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上去吃了一惊,然后又放松下来:“不错嘛。《蠕虫的秘密》不仅是我研究的一部分,更是我研究的基础。普林后来疯了,你知道吧。他最后的岁月在一个德国的城堡中度过,研究深奥的数学,还吃虫子。他留了长长的指甲,有一晚用指节撕开了自己的喉咙,死的时候才37岁,死前还用血在房间地板上写公式。”

“真的?”

他耸了耸一边肩膀,然后是咧半边嘴笑了笑:“谁能确定?如果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富于告诫意味的故事,不过这种有远见之人的经历,往往是由那些旨在确保后人不会步他们后尘的人来写的。大多是那些搞宗教的,天堂保险公司的工头。不过现在别管这个,我们回头找一天再聊普林。”

还有这一天吗?我心想。

“随着我的研究取得进展,我委托的调查员开始做筛选步骤。几百个变成了几十个。今年年初,几十个变成了10个。6月份,10个变成了3个。”他身子向前倾了一下。“我在找那个我心目中的最终病号。”

“你的最后一次治疗。”

这个说法让他很想发笑:“可以这么说。对,有何不可?这就说到了玛丽·费伊的悲伤故事,在我们移步工作室之前,我刚好有时间来讲这个故事。”他干笑几声,让我想起了阿斯特丽德接受治疗前的声音。“估计也是最终工作室了。不过这个工作室还是个设施完善的医院套房。”

“由珍妮护士来打理。”

“她可真是个宝贝,杰米!要是鲁迪·凯利来做,肯定摸不着头脑,像个耳朵里进了只黄蜂的狗一样只会乱吠。”

“跟我讲讲故事吧,”我说,“让我知道我都卷进了什么事情里。”

他坐下来:“很久很久以前,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叫富兰克林·费伊的男人娶了一个叫贾尼丝·谢利的女人。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然后又一起教书。富兰克林是一个有著作的诗人——我读过他的作品,写得非常好。如果他时间再多一些,定会成为大诗人之一。他的夫人论文写的是詹姆斯·乔伊斯,教英国和爱尔兰文学。在1980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玛丽。”

“对。1983年,他们获得了到都柏林的美国大学教书的机会,是一个两年交换项目的一部分。还跟得上吗?”

“没问题。”

“1985年的夏天,当你还在搞音乐,我还在嘉年华马戏团搞‘闪电画像’的时候,费伊全家决定在回美国之前周游爱尔兰。他们租了一辆野营车,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管那叫篷车,然后就出发了。有一天他们停在奥法利郡一家酒馆吃午餐。离开后不久,他们正面撞上了一辆运农产品的卡车。费伊先生和太太当场身亡。这个孩子,坐在后面而且固定在儿童座上,虽然受了重伤却活了下来。”

这几乎就是他妻子和儿子丧命的那场车祸的重演。我当时想着他肯定知道,但现在又不确定了。有时候就是擦肩而过。

“其实他们是开到逆行车道上去了。我的理解是富兰克林贪杯,啤酒或葡萄酒喝多了,忘了身在爱尔兰,结果又习惯性地靠右侧行车。同样的事情好像也发生在一个美国演员身上,不过我想不起名字了。”

我知道是谁,但我懒得打断他。

“在医院里,小玛丽·费伊接受了多次输血。你能猜到后面怎么发展的吗?”我摇头,他接着说,“血被污染了,杰米,是被导致克雅二氏病,俗称疯牛病的朊病毒污染的。”

又是几阵雷声。现在是雷声隆隆,而不再是闷雷滚滚了。

“玛丽是由叔叔阿姨养大的。她在学校很出色,成了一个法律助理,回学校继续攻读法律学位,读了两个学期后又放弃了这个项目,最后重操旧业,做回她先前的助理工作。这是2007年的事儿。她体内携带的病毒是潜伏的,一直潜伏到去年夏天,她开始遭受吸毒、精神崩溃或是吸毒加崩溃才会出现的症状困扰。她辞职了。她的钱开始不够用了,到了2013年10月,她还出现生理症状:肌阵挛、运动失调和癫痫。朊病毒完全苏醒,而且威力惊人,在她的大脑里吞噬出许多空洞。脊椎抽液和核磁共振最终查出了罪魁祸首。”

“上帝啊。”我说。一些旧新闻片段开始在我眼前回放,可能是我四处漂泊的岁月,在什么汽车旅馆房间里看过的:一头牛在一个肮脏的牛棚里,四条腿张开,仰着头,双眼打转,盲目地“哞哞”叫着,好像在找自己的脚一样。

“上帝帮不了玛丽·费伊。”他说。

“但你能。”

他给我的回答是一个我读不懂的神情,然后他转过头来打量逐渐暗淡的天空。

“扶我起来,我不想错过跟闪电的约会。我这辈子都在等这一刻。”他指着茶几上的红木盒子,“拿上它,我要用到里面的东西。”

“魔棒代替了魔戒。”

但他摇了摇头:“都不是。”

我们进了电梯。他进到大堂,然后在没有火的壁炉附近的一排椅子上坐下:“到东翼走廊尽头的供应室去,你会在里面找到一个我一直避而不用的器材。”

那是一个旧款的带藤条座和铁轮子的轮椅,转起来刺耳得像鬼叫一样。我把它推到大堂,扶他坐上去。他伸手示意要取红木盒子,我递了过去,心里多少有些顾虑。他就像抱孩子一样把它捧在怀里,当我推着他穿过餐厅,进入弃置的厨房时,他以一个问题继续讲他的故事。

“你能猜出为什么费伊小姐从法学院退学了吗?”

“因为她病了。”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你没听我讲吗?朊病毒那时还只是潜伏而已。”

“她发现自己不喜欢?成绩不够好?”

“都不是。”他回头看我,挤眉弄眼像个老色鬼一样。“玛丽·费伊是新时代的巾帼英雄,她是个单身妈妈。这个孩子,一个名叫维克多的男孩,现在七岁了。我从没见过他——玛丽不想让我见——但是我们聊到他的未来时,她给我看了许多他的照片。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儿子。”

我们走到装卸处的门口,但我没有把门推开:“这孩子也有她的病吗?”

“没有,至少现在没有。”

“将来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