街，这个街区离海滩相当远，更是远离繁华喧嚣，不过公寓很宽敞，而且对夏威夷来说，算是便宜了。而且它靠近库乌雷路，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布兰登·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就在库乌雷路上，而这就是我的心理医生挂牌看诊的地方。
爱德华·布里斯韦特说他41岁，不过他看上去就像30多岁。等你到了61岁——今年8月我就到这岁数了——你会觉得25岁到45岁之间的男人女人看上去都像是30岁的人。很难把那些刚刚度过顽劣20岁（至少我那段岁月是这样）的人当回事，但我一直努力配合布里斯韦特医生，因为他的治疗对我帮助甚大……但我不得不说，抗抑郁药帮助更大。我知道有人不喜欢这种药，他们声称这些药片会让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变迟钝，我可以做证，确有其事。
感谢上帝，确有其事。
多亏了阿康，我才认识了布里斯韦特医生，阿康放弃吉他去搞体育，又放弃体育去研究天文……尽管他还是一个排球猛将，在网球场上表现也不错。
我把这本书上每一页的事情都告诉了布里斯韦特医生，毫无保留。他基本不相信，当然，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信呢？但是把故事讲出来却是一种解脱！故事中的某些元素会让他停下来思考一下，因为那些是有据可查的，例如丹尼牧师。即便是现在，只要你用谷歌搜索那个名字，还是能出来将近100万个结果；不信你就自己查一下。他的治疗是否真实依然有争议，但是连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治疗都尚有争议呢——据说他在世时治好了一名法国修女的帕金森病；他去世六年后，还为一名哥斯达黎加女人治好了脑部动脉瘤。（真奇妙！）[14]查理的许多治愈者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对自己或对别人的所作所为，也是可以查实的，并非凭空猜测。爱德华·布里斯韦特认为我是把事实编进了我的故事里，以添加可信度。去年年底有一天，他引用了荣格的一句话便足以概括：“世界上最伟大的虚构症患者都在疯人院里。”
我不在疯人院里；在马丁精神病治疗中心完成治疗后，我可以自由离开，回到我安静而充满阳光的公寓里。为此，我很感激。我也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丹尼牧师的很多治愈者都死了。在2014年夏到2015年秋之间，他们中有几十人自杀了。或许有数百个——无法确定。我不由自主地想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新醒来，在咆哮的星辰下赤裸行进，被恐怖的蚁兵驱赶着，我很庆幸我不在此列。我认为，感恩生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表明这个头脑清楚地抓住了要领。我的部分心智已经一去不复返——被“切除”了，看到玛丽·费伊病房那一幕后就像被截去了手脚一样失去了部分心智，这是我必须学着去习惯的。
每周二和周四，2点到2点50之间，我都要说上50分钟。
我真能说。
在暴风雨过后的那个早晨，我在山羊山度假村大堂的一张沙发上醒来。我的脸很疼，膀胱快憋不住了，但我却不想到餐厅对面的男卫生间去。那里有镜子，我不希望看到镜中的自己，哪怕是无意瞟见。
我走到外面去小便，看到度假村的一辆高尔夫电瓶车撞上了门廊的台阶。座椅和简陋的仪表板上都有血迹。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衬衫，发现有更多血迹。擤鼻子的时候发现鼻子已经肿起来了，深红色的血痂从鼻子上脱落下来，掉到我手指上。原来是我开的高尔夫球车，撞了车，碰了脸，但我却完全不记得出过这事儿。
如果说我只是不想回天盖附近那个小房子的话，那真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但我不得不去。上高尔夫球车，然后开起来并不难。把车沿路开进树林却十分困难，我每次都得停车去把断枝移开，再开就更难了。我的鼻子一抽一抽的，脑袋因为紧张性头痛而砰砰作响。
门依然敞开着。我把车停下，出了电瓶车，起初我只能站在那儿揉我那肿胀的鼻子，直到又开始出血。这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风暴已经冲走了所有的炎热和湿气，只不过门里面那个房间除外，那里是一个阴影之穴。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告诉自己。不会出什么事儿的，都结束了。
可是万一还没结束呢？万一还会出事儿呢？
如果她在等着我，随时准备伸出那人脸做成的魔爪怎么办？
我强迫自己一级一级走上台阶，当乌鸦在我身后的树林里发出刺耳尖叫时，我畏缩起来，抱头尖叫。唯一使我坚持没有逃走的就是，我知道如果不看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玛丽·费伊的临终病房会让我的余生不得安宁。
那个长了单个黑眼球的翕动中的恶心怪物并不在房里。查理的最终病人的尸体还像我上次见到的那样躺在那里，她的睡衣上有两个子弹孔，屁股下面的被单上还有两个。她嘴巴大开，不过并没有可怕的黑色凸出物的迹象，但我没有试图说服自己这全是我想象出来的，因为我清楚这不是。
那个金属头箍，现在已经暗淡无光，还箍在她额头上。
雅各布斯的位置变了。他没有侧身抱膝蜷在床边，而是靠着房间另一头的墙坐着，顶着五斗橱。我第一个想法是原来他那时还没死。此处发生的恐怖事件导致他又中风了，但却没有立即致命。他爬到了五斗橱那边，最后死在了那里。
或许如此，可是他手里却拿着枪。
我盯着这把枪看了很久，皱着眉头，努力回想。我当时想不起来，也拒绝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医生提出的用催眠疗法来还原封闭的记忆。一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催眠会从我大脑黑暗区域里释放出的东西，更主要是因为我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我扭转查理的身体（那恐怖的表情仍印在他的脸上），让他面朝玛丽·费伊。我已经打了五发子弹，我很确定，但只有四发打在她身上。有一发打飞了，依我当时的精神状况来看，这并不奇怪。可是当我抬眼看墙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两个弹孔。
我是回过度假村，前晚又来过？是有这种可能，但我不认为我能勉强做到，即便是有些意识中断。不对，我应该是离开前就把场景布置好了。然后我才回去，撞了高尔夫球车，跌跌撞撞上了台阶，在大堂睡着的。
查理没有拖着身子爬过房间，是我把他拖过去的。我把他靠着五斗橱支起来，把枪放进他右手里，然后朝墙上打了一发。警察终会发现这离奇的一幕，他们不见得会去检查他的手上有没有枪击残留，但如果他们查的话，就能查到。
我想把玛丽·费伊的脸盖上，可是所有东西都必须原样不动，而且我最想做的就是逃离那个充满阴影的房间。但我又停留了片刻。我跪在我的“第五先生”身旁，摸了摸他细瘦的手腕。
“你本该收手的，查理，”我说，“你早就该收手了。”
但他可能收手吗？说得轻巧，这样我就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可是我也要责怪我自己，因为我也没能停手。好奇心是很可怕的，不过这都是人性。
太人性了。
“我压根儿没去过那儿。”我这样告诉布里斯韦特医生，“我当时是这样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去过。”
“那名护士，”布里斯韦特医生说，“珍妮·诺尔顿。”
“我认为她除了帮我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也就是口径一致，说我们当时一起离开了山羊山，是在雅各布斯开始说疯话，说要拔掉玛丽·费伊的呼吸机时走的。我相信珍妮会附和我的，也是为了确保我对她参与的那部分闭口不言。我没有她的手机号码，但我知道雅各布斯有。他的地址簿在库珀套房里。果不其然，我找到了她的号码。我打了个电话，直接进了语音信箱。我让她给我回拨。阿斯特丽德的号码也在他的电话簿里，所以我又试了一下她的。”
“又是语音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