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什么我们的凶手要改变身份呢，如果不是‘为了’杀人？”
“这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她杀了人。”
法官只要提出一个假设，卡米尔就更近了一步。他解释说：“确切来说她没有改变她的身份，她只是换了不同名字，这是不一样的。人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娜塔莉’，她说‘蕾娅’，反正也没有人会问她看身份证。她让别人叫她不同名字，是因为她杀了那些男人，就我们所知已经有三个了，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几个。她尽可能地混淆视听。”
“我觉得，她的确做到了。”法官脱口而出。
“我感觉到了……”卡米尔说。
他说这话时漫不经心，因为他的视线看着其他地方。他两眼望向窗外。时节流转，已是九月末。现在才早上九点，但阳光突然就黯淡了下来。骤雨击打着法院的玻璃窗，转眼雨势又大了一倍，用一种可怕的力量敲打着地面。这样的肆虐开始已经两小时了，也不见停的趋势。卡米尔不安地看着这场灾难。就算天上的云不及法国浪漫主义画家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里的汹涌，空气中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威慑力。必须小心，卡米尔想，在我们渺小的人生里，世界末日可能来得并不宏大，它可能正是像这样开始，愚蠢荒谬。
“动机是什么？”法官问，“钱，好像不太可能……”
“我们也同意。她拿走的那笔钱不算多，如果她这么做是为了钱，她应该更好地谋算一下，选择更有钱的人下手。特拉里厄父亲的钱，是六百二十三欧；马基雅克，是当天的营业额；至于贾德诺，她掏空了他的信用卡。”
“顺手牵羊？”
“可能吧。我可能想错方向了。她可能是想通过这荒唐的偷窃混淆警方注意力。”
“所以呢？是什么动机？她疯了？”
“可能吧。不管怎么说，这和性有关。”
关键词。现在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论了，大家立刻都感觉到了。法官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他的想法。卡米尔虽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实战经验，但他也念过书，他也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推理，他倒也不怕。
“她，如果是她的话……”
从一开始，他就酷爱这种效果，这个法官。他应该把它变成所有案件的主旋律，变成一种规矩，无知的推断，依靠具体事实的需求，他欢喜地沉溺在说教中。当他说出像这样一个言下之意时，他想表达的是，一切都还没有被证明，他总会有一秒的停顿，好让大家完全领会这个言下之意的重要性。勒冈也同意。他刚刚就想说：“又来了！幸好我们是成人。想象一下这家伙在高三的话，这该多令人抓狂？”
“她把酸倒入受害者的喉咙里，”法官终于继续说道，“如果真的是您所说的性动机，我觉得是不是更应该把酸用在别的地方呢，不是吗？”
这是一种含沙射影、拐弯抹角的表达。只是理论和现实有一定距离。所以，他不会犯错。
“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些？”卡米尔问。
“呃，好吧……”
法官犹豫了一下，卡米尔逼问：“嗯……？”
“呃，好吧，酸，她可以把它倒在……”
“倒在阴茎上？”卡米尔打断他。
“嗯……”
“或者倒在睾丸上？或者都倒？”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勒冈抬眼看天花板。当他听到法官重新开口说话，他想：“又来了。”然后他已经感觉累了。
“您一直认为，范霍文长官，这个女人曾经被强奸过，是吗？”
“是的，被强奸。我觉得她杀人是因为她曾经被强奸过。她是报复那些男人。”
“如果她把酸倒在那些受害者的喉咙里……”
“我相信是因为有关口交的痛苦回忆。您知道，这是可能的……”
“的确，”法官说，“这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但庆幸的是，不是所有被这件事刺激的女人都变成了连环杀手。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
令人吃惊的是，法官居然笑了一下，卡米尔有点儿蒙。这不是个合时宜的笑，很难解读。
“不管怎么样，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说，“她就是这么做了。好吧，我知道，如果是她的话……”
如此说着，卡米尔很快指指天：还是老一套。
法官继续微笑，同意着站了起来。
“总之，不管是不是这样，总有些东西通过喉咙卡在了这个姑娘心里。”
大家都震惊了。尤其是卡米尔。
34
阿历克斯花了好大力气想要推辞，我都没穿戴好，我不能这样出门，我什么都没带。你很完美，她们突然在客厅里打了照面，杰奎琳纳凝视着她，深深地看着她的绿眼睛，艳羡又遗憾地点着头，好像她在看着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好像在说，拥有美貌和青春是多么美好啊，然后她说，你很完美，她也真的这么认为，然后阿历克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她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还没等她们反应过来，就已经到了。舞池很大。阿历克斯立刻就生出一种悲剧感，就像马戏团或动物园，这种地方让人一下就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而且，要填满这种地方，必须有八百人，现在这里大概才一百五十号人。一支乐队、一架手风琴、一架电子钢琴，乐手都是五十来岁，乐队领班戴着一个褐色假发，假发随着出汗而滑动，让人好奇最后会不会掉到他背上。围绕着乐队，大概有一百个座位。中间的镶木地板闪亮得像个新的硬币，三十多对伴侣来来回回，他们有的穿着波莱罗舞的短上衣，有的穿得像是参加婚礼，有的假扮西班牙人，还有的打扮得像要去跳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查尔斯顿舞。简直是寂寞人群聚集地。杰奎琳纳不这么看，她如鱼得水，她热爱这里，这很明显。她认识所有人，她介绍阿历克斯：“劳拉。”她对阿历克斯眨了一眨眼，又说：“我侄女。”都是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在这里，三十几岁的女人都像孤女，三十几岁的男人都神情暧昧。几个让人亢奋的女人，大概和杰奎琳纳差不多年龄，打扮精心，发型精致，妆容精细，倚在她们温柔的丈夫的臂弯里，耐心地抚平无可指摘的裤子的褶皱，这些吵吵闹闹又爱开玩笑的女人，她们是被人们称为“随时准备着”的那种女人。她们和阿历克斯互相拥抱着欢迎她，好像对这次相遇迫不及待期待已久，但很快，大家又忘了她的存在，因为当务之急，是跳舞。
事实上，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借口，因为马里奥，杰奎琳纳就是为了他才来的。她本应该告诉阿历克斯的，这会让事情简单很多。马里奥，三十多岁，建筑工人的体格，有点儿左派，但极有男子气概。另一边是米歇尔，他更像个中小型企业的退休领导，领结系到最高，他是那种会用手指尖拉扯衬衫袖口并在袖口的纽扣上绣上自己名字首字母的人。他穿着件水绿色的西装，色泽明亮，黑色条纹的紧身裤紧紧贴着双腿，和别的很多人一样，让人不禁想问这些衣服除了在这里还有哪里能穿。米歇尔对杰奎琳纳着了迷，只有在马里奥面前，他才表现出五十几岁的稳重。杰奎琳纳并不在乎，就算他只有四十岁。阿历克斯观察着这场无形的斡旋。这里，人类行为学的基本知识就可以解释所有这些关系。
舞厅边上有一个酒吧，更确切说是一个茶点室，人们跳舞跳得没劲儿了就聚到这里，在这里人们互相调笑。男人也更有机会接近女人。有时候舞厅角落里人太多，跳舞的情侣们显得更加孤独，就像婚礼蛋糕上的一对小人偶。乐队领班加快了一点儿节奏想快点结束这一曲，然后试着重新开始一曲。
两小时过去了，舞池开始越来越空旷，男人们在舞池中央狂热地搂着女人，因为不久即将曲终人散。
马里奥消失了，米歇尔提议送女士们回去，杰奎琳纳说不用。她们互相拥抱，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去了。她们度过了美好的一晚，随心所欲。
在出租车里，阿历克斯试探着提到米歇尔，微醺的杰奎琳纳自信而坦率地回答：“我向来喜欢更年轻一点儿的男人。”这么说着，她撇了撇嘴，好像在说她不懂拒绝巧克力。这两个人总会勾搭上的，阿历克斯心想，迟早，杰奎琳纳会得到她的马里奥，但他并不是省油的灯，她总会为之付出昂贵的代价。
“你是不是觉得无聊了，嗯？”
杰奎琳纳拉过阿历克斯的手握在手里，紧紧捏住。奇怪的是，她双手冰冷，这是一双修长却满是皱褶的手，指甲长得像是看不到尽头。这一抚摩中，她倾注了夜晚和她体内的酒精给到她的最大限度的深情。
“不，”阿历克斯坚定地说，“很有意思。”
但她决定一到明天就走。一大清早就出发。她没有订火车票，不管了，她总能找到一趟火车的。
她们到了。杰奎琳纳踩着她的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着。“赶快，很晚了。”她们在门口拥抱道别，没发出什么声音，为了不吵醒别的客人。“明天见？”阿历克斯只是答应了一下，就上楼回了房间，收拾行李，又下楼把行李放在靠近接待处的地方，只留了手提袋，她走到柜台后，推开了小客厅的门。
杰奎琳纳脱了鞋，刚刚喝了一大杯威士忌。现在她一个人，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感觉像是老了一百岁。
她看到阿历克斯进来，脸上泛起了微笑。“你忘了什么东西……”还不等她说清楚整句话，阿历克斯已经抓起电话听筒，狠狠地往她右边太阳穴上砸了下去，杰奎琳纳惊讶地转过身，昏了过去。她的酒杯飞了出去，到了房间另一端。她又抬起头，阿历克斯又是一击，这次她用了两只手，使出全身力气，拿着整个胶木电话，往她头顶砸去，她都是这样杀死那些男人的，敲脑袋，这是最快的方式，如果没有武器的话。这次，三下，四下，五下，狠狠地，手臂尽可能举到最高，搞定。老女人的脑袋已经被敲出足够多的坑坑洼洼，但她还没死，这就是袭击头部的好处，这会致死，但它还会留给你足够机会享受甜点。又是两下敲在脸上，阿历克斯发现杰奎琳纳戴着假牙。它已经露在嘴巴外面四分之三，全部歪斜着，这是个树脂材质的假牙，前牙大部分都碎了，所剩无几。鼻子开始淌血，阿历克斯小心地退避开。电话线正好用来绑住手腕和脚踝，之后，即便这个女人还在挣扎，也没什么关系。
阿历克斯拖着她的手腕，还抓着一大把头发，避开了鼻子和脸，她这么做理由很明显，在树脂假牙上，浓硫酸泛出的泡沫前所未有地浓密。
浓硫酸腐蚀着她的舌头、她的喉咙、她的脖子，女老板发出一声粗哑而沉闷的吼声，像头野兽一般，她的肚子微微抬起，像一个涨了气的氦气球。这叫声，可能只是一种生理反射，不得而知。阿历克斯还是希望是因为痛苦。
她打开对着院子的窗户，半开了门通通风，当空气变得不再那么难闻，她又关上门，让窗继续开着。她想找瓶百利甜酒，没找到，她就试了一下伏特加，还不错。她靠在了长沙发上，看了一眼老女人的身体。死了，可以说是完全解体了，脸的附近，所剩无几，被酸腐蚀的肉体引发了肉毒素的流溢，一片污秽的血肉模糊。
唉。
阿历克斯疲惫不堪。
她抓了一本杂志，开始玩填字游戏。
35
一切毫无进展。法官、天气、调查，都让人心烦。甚至是勒冈都开始暴躁了。还有这个女孩，还是对她一无所知。卡米尔完成了他的报告，拖延了一阵不走。他从来不太爱回家。要不是嘟嘟湿在等他的话……
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他们每天记录十几份证词，再读十几份报告和违警笔录，校对信息，盘问详情，核实细节、时间，审问目击者。没别的，总是自我思忖。
路易先探出个脑袋，然后走了进来。看到办公桌上散乱的纸页，他示意卡米尔：我可以看吗？卡米尔表示：可以。路易转过这些文件，都是这个女孩的肖像画。身份鉴证组制作出的疑犯肖像画足以真实到让目击者可以认出她，但那只是一张机械的画像，而这里，卡米尔凭着记忆画下的这个女孩却是重新组织过的，有血有肉的。这个女孩没有名字，但在这些速写上，她却有了灵魂。卡米尔可能画了她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好像他和她已经非常熟悉了，比如这张，坐在桌子边上，可能在餐厅里，双手交叉放在下巴下面，像在听人讲一个奇闻异事，眼神明亮，带着笑意。这张，她在哭泣，她刚刚抬起脸，令人心碎，她像是有什么话难以启齿，嘴唇在颤抖。那张，在街上，她走着，回头时挺着胯，她刚刚看到橱窗里映出自己一张震惊的脸。在卡米尔的笔下，这个女孩生龙活虎得让人难以置信。
路易想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觉得这些画画得很好，但他没有说，因为他想起来卡米尔当时也是这么一直画伊琳娜，在他办公桌上，总会出现新的速写，他打电话时也会画，就像是他的思想在不经意间产出的。
所以路易什么都没说。他们互相聊了几句。路易没有待很久，他还有些事情没办完。卡米尔理解，他起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了出去。
走廊上，他遇到了阿尔芒。他极少在这个时间出现在办公室，卡米尔很惊讶。阿尔芒两只耳朵上夹了两支烟，一支四种颜色的钢笔从他磨旧了的上衣口袋里露出来。这就说明，这一层有新人来报到了。这种情况，阿尔芒的嗅觉从来不会搞错。任何一个新人都不能在这栋楼里走两步而不撞上这个世界上最热情的老警察，他会带你熟悉迷宫一般的走廊，还有各种人情世故、流言蜚语。这家伙热情如火，还对年轻人了如指掌。卡米尔很佩服他。这就像是杂耍歌舞厅的表演，可怜的观众被请上了台，结果不知不觉被偷了手表和钱包。就在谈话过程中，新人就不知不觉被骗走了香烟、钢笔、本子、巴黎地图、地铁票、饭票、停车卡、零钱、当天报纸或字谜杂志，阿尔芒来者不拒，就在第一天。因为之后，就太迟了。
卡米尔和阿尔芒一起离开了警局。他可以白天和路易握手，但从来不是晚上。和阿尔芒，他们晚上握手却不说话。
说到底，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有人说出来，卡米尔的生活中充满条条框框的习惯，他把它们安置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还会不断增加新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习惯，这更是一些仪式。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对他来说，生活是一场永恒的庆祝，只是大家不知道他在庆祝什么。还是一种语言。即便是戴眼镜，在卡米尔这里，不能只说：我戴上我的眼镜，而要根据情况说：我需要思考，让我静静，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或者十年之后就老了。对于卡米尔来说，戴上眼镜就有点儿像路易捋他的头发，是一种标志。卡米尔这样可能是因为他个子太矮小了。他需要一种存在感。
阿尔芒握了握卡米尔的手，跑向了地铁站。卡米尔站在那里，有点儿无所事事。嘟嘟湿再怎么尽力表现得乖巧也无济于事，当他晚上回到家，而只有这些……
卡米尔在哪里读到过，只有当你什么都不再相信，才会有一些迹象发生，而这些迹象会拯救你。
就在这个时刻，这个迹象发生了。
刚才停了片刻的雨此刻又卷土重来了，甚至比先前更猛。卡米尔压住脑袋上的帽子，因为狂风开始打转，他朝出租车站走去，车站一片荒凉。他前面有两个男人，撑着一把黑伞，有点儿恼怒。他们往路面倾着身子，看向远处，像是旅客在焦急地等待晚点的火车。卡米尔看看手表、地铁。转身，走了几步，又转身。他停下来，观察出租车站附近的场地。一辆车缓缓开来，有点儿偏离预留车道，它开得很慢，以至于这更像一种接近，一种谨慎而悄然的邀请，车窗开着……突然之间，卡米尔很确定他找到了。不要问他为什么。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公交车，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是不可能了，地铁，太过冒险，到处都有摄像头，过了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又在有点儿荒僻的地方，总有人会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出租车也不行。没有比出租车更好的地方，能够近距离地打量人。
所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不再多想，把帽子往脑袋上压了一下，赶超了前面走着的客人，嘴里嘟哝了一句抱歉，然后把脑袋伸进车窗。
“去瓦尔米河堤多少钱？”他问道。
“十五欧？”司机试探说。
东欧人，但哪个国家，他这口音……他打开后窗。车子发动了。司机重新摇上车窗。他穿了件羊毛坎肩，像是自己家里织的那种，还有拉链。自从他扔了他自己那件后，卡米尔至少十年没见过这种衣服了。几分钟过去了，卡米尔闭上眼睛，舒了口气。
“算了，”他说，“还是载我去奥尔菲伍赫河堤的巴黎警署总部吧。”
司机抬起眼从后视镜里看他。
后视镜完全反射出：卡米尔·范霍文警官身份卡。
当卡米尔带着他的猎物回来时，路易正穿上他的亚历山大·麦昆大衣，准备离开。路易吃了一惊。
“你不赶时间吧？”卡米尔问，但他不等路易回答，就把司机按在了审讯室里，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着他。
不会太久的。卡米尔是这么对这家伙解释的：“好的同伴总是可以互相理解，不是吗？”
“好的同伴”的概念，对于一个五十岁的立陶宛人来说，有点儿复杂。所以卡米尔就选择了更加准确的用词，更加基础的解释，所以也更有效：“我们，我想说，警察，我们可以立刻出动。我可以立马发动人马封锁北站、东站、蒙帕纳斯站、圣拉扎尔车站，甚至荣军院，阻拦一切去戴高乐机场的火车。我们不出一小时就可以消灭巴黎三分之二的黑车，剩下的三分之一两个月内也别想接活儿。我们抓住那些人，就把他们带来这里，专挑那些非法移民，身份造假的、证件过期的，根据他们车子的价格索要罚金，但是车子要扣下。是的，我们也没办法，这是法律，你懂的。然后，我们把你们中的一半送上飞机，飞回南斯拉夫的贝尔格拉德，苏联的塔林，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你们订机票的！至于那些留下的，我们会把他们关上两年牢房的。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好兄弟？”
他法语不太好，这个立陶宛来的司机，但他听到了重点。他十分担心，看着自己的护照被扣在桌上，卡米尔用手的侧面磨着它，像是要把它切碎一般。
“我会保留这个，如果你想的话。就算纪念我们的相遇。我要给你这个。”
他把手机递给他。范霍文长官的脸突然变了，不再嬉笑。他一下把手机重重拍在铁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