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掩埋的人生我们掩埋的人生_分节阅读_3

“两到三天。”

“然后她会被释放？”我问道。

“不。”

我想了一会儿，“从戒瘾所去看守所？”

“没错，直到她在法庭上露面。”

妈妈听到“法庭”这个词便又叫喊起来。由于醉酒与疲惫，她的话语像一座衰朽的索道桥一样颤颤巍巍。“该死的乔伊……赶过来。你不爱我……你忘恩负义……我是你的母亲，乔伊，他们……他们……赶过来。把我弄出去。”

“谢谢，”我对那位警官说道，“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在应付我妈妈上，祝你好运。”

“也祝你好运。”他说道。

我结束了电话，转过身看向珍妮特，洛格伦太太看着我，就像我是一个刚刚知道狗会咬人的孩子。“抱歉，”我说，“我母亲……她……不太好。我没办法去见卡尔——呃，艾弗森先生——今天我得去处理点事情。”

洛格伦太太的目光柔和了下来，她严厉的表情转化为同情。“没事，”她说，“我会跟艾弗森先生说说。把你的名字和电话留给珍妮特，我会告诉你他是否同意跟你见面。”

“非常感谢。”我说，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我的信息，“我可能要把手机关一会儿，如果我没有接听，麻烦给我留言让我知道艾弗森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会的。”洛格伦太太说。

在离希尔维尤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驶入一个停车场，用尽全力紧握方向盘然后猛烈地摇晃。“我靠！”我喊道，“靠！靠！靠！为什么你不能让我清静清静！”我的指节发白，一阵愤怒涌上心头，我颤抖不已。我深吸了一口气，等待着喉头的悸动消退，眼睛重回清明。等我平静下来后，我打电话给莫莉告诉她我没办法去守门。她不高兴，但她表示体谅。挂断电话后，我把手机扔到乘客座上，开启了往南去接我弟弟的长途奔程。

[1]艾丽西亚·凯斯：美国女歌手、音乐人、演员兼作家，代表作品有You Don't know my Name， No One等。

[2]足球抢断球：指足球运动员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夺取对方所控制的足球。

[3]五英尺十英寸：一英尺约为30.5厘米，一英寸约为2.5厘米，五英尺十英寸约合178厘米。

[4]约翰·迪林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中，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银行抢匪和美国黑帮的一员。

第一部 被恨之入骨的奸杀犯

一

大部分人很可能从未听说过明尼苏达州的奥斯丁市，而那些听说过这个城市的人知道它则是因为斯帕姆午餐肉，这种咸猪肉产品从不腐烂，世界各地的士兵和难民都食用它。它是荷美尔食品公司的核心产品，我的家乡也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斯帕姆镇。在奥斯丁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展示斯帕姆伟业的博物馆。如果这没有将奥斯丁打上如同监狱文身式的标签，那么还有那场罢工。

罢工发生在我出生前四年，但是在奥斯丁长大的孩子们对这场罢工的了解就如同一些孩子了解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1]或者独立宣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让肉类加工业遭受重创，于是荷美尔要求工会大幅减薪。人们自然不堪承受，罢工开始了。在警戒线上的推撞导致了暴乱。这场暴乱引来了电视网，一个电视小组完工时在艾伦达尔附近的玉米地撞毁了一架直升机。最后州长派来了国民警卫队，之后这场暴力和怨恨给镇子留下一道痕迹，有些人会说给予了它特色。我却将之视为一道丑陋的疤痕。

和其他城镇一样，奥斯丁也有优点，尽管大多数人看不见粉刺旁边的肌肤。它有公园，一个水潭，一个不错的医院，一个加尔默罗会的隐修院，自己的市立机场，并且奥斯丁离罗切斯特的著名梅奥医院仅咫尺之遥。奥斯丁拥有一所社区大学，我之前在那里上课，同时打两份零工。在三年内，我攒够了钱，也修够了学分，转学到明尼苏达大学上大三。

奥斯丁还有十三间酒吧，不算上酒店酒吧和福利俱尔部，拥有大约两万三千人口——在大明尼苏达州，奥斯丁的酒吧与居民的比率最高。这些酒吧我十分熟识，每一间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我都曾驻足。我还是个小毛孩，兴许不到十岁时，踏足了我人生的第一家酒吧。当时我母亲把我留在家里照看杰里米，她则外出喝酒。我比弟弟大两岁，他有自闭症——这让他极其安静——妈妈觉得我够大，可以照看小孩。

那天晚上，杰里米坐在起居室的一张扶手椅上看他最喜欢的录像《狮子王》。我有地理作业要做，于是我把自己关在他和我共用的那间小卧室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共用的大多数房间我都没有印象了，却独独记得那一间：墙壁跟脆饼干一样薄，涂上了世上每个公共泳池底部都覆盖的那种明亮的蓝色。我能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最轻微的声响，包括《狮子王》的歌曲，杰里米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坐在双层床上——一个蹩脚的二手货，弹簧毫无用处，床垫不得不靠在一块胶合板上——捂住耳朵试图隔绝噪声，但这样做对于减轻从可渗透的墙传来的，冲击着我注意力，一刻不停且重复乏味的音乐收效甚微。我不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还是由于愧疚我记忆添枝加叶的，我要求杰里米把音量调低一点，但我可以肯定他反而调高了音量。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愤怒地踩着重步进入起居室，把杰里米从椅子上推到一边，让他重重地在墙上磕了一下，他头顶上的一张照片被撞松，照片里是三岁的我抱着还是婴儿的他的影像。照片从钉子上松动，从墙上掉落，砸在杰里米金黄色的头发上，玻璃碎成无数尖利的碎片。

杰里米把他胳膊和腿上的碎片拂掉后，看着我。一块楔形的玻璃插在他的头顶，像一个超大的硬币卡在一个矮小的猪形储蓄罐的狭槽里。他眯起眼睛，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困惑。杰里米很少直视我的眼睛，但那一天他瞪着我，仿佛他就要解开一个重大谜题。接着，似乎他找到了答案，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温和，目光转向了积聚在手臂上的血滴。

我从浴室抓了条毛巾，小心地把玻璃从他头上拿走，还好玻璃没有像我担心的插得那般深，我用毛巾裹住他，就像包头巾一样。我用一块洗脸巾擦去他手臂上的血，等待着不再出血。十分钟后，血仍然从伤口往下滴，那条白色的毛巾染上了片片鲜红的血渍。我重新用毛巾包裹住杰里米的头，把他的手放在毛巾的末端保持不动，跑出门去找我们的母亲。

妈妈并不需要为我留下面包屑的踪迹。我们的车停在双拼式房屋的车行道上，两个轮胎是瘪的，这表明妈妈就在步行能到的地方。这框定了我只有几个酒吧可选。我母亲留下我独自照看患自闭症的弟弟而从不提她去了哪里，而我似乎本能就知道去酒吧找她，那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件怪异的事。话说回来，童年时期我认为正常的大多数事情现在回顾时完全一团糟。我在第一家酒吧——奥德赛酒吧就找到了她。

我没料到那地方如此空寂。我总是想象我母亲趾高气扬地加入一大群说着笑话，大笑着，跳着舞的潮男型女中，就像电视广告中的人那样。但是这个地方只有从廉价的扬声器里发出的拙劣刺耳的乡村音乐，高低不平的地板，充满懒散无能的平庸之辈。我立马看到了我母亲，她正跟酒店伙计聊天。起初，我搞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是愤怒还是忧虑。不过她狠命地抓起我，把我拽出了酒吧，这让我不再有疑问。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公寓，发现杰里米在看电影，他的手还放在毛巾上同一个地方。妈妈看见沾染了血的毛巾时，吓了一跳。

“你究竟干了什么！老天。瞧这一团乱！”她把毛巾从他头上拉下来，拎住他的胳膊把他抬离地面，拖进浴室，放进空浴盆。血让他漂亮的金黄色头发缠结在一起。她把染血的毛巾扔进水槽，然后去起居室擦洗鼻烟色地毯上的三个小血点。

“你得用我的好毛巾，”她喊道，“你不能就拿块破布。看地毯上的血。我们可能会失掉押金。你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吗？不，你从不思考。你把事情搞得他妈的一团糟，而我不得不来收拾残局。”

我走进浴室，部分为了摆脱我母亲，部分为了与杰里米待在一起，以免他受到惊吓。不过他没有害怕，他从没害怕过，或者说他感到恐惧，却从没表现出来。他看着我，在这世上的其他人看来，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是我可以看出因为我的辜负隐藏在他眼中的那丝忧郁。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忘掉那个晚上，将它埋藏在心底的某个地方，让它消亡，杰里米看着我的那幅场景仍然不时在我的记忆中浮现。

如今杰里米十八岁了，能独自在公寓里待上几个小时，但几天则不行。那天晚上我把车驶入我母亲公寓的车道时，双城队与印第安人队在第三局一度僵持不下。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发现杰里米在看《加勒比海盗》，他新近最喜欢的电影。有一瞬间他显得有些吃惊，接着他看向我们之间的地板。

“嘿，老弟，”我说，“你好吗？”

“你好，乔。”他说。

杰里米开始上中学时，当局给他指派了一位名叫海伦·博林格的助教。她了解自闭症，理解杰里米对于模式和程序的需求，对独处的喜好，对于触摸和被触摸的反感，以及不太能理解本能的需求和白纸黑字的指示之外的事情。那段时期，博林格太太竭力带杰里米走出黑暗，我母亲则鼓励他乖乖听话不多嘴，这一角力持续了七年，结果是博林格太太赢了。到中学毕业时，他能够勉强进行一场谈话，虽然在我们交谈时，他不太敢看着我。

“我还以为你在学校里。”杰里米说，完全用那种断续的节奏，似乎他把每一个词都小心地摆放在传送带上。

“我回来看你。”我说。

“哦，好的。”杰里米转过身继续看电影。

“妈妈给我打了电话，”我说，“她要开会，暂时不能回家。”

对杰里米说谎很容易，他那轻信的性格没办法理解欺骗。我不是存心骗他，那是我对他解释事情的方式，免去真相带来的复杂情况或者微妙细节。我母亲第一次被送进戒瘾所时，我撒谎说她在开会。过后，每次妈妈跑去某个印第安赌场或者在某个家伙的家里过夜时，我就告诉杰里米妈妈在开会。杰里米从没问起过这些会议，从没纳闷为什么有些会议持续几个小时，另一些则要好几天，从没为这些会议出现得如此突然感到诧异。

“这次是长会，”我说，“你得去跟我待几天。”

杰里米不再看电视，眼神在地板上游离，眉毛上方出现一道细细的皱纹。我能看出他在努力跟我进行眼神接触，这对他来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我能待在这里等妈妈。”他说。

“你不能待在这里，我明天要上课。我要带你去我的公寓。”

这不是他期待中的回答。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不再试图直视我，这表明他的焦虑在加剧。“也许你能待在这里，明天早上去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