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民叼着烟，拿出打火机点火。他嘴巴使劲吸了几口，两颊都凹陷了，还没点着。他问我这是假的吗？
我嘲笑郭立民，说他输到手都残疾了，连抽烟都不会，让他赶紧把打火机丢过来。
我刚想把香烟放在嘴边，余光就看到烟身有点点软化耷拉，感觉不对劲。把烟凑近鼻子，使劲吸了几口气，有细微的酸味，我瞬间明白了过来——这里是金三角。
香烟有酸味，烟身受热变软，只有一种原因：烟丝被放进海洛因的液体里浸泡过。
香烟放粉是常见手段。一般是“零包”（直接卖毒品的马仔）想要增加收入，会把烟丝取出混入毒品，让有钱人上瘾。烟里混入的毒各种各样，但混海洛因，绝对是最肮脏的手段。海洛因之所以被称为传统毒品之王，就是因为有概率一次成瘾，终生难戒，抽一根结束一辈子。
我把烟盒摔在地上，骂了很响的一声，把衣服穿上，踩着拖鞋就拉开房门。才出门，我又折回来把烟盒捡起，再朝着前台的方向走，郭立民也赶紧穿衣服，跟了过来。
前台有个长发左耳戴耳钉的男人在和前台小妹说笑，两人就差要亲到一起。
我把烟甩进前台小妹嘴里。接着把手伸过去，想抓她的头发，把她从吧台里拖出来。
前台小妹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男人就冲过来，身体挡在我面前，用不熟练的中文说：“停停停，不要激动。”
我瞥了这家伙一眼，收回伸出去的手。那男人见我好说话，往回退一步，刚想重新开口，被我抄起的玻璃烟灰缸，砸在了他太阳穴的上方。力道很大，我感觉他的头骨可能都凹陷进去了，血瞬间就流了下来。
混混打架，讲究先下手，下死手。
趁着对方还没回神，我拿着烟灰缸连续砸他，直到他捂着脑袋躺在地上，我把烟灰缸丢到一边，又操起手边的升降椅，砸他的双腿，想要打折。打了得有十来秒，旁边的前台小妹才反应过来冲出吧台，一边拉我一边大声喊叫。
KTV的管事带着人跑过来，刚开始可能是想把我拉到一边，但看清楚我的脸以后，就叫手下把地上的男人拖起来，一左一右驾着。
管事问我什么事，我没说话，把口袋里的烟盒扔了过去。管事抽出一根烟，用中指对着烟身弹了几下，把烟丝放在鼻孔下闻，明白了我打人的原因。二话没说，他朝前台小妹的腹部狠踹了一脚。前台小妹整个人佝偻着倒退，跌在地上捂着肚子哀号。管事转头让我去旁边休息，他会处理好这件事，给一个交代。我拉了个凳子，坐在一边，看着管事的问话。
“我请客，你就看着我一个人上啊？”我仰着头，对站在旁边的郭立民问。郭立民低头看我，眼神涣散。见他这半死不活的模样，真是后悔带他过来。
前台小妹经不住吓，说那男人是缅甸的小混子，前不久和她谈了男女朋友，叫她在值班的时候留意，想拉过来玩的游客下水，敲点钱花。那男人见我们两个人要了间VIP，郭立民又是山里人进城的模样，以为是来金三角尝鲜的“大头”，又碰上我叫人拿烟，就顺势换了一包。
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没心情再唱歌，和管事说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处理，就离开了。
才到门口，我见跟在后面的郭立民还是眼神呆滞，从头到尾没说过话，就推了下他的脑袋，问他怎么了。
郭立民回过神，先是看了我一眼，然后习惯性地低头，右脚几根脚趾不停抖动，问：“我是不是染粉了？”
我本来就是因为郭立民才被人下套，刚才打人他又只是窝在旁边看，现在还这个活死人模样，我很生气，踢了他一脚。
出了脚就后悔了，赶紧和他说，闻闻是没有瘾的。
郭立民身体特别壮，挨了一脚居然纹丝不动，反而是听到我的话以后，头一瞬间就抬了起来，看着我问：“真的？”
我打开车门叫他赶紧上车，骂道：“这他妈是常识。”他上了副驾驶，一个劲重复：“是不是真的？”
得到我再三确认后，他长长舒了口气，整个人躺在座椅上。沉默了挺长时间，郭立民冒出一句话：“我不能染粉的。”
我看着漆黑的夜空，觉得夜路不安全，想先去找点好吃的，朝泰国的美赛镇驶去。
大其力是缅甸的边境城市，和泰国的美赛只隔一条美赛河的距离。
过桥的时候，在车头远光灯的照射下，我看到几名泰国军人端着枪站在面前，其中领头的警察对我比了个停止的手势。等车子停好，他过来敲我的窗户玻璃，要例行检查。
泰国警察腐败现象严重，我从皮夹里拿了几美金，摇下窗户递给领头。领头接过钱，先看了我几眼，觉得没什么问题，微微点头，然后又盯着坐在副驾驶的郭立民。
郭立民原先和领头对视，但是很快把头转回去，上身挺直，眼睛注视前挡风玻璃，一动不动。
领头嗤笑一声，然后伸手指了指自己手腕的表，又朝我伸出五个手指，问道：“OK？”
巡逻队一般是三个人，六小时一班，一天四班倒，他的意思，是要我在五个小时内回来，不要拖到换班，不然他会很难做。
我朝他比了个OK，一脚油门，没到五秒，来到了泰国。虽然只隔了一条不宽的河，但美赛和大其力仿佛两个世界。
90年代，美赛还和大其力一样，依靠罂粟支撑经济。后来泰国政府下严令全面禁毒，边境的泰国人没法在当地制毒，全跑到了缅甸。这边的环境不比大其力好，街上都是垃圾，房子也陈旧，但人们脸上的笑容，比大其力要多得多。
车子停好，我找了一家之前去过的小吃摊子，老板是缅甸人。美赛的缅甸老板，通常都是下午三四点过来出摊，早晨没有游客才回去。
我要了油条，面饼之类的传统边境小吃，拿了几瓶啤酒放进冰桶，和郭立民面对面坐着。郭立民咬了一口油条，马上就吐了出来。我几口把手上的油条吃完，又灌了半瓶啤酒，打了个饱嗝说：“这边的油条和国内不一样。”
郭立民听了我的话，噢了一声，忽然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才拿起刚才扔在桌上的油条，几口啃完，灌了一瓶啤酒。他的眼圈开始泛红，很快泪水就掉了下来，喉咙里的声音都在抖。他把头埋在手臂里，身体不停地颤。
我拿着酒的手停在半空，问他：“你要是吃不惯就别吃，犯不着哭得这么凶吧？”
郭立民又哭了一阵，才把头抬起来对我笑：“我想阿爹了。”
郭立民的父亲叫郭强，原先开了一家小炒店，生意一般。因为家里老人突发重病，加上有妻子儿子要养，他特别想找赚钱的路子。
80年代的金三角，流传一句俗语：谁家有十万株罂粟，他就躺在金山上。
90年代，坤沙的倒台和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全力合作，海洛因产量锐减，罂粟价格翻倍，俗语变成：谁家有一万株罂粟，他就躺在金山上。
新世纪以后，因罂粟的种植周期长、地域环境苛刻、价格高昂、产量不足等，海洛因逐渐被人工合成的冰毒代替。那句俗语里，又减少一个零。
如果将海洛因形容成大自然的果实，冰毒就是工厂流水线的商品，而加工的商品是要原料的。
2004年，郭强听来馆子吃饭的食客说，边境地区卖某种感冒药很赚钱，就留了心眼，去实地考察了一趟。“阿爹回来的时候，不停着说钱太好赚，太好赚了。”郭立民总算停止抽泣，用T恤擤了下鼻涕。
这些被收购的感冒药，最终会被用来提炼毒品原料。直到2005年，该感冒药被列为处方药，购买途径受限，情况才有所转缓。
郭强在云南碰到的药贩子承诺，货有多少就收多少。他没犹豫，把银行全部的存款取出来，加上小吃店打的抵押贷款，找亲戚朋友借钱，然后去贵州各地的乡下诊所和无证药店跑了一个多月，囤了十来万元的药，之后租了一辆货车，孤身一人前往云南。而后，杳无音讯。
郭立民又拿了一根油条，他说父亲走的那天，给家里做的就是油条。说这话的时候，郭立民眼睛一直在看我，可能他是想要我说几句慰的话。我不想开口，就咬开两瓶啤酒，递给郭立民一瓶。
当时美赛河上，恰好有当地的富贵人家结婚。一艘艘小木船顺流而下，船上挂满五色的彩灯，船头立着铜铸小佛像。头戴圆形草帽，身穿艳丽服装的女人跪坐在船舱，嘴里念念有词，手上将满满一船的瓜果，丢向岸边，引得游客和当地人哄抢、玩闹，众人脸上都是笑容，更有情侣在互相追逐，场面很热闹。
我们坐的位置离河面有点远，连颗提子都抢不到，郭立民一个劲埋怨我。我被他说得有点烦躁，想结账换个近一点的位置。
还没等我有动作，郭立民把手伸进冰桶，掏出鸡蛋大的冰块，朝人群扔去。借着灯光我看到，他胳膊上青筋都凸出来了。
冰块砸到了人，有个家伙捂着脑袋跳脚，以为是旁边的人打他，挥拳乱打一通，惹起了不小的争端，场面更热闹了。
郭立民见到这景象，笑着举起酒，要和我吹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什么意思？”郭立民手停在半空，瓶口对着自己。
我指了指下面陷入混乱的人群。郭立民嘴巴做出“噢”的动作，并没出声。他把酒放在桌子上，对我说：“他们笑得太开心了。”
隔了很久很久，他才继续说：“阿妈病了。”
这之后大概过了十天，一个下着暴雨的深夜。我正舒服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声音很轻。我把黑星手枪拿在手里，走过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郭立民，浑身上下都是雨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把他拉进来，郭立民坐下后没说话，只是重复抽纸擦脸的动作，脸上的水都干了，他还是没有停止。我觉得太浪费，把纸巾盒拿走，郭立民这才抬头看我。
我问他怎么过来的，郭立民说自己骑车过来。犹豫了一会儿，我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郭立民没有回我，只是双手捂着脸，呼呼喘气。
又等了半小时，电视上的节目都放完了，他还是保持同一个姿势。我有点烦躁，骂了一声：“给我装死人啊？”
没想到这话刚出来，郭立民换了个人似的，冲我大吼：“操你妈！”
我有点懵，但也知道这是在发脾气。我没说话，只是抓起遥控器，用力扔了过去，正好砸在郭立民头上。他额头没出血，就是有点红。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郭立民从大口喘气的状态，渐渐平稳下来，向我道歉。他又说：“阿妈走了。”
我明白过来，去卧室的床底下搬了一箱啤酒，搁在他面前。郭立民先是看着我，然后才把箱子打开，抽出一瓶来丢给我，然后又抽了一瓶，用牙齿咬开，对着嘴直接喝完。
喝到第三瓶的时候，他胃酸上涌，直接喷了出来，弯腰咳嗽，吐了好一阵，稍微缓过点劲来，他又继续喝。我就这样看着他，喝了吐，吐了喝，把房间搞得一团糟。
一箱啤酒还差最后一瓶的时候，郭立民醉了，他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没有管他，自顾自去了卧室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被门外的声音吵醒。我揉着眼睛出来，发现郭立民正拿着拖把拖地，沙发上的残渣已经被处理干净。
“你还算有良心。”我对郭立民说。
郭立民拿着拖把，直起身子看我。
“干嘛？”我被他看得有点毛。
郭立民笑了一下，然后和我说，有钱真好。
我问他什么意思？郭立民说：“要是我有钱，就不来找你了。去找十几个姑娘，保证忘掉所有事情。”
“这不是废话嘛！”我想拿烟抽，但是发现烟盒空了，拿着烟盒对郭立民晃了晃。
郭立民又重复了一遍：“有钱真好。”
“你什么意思啊？”我觉得郭立民有毛病。
郭立民说：“要是我有钱，就不用抽你的烟，我自己可以买烟抽。”
房间整理完以后，我想留郭立民吃饭，他说要回去上班，自己早上没请假。
“行吧。”我叫郭立民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又对我说：“有钱真好。”
还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要是我有钱，就可以像你一样开大车子，不用借别人的摩托车了。”
“啪”我把门给关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见到郭立民。直到有次，在小孟拉的赌坊里玩，见到有导游带着一大伙中国游客，咋咋呼呼地围在牌桌前，拍照、喧哗，才让我想起他。
我做事不喜欢拖沓，当时就把筹码往口袋一塞，下了牌桌，去旅行社找郭立民。
他正趴在桌子上睡觉。我踢了踢他的凳子，醒来后问，最近怎么不来找我玩。
郭立民起身灌了一杯芒果汁，用力敲打自己的太阳穴，揉着脑袋和我说，最近旅行社生意很好，完全走不开。
我笑着说他就一个导游，有个屁生意，然后问他出去玩两圈吗。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是客套一下，毕竟他做的是正经工作，不能随时逃班。没想到我话刚说出口，郭立民就走到一个同事旁边，用力推了一把同事的脑袋，力气很大，头差点就要撞到桌沿上。郭立民叫人代替他去领一下晚上的游客团。那同事人长得瘦小，看着文气，被推以后只是向后缩了下脖子，连连点头。郭立民冲我挑了一下眉毛，就离开了旅行社。
路上，我说自己刚从赌坊出来，问他去不去？
郭立民说自己没钱，如果请两百的筹码就去。他拍我后背，然后把手伸进我的裤子口袋，想要找筹码。他边搂着我，边说：“你来钱这么快，花点有什么关系？”
我一把推开他，跑远了一点大声说：“我是第一次请你吗？”
扯了半天。我不肯请客，他不肯花钱，郭立民就提议开车去郊区兜风。我嘲笑他：“兜风？要不要去春游？初中生啊！”郭立民一脚把地上的石头踢开，说随便我安排，反正他没有钱。五分钟后，我们开车前往位于小孟拉北部山林里的一个小寺庙。寺庙的豆子斋饭做得好吃，每逢周三，五点到八点之间，免费供应。今天刚好是周三。
在去往寺庙的路上，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山路，路上没有行人，只有零星的几户农房。这些房子破旧，房顶大多用树枝和树叶盖着，被雨水打湿不断有水滴落下，农户在下面放木桶接着，当作平常烧饭用的水。
一路上我被车里的空调吹得犯困，快要打瞌睡时，郭立民拍着车窗说尿急，要下车去方便。
我吓了一跳，故意踩了一脚油，想早点到寺庙吃饭。
郭立民喊了三次，见我没反应，就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开始脱短裤。
我一脚急刹，把车停在路边骂他，郭立民冲我嘿嘿笑，打开车门，手提着裤子下了车。
郭立民尿了半天还没好，我下车抽了根烟。忽然他叫了一声，我看到他双手捂着下体跪倒，脑袋顶着地面，牙疼般不停地吸气。
我们停车的位置前方就是一家农户，郭立民撒尿之前没看，尿在了别人的家门口。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用弹弓射中了郭立民。打完人的小女孩，伸手指着郭立民，不停用缅语说着话，情绪激动甚至原地蹦了几下。
缅甸山村的小孩特别流行玩弹弓。他们买不起橡皮筋，就用一种树木的枝条代替，弹力很大，搭配小石块，可以打晕野兔子。
郭立民缓了一阵子，才渐渐直起身子，但还是跪在地上。我抽着烟走过去，笑着对他说：“以后你娶媳妇可以找我帮忙啊？”郭立民瞪了我一眼，然后盯着小女孩。忽然，他捡起脚边手掌大的石块，用力丢了过去。他准头不行没砸到，但把小女孩吓了一跳。她怪叫一声，躲到大树后面，伸出脑袋偷偷观察。
“人家是个孩子，这么认真干嘛？”我伸手去拉了一把郭立民。
郭立民起身后，把我的手甩开，问我车里有没有橡皮管。我问郭立民想干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要橡皮管。郭立民的表情从开始的愤怒转为冷漠。对于我们这些常年混迹在灰色行业的家伙来说，什么是玩笑，什么是仇恨，表情一看就清楚。郭立民当时看我的眼神，是仇恨。
“你这么狠，是想怎么样嘛？”我把身体摆直，对他有所防范。郭立民没有回答，眼神从直视我的眼睛，转而向下瞄了几眼。这眼神我很熟悉，我有时候被猜叔体罚，就会下意识看他日常放枪的位置，想着要不要拼一把，把枪夺过来。
想归想，但我不希望失去郭立民这个朋友，就说：“你不用找管子，我们跑车的时候，都会带一桶备用油，就在斗里。”
郭立民把皮卡斗里的一桶汽油提出来，走到农房门前，一脚把房门踹开。发现里面没人，走出来把汽油浇在四周。
他要烧房子。
下雨天不容易点火，但这家农户算是比较富裕，房间里有专门存放干柴的地方，郭立民在上面浇了很多汽油。他没带火机，转头问我借，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丢了过去。火石被擦亮，火焰很快吞没了房子。
跑远的小女孩又回来了，看到房子被烧，嘴上不停地叫着。她捡起石子用弹弓打郭立民，打到后来没力气，就改能用手扔。
郭立民没有闪躲，反而朝着小女孩靠近，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她。郭立民刚才特意剩下一些汽油没用，他作势要把油浇在小女孩身上。我叫他不要闹，烧房子就算了，别烧人。郭立民没理我，抓着小女孩的手臂，一个劲往外拖。小女孩在地上不停地踹腿打手，胡乱叫喊。
“砰”！我朝房子开了一枪，叫郭立民冷静点。
郭立民盯着我看了很久，才松开了手。小姑娘立马朝远处跑去，头也没回。
重新坐到汽车上，我问郭立民是不是有病？郭立民把头转向窗外，一路上都没有再对我说过话。
到了寺庙，郭立民在下车前和我说了一句话：“我家里不能断了根。”我没理他，直接去后院吃斋饭。
吃了三碗，我在庙里走路消食，看到郭立民在正厅，跪在佛像前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已经不想搭理他，觉得他不是正常人。闲逛了两个多小时，准备回去的时候，我看到郭立民还跪坐在地上。唯一不同的是，他笔直的腰背已经变弯，大概累了。
我拍了下郭立民的肩膀，和他说回去了。郭立民没看我，只是轻轻摇着头。
我见他这模样，觉得自己仁至义尽，就独自开车回了达邦。
2010年的春节前，猜叔和其他手下在一起吃饭，饭桌上有人说了一件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