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是我熟知的吗？我也算是个音乐迷。”
我举出了人们熟知的例子，问她是否看过由海伦·博蒙特和马克·哈蒙德导演的《救赎》，几年前BBC最火的电视剧，讲的是一战中一群护士与士兵的故事，现在已经播放到第三季了。
“别告诉我里面的音乐是你写的！我喜欢开头的钢琴旋律。原来你住在这儿！”
“我只是在这里住几个月，为了完成一部作品。”
“噢，当然了，这对艺术家来说非常常见，不是吗？不管怎么说，真是太巧了。”她将视线移回我的病例，“让我们看看，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你所描述的悸动性头痛是典型的偏头痛表现。但这种偏头痛一般不是由脑部损伤造成的，比如您遭受的电击。您的情况是持续的疼痛，有时甚至会影响您的睡眠。这种痛感有阵发性，在一天之内会减轻……这有些奇怪，我们应该做个内部检查看看。”
她一边用手电筒检查我的眼睛，一边问我关于疼痛的问题（与三周前的问题一样）。然后我便像微波炉中的比萨一样被塞进了吵闹的核磁共振仪之中。
瑞恩说报告出来后一两天内会给我电话，在此之前只能依靠药片来镇痛。这次的药是一日三次的β受体阻滞剂，用于缓解头痛。
在她开处方的时候，我借机描述了这几天做梦和梦游的情况。我没有将细节全盘托出，只是讲了我认为所发生的事情的大体情况。
瑞恩医生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
“噩梦和幻觉是电击的常见后遗症，但我从没听说过梦游的病例，这有可能是由于受到过度惊吓造成的。”
“我觉得您没搞明白……”我说。当我发现自己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傲慢的时候已经晚了。
瑞恩微笑着接受我的指责。
“人类大脑并不是简单的方程式，哈珀先生，但我明白您的疑虑。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咨询其他专业机构。”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明白，别担心。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一位医生能保证自己百分百了解情况，您稍等……”
她站起来，走向书架，拿出一本黑色的记录本开始翻阅。
“在贝尔法斯特有一位知名专家，他叫考夫曼。他曾发表过大量关于通过催眠治疗梦游症和睡眠障碍的论文，是这方面的权威，您也许应该找他咨询一下。”
瑞恩将那位专家的姓名和电话写在一张纸上，并将纸条和处方一并递给我。
“我认为您的头痛会在一段时间内自行消失。”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试图弥补之前的无礼。我离开办公室，想起朱迪说过“他们只会给你开更多的药片”，我决定在打电话给贝尔法斯特的医生之前停止服用这些药片。也许瑞恩医生是对的，疼痛会自行消失。
那天下午我不想独自一人待着，但朱迪忙着旅店的事。当我经过“比尔之齿”的时候，尽管我非常想去里奥和玛丽家拜访，但是双手不听使唤地将方向盘掰向另一个方向。
到家时，海浪正温柔地抚摸着沙滩，几片云静静地漂浮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空。我脱下鞋子，光脚踩在草地上。两天前刚修剪过草，也许又该修剪一次了。我不想回家面对那架无法弹奏出新的美妙旋律的钢琴，只想暂时逃避面对它的焦虑。
我停在木栅栏面前。里奥和我刷白的那一截围栏在绿草的掩映下泛着白光。我跪下来仔细观察围栏周围的泥土，仍然坚实平整。草深深地长在里面，没有一丝被移动或者拔出的痕迹。我抓住栅栏晃了晃，栅栏的木桩牢固得像棵树。
我仍清晰地记得几天前看到它们碎成几块倒在散乱的泥土上的模样，像是遭到猛烈撞击而被连根拔起一样。我坐在草地上，在那里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思索着。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这是一种象征、一则预言。
过了一会儿，我的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回到屋里，迅速在一堆文件夹和杂志里找到电话记录。
我要打给我的朋友、带我看房子的中介伊莫金·菲茨杰拉德。看来运气不错，她接起了电话。她的声音轻快明亮，我能想象她那张长着雀斑的脸和她那双爱尔兰人漂亮的眼睛从iMac电脑屏幕上分神的样子。
“皮特，你好吗？”
两周前，我想打电话给她询问关于化粪池下水道的事，现在我正好以这个话题开头。我解释完后，她答应我派人来修（意思就是一个月以后）。她还嘱咐我在池上加盖一层金属板或者网格，避免割草机再次碰到。然后她问：“一切都好吗？你习惯你的新生活了吗？”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决定直截了当地问她负责这栋房子多久了，印象中是否发生过奇怪的或引人注意的事情。
“我们五年前开始接管这栋房子。房子属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人，爱尔兰人后裔。他们在一个夏天来到这里，迷上了这里的传说，便买了这栋房子，但是再也没回来住过。从那以后这栋房子只出租过三次。三年前租给了一个美国家庭。两年前的春夏租给了一位研究候鸟迁徙的德国学生。2007年2月也出租了，非常奇怪的是我这里没有掌握更多信息。怎么了，皮特？你在天台发现了一具尸体？还是一堆宝藏？”
“最近一次租房的是位女士吗？”
“档案里没有记录，抱歉，皮特。也许是我们公司的人疏忽了，他们有时会这样。钱是通过电汇预付的，我可以帮你查一查。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很荒唐，你听了会笑的，伊莫金。那天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她说在房子里感受到‘某种存在’，我们当时喝了点酒，她说她对这些东西有特殊的第六感，她感觉到一个女人的存在。”
“什么？鬼？见鬼，皮特，你别吓唬我……”
“我没有当真，”我打断她，“但我很好奇，这里是否发生过什么。”
“好的，我会查查，皮特。但不要四处散播，这所房子已经够难租出去了。”
“好的，伊莫金，谢谢。”
挂掉电话后，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我能感觉到她语气中明显的嘲讽，不过问这些问题的确很愚蠢。我走进棚子，启动割草机，开始给院子修草。发动机的噪音像雷声一样打破了下午的宁静。
第二部分
1
杰普和贝阿特丽丝已经到了离多内加尔最近的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我觉得我们可以借机去拜访一下老哈珀，老人已经一年没见孙子孙女（他管他们叫“荷兰仔”）了。我从多内加尔驱车去接他们，准备在都柏林住一晚，然后再到克兰布朗度假。
一周前我跟克莱姆通过Skype商量了这件事，她表示同意。她提议旅费由我们两人共同承担，但是我坚持孩子们在爱尔兰期间的所有费用由我一人出。她就是如此自负，我目前手头也拮据，但是我也决不会让老尼尔斯——克莱姆的新对象——为我和孩子们美好的假期出一分钱。
因为和她通过视频通话，我可以看到她。现在的她留着一头卷卷的短发，很好看。她的皮肤更加黝黑了，我猜想应该是常和尼尔斯去异国情调的地方度假的缘故。总之，她还是那个聪明、有魅力的女人，只是我们现在的谈话已经与以往不同了。我总是讲一些老掉牙的笑话，试图逗她笑或者讨得她的欢心。但是我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事实：这个女人已经不适合我了，她已经不爱我了。
她说，尼尔斯要去土耳其出差，她打算陪他同去，所以不能和孩子们过暑假了。她要去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西亚。我说听起来真棒，但是我的语气一定带着讽刺和嫉妒。
“你看起来好像生病了，”她说，“最近怎么样？”
“没事。”
我被闪电击中了，从那以后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但是我现在一切正常。
“我弹了一晚上钢琴，你知道的，这里成天没什么事可做。”我假笑。
“很好，你怎么样？在创作吗？”
我知道克莱姆的话并无恶意，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却像是直接攻击。你想知道什么？我怎么回答！我没有弹一晚上钢琴，而是在床上辗转反侧回想我生命中的那些不如意，我四点左右到厨房喝了一杯威士忌热牛奶。我只睡了一个小时就醒了。我的生活就这样继续。
“我在慢慢地开始，但是很坚定，”末了，我说，“我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有个声音从她身后传来，是尼尔斯的声音。克莱姆分了一会儿神，错过了我那句关于创作生涯和精神世界的话（实际上我只是修剪草坪和给栅栏刷油漆）。然后她转过头来给我一个苦笑，说要挂掉了。尼尔斯在等她，也许是要做什么很棒的事情吧，或许是一个大型社交聚会，或许是被乐队环绕的高级餐厅，那些我无法企及的华丽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走了，皮特，不要忘了准备去机场接孩子的手续，好吗？下周我再打电话给你。”
杰普和贝阿特丽丝乘爱尔兰航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都柏林的航班于7月10日抵达。
我早早地起床去“安迪家”购物，东西塞满了整个沃尔沃的后备厢，我又买了一杯大拿铁和两个巧克力棒，两盘路上听的车载CD——尼尔·杨的《收获》和弗利特伍德·麦克的金曲选辑。
我开了一整天的车，中途只在巴利高利休息站停下来吃了一些炸鱼和土豆条。下午我终于开上了都柏林正值高峰期的环线，从环线到崭新的国际机场航站楼的这一路与我当时离开这里寻找新生活时已经完全不一样。时间还很富余，我可以喝杯咖啡，在机场规定区域抽一根香烟。
五点半的时候，爱尔兰航空EI611航班由于近地强风晚点20分钟后才顺利落地。杰普和贝阿特丽丝出现在人群中，他们紧跟着机场地勤，由于是第一次独自出门，一脸严肃地手牵着手。贝阿特丽丝13岁，拖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而8岁的杰普则背着自己的乌龟背包。看到他们，我的心头为之一振，三个月不见，他们长高了将近20厘米。
他们一开始没有认出我，他们站在地勤的身旁，皱着眉四处看，带着“爸爸在哪里”的表情站在那里。杰普先认出我，他放下手提箱，跑向我，扑到我的怀里。紧接着贝阿特丽丝表演杂技般地飞奔到我的另一侧，我们几乎摔在了地板上。他们抱怨我扎人的胡须，贝阿特丽丝对我的马尾辫做了一番讽刺的评论。我回答说这总比任其无法无天看着合适，我已经两个月没理发了，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抓。
“他们不会抓你的，爸爸，”杰普说，然后看着微笑的金发蓝眼的女地勤说，“我爸爸可有名了！”
我把“无人陪伴儿童”回执表递给地勤，她瞥了一眼下方的签名，然后用无线电向登记台再次核对详细信息，结束了对孩子们的看护。
“整个飞行期间他们表现得很好，”她抚摸着杰普那头总能激发起成年人无限柔情的金色头发说，“他们俩真是非常勇敢的孩子！”
下午六点半我们到达都柏林。这座古老的城市一如往昔的模样。被出租车堵得水泄不通的圣母院街。奥林匹亚剧院周围，游客们像碳酸饮料里的气泡一样聚集在圣殿酒吧，音乐腾空而起，与来自啤酒厂的烟雾混杂在一起。这就是我又老又脏但乐趣十足的都柏林。
我那伟大的帕特里克·哈珀——体型仍旧像公牛一样，坚硬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的脸，短发，老香料的香水味——正守在自由街的家门口欢迎我们。他已经做好了一个爱尔兰鳏夫能做的最好的晚餐：炖培根、烤土豆和一个在超市买的新鲜出炉的大冰淇淋蛋糕。
晚餐期间，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填补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沉默。
他们非常兴奋能来这里度假，不停地问关于多内加尔和海边别墅的问题，还对我们整个暑假要做的冒险的事进行规划。
“我们可以游泳吗？可以买一艘充气船吗？”
“噢，当然了，这是北海，但也许会有海豹咬你噢！”
“《孤独星球》上说有个叫‘巨人之路’的地方，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当然了孩子们，我们可以做你们想做的所有事。”
“你也跟我们一起吗，爷爷？”贝阿特丽丝问。
我的父亲苦笑着摇摇头。
“不，亲爱的，没有什么能让我离开这个区了，海边的漂亮别墅也不行。”
父亲问他们学校里的事，他们一如既往地回答“一切顺利”，一听就知道是在撒谎。我知道杰普成绩不错，但是仍然没有什么朋友，贝阿特丽丝呢，各方面都更差了。她说一切对她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她长大后要成为音乐家，像她老爸一样，我小时候成绩也不好。“是吧，爸爸？”每当这时，我就会在心里诅咒自己为什么要在孩子们面前吹嘘显摆。
贝阿特丽丝去年通过了高级中学测试，在荷兰的教育体系中，这意味着“有能上大学的智慧并有机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伍德西区的老师同意培养她（老师说这是衡量标准之一），所以她除了要学习诸如拉丁语课程之类的高级中学必修课程以外，还可以选择一所新的学校上一些新的课程。
克莱姆在尼尔斯的支持下已经准备好资金供她申请阿贝拉学院，这是阿姆斯特丹最好的学校之一，也是尼尔斯的荣耀。而贝阿特丽丝却宣布说她要放弃培养资格，和另外两个好朋友去东边的学校。她有一个颓废的父亲，且刚经历了父母离异，这种青春期的阵痛使得她对自己的未来是否光明漠不关心。克莱姆向我求助，我和贝阿特丽丝相处了一整天，和她谈论生活、决策以及方向错了是多么难回头。“莫愁前路无知己。” 嗯，我觉得当时是我的错，是我劝说她进了阿贝拉学院。入校两个月后，她就因为和人打架被要求叫家长来。
克莱姆向我讲述了这一切后，我回到阿姆斯特丹，带女儿离开了那所学校。圣诞节，我和孩子们度过了一整周，我们一致决定保持冷静，甚至连尼尔斯也开始反思自己当时的决定是否正确。克莱姆花1000欧元请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只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离婚意味着不稳定性。所以我们决定夏天到来的时候，让孩子们远离喧嚣，和我共度三四周。多内加尔就是我们心灵的避难所。
我把孩子们安顿在我的旧房间里，那里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房间的墙上还贴着我的“瘦李奇”乐团、齐柏林飞艇乐队和皇后乐队的海报，还有一张我青春期听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海报：《蓬齐与帕内尔街蹦蹦房间里的僵尸》（1990年5月26日）。
“这是你的房间吗，爸爸？你睡在这里吗？”
“每天晚上，”我回答说，“直到我18岁。”
“然后你遇见妈妈，就去阿姆斯特丹了，对不对？”
“是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