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
“嘿！”
她正忙着，我在放影碟的书架旁装作看影碟的样子，耐心地等待。不一会儿她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你是音乐家哈珀，对吗？”
玛丽是店里的常客，我之前也跟她提起过我住在特雷莫雷海滩，所以朱迪知道一些我的事——实际上可不止“一些”——因为我后来知道玛丽和她喝了很久的茶，聊了很多关于我这个在店里租影碟的“神秘又有趣的络腮胡”的事。
这回我不急着走了。顾客们进进出出，我耐心地等待着，一会儿瞅瞅摆满影碟的书架，看看那些关于冥想、瑜伽和替代疗法的书，或者欣赏一下在柜台上一字排开的小佛像。我下定决心今晚约她出去，我做到了。我们在费根酒馆坐下来，我给她倒了杯啤酒，一直聊到酒馆打烊。那是一个星期二，外面下着大雨。小酒馆一半的座位是空的，壁炉旁宝贵的桌子也空了出来。我们就在那里坐着边喝酒边烘干外套。
我们开始谈论小镇，讲述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我讲了关于阿姆斯特丹、都柏林、离婚和我的创作危机。我聊人生和音乐作品，她静静地听着，小口喝着吉尼斯黑啤，用她两只聪慧的蓝眼睛看着我。但轮到她的时候她却含糊其辞。她说她出生在苏格兰印威内斯以北的小渔村，那里“海浪拍击海岸的声音足以让人发疯”， 她还讲了一些关于家庭的事，她用了“不正常和令人沮丧”来形容，但并没有更多的讲述。我猜她应该出来后就没有再回过那里。
她在伦敦学了心理学，毕业后在医院工作，然后是一段长达五六年的灰暗的时光，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对伦敦失望透顶”，所以后来去了印度旅行，在那里开始接触精神世界、能量、替代疗法和瑜伽。“我独自旅行，感到人生前所未有的自由、强大和独立。”后来她便决定要去一个把她当人对待而非制造产品的机器对待的地方生活。
“为什么到爱尔兰的克兰布朗来呢？”我追问道。
“回到欧洲后，我一整个夏天都住在柏林一个朋友家。一天晚上，我俩用笔描手心的掌纹，然后印在地图上。我的生命线穿过了苏格兰，在北部半岛中间的一个地方结束。我想，为什么不呢？”
“真的吗？你仅仅是因为把手指头放在地图上就决定来这？”
“不是手指头，是整个手掌。”
我开始有点恼了。她漂亮聪明，但喜欢玩这种奇怪的游戏。就像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一样，总是发问，自己却不回答。她是怎么编造出连自己都无法忍受的故事呢？
不管为何，在她身上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吸引着我，一如她那双眸深处巨大的旋涡。是叛逆的火苗吗？我也不清楚，总之就像苏格兰波涛汹涌的浪涛在她的眼底翻滚。在她的关于印度和掌纹这些戏剧性的故事之下，我看到的是一颗甜美、优雅、热情的心，这让我无比好奇。她正如费根酒馆的老壁炉，一个你可以依靠着度过一生的地方。
酒馆打烊的时候仍在下雨，我们便向商店跑去。我的车就停在那里，她不让我醉醺醺地开车回家。“好吧，”我说，“我去你那订一个床位吧。”她笑着说我是傻瓜。然后就靠着我那辆沃尔沃，我们第一次接吻了，随后走进她的旅店，一直到第二天，她的店外面整天都挂着“床位已满”的牌子。
我们的这个秘密保守了一个月左右，直到有一天，里奥沿海滩跑完步后突然造访，那天朱迪只穿了一件T恤在我的厨房里煮咖啡。此后的一周他都不停地笑着，我们猜想整个镇子里的人也都在搜集情报。“看来你租了很多电影看，哈珀先生。”“你们晚上完全不用出门啦，在家里看家庭影院就可以啦！”里奥和玛丽承认这个新闻对于无趣的克兰布朗来说简直是一阵新鲜空气。
“但你们是认真的还是……”
“不是，只是一场冒险。我们只是不一般的朋友关系，你知道的。”
邓洛伊和克兰布朗之间的公路就像汽车拉力赛道，但对朱迪来说是小菜一碟。我们用50分钟的时间驶过了40英里的蜿蜒小道，我甚至在想若是自己被闪电击中后幸存，却死于第二天的车祸，这该是多么讽刺。我们在克兰布朗的“安迪家”加了点油，买了晚餐的食物以及一瓶红酒，然后穿过小镇驶向海岸。
克兰布朗和特雷莫雷海岸之间绵延着大片的草原、泥炭田和平缓起伏的小山丘，一条旧时军用的狭长公路逶迤山间。再往前十英里，公路分成几条小路向悬崖铺开去，只有一条更为细长的路通往海岸。这条碎石子铺成的小路沿着牧羊人的脚印延伸出去，路两旁一年四季都摇曳着野花。
绕过最后一个山头，眼前即是蔚蓝的大海，硝石、田园、牲畜的气味扑面而来，有时还混合着遥远的烟囱送来的阵阵烧泥炭的清香。就在一瞬间，那片镶嵌在黑色岩石怀抱之中的白色沙滩便会突然跳入眼帘，仿佛就在你的脚下。
“这就是我昨晚经过的地方。”经过“比尔之齿”的时候，我告诉朱迪。
我们走下车，我夸张地跟她讲述了昨晚的经过。那根一端发黑的树枝仍躺在路边，枝头可以看到沙子和被车轮轧过的痕迹。
“弗兰克发现我躺在这里，他当时该吓坏了。”
“我觉得他老婆应该让他从你身上轧过去。”朱迪开玩笑说。
她抱着我，我们静静地感受山上呼啸而来的风。
“天啊！皮特，你难道不知道在雷雨天气要离大树远一些吗？”说完她亲吻了我的嘴唇。
那天晚上朱迪做了茄饼，我们坐在壁炉前面一边喝智利葡萄酒一边吃晚餐。我仅仅喝了一杯。她脱下我的衣服，看我树形的伤痕。我们在地毯上做爱，之后在壁炉前的地毯上睡着了。
半夜里，我感到一阵疼痛像脉搏一样在头颅里搏动。我摸出揣在外套里的药片，服下后回到客厅。
我看到朱迪又在做噩梦了。我环抱着她，为了避免吓着她便轻轻地吻她。我们上楼走到卧室，床单是冰凉的。我们拥抱着取暖，缓缓进入梦乡。我梦见了里奥和玛丽。
梦里面，我们又回到了邓洛伊医院，但这次的病人却是里奥。只见他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甚至在某些时刻我意识到他已经死了。他裹着沾满鲜血的床单，双眼圆睁，嘴半张着，像一个无尽的黑洞。
5
风暴持续了几天，之后的天气便晴朗得让人以为夏天已经到了。
我在家休养了几天，感觉经历了猛烈一击后，浑身酸痛。再有就是头疼。我坚持服药，房间调得昏暗（眼睛仍不适应强光），听着iPod里过去不常听的古典音乐。
晚上我下楼弹琴，我仅仅指字面意思，我抚摸拍打那架钢琴。它仿佛是一盏神灯，我期待着能从里面蹦出一个善良的神：下午好，皮特，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你想要什么？
我只有一个愿望：重新听到我脑海中的旋律。
我时常在洗澡、散步或是阅读的时候哼唱一些在脑海里的旋律，一回到家中我便在五线谱上记录下来。有多少美好的旋律都是这样产生的！我脑海里仿佛存在一口永不枯竭的魔法喷泉。而现在呢？看看我的样子，居然试图从音乐专著中寻找可以挪用的乐谱。是的，我已游离于那个神奇的音乐世界之外，与那些千千万万平庸的人一样，耗尽半生只为创作一部差强人意的作品。星辰陨落了，光辉永远消失。有一次在一个英国电视生产商巨头的家里举办的聚会上，我认识了一位过气的音乐家，他在90年代凭借一张音碟获得了一笔小小的财富，却在三年内挥霍一空。现在的他专门替人倒酒，像鹦鹉一样不停讲话，我一点儿都没开玩笑，他成了百万富翁豢养的小丑。不过呢，人家至少有份工作，还有人的结局比他更糟，比如，我？
事故之后的第四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除了头部深处轻微的阵痛之外，几乎已经感觉不到其他不适了。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决定做点儿什么。我换上褪色的牛仔裤、一件伐木工衬衫和一双靴子，头发扎成辫子，戴上雷朋眼镜。任何人看到我一定会说尼尔·杨住在爱尔兰海滩。我喝了杯巴里茶，听到奇想乐队在海岸电台唱成为“赛璐珞英雄”是多么糟糕。随后我开车去镇上。我打算买些砂纸、刷子和颜料，重新修整一下花园的栅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严酷的寒冬后，它们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这些该死的栅栏——如果当时我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在当天下午就把它们连根拔掉了。
一切如里奥所料，我的故事爆炸性地快速传遍了整个克兰布朗。在约翰·杜兰杂货店里，我十分不巧地碰到了半个镇子的人，大家都问我的伤势如何。
“您重生了，哈珀先生！”
“您买彩票了吗？”
“您试过将灯泡塞进嘴里吗？”
杜兰甚至不让我自己把割草机塞进沃尔沃的后备厢。他叫出他的儿子约恩。约恩长着红头发，脸上布满雀斑，永远像是从另一个星系来的。他们俩一同把割草机抬上车。
“你应该找个东西遮盖一下，要不然你还是会被机器绊倒的。”他建议说，“如果你愿意，约恩可以花一天时间去你那看一看。对了，别忘记我怎么教你刷清漆的，至少要覆盖三层，否则在夏季结束前该死的硝石就会把它腐蚀掉。”
然后我来到镇子上散步，看到街道上走动着一些新面孔。克兰布朗镇非常小，冬季居住人数不过150人，但是到了夏季会增加到800人。镇上总共只有两条街道，一直通往小港口。一些渔民仍然尊重传统行业，每天早上都去捕一些新鲜的龙虾，然后在港口卸货。冬天，渔民将龙虾用软木箱包装好，送到德里市场。夏天随着游客的到来，港口的市场变得热闹起来，龙虾被销往附近的餐厅和酒店。这里其他的经济活动就只有畜牧业（生产牛奶、奶酪和羊毛制品）、旅游业以及手工业（制造大衣和软呢贝雷帽）。
主街道始于郊外地方公路的岔路口，那里坐落着小镇最重要的服务站点（除了圣迈克尔教堂）——“安迪家”，它是加油站、新出炉面包店、快餐店、报刊亭、烟草店、自助咖啡机的混合体。在那里你几乎可以买到所有东西，比如壁炉燃料、土壤肥料、泥炭、汽车电池、快艇发动机零件、花种、冰袋、啤酒……
其余的商店则散落在克兰布朗大街上。杜兰杂货店在高处，然后是费根酒馆、中餐馆，最后是那家集商店、旅馆于一身的社会文化中心——霍利亨夫人商店。
我找到朱迪的时候，她正和玛丽以及其他妇女商量组织克兰布朗露天电影节的事。电影节预计在七月举行，她们正在讨论放置大屏幕和投影仪的最佳位置。
天气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下雨则要执行B计划，这是很可能的。到时候，港口附近的旧仓库可以提供遮蔽，但是有很多东西都要随之改变。
劳拉·奥洛克也在那儿，这是自事故发生之后我第一次看到她。她给我讲述了一个有关怎么找到我的夸张的版本，我“半死不活”地躺在道路中间，以及当时她被吓得如何下不了车。“弗兰克跪下去给您把脉，我好不容易才能为您的灵魂祈祷，哈珀先生。”她握着我的手说着，眼里噙着泪。然后，她说想代表露天电影节的组织方请我帮个忙：
“我想哈珀先生您是开幕式演讲嘉宾的最佳人选。 您愿意吗？或许您也可以弹奏一小段。噢！对的！那样简直太棒了！”
我以为朱迪或者玛丽会站出来帮我，但是她们却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或许您可以为一小段默片现场配乐，”朱迪说，“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把钢琴搬到港口。”
我点点头，仿佛在说：“主意是挺好，但要把我的施坦威钢琴搬到港口过于困难了。”
“没有必要用一架‘真正的’钢琴吧，皮特？”玛丽说，“也可以用配重键盘，我们可以租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朱迪。”
女士们都鼓起掌来，我能做的只有微笑和点头表示赞同，同时暗自希望中途出现什么岔子使得她们的计划落空（没有租到钢琴，或者太贵了），但我也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东西：演讲、托卡塔[1]，以及其他需要我在电影节上做的事。
我主动提出载玛丽回特雷莫雷海滩，但她要等去邓洛伊购物的里奥。我趁机捏了朱迪的漂亮的屁股，暗示她我已经痊愈了，随时可以和她约会。然后我告别了镇上的女士们，开着我的沃尔沃满载而归。我摇下车窗，迎接扑面而来的世上独一无二的硝石和泥炭味。
我的房子坐落在海滩上一个隆起的小岬角之上。这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建筑（建于20世纪70年代），分为上下两层，屋顶用石板搭成，带一个木制的大阳台，阳台也建在沙丘上，通过楼梯与海滩相连。这个楼梯是我从小就希望的一个东西（也许是因为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当房屋中介伊莫金·菲茨杰拉德说到“房子带一个建在沙滩上的木制楼梯” 时，仿佛有人按下了我头上的某个按钮。“是的！这听起来像是我要找的房子，我们什么时候看看？”
2009年10月的一个金色的黄昏，我见到了这所房子，天空中飘着奇形怪状的大片云彩，房子像沙滩中的宝藏一样闪闪发亮。它的白色的外墙被一块草坪和一排可爱的白色木栅栏包围起来。房屋的前面就是大海和被黑色悬崖环抱的绵延两英里的海滩。我还没进屋就差点说“就是它了”。
据说特雷莫雷海滩位于半岛的风力最强的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在这里建房子。我还听说这块土地太过沙化，并且每年加深几厘米，这就解释了我的房子墙壁上出现裂缝以及底层小浴室稍微有些倾斜的原因。
里奥说我们只是很幸运。近年来拔地而起的别墅像夏天暴雨后的蘑菇，而我们所在的地方正符合人们关于多内加尔的想象：空旷的海滩，铺满绿草的沙丘，无边的草原，唯有风声的静谧。
“您认为您能把一台钢琴抬进去吗？”
伊莫金——实际上是我的好朋友——提醒我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
“这里不是阿姆斯特丹或者都柏林，皮特。电话和网络几乎没有，供水和供电也有问题。房子也需要特别注意打理。草坪上的草会生长，化粪池也需要维护……更别说孤独了。你处在一个离本身就荒芜的小镇十英里远的地方，你将完全依赖汽车（我建议你买辆自行车以防万一），不过我认为另一个房子常年住了人，这会好些……除了这些，我还要补充一点，租金已经涨价了（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
但没有什么能让我放弃我的决定。这所房子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像护身符般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把它的所有缺点都当作有趣的挑战。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宽阔的观景台，想象着自己把施坦威钢琴放在那里的样子。在春天和夏天，我可以打开窗户为我唯一的听众——大海——弹奏。于是我说了句“没问题”。
“你确定吗，皮特？你会独自在这里与钢琴为伴，在很多个夜晚只有风围绕在你身旁。震耳欲聋的风会让你听不到任何音乐、电话声，如果出了什么事连呼救声也不会被听到。”
“是的，”我最后说，“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在露台上一边吃沙拉，一边看报纸，偶尔眺望远处，只见货轮缓缓驶过。下午的海面很平静。一群海鸥落在海滩的岩石附近，找寻早晨卸货时带出的黑藻或者螃蟹之类的生物。岩石上面有一些洞穴，里面爬满了臭虫，我的儿子杰普一定会很喜欢。其中有个很大的洞穴几乎能将杰普整个装进去，好像连接着几米之外的狭窄的通道。那真是一个完美的藏身之处。为了逃避什么呢？我随即问自己。
突然我感到有些头痛，仿佛脑袋里有个重物。我想起了那些药，于是起身拿起盘子和报纸去厨房吃药。
过了几个小时，我来到花园，身旁摆放好从杜兰杂货店买来的那些小玩意，准备开始干活。这时我看到里奥在岸边跑步。他也远远地看见了我，朝我挥舞手臂。
特雷莫雷海滩长约两英里，所以里奥一般跑三四个来回。这是他的基本练习。一天早上，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坐在钢琴前，看到他面对着大海脱下衣服。那是一个二月的晴朗清晨，大海仍像半液体状的浮冰。里奥·柯根纵身跃入大西洋的海浪之中，我差点以为他要自杀而报警。
“什么呀！这对血液循环很有益，您也应该试试！” 几天后，我从镇上购物回来在湿地碰到他时他对我说。
这些事情起初都让我认为里奥和玛丽是一对奇怪的情侣，他们似乎没有孩子，没有工作，只顾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此外，尽管他们年龄不小，但都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健康体魄。所以我以为他们是百万富翁或者外国人，但他们归隐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布置简单的房子又似乎与这个想法相悖。
我搬到这里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他们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手里拎着一篮甜点和一瓶葡萄酒。“欢迎新邻居！”他们说着，径直走进我的客厅，我不得不承认最初我表现得的确有些冷漠。我到这个地方是为了专注于工作，所以担心这些话多的邻居会每天早晨出现在我家门口找我聊天。然而情况正好相反。我住进来的第一个月麻烦不断。家里的锅炉坏了，房间像冰窖一样，所以有些晚上我只能下楼睡在壁炉旁边，裹着被子和毛毯。虽然中介公司已经派人来修理，里奥还是提出要帮忙瞅瞅，他仔细检查我家里的电路，还借给我一台汽油发电机。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了每天都见到他们。这不难，我要么早上看见里奥沿着海滩跑步，要么我们的车开过泥炭地时会相遇，再或者我们同时在城里购物。此外，一个月的生活足以让我明白周围有邻居的重要性。冬季的时候整个海滩呈半荒漠的状态，而特雷莫雷海滩又是半岛上最偏僻的地区之一，里奥和玛丽是方圆数英里内唯一的人类。这并不意味着我胆小或多疑，但孤独地住在这个地方，和邻居们搞好关系也不是一件坏事。
我搬来一个半月后的某一天，我在费根酒馆再次碰到了他们，我们很快就坐在同一张桌上。我们聊得很愉快，里奥和我都喝高了，玛丽开车带我们回家。最后我们三人喝光了一瓶尊美醇威士忌，又唱又笑，直到我在他们家的沙发上昏睡了一整夜。我觉得应该是从那时起我们成了好朋友，随时都可以拜访彼此。
“邻居，你需要帮忙吗？”他气喘吁吁地说。
“也可以呀。”我说，虽然约翰·杜兰给我讲了好些如何开始修复栅栏任务的建议，但是我知道里奥更加有经验，“我请你喝啤酒。”
“好的，借我一件干的衬衫吧，小伙子！我快被晒化了。”
“首先需要打磨一下，”他说，“可得认真打磨，否则以后油漆不服帖。”他给了我一张砂纸，并让我负责栅门左侧的栅栏，他则负责另外一半。我算了一下，大约有四十片，我觉得尽管时间比较紧张，但我们可以在天黑前完成这项工作。但显然这只是我的估计。
太阳逐渐变成橙色缓缓接近大海时，我才打磨完三片栅栏，而里奥已经打磨了八片。四个小时内我们总共只完成了十一片！坦白地讲，这并不像修剪草坪一样有趣。我对里奥说今天就到这里，并邀请他和我一起喝冰啤酒。
平静的海面吹来温暖的微风。地平线被刷成橙、红、蓝、黑四色。我搬出两把椅子放在花园里，拿出三周前在德里的比利时啤酒商店买的四瓶罗斯福啤酒。我们坐下来，脚踏在草地上，映着夕阳的光辉干杯。医生嘱咐我别喝酒，见鬼去吧！我就破例一天啦！再说那些该死的药好像也没起作用，倒不如喝一口，或许有帮助呢！
随着第一瓶罗斯福啤酒下肚，我们的身子逐渐暖和起来，开始无话不谈：经济危机、欧元、美元、奥巴马……里奥不是狂热的爱国分子，并不像那些美国—爱尔兰人一样在家挂美国国旗，夏天玩棒球。他公开批评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并且为美国在“9·11”事件后进入“黑暗时代”而感到痛苦。他告诉我在海湾战争之前两个月他在科威特丽晶酒店工作，“侵略使那座城市变成一座监狱，不过我很高兴是布什指挥部队。”他还讲了很多关于酒店的故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酒店度过，各种各样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酒店：拉斯维加斯、阿卡普尔科、曼谷、东京等十多个地方，虽然我没有完全记住。当你以为他已经讲完所有的奇闻轶事，他又会起个头，给你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这块布丁让我想起了在曼谷尝过的毒品”，“我只为丢失一辆汽车哭过一次，是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