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就不公道了。”
“我不这么认为。你上演宗教戏码，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在实验室里这么做——我确定你在铁扉公寓里也有——政府会因为你做人体实验并导致有人死亡而将你逮捕。”我身子往前靠，眼睛盯着他的双眼，“报纸会管你叫约瑟夫·门格勒[10]。”
“难道神经外科医生只因为没治好几个病人就被人称为约瑟夫·门格勒吗？”
“他们不是带着脑肿瘤来找你的。”
“有些人是的，而且其中许多人现在活得好好的，而不是躺在地下。我在作秀的时候是不是也展示过假肿瘤？没错，这并不值得骄傲，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肿瘤没了你拿什么来给人看？”他思考了一下，“的确，大多数来帐篷复兴会的人并非身患绝症，但有时候这种非致命的身体缺陷却更糟糕。是那些让他们长命百岁却病痛相伴的痛苦，有时候是苦不堪言，而你却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悲伤地摇摇头，眼中却无悲伤之意。他眼里是愤怒。
“凯茜·莫尔斯并没有病痛，她也没有自愿上台。你把她从人群里挑出来，是因为她很性感，在那群乡巴佬眼里秀色可餐。”
正如布里先前说过的，雅各布斯指出，莫尔斯的自杀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16年可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什么都可能发生。
“你自己清楚。”我说。
他从杯里喝着柠檬水，放下杯子的手现在明显在颤抖：“这番谈话没有意义。”
“因为你不会停手？”
“因为我已经停手了。查·丹尼·雅各布斯不会再搞帐篷复兴会了。现在互联网上对这个人还有一定的讨论和猜测，但群众的注意力是短暂的，他很快就会淡出公众视线。”
若真如此的话，我这一趟就像是砸开一道没上锁的门一样多余。我没有感到放心，反而更加不安。
“再过六个月，或者一年，网站就会宣布雅各布斯牧师由于健康不佳而退休，然后网站就会关闭。”
“为什么？是因为你的研究已经完成？”不过我内心不认为查理·雅各布斯的研究真有完成的一天。
他又继续看风景了。他把翘起的腿放下来，然后按着椅子扶手，努力站了起来。“跟我出来一趟，杰米。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阿尔·斯坦珀站在厨房桌旁，活像穿着20世纪70年代迪斯科裤子的一座肉山。他正在给邮件分类。他面前是一叠烤华夫饼，上面滴着牛油和糖浆，旁边是一个酒水包装盒。地上椅子旁边有三个美国邮政的塑料箱子，里面的信件和包裹堆得老高。我看着斯坦珀撕开一个马尼拉纸信封，从里头抖出一封字迹潦草的信、一张坐轮椅的小男孩儿的照片和一张10美元钞票。他把那张钞票放进那个酒水包装盒里，扫了一眼那封信，还有声有色地嚼着一块华夫饼。站他身边的雅各布斯显得无比瘦小。这次我想到的就不是亚当夏娃，而是儿歌里的瘦子杰克·斯布拉特和他的巨型太太了。
“帐篷收起来了，”我说，“但‘爱的供养’还源源不断啊。”
斯坦珀给了我一个恶毒而不屑的眼神——两种眼神匪夷所思地结合起来——然后继续拆信和分类，手里的华夫饼也一刻没停。
“每封信我们都读，”雅各布斯说道，“你说是不是，阿尔？”
“是的。”
“你每封信都回吗？”我问道。
“我们应该回信的，”斯坦珀说道，“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其实完全可以做到，只是我需要帮手。再招一个人就够了，还要再添一台电脑，补上丹尼牧师搬进工作室的那台。”
“阿尔，这事儿我们聊过了，”雅各布斯说道，“一旦我们开始跟请愿者通信……”
“这事儿就没完了，这我懂。可是神的活儿谁来做？”
“你不是正在做吗？”雅各布斯说道。他的声音很温柔，眼中仿佛带着乐趣：就像在看一条狗表演杂技。
斯坦珀没有回答，只是开了下一封信。这次没照片，只是一封信和一张五美元钞票。
“来吧，杰米，”雅各布斯说，“让他接着干活儿。”
从车道看来，附属建筑看着规整干净，走近才发现板条开裂，嵌线也得补漆了。我们脚底踩的百慕大草——庄园上次做景观时肯定为此花费不菲——需要修剪了。如果再不修剪，后面两英亩草坪很快就要变成草场了。
雅各布斯停下了脚步：“你猜哪个是我的实验室？”
我指了指谷仓。那是最大的一个，跟他在塔尔萨租的汽车维修铺大小相仿。
他笑了。“你知不知道第一颗原子弹在白沙试射之前，参与曼哈顿项目的人员持续缩减？”
我摇摇头。
“等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原本给工人建的临时宿舍已经空了。这是科学研究界一条鲜为人知的规律：研究者逐步靠近他的终极目标的时候，他所需要的辅助设备往往越来越少。”
他引我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工具室，拿出一串钥匙，然后开了门。我以为里面会很热，结果却跟大房子一样凉快。左手边是一列工作台，上面只放了几个笔记本和一台苹果电脑，屏幕上正放着万马奔腾的屏幕保护。苹果电脑前面放着一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可调节座椅，一定价格不菲。
库房右边架子上堆满了盒子，一条条像镀了银的长条烟盒……不过烟盒可不会发出那种功放才有的嗡鸣。地上是另一个箱子，刷了绿漆，跟酒店里的迷你冰箱一般大小。上面是个电视显示器。雅各布斯轻轻拍了一下手掌，显示器亮了起来，上面显示出一系列竖条，有红的、蓝的和绿的，起起伏伏就像呼吸一样。
“你在这儿工作？”
“是的。”
“设备呢？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