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她究竟叫什么名字？
在他边上的椅子上，有个手提包。他从口袋里拿出橡胶手套戴上。他拿起袋子，打开，一个女孩的手袋，里面什么都有，简直难以置信，他找到了她的身份证，打开。
三十岁。死者看起来从来都不像生前的照片。他看看证件照，再看看床上年轻女人的尸体。两张脸没有一张像他前几个星期照着嫌疑犯素描照片画的无数张素描。突然之间，这个年轻女人的脸变得不可捕捉。哪张更接近真实？这张年代久远的证件照？她那时可能二十岁，发型是过时的，她绷着脸，毫无表情地看着前面。或者是那一系列的嫌疑犯素描，冰冷、僵化、沉重、威胁，并且复制成上千份？或是这里这张平躺的年轻女尸的脸，一张丢失了灵魂的脸，像是已经脱离了她，而被数以万计的痛苦所占据的脸？
卡米尔发现她的脸出奇地像画家费尔南·伯雷笔下的“女受害者”，死亡降临时所产生的惊恐效果。
他被这张脸迷住，卡米尔忘了他还不知道她叫什么。他俯身看向身份证。
阿历克斯·布雷沃斯特。
卡米尔重复着这个名字。
阿历克斯。
所以不再有劳拉，不再有娜塔莉，不再有蕾娅，也不再有艾玛。
是阿历克斯。
好吧，是……曾经是。
第三部 分
51
法官维达尔十分满意。这次自杀证明了他的分析是符合逻辑的，证明他是机智又坚定的。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总是这样，总爱把运气和环境的功劳归到自己的天才上。和卡米尔的悲伤截然相反，他欣喜若狂，但不失冷静。他越是假装节制，越让人感觉他内心因胜利而得意至极。卡米尔在他嘴唇上看到这种得意，在他肩膀上，在他集中精力穿上保护衣的方式中，都看到这种得意。维达尔，他戴着一顶外科医生的手术帽，穿着一双蓝色拖鞋，看上去滑稽可笑。
他本可以从走廊上看，因为技术人员已经在工作了，但，不，一个三十岁的连环杀手，尤其是死了的，这就像一幅狩猎图，需要凑近观察。他很满意。他走进房间，就像一位罗马皇帝。他凑近床边，探头观察了一下，嘴唇轻轻动了一下，姿态优雅，非常优雅，然后当他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做出一副事情了结了的神情。他向卡米尔指了指那些身份鉴证科的技术员：“我必须尽快得到结论，你知道……”
这是在说，他想邀功，尽快。卡米尔同意，尽快。
“但还是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是吗？”法官加了一句。
“当然，”卡米尔说，“水落石出。”
法官准备离开。卡米尔听到炮火装进加农炮的声音。
“你想说，对我来说？”
“说真的，是的。”
这么说着，他脱下他的保护衣。帽子和拖鞋，不符合他的庄严身份。
“在这件事中，”他终于又开口说道，“你恰恰是缺了一种理智，范霍文警官。你追着这些事件，跑了很久。你甚至清楚地知道了受害者的身份，但最后还是多亏了她。你是在紧要关头得救了，但你离破案还很远，要不是这个……令人欣慰的‘意外事件’，”他指指房间里，“我不确定你能够搞定这个案子。我觉得你不……”
“不够格？”卡米尔替他补上，“是啊，是啊，法官先生，说出来吧，你话已经到嘴边了。”
法官恼羞成怒，在走廊上走了几步。
“这还真是你的风格，”卡米尔说，“没勇气说出你真正的想法，也没有足够的真诚按你所说的去想。”
“那我就告诉你我真正的想法……”
“我好害怕。”
“我恐怕你不适合负责重案。”
他停顿了一下，以强调他经过深思熟虑，作为一个睿智的、知道自己的重要性的人，他从不说无足轻重的话。
“你的复职还不那么确定，警官。你或许还是应该保持一点儿距离。”
52
所有物品首先都被送往了化验室。接着，被送往了卡米尔的办公室。第一眼没觉得什么，但事实上，物件众多。他们弄来两个大桌子，阿尔芒给它们垫上桌布，推开办公桌、衣帽架、椅子、扶手椅，把所有东西都铺开。很难想象面前那么多幼稚的东西属于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感觉她好像没有长大。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久一个劣质的玫瑰色发夹，陈旧到都脱了丝，或者一张电影票？
四天前他们在宾馆里收集了所有这些东西。
从年轻女人死去的房间出来，卡米尔下了楼，阿尔芒正在给接待员录口供，他是一个年轻男人，头发用发胶贴在两边，像是刚刚被人打了一巴掌。为了看起来极其实用，阿尔芒坐在餐厅，客人们来来往往拿着早餐。他说：“你不介意吧？”
没等对方回答，他就给自己泡了壶咖啡，拿了四个羊角面包、一杯橙汁、一盘谷物、一个煮鸡蛋、两片火腿和几份湿奶酪。边吃着，他边提了几个问题，然后专心致志地听着回答，因为即便嘴巴塞满了东西，他依然能够纠正：“你刚刚跟我说晚上十点半。”
“是的。”接待说，他被这样一个身材瘦削的警察的食量惊呆了，但在五分钟内，你永远不可能知道……
阿尔芒示意他知道了。调查结束时，他说：“你有没有盒子之类的东西？”
但不等他回答，他已经铺开三张餐巾纸，往里面倒了一整块糕点，小心翼翼地包上四个角，打了个漂亮的结，像是一个礼品盒。他对接待说：“今天的午餐……缠上这种事，我们没时间吃饭。”
早晨七点半。
卡米尔走进会议室，路易正在询问发现阿历克斯的女服务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被工作折磨得形容憔悴，脸色苍白。她通常负责晚饭后的卫生工作，然后回家，但有时候，缺乏人手的情况下，她早晨还会回来，负责六点的第一班清扫工作。她体形笨重，背有点儿弯。
一般情况下，她只在上午晚些时候才进房间，并且只有在长时间敲门、侧听之后，因为她怕看到一些场景……她本可以描述这些场景，但这个小警察出现了，四处观察，有些不敢说话。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待在那里，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进屋后一直没有脱掉大衣，或许是病了，或者冻着了，这个男人。这天早上，她搞错了。人家给她的纸上写的是“317”，客人应该已经离开了酒店，表示打扫房间的绿灯亮着。
“写得不清楚。我看成了‘314’。”她解释说。
她情绪相当激动，从头到尾不想表明任何自己的过失。和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如果他们写清楚了房间号，我就不会牵涉进来了。”
为了使她平静，为了让她放心，路易把他漂亮的指甲和剪得干干净净的手搭在她的前臂，然后闭上眼睛，他有时候真的有种红衣主教的气场。她刚踏进这个314房间，就发现除了走错房间这个愚蠢的误会之外，更重要的是，她反复确认，眼前有个三十岁的女人，自杀了。
“我立马看出来她死了。”
她闭上嘴，说不出话，她不是没有见过尸体。每次都是意外，但还是……还是会让人崩溃。
“这简直让我崩溃！”
她把手捂在嘴上，沉浸在这回忆里。路易静静地安抚着她，卡米尔什么都不说，他看着，他等着。
“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看上去那么有生命力……”
“你觉得她看上去很有生命力？“
卡米尔问。
“好吧，在这间屋子里，当然不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这两个男人没有回话，于是她继续说下去，她想好好表现，不论怎样，她想帮上忙。因为搞错房间号，她总觉得最后她会免不了被责备。她想自卫。
“我那天前夜看到她的时候，她还生气勃勃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她看上去步伐坚定，总之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描述！”
她有点儿焦躁。路易又开始安慰：“前夜，你看到她走在哪里？”
“好吧，就在前面那条街上！她拿着她的垃圾袋出门。”
还不等她把话说完，两个男人就已经消失了。她看着他们跑向门口。
卡米尔在走廊上逮住阿尔芒和三个警察，一起往出口跑去。街的左右两边，五十几米开外，一辆垃圾车吞噬着定时清理的垃圾箱里的垃圾，警察们大叫着，但远远的没有人听懂他们想干什么。卡米尔和阿尔芒边做着手势边沿着街飞奔，路易往反方向走去，他们挥舞着警牌，使上全身力气对着他们吹口哨，那些清洁工人似乎呆住了，每个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警察终于跑到了，上气不接下气。那些警察夺过垃圾袋，对于清洁工来说，他们从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那个清洁女工很惊讶地被领到了现场，像名人登场一样被记者和崇拜者簇拥。她指了指她前夜遇到那个年轻女人的地方。
“我从那边骑着电动车过来。我在这里看到她。差不多，嗯！我记不太确切了。”
他们于是就在宾馆停车场上翻了二十多个垃圾箱，老板一下就惊慌失措了。
“你们不能……”他开始阻挠。
卡米尔阻止他：“不能什么？”
老板放弃了，真是脏乱不堪的一天，垃圾桶开肠破腹地躺在停车场上，好像一起自杀还不够一样。
是阿尔芒发现了这三个袋子。
他就是有这洞察力，还有经验。
53
星期天早晨，卡米尔给嘟嘟湿打开窗子，让它可以看窗外的集市，它喜欢这样。他吃完早饭才八点不到，他睡得不太好，他又进入了一种长久的犹疑阶段，就像他经常会有的那样，似乎所有的答案都在摇摆，好像做与不做也没什么区别。这种犹豫中最可怕的，是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究竟什么会占上风。假装自我拷问也不过就是一种方法，用一种貌似理性的方式，来掩盖一个有争议的决定。
今天是他母亲作品拍卖的日子。他说过他不去。现在，他确定他不去。
好像拍卖会已经结束了一样，卡米尔想着之后的事情。现在他想的是拍卖会带来的收益。还有不留一分钱，把它全部捐掉的想法。至今他都不想知道他到底能拿到多少钱。他不想去数这些钱，而他的大脑里却是一串数字，这由不得他。他永远不会像路易那么有钱，但还是有钱的。他估计，有十五万欧。或者更多，二十万欧。他为自己算这笔账感到不齿，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伊琳娜去世的时候，保险公司支付了他们买下、他又立即卖出的房产。用这笔钱，他又买了这套房，贷了一点儿款，他母亲的作品拍卖正好可以还这笔钱。这类想法就是明智的决定里应该避免的最大的错误。他会对自己说，我可以至少付清贷款，然后捐了剩下的钱。然后他会说，付了贷款，换辆车，然后捐了剩下的。无休无止。直到他一分钱不剩。他可能最后只剩两百欧捐给癌症研究。
“好啦，”卡米尔抖了抖身，“集中精力关注重点吧。”
差不多十点的时候，他离开了嘟嘟湿，穿过集市，空气清冷，天气晴好，他想步行去警局，但这需要一点儿时间。卡米尔尽可能快地走着，但他的腿并不长。所以他放弃了他的固执和浪漫的想法，选择了坐地铁。
星期天，但路易说他下午一点会去警局和他碰头。
他到了局里，便一直和大桌子上排成一列的物件对着话。像是一个小女孩蹲在大清仓的柜台前。
发现尸体的那天晚上，阿历克斯的哥哥来法医研究所确认尸体后，他们向普雷沃斯特夫人，也就是她的母亲提出要求请她指认遗物。
这个女人相当娇小，充满活力，棱角清晰的脸庞和她的白发与旧衣服形成鲜明对比。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车子，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我们是低调的中产阶级。她不愿脱掉大衣，也不愿放下手袋，看上去非常急着离开。
“一下子要消化的信息有点儿多，”第一个见到她的阿尔芒说，“您的女儿在杀了至少六个人之后，于昨晚自杀，有点儿像畏罪自杀，我们可以理解。”
卡米尔跟她在走廊上说了很久认领遗物的事情，她将面对一大堆她女儿的私人物品，小时候的，长大一点儿后的，青少年时期的，没什么太大价值，但在孩子死去时会让人觉得无比煎熬。普雷沃斯特夫人表示她不会哭的，她可以理解，但当她真的站在那一桌子的纪念物前面时，她崩溃了。他们给她拿了一把椅子。这种时候，作为观众是很痛苦的，内心焦躁，但必须保持耐心和冷静。普雷沃斯特夫人没有放下她的包，像是来做客一样，她坐在椅子上，指着那些物件，很多她都不认识，或者不记得。她总是茫然不确定的样子，像是站在一幅她女儿的白描画像面前一般，她认不出来。对她来说，这就像是一些凌乱的物件。把她去世的女儿变成眼前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是一种不公，情绪让位给了羞辱感，她拼命摇着头：“她为什么会留着这些鬼东西？你们怎么知道这是她的？”
卡米尔张开双臂。他把这样的反应归类为人们在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时的自我防卫，他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在那些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反应非常强烈。
“啊，”她又说，“啊是的，这，这真的是她的。”
她指着黑色木头做的黑色小人头。她像是要讲故事了，但她忍住了。然后还有那些小说书页。
“她很爱读书。一直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