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名字叫什么？”
诺姆说：“我们以前叫‘佩枪者’，不过大家觉得这名字听上去有点儿太那个……军国主义。所以我们现在叫‘镀玫瑰’。那次我们在我爸家里嗑了药，一起看一档园艺节目，肯尼想出来的。挺酷的，是不？”
在往后的25年里，我跟“伊声调”“罗宾与杰伊”和“嗨-杰伊”乐队合作过（队长全是那个时髦的吉他手杰伊·佩德森）。我跟暖气片乐队、僵尸乐队、殡仪馆乐队、最后召唤乐队和安德森维尔摇滚者乐队合作过。在朋克的巅峰时期，我跟帕齐·克莱因的口红乐队、试管婴儿乐队、胎盘乐队和“世界全是砖”乐队合作过。我还跟一个叫“地瓜地瓜呼叫土豆”的乡村摇滚组合合作过。依我看，再没有比“镀玫瑰”更棒的乐队名字了。
“怎么说呢，”妈妈说道，她看上去并不生气，就是好像头痛要病倒的样子，“杰米，你才14岁。康拉德说那些孩子年纪比你大多了。”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克莱尔和安迪不在，桌子显得大多了。“他们抽烟吗？”
“不。”我说。
妈妈转过身去问阿康：“他们抽吗？”
阿康当时正把奶油玉米递给特里，丝毫没有犹豫：“不抽。”
我恨不得立刻拥抱他。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的分歧，兄弟间自然都有，但关键时刻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的。
“妈，又不是去酒吧，”我说道……虽然我直觉知道会是酒吧，而且远早于“镀玫瑰”最年轻的成员满21岁的时候，“只是田庄而已。我们这周四有排练。”
“对对，你可得多排练排练，”特里挖苦我，“再给我来一块猪扒。”
“特里，要说‘请’。”妈妈心不在焉地说。
“请再给我来一块猪扒。”
爸爸把盘子递过去，二话没说。这既可能是好兆头，也可能是坏兆头。
“你们怎么去排练？说起这个，你们怎么去演出地点？”
“诺姆有辆大众小客车。其实是他爹的车，不过他批准诺姆把乐队名字漆在车身上！”
“这个诺姆不可能超过18岁。”妈妈说道。她停下手里的餐具。“怎么知道他开车安不安全？”
“妈，他们需要我！他们的节奏吉他手搬到马萨诸塞州去了。没有节奏吉他手他们周六晚上就没法儿演出了！”一个念头像流星一样从我脑中闪耀而过：阿斯特丽德·索德伯格可能会去那场舞会。“很重要的！很大阵仗！”
“我不放心。”她现在开始揉太阳穴了。
爸爸终于开口了：“让他去吧，劳拉。我知道你担心，不过这是他擅长的东西。”
她叹了口气：“没错。说得也是。”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妈妈拿起叉子，又放了下来：“你跟我保证你不会抽烟或吸大麻，而且不喝酒。”
“我保证。”我说道，这个诺言我遵守了两年。
差不多这么久吧。
对于尤里卡田庄7号的第一场演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四个上露天音乐台时，我一身汗臭。说到汗臭，谁也比不过14岁的青春期少年。在我的处女秀之前我足足洗了20分钟，直到热水用完，可是当我俯身去捡起那把借来的吉他时，我又吓出了一身臭汗。当我把凯氏挎到肩上的时候，它感觉至少有200磅重。我害怕自然是有原因的。即便摇滚本质上说相对简单，可是诺姆给我安排的任务——在周四下午到周六晚上学会30首歌——根本就不可能，我跟他也是这么说的。
他耸耸肩，给了我一条作为音乐人受益最深的忠告：怕弹错，就别弹。“而且，”他邪恶地一笑，露出他那口蛀坏的牙齿，“他们会把我的音量调得巨大，反正没人能听到你在弹什么。”
保罗打了一小段鼓来吸引听众的注意，以镲片的铿锵声结束。传来一阵短暂的预料之中的掌声。一双双眼睛在看着这小小的舞台（我感觉仿佛有上百万只眼睛），我们在聚光灯下挤在一起。我记得身上穿着镶嵌水钻的夹克要多傻有多傻（这是“佩枪者”更名为“镀玫瑰”时遗留下来的），而且一直感觉自己想吐。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中午只挑着吃了一点儿，完全没机会吃晚饭，但真的感觉要吐。我突然明白，我不是要吐，而是要晕。没错，我要晕。
我真的可能会晕倒，但是诺姆没给我这个时间。“大家好，我们是镀玫瑰！大伙儿上来跳舞吧。”然后对我们说：“一……二……三……走你。”
保罗·布沙尔打完了《加油斯卢普》前面那段咚咚的鼓点后，我们就开始了。诺姆主唱，除了肯尼接手的两首歌外，他一直是主唱。保罗和我担任和声歌手。我一开始超级害羞，后来我听到自己的声音经过放大居然显得非常成熟，那种害羞的感觉就过去了。后来我明白其实没人会注意和声的……不过要是没了和声听众就难受了。
我看到大家成双成对到台前起舞。他们本就是来跳舞的，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不相信他们会听着我的音乐起舞。等到了基本没有悬念，知道我们不会被嘘下台后，我开始有一种陶醉感，接近狂喜。我后来嗑的药加起来都足够弄沉一艘战舰了，但哪怕是最强的药也无法匹敌那初次的快感。我们在弹奏，他们在起舞。
我们从7点演到10点半，9点左右有一段20分钟的休息时间。诺姆和肯尼抛下乐器，关掉功放，冲到外面抽一口烟。对我而言，那几个小时就像在梦里一样，演奏其中一首慢歌的时候——记得好像是《谁让雨停下》——爸妈跳着华尔兹翩然而至，我也没感到惊讶。
妈妈的头倚在爸爸肩上。她闭着眼睛，脸上露出梦幻般的微笑。爸爸的眼睛是睁着的，经过面前时，他朝我眨了眨眼。也无须因为他们在场而感到尴尬；刘易斯顿溜冰场的高中舞会本来是仅限青少年的，不过我们在尤里卡田庄或盖茨瀑布的鹿角场或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出时，总有好些大人会来。第一场演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虽然阿斯特丽德的朋友们来了，但她本人没来。
我的家人先走了，诺姆开着他的旧小客车把我送回了家。我们都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一路笑着，重温刚才的演出，当诺姆给我递一张10美元钞票时，我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份归你，”他说，“我们这次演出出场费50美元。我拿20美元——因为开的是我的小货车，我弹的主音——剩下你们一人10美元。”
我拿了钱，依然感觉如梦如幻，用仍然发痛的左手把车门滑开。
“周四排练，”诺姆说道，“这次是放学后在乐队练习室。不过我没法儿送你回家了，我爹要我去罗克堡帮他漆房子。”
我说没问题。如果阿康不能送我，我就搭个便车。走9号公路往来盖茨瀑布和哈洛的人大多认识我，愿意捎上我。
“你得再练练《棕色眼睛的姑娘》。你慢了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