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过得很快，只剩下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如果不出意外，那起案件应该就发生在这两个月内。可是龙番市这么大，这案子究竟会在哪里发生，谁也不知道。而如果是区里发生了案子，破不掉了才上报市局刑警支队，那么等冯凯得知案件情况后，已经错过了最好的破案时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顾雯雯的忙了。
冯凯有些焦虑，但转念一想，自己又不是真的穿越，这只是一场梦，是因为自己看岳父顾红星的办案笔记而进入笔记世界的一场漫长的梦，准确地说，是第三段梦了。他相信，自己会做这个梦，肯定是有原因的，肯定是他在翻阅笔记的时候，潜意识里注意到了一些对顾雯雯可能会有用的内容。只不过，他身在梦境中，无法看穿这一切罢了。他只能认真去对待梦中的每一个案子，说不定，破案的契机就在他所经历的一切当中。
想到这里，冯凯信心倍增，嘱咐顾红星说：“我去把清查炸药的扫尾工作给做完，然后就回支队了。你们这儿要是有什么命案，可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顾红星头也没抬，笑着说：“知道你喜欢办命案，但全市的案件有你办的，我这儿的，能不麻烦你就不麻烦你。”
“不行，你得答应我。”冯凯执着地说。
“行！有案子告诉你，回去吧。”顾红星说，“我写完这个报告，就给你写报功报告。”
4
忙了十几天的扫尾工作，冯凯他们工作组终于把青山区所有炸药库的台账全部清查、清点完毕了，时间也来到了10月下旬。
交接完手头所有的工作，冯凯准备过完周日（也就是10月21日）后，回到支队去工作。自己这一离开，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支队有没有其他的命案积案，自己正好回去看看。
周六晚上，冯凯在分局给他的临时宿舍里打包好行李，去顾红星办公室向他辞行。走到公安局办公楼楼下的时候，冯凯一仰头，看见顾红星的窗户还亮着灯。不出他所料，这个工作狂即便主要工作都做完了，也不回去陪女儿，还在这里加班。就算公安局局长确实很忙，但毕竟只是在一个分局，不至于一点业余时间也没有吧？
冯凯抱怨着，上了楼。
顾红星依旧保持着他那个习惯的姿势，坐在办公桌后面一动不动，盯着眼前的一份卷宗，目不转睛。
“周一我就回支队了。”冯凯开门见山地说，“这案子都破了，你就不能回去陪陪你家闺女？”
“她妈陪着她呢。”顾红星头也不抬地说。
“父爱是不能缺的，懂吗？”冯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你这忙什么呢？”
“哦。”顾红星合上卷宗，用拇指和食指揉着鼻梁，说，“毛宇凡这个案子吧，给了我很多启发。任何案子，都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如果我们坚信碎尸案件就是熟人作案的话，这个案子就破不掉。所以，双管齐下、三管齐下，甚至是多管齐下，才是最保险的侦查方式。”
“你可以写书了。”冯凯笑着说。
“我们区这几年，发生的比较惨烈的案件，一起是毛宇凡这个案子，还有一起是两年前的案件，现在还没破。所以，我就把那个案件的卷宗调过来看看，想想是不是已经穷尽所有的侦查手段了。”顾红星说。
冯凯一听，立即来了精神。但他转念一想，顾雯雯办的那起案件，好像是1990打头的，那应该就是发生在1990年，而顾红星看的是两年前的案子，应该不是同一起。
他一边从沙发上起身，一边打趣道：“所以你大半夜的不回家，就是在看这起命案积案啊。你作为一个公安局局长，格局要大一点好吧？公安工作这么庞杂，要是每起案子你都亲自上阵，那你干脆也别回家了，以后都住在办公室里得了。”
“这案子当年也提交到你们大队了。”顾红星没理会冯凯的打趣，说，“但不在你手上，所以你不一定知道。”
“什么案子啊？”冯凯好奇道。
顾红星把合起的卷宗扔给冯凯，一个残忍又诡谲的凶案现场便展开在他们的面前。
1988年8月21日，青山区公安分局马甸派出所里，冲进来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男人，他惊慌失措地报警说自己怀孕7个多月的妻子被人杀死在家中。
接到报警后，马甸派出所的所长李锋带着两名民警和两名联防队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男人的家里，进行现场情况确认。
经过确认，这确实是一起“一尸两命”的案件。死者名叫朱丽丽，女，29岁，怀孕七八个月。朱丽丽在一家事业单位就职，工作比较清闲，所以她也暂时没有在孕期休假。单位领导对她比较照顾，当时她是上一天班、休息两天的状态。8月20日，星期六（当时还是每周休息一天的工作模式），她上了一天班，所以次日（也就是事发当天）是处于休息的状态。
死者的丈夫叫于飞，30岁，在一家企业里供职。此时已经是改革开放时期，多劳多得，所以于飞几乎是没有完整的休息日的。8月19日，于飞就随经理去外地出差，一直到事发当天，也就是8月21日下午4点多才乘火车返回。回来后，于飞就直接回家了，迎面看到的就是十分惨烈的一幕。
确认完现场及死者朱丽丽、报案人于飞的情况后，李锋所长知道事关重大，立即打电话要求青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派员支援。
刑警大队的重案中队和技术中队派出了五名民警赶赴现场，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现场位于马甸镇镇中心的一栋四层居民楼内。朱丽丽的家，是这栋居民楼二楼的一户。这种老式建筑，说起来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标准格局，但客厅很小，所以整套房屋也就五六十平方米。
现场房屋西南角是入户大门，从大门进入，最先看见的是房屋东南角的阳台门，门外就是阳台。这个阳台是这家人主要使用的阳台。两扇门之间，是一个狭窄的客厅，客厅里只放着一张餐桌。客厅的西边有一扇门，进去了就是厨房，厨房北侧墙壁有一扇门，里面是卫生间。这是老式的建筑物常见的一种户型：厨房和卫生间是连通的空间，想要进入卫生间必须穿过厨房。因为卫生间很隐蔽，所以实际上用起来也十分不方便。客厅的北面是次卧和主卧，两间卧室的门靠得很近。次卧基本是空置的状态，毕竟孩子还没有出生，这个房间还没来得及布置。次卧的东边墙壁上还有一扇小门，通往房屋的另一个阳台，这个阳台空间狭小，只有一个水池。次卧和小阳台平时是不用的。主卧比较大，处于整套房子的最北端，主卧里面有床、床头柜、衣橱、五斗橱等摆设。
中心现场就在主卧里。原本温馨的房间，一片狼藉。死者朱丽丽仰卧在床上，怀孕七八个月的她，远看就像是一座血色的小山。她的上衣被粗暴地掀起，胸部袒露在外，腹部膨隆着，双手无力地垂在两边。
床单、被子都沾满了血污，血浆混合着羊水，死亡和新生仿佛被硬生生地搅在了一起。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在卧室中，让每个抵达现场的人，都立刻有种想要呕吐的冲动。
痕检员殷俊他们抵达现场后，先打开了现场勘查通道。
现场是水泥地面，没有多少灰尘沉积，所以一般的灰尘足迹也无法留下。但殷俊还是发现了一些擦蹭状的血迹、疑似血足迹的组成部分以及大量的滴落状血迹，于是将它们一一用粉笔圈了出来。
沿着勘查通道紧接着进入现场的，是法医周满。
周满刚靠近朱丽丽的床，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差点没站稳。朱丽丽裸露的肚子被某种利器切开，里面露出一个皱巴巴的暗红色肉团——那正是她尚未出世的孩子。剖腹的凶器就遗留在现场，在那血液与羊水交融的床上。周满皱着眉，对朱丽丽的尸体做了初步检验，发现胎儿的脐带被人剪断了。这个可怜的胎儿并没有被完全取出腹外，而是被人掏出来一部分，然后就停在了那里，夹在子宫壁和腹壁之间。
而朱丽丽腹部的那一刀，生活反应不太明显，应该是濒死期造成的。凶手可能是以某种方式杀死孕妇后，剖腹，剪断了胎儿脐带，部分移动了胎儿。
很难想象，谁会做出如此残忍且意义不明的举动。
殷俊第一时间通知了顾红星，顾红星也连忙赶到了现场。连顾红星都觉得现场十分惨烈，更不用说死者家属了。这起案件是死者丈夫于飞最先发现的，对他的心理肯定也造成了极其强烈的刺激。而现场的惨状也不知被谁给传了出去，“剖腹取子的恶魔”的传言也迅速传遍了整个马甸镇乃至青山区，一时间人心惶惶。
也正是因为这起案件的前期保密工作没有做好，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可能影响后期的侦查，所以顾红星才再次强调，在案件侦查阶段，要严格保守案件现场的秘密。
话说回来，不管民间如何盛传，对顾红星来说，尽快破案才是第一要务。
他抵达现场后，对现场勘查工作进行了部署。
经过现场勘查，首先根据门锁完好，排除了凶手是撬门入室的。而现场位于居民楼的二楼，所有的窗户，包括封闭的阳台都是有安装铝合金防盗窗的。防盗窗也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因此可以确定凶手是敲门入室的。门上有猫眼，那么朱丽丽如果能给凶手开门，就说明两人应该是熟悉的人。
床上遗落的那把刀，是一把锋利的水果刀，经过死者丈夫于飞的辨认，就是家里的水果刀，原本放在客厅餐桌上。也就是说，凶手杀完人后，就地取材，用刀剖开了死者朱丽丽的腹部。同时，尸体身上没有其他工具性损伤，这也说明，凶手并不是携带工具预谋作案。
这把不大的水果刀，已经完全被血液浸染。如果这个年代已经有了DNA技术，那即便刀被血液浸染，也可能从刀上提取到凶手的DNA。但放在1988年，警方的技术还停留在指纹、血型检验上，是无法从刀上提取到任何痕迹物证的。
朱丽丽毕竟是一个孕妇，抵抗能力有限，所以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地面上有一些滴落状血迹，但基本都在主卧内，其他房间没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凶手可能没有进入其他房间，活动范围仅限于主卧。
凶手杀人剖腹后，手上应该沾有大量血迹，但卫生间和厨房没有清洗的痕迹，其他家具上也没有擦拭状血迹，这说明现场没有明显的翻找痕迹，进一步验证凶手可能没有去其他房间，那么，杀人的动机应该不是谋财。
殷俊他们通过常规现场勘查，在朱丽丽家的地面上找到多枚残缺的血足迹，经过拼接，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血足迹，应该是39码的普通白球鞋，看不到明显的磨损，而这样的鞋子随处可见，无法通过足迹来找人。血足迹，是鞋子踩在有很多血迹的地面上才形成的，因此，血足迹是有证明价值的，需要拍照保存。
另外，殷俊他们还从各个家具上提取到数十枚汗液指纹，有的属于死者朱丽丽，有的属于死者丈夫于飞，还有的属于他们家的一些亲戚，剩下的一些，也不知道是谁的。但汗液指纹的证明力有限，所以价值不算太大，只能制作成指纹卡封存。
室内的勘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发现。倒是在对外围进行勘查的时候，殷俊他们在居民楼楼道外的20米处，发现了一滴孤立的滴落状血迹，经过血型检验，和死者朱丽丽一样，都是A型血。这一滴血迹是孤立的，那么就有三种可能：一是凶手离开的时候，手上沾了死者朱丽丽的血迹，但是量不大，走了这么远才滴下来一滴；二是凶手自己受伤了，而且凶手也是A型血，这滴血是凶手的；三是这滴血是其他人的，和本案无关。
在进行全面现场勘查的同时，周满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经过检验，确定死者朱丽丽的死因是扼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死者颈部皮肤的擦伤不严重，这提示了凶手扼杀死者的时候，是徒手操作，且没有戴手套。只可惜，在死者的颈部无法找指纹。如果是在有DNA检验技术的年代，提取颈部擦拭物，倒是有机会找到凶手的DNA。
从前面的线索来看，凶手很有可能是和平入室、矛盾激化、临时起意杀死死者的。
死者朱丽丽的腹部创口，有轻微的生活反应，说明剖腹的时候，死者已经死亡，但死亡并不久，因为细胞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超生反应。
此外，朱丽丽身上没有其他损伤，也没有遭受性侵的迹象。经过测量，她腹中的胎儿为孕七个半月，肺还没有扩张就随着母体的死亡而死亡了。胎儿的脐带是被锐器切断的，现场的水果刀就符合这个锐器的特征。胎儿的尸体上，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
另外，周满对死者朱丽丽的死亡时间进行了推断。根据尸体温度下降的规律，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1988年8月21日下午1点左右。根据死者的胃内容物情况，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在末次进餐后1小时之内。而朱丽丽当天中午12点在楼下的一家面馆里进餐，有很多目击者可以证实。两种方法推断出的死亡时间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判断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朱丽丽的准确死亡时间。
最终，通过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大家得出了三个推论：
可以确定的推论是，凶手和平入室，临时起意杀人，因此是熟人作案；
可能性比较大的推论是，凶手杀人的动机是矛盾关系，因仇杀人，而这个仇，很有可能和胎儿有关，不然剖腹的行为就无法解释；
有一定可能性的推论是，凶手在剖腹的时候手部受伤。
根据这三个推论，顾红星对下一步侦查工作进行了部署。
首先，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排除死者丈夫于飞的嫌疑。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根据于飞的经理和火车乘务员的证词，于飞案发时正在火车上往龙番赶，他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了杀妻的可能性之后，顾红星部署了四组侦查员，分别调查四个方向。
第一组侦查员，针对死者朱丽丽以及其丈夫于飞的社会矛盾关系进行全面调查，对所有可能产生矛盾的关系人进行列表摸排，尤其是那些和胎儿有关的关系人。比如朱丽丽和于飞各自有没有婚外情？有没有对朱丽丽家即将诞生新生命而心存芥蒂的人？这项工作的调查范围广、调查难度大，也是本案的重要突破口，因此这组也是投入警力最多的一组。
第二组侦查员，针对周边医院、诊所进行全面排查，看案发当天有没有去医院、诊所对手部进行包扎，而且符合水果刀造成伤口的人。
第三组侦查员，对朱丽丽当天的活动轨迹，进行全面排查，寻找可能存在的目击者。如果朱丽丽中午出来吃完饭，在回家前和什么人有过接触，或是在公用电话亭给什么人拨打过电话，那也可能会成为本案的突破口。
第四组侦查员，对周围居民进行调查访问，看案发当天有没有身上或者手上带血迹的人进出过这栋居民楼。
抓手：警方的俗语，指破案的依据、线索或突破口。
本案并没有值得托付的抓手，顾红星告诉侦查员们，他们调查、甄别的依据，目前只有A型血、那数十枚汗液指纹和39码的血足迹。
当然，基于上面已述的理由，血型和汗液指纹都不能作为认定或者排除的依据，也就是说，并不能因为这两者而认定谁的嫌疑，也不能依据它们排除谁的嫌疑。但是，血型和指纹对侦查工作有提示的作用。比如现场有嫌疑人甲的汗液指纹，而嫌疑人甲坚决不承认自己去过死者家里，那么，甲的嫌疑就会大幅上升，警方也有依据办理手续，对嫌疑人甲的家里进行搜查。
而39码球鞋是可以作为重要的甄别依据的，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不是39码的脚，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会下降；如果是39码的脚，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会大幅上升。
冯凯听完顾红星当时的这一套部署后，也是竖起了大拇指。虽然顾红星是技术员出身，但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俨然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了。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只要这一套部署落实得当，就等于给犯罪分子撒下了恢恢法网，一张几乎没有漏洞的法网。
按理说，这样的恢恢法网，是万无一失的。然而，两年过去，这起案件始终没有告破，都变成了一起积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难道是侦查没有落实到位吗？
这是冯凯的第一反应。顾红星却坚定地认为，分局的侦查员们呕心沥血，已经完全把部署落实到位了。因为经过半年的侦查，他们调查的附近人员共计一千多人，调查的和死者及其家属有关的关系人共计三百多人。这份调查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被仔细研究过，但就是没有找到凶手。
实际上，在案件侦破工作初期，顾红星也是信心满满的。因为第一轮侦查摸上来的犯罪嫌疑人就不止一个，而是四个。
1号嫌疑人是死者朱丽丽的同事丁鹏。丁鹏和朱丽丽一起在某事业单位工作，因为自己和妻子没有孩子，他心生嫉妒，每次看到朱丽丽抚摸肚子都觉得她是在炫耀。尤其是朱丽丽怀孕后，单位领导给她的照顾，更是让丁鹏觉得愤愤不平。有同事说，丁鹏曾经在一次同事聚会的时候喝醉了，酒后发了很多牢骚，还扬言说，朱丽丽如果再敢炫耀，就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矛盾明显，而且矛盾因素也指向朱丽丽腹中的胎儿。
2号嫌疑人是朱丽丽的嫂子孟春。这是侦查员在调查于飞老家的邻居时获得的线索。于飞有个哥哥叫于翔，兄弟俩际遇很不相同。父母向来偏爱在城里工作的于飞，冷落在农村种地的于翔。于飞的媳妇朱丽丽怀孕后，老两口总是对朱丽丽嘘寒问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托人送到城里给朱丽丽。老两口还计划等朱丽丽生产后，到城里伺候月子。而于翔的媳妇孟春几年前就生了孩子，不管是生孩子前，还是坐月子时，都是娘家来人照顾，看到公婆厚此薄彼，孟春觉得不公平，也曾和别人说过自己的不满。
同上，矛盾明显，而且矛盾因素也指向朱丽丽腹中的胎儿。
3号嫌疑人是于飞的一个疑似婚外恋对象。虽然没有查实，但有传言说，于飞在朱丽丽怀孕期间出轨。出轨的对象，是于飞同一个部门的销售员江景。两人在这几个月打得火热，关系暧昧不清。不能排除江景为了得到于飞的爱，杀死朱丽丽和她腹中胎儿的可能性。
上述三名嫌疑人都是第一组侦查员围绕朱丽丽和于飞夫妇摸排出来的重点嫌疑人。而调查医院和诊所的第二组侦查员，也有所发现。
4号嫌疑人是案发当天下午在现场附近的诊所进行手部包扎的一个男人。根据医生的回忆，男子手部的损伤是新鲜的刀伤，符合水果刀切划造成的。因为这个人去诊所后一直行色猥琐，说话支支吾吾，医生认为他肯定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十分可疑。
另外两组侦查员，就没有特别有价值的收获了。他们查明，死者朱丽丽在案发当天上午应该都在家里休息，没有出门。她中午11点40分左右下楼，和楼下水果摊老板聊了两句，然后径直去了拉面馆，吃了一碗牛肉拉面，并且于12点左右回家。
在这个过程中，她有没有和别人说话、联系，没有人对此有印象。而同样，也没有人对是否有身上有血、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现场附近有印象。
第五章 废宅凶屋
两年前贴上去的春联，已斑驳不堪。门上的封条和蛛网仿佛融为一体。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一进屋，一股血腥之气便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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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这四个人都像凶手啊。”冯凯笑着对顾红星说，“结果，全部排除了？”
“你翻到卷宗的后半部分，听我慢慢说。”顾红星指了指冯凯正在翻阅的卷宗，说，“1号嫌疑人丁鹏，虽说是在事业单位工作，也算是个公职人员。虽说为人小肚鸡肠，但要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也有些勉强。我们的侦查员之所以会怀疑他，是因为他还真就是穿39码的鞋子。而且，他从来不穿皮鞋，平时都是穿球鞋。而作案的时间，正好是他们事业单位的午休时间。你看这人，可疑不？”
“都知道答案了，听过程好像没啥意思。”冯凯说。
“你得帮我把把关，看排除的过程有没有问题。”顾红星说，“所以，我派人到他们单位，和他们领导说明了来意。他们的领导也很支持，答应拖住他两个小时。”
“哦，你们用了调虎离山的办法，原来我们这次排查屠夫，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个办法了。”冯凯说，“怪不得卢俊亮驾轻就熟呢。”
“上次是周满和殷俊去的。”顾红星说，“他们俩在丁鹏家里，找到了三双39码的球鞋，鞋底花纹和现场的都类似。可是，做了联苯胺实验，都是阴性的。”
“没有血？会不会是把沾血的鞋子扔掉了，或是把鞋子洗刷得很干净呢？”冯凯认真地复起盘来。
“我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但这个检验结果对侦查员的信心还是有打击的。”顾红星说，“为了确保能找到可靠的线索，对他的秘密侦查就延长了。不过，查了很久，最后也没有得出好的结果。侦查员调查发现，丁鹏买整只鸡的时候，都会在菜市场叫人帮忙杀鸡，而不是自己带回去杀。他本来是个节俭的人，却宁可多花一块钱请人宰鸡，很有可能就是不敢杀鸡。一个胆小不敢杀鸡的人，敢拿刀子剖腹取胎吗？做这么凶残的案件，人格上就不太吻合。”
“这也不一定准吧。”冯凯继续质疑道。
顾红星点点头，说：“但是经过进一步摸排，可以确定的是，丁鹏完全不知道朱丽丽的家住在哪里。而且两人话不投机，在单位都不说话，即便丁鹏跟踪朱丽丽到她家，朱丽丽也绝不会给他开门。”
“虽说这个也不一定可靠。”冯凯摸着下巴说，“但综合起来看，那确实就像是个胆小嘴不??的人放的一句大话而已。”
“确实，朱丽丽死后，这个丁鹏还表现得有点幸灾乐祸，并没有反常迹象。”顾红星说。
“Next!”冯凯说。
“你还会英语呢？我自考大专的时候，学过。”顾红星笑了笑，说。
看来陶亮不在的这几年，顾红星还把自己的学历提升了一下。
顾红星接着说：“2号嫌疑人孟春，是朱丽丽的嫂子。她也是穿39码的鞋子，而且我们的侦查员密取到了她的指纹，在现场也有出现，所以我们也觉得她非常可疑。可是，在密取孟春指纹的时候，殷俊他们也在她家里进行了搜查，找出来的鞋子都是布鞋，一双球鞋都没有。这也能理解，在农村生活的妇女，很少会花钱给自己买鞋，都是自己纳鞋底、做布鞋。不过，和你说的一样，我们不能排除她把作案时穿着的鞋子给扔掉了的可能性，所以又进一步对她进行了调查。”
“她在农村，交通不便，来一趟城里挺费劲的吧？”冯凯说。
“你真聪明。”顾红星微微笑道，“我们主要是从作案时间来排查的。”
“这个能确定吗？”冯凯说，“你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奸杀的案件吗？凶手就是中间出来一趟，杀完人又回去了。”
“可是8月21日，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她都在村道旁边支桌子打麻将，中间没有离开过。这个从她的三个牌友以及和她毫无关系的围观群众、路过村道的村民那里，都可以得到印证。所以，她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她的嫌疑是排除得最彻底的。”
顾红星微微点头，说：“接下来就是3号嫌疑人。这个叫江景的女人，虽然和于飞是一个部门的，也有很多人猜测他们俩的关系，但是两人究竟有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一直都无法查实。我们甚至调阅了他们单位周边的宾馆开房记录，也没有找到于飞或是江景的登记信息。”
“那她也没有作案时间？”
“不，他们企业也是有午休的。”顾红星说，“但是，这个江景身材非常娇小，150厘米的身高，体重不足80斤，穿的是38码的鞋子。”
“这个误差，可以接受。”冯凯说，“去她家搜了吗？”
“一样的办法，密取指纹的时候，搜查了她的家。”顾红星说，“她的指纹在现场没有出现。她单身，家里基本都是38码的鞋子，巧就巧在还真找到了一双39码的球鞋，但鞋底花纹不一样。我们也考虑了她还有一双39码的球鞋，作案后扔掉了的可能性。于是，殷俊从她家里拍照采集了一双鞋印样本，我把这个鞋印样本和现场的血足迹进行了比对。我个人觉得，凶手的足迹有明显的跟部压痕较重的特征，这应该体现了她跟部着力的行走习惯。但这个江景的鞋印，很明显是跖区压痕重。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人。”
“指纹有的时候都会出现失误，靠这个分析来排除嫌疑，可靠吗？”冯凯质疑道。
“其实这些年，我虽然不在痕迹检验的岗位上，但对行走步态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顾红星说，“在一些案件的实践中，也印证了‘习惯性步态形成不同着力点的足迹’的理论是挺可靠的。”
“如果是因为鞋子不合适，所以走起来才改变了步态呢？”
“应该不会，我们分析过，这不是一起预谋作案，而是临时起意。”顾红星说，“哦对，还有一个分析点，就是这个江景柔柔弱弱的，力量十分有限。我们的侦查员跟踪她的时候，发现她挪动一辆自行车都很费力。你说，这样的人，想要掐死朱丽丽，是不是很难？虽然朱丽丽是一个孕妇，但身上没有任何抵抗伤，说明凶手还是有一定力量的。而且，这个江景在得知朱丽丽的事情后，也同样没有反常表现，甚至还帮助于飞准备了她的后事。”
“我觉得这个推断比你那个步态要靠谱。”冯凯说。
“4号嫌疑人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负责为他包扎的医生，完全描述不清楚他的体貌特征。”顾红星说，“抓不到这个人，就没有办法排除他的嫌疑，而我们完全没有抓手去抓这个人。”
“啊？到现在还没找到？”冯凯问。
顾红星故作神秘地说：“你别急。当时啊，我就想，如果你在，你会用什么办法把这个手部受伤的人给找出来。”
“你也要当我肚子里的蛔虫？”冯凯说。
顾红星愣了一下，想到不久前他曾经说冯凯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于是哈哈笑着说：“你还真是睚眦必报啊，不过这么换角度一听，是蛮恶心的。总之，我是按照你的路子，设计了一个办法。当时我们的侦查员通过对医生的调查，明确了这个嫌疑人是右手虎口的位置有刀伤，因为刀伤并不深，所以可以缝针也可以不缝针，而当时的嫌疑人问完缝针的价格后，就果断要求不缝针，只是进行了加压包扎。嫌疑人在诊所登记的时候，写了一个名字和住址，经查，都是假的。但他写的住址是马甸镇一条胡同的地址，如果不是马甸镇本地人，应该不知道这条胡同，所以我们认为嫌疑人就是马甸镇本地人。”
“嗯，不管如何设计，都得有个范围，你这个范围很小了。”冯凯说。
“也不小，马甸镇有三千户，上万人。”顾红星说，“如果排查，范围还是太大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几组民警，在镇子的几条要道上布控，清查手部受伤的人。”
“啊？这是我的思路吗？不怕麻烦一点点排查，那明明是你的思路。”
“你别急啊，听我说完。”顾红星神秘一笑，“其实，布控是假，十几个民警不可能清查上万人。我是让民警放出去一个消息，我们公安局要找一个右手受伤且没有缝针的人，缝针了就不要紧。我们不仅设卡盘查，还会按照户籍一个人一个人地查。”
“你这是赶蛇出洞啊。”冯凯意识到了顾红星的办法。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这个嫌疑人在家里越想越怕，就跑回去找医生，说自己的伤口好得太慢，希望医生可以再给他缝针。”顾红星笑着说，“其实，这个时候，马甸镇的诊所、医院都已经被我们的人布控了，因此我们也就轻轻松松把他给抓了。”
“好吧，这确实是我的风格。”冯凯也笑了。
“但是非常可惜，这个人也排除了。”顾红星说，“鞋码对不上，血型也对不上。关键的是，他的受伤经过也查清楚了。他是一个小偷，到一个卖菜的人家里去偷窃，没想到被发现了。于是这个卖菜的就持刀追赶小偷。小偷情急之下，为了自卫，用手握住了刀，因此受了伤。不过最后，小偷逃跑了，卖菜的见自己也没损失什么东西，就没有报警。后来，侦查员通过调查，确定了卖菜的和这个小偷的打斗，就是在下午1点左右进行的，而且地点和现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差着好几公里，所以小偷也没有作案时间。”
“除了这四个人，其他人都没有嫌疑？”冯凯问。
“查了好几轮，上千号人，都没有任何线索。”顾红星说，“马甸镇上万人，而且朱丽丽熟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马甸镇人，所以没法继续查下去。这案子，调查了八个月，也没有眉目。我们上报了支队，支队也没有想出什么好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