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完全是杞人忧天、胡思乱想！向前看是要看到希望，而看到希望是有根据的。不应该偏往坏处想，自己吓自己……”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话并不能让人信服。他又搂抱着她，吻她，试图以肢体语言加强有声语言的说服力。
周蓉孩子般地接受着他的爱抚与安慰，不无羞赧地小声问：“我是不是老了，反而娇了呀？”
晓光说：“是的。”
“这可真不好，我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呢？”
她仰起脸看着他，似乎在看着自己的守护神。那种目光让他愉快极了。
“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你娇，我哄你，也是我晚年生活的一大乐子嘛。”他俯首欲吻她的唇。
她说：“不仅是你的，也是我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晚年生活。”她一只手挡在了两人唇间。
“对，对，是那样。”他抓住她那只手，排除障碍，更低地俯首下去。
她却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变换了一种庄重的表情说：“演出到此结束，刚才逗你玩呢！我是那种轻易就会对生活气馁的人吗？你以为听到了一些老头老太太的苦衷，就会影响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了吗？错！你如果那么想，就太不懂你老婆了吧？”
蔡晓光看着她，一时没法判断她刚才的不良情绪和此刻的郑重声明，究竟哪个为真，哪个是假。
“不许再吸烟了，屋里已经有烟味儿了，打开小窗放放。我还没洗漱呢，得收拾自己的脸面去了。做早饭了吗？”
“做好了，我已经吃过，给你热在锅里了。”
“表现真好！”她双手捧住他的脸，反过来亲了一下，转身离开了。
蔡晓光往沙发上一靠，不禁哑然一笑，笑得很满足很幸福。
过了六十岁的夫妇中，还能保持他们两人这种关系的，或许还不到万分之一。他俩如同二三十岁的年轻夫妻，而且是关系很糯又喜欢戏谑的那种。他俩的心态实际上比一般年轻夫妻还要年轻。他俩都力争做对方的开心果，似乎往往还互相较劲儿，看谁比谁更胜一筹。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天性上极富幽默感，倘若一日不幽默，那一天似乎就过得无趣了。蔡晓光总觉得自己在实际拥有周蓉的时间方面损失甚大，心怀强烈的弥补愿望。他认为，弥补的方式当然是将夫妻二人共同生活的每一天都尽量营造得快快乐乐，如果并没有那么多喜乐之事，那也一定要互相逗乐子寻开心。周蓉又是那么敏感、善解人意的性情女子，她深谙丈夫的心理，常常投其所好，让他心满意足。她凭借这些做法，聪明地补偿自己对丈夫内心的亏欠。
第二天清晨，周蓉早醒，发现床上只有自己。她蹑手蹑脚走到另一个房间，看见晓光在上网。
他回头说：“我把咱俩的谈话内容写成了一篇博文，昨天下午发在博客上，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万，还上了两大网站的首页。你猜猜，我起了一个怎样的好名字？”晓光满脸得意。
周蓉双手搭在晓光肩上，站在他身后想了想，试着说：“我和老婆侃中国？”
晓光大声说：“恭喜你答对啦！不过没全对。文字有差别，基本意思是对的。我起的题目是《我们夫妇谈祖国》，发的是很正能量的博文，希望主流报刊愿意转，领导看了也认为好，所以题目必须规规矩矩，来不得半点儿油滑。”
周蓉说：“让我再猜猜。在我们夫妇之间，我肯定是被教导的一方，你肯定是循循善诱的教导者啰？”
晓光说：“对，对，事实如此嘛。”
她说：“可我昨天也声明了，我是在逗你玩呀。”
“这一点当然不能写！写了岂不就成小品了？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瞪着我，更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在咱们两口子之间，你应该摆正位置，心甘情愿地陪衬我的正面形象，那样对我有好处，对咱俩都有好处……”蔡晓光边说边站了起来，将周蓉横抱胸前，欢欢喜喜地走向卧室。
果然如他所料，有领导看了他那篇博文，批示道：“难得一见的好博文，体现了民间的正能量，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希望和措施。”
于是，不少报刊都转载了这篇博文，蔡晓光也如愿收到了多笔稿费。他与周蓉一道，专门到一家高档饭店出手大方地撮了一顿。
“鱼水夫妻，欢欣与共。”这是周秉义对妹妹和妹夫两口子退休生活的八字概括。
郝冬梅认为恰如其分，周秉义也对妹妹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顾虑，百分之百地放心了。
郝冬梅曾有点儿醋意地问他：“那你又怎么比喻咱们的夫妻关系呢？”
秉义说：“咱俩是琴瑟之好，另一种路子。我要是像蔡晓光对周蓉那样经常跟你戏谑，改变了自己的风格，那我就难以当成好干部了。你要是像周蓉那样投我所好，我也会觉得不是你了。夫妻关系亲密与否各有各的表现，咱们何必一定要像他们呢？”
冬梅想想秉义说的也是，于是释然。
作为大舅，周秉义对周玥懒得关注。她已达到目的，到底与那个五十多岁的物流公司老板领到了结婚证。不管经济实力如何，当老板的人总归属于先富起来的一小撮，区别无非是大亨们有多少亿，而一般老板们的身价以几百几千万来论。
周秉义曾对郝冬梅说：“如果周玥发来节日祝福短信，你一定要以咱俩的名义回，只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回不好。”
冬梅说，她明白，每次都是那么回的。
周玥从不给周秉义发短信，怕的就是他不理睬。实际上，只要她给他发祝福短信，他肯定会回。他对外甥女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没太当成一回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他不愿与她有太多太深的来往，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老板。虽然他已经退休，却仍然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唯恐一不小心溅上了污点。
遇到各种节日，周玥都会给母亲和养父发祝福短信——每次都发双份，即使语言相同也发双份，父亲节母亲节也发双份。
这让周蓉很困惑。一次，她问晓光：“她为什么这样？另有深意还是智商有问题？”
周蓉曾喟叹，周家下一代人智商平平，周玥和周聪智商既比不上她和哥哥秉义，其实也比楠楠相差甚远。
对于智商间题，蔡晓光有一套乐观理论。他认为任何个人的智商都不仅仅是个体现象，而是每个家族的智商的表现。一个家族的智商，有休眠期、活跃期和高峰期，之后会再度进入休眠期。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祖坟冒青烟”这一句民间俗话，其实是指一个家族的智商进入了高峰期。高峰期或许由一个人证明，或许由几代人中的几个人证明。比之于内因，外因反而显得更重要，如同比之于植物本身的基因，季节和条件反而显得更重要。所以，对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最大犯罪，是通过外因限制阻碍其智商活跃期开始，打压其高峰期，人为地将其毁掉，或容忍一点，加以利用。“文革”对于中国人的群体智商愚化负有责任，此点恰恰几乎没被提及。改革开放的一大功绩，也是结束了人为的智商休眠期，中国已开始与世界接轨，世界成了平的，任何人企图将十三亿多中国人的智商控制在休眠期已变得不可能。中国人绝不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强。
周蓉琢磨着说：“照你看来，我们周家的家族智商，高峰期也就只出我和我哥这样两个还不算太傻的人呗？”
晓光说：“你们两个是你们这一门周家的智商在休眠期的异常表现，而周玥和周聪代表着活跃期的来临。也许他俩这一代注定了是庸常之辈，但他俩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中，必定会出现智商远超过你们兄妹俩的人。”
周蓉问：“何以见得呢？”
晓光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过，他说：“周玥身上已显出了你和秉义、秉昆身上少有的智慧了呀！你看她每次既给你发短信，同时又给我发短信，证明她懂策略。如果只发给你，让你代问我好，久而久之，冷淡了我；如果只给我发，让我代问你好，冷淡了你更加不应该。既发给你又发给我，还让我们都替她问对方好，你不代问，可能我会代问，我们中一方代问的概率明显大于都不代问的概率，久而久之，她获得我们谅解的愿望就达到了。”
周蓉说：“这是连聪明的猴子都有的狡黠，怎么算得上智慧？”
晓光说：“处于休眠期的人，其智商的某些方面未必见得高于聪明的猴子。那种在别人把自己父母打翻在地以后，自己还要踏上一只脚的人，他们的智商高于猴子吗？”
对于女儿的行为，周蓉仍未原谅，但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了。每次女儿发来短信，她也是及时回复。
“我们很好，不必牵挂，但愿你的生活感觉也好。”照例是这样三句话，哪次也未多一字，哪次也未少一字。
周蓉曾对蔡晓光说：“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事吗？最怕周玥某一天带着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而那男人叫我妈。我要么会昏倒，要么会情绪失控。”
蔡晓光说：“放心，我已经和她打过招呼了。在你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我保证那样的事绝不会发生。”
蔡晓光对周玥的个人问题，并非持特别强烈的反对态度。毕竟不是亲生女儿，如果是亲生女儿，估计他的反应会比周蓉更强烈，更难以接受。由于不是亲生女儿，他其实是有几分乐观其成的。起码，他认为会让自己省不少心，也根本无须破费。如果周玥嫁给了一个没房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微、家境困难的人，而且非嫁不可、死不悔改，他想，那自己晚年可就惨了，自己向往的与周蓉共度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幸福晚年也将泡汤，终会一败涂地，彻底交待了！这么想时，反倒觉得周玥嫁给了一位老板，对自己实在是一幸事。没花一分钱养女就嫁作人妇，他甚至有点儿感激。因为心有感激，每次收到周玥的短信，他不但回得及时，还字数挺多，句句流露着高兴。他明知她肯定无须什么帮助，却总是在末尾加上这么几句：“遇到了什么难事，千万别自己扛着，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可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晓光知道自己一直是重点统战对象，知道统战部门的同志比较在乎自己这样一个骨子里具有“异质思想”的人，在乎他在关键时候是否能与领导保持一致。他亲耳听到统战部门的同志闲聊时谈到，做好统战工作的经验之一，那就是对于重点统战对象，恰恰应在对方陷于孤立的情况之下更加亲近他们，团结他们，以达到最终感化他们的目的。他将养女视为自己的重点统战对象，如果一位养父与自己唯一的养女搞不好关系，那难道不是太失策的事吗？他将统战部门同志们传授的经验应用到了处理自己与养女的关系中，而且验证了那的的确确是好经验。周玥发给他的短信居然比发给妈妈的还多，字里行间老爸长老爸短的，流露出与他的关系越来越亲。他也看得出，周蓉对此备感欣慰。
“你是一位模范养父。”周蓉一次对他说，无疑是发自内心的表扬。那表扬让他暗觉惭愧，因为作为养父，他几乎没在周玥身上花过什么钱。
他说：“其实，我也是有小金库的男人。我本想攒笔钱，未雨绸缪，供她结婚时用。”
周蓉说：“那就为咱俩留着吧，我们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不对你搞‘四清’，绝不抄你的小金库。”
与蔡晓光这位养父相比，大舅周秉义对周玥采取的是不远不近的策略。他认为，她嫁什么样的男人是她自己的事，以后走不走正道却事关周家的声誉。在对此点还很难判断的情况下，他不想与外甥女有过多接触。
趁着光字片大拆迁的机会，周秉义将弟弟周秉昆一家的生活安排得比较稳妥了，最大的一桩心事从此消除。有时他会因为公权私用内心不安，转而一想，那事是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也就并不自责了。弟弟家拆迁之前事实上有一处门面，拆迁时当然要给一处门面。弟弟家事实上有两间住屋，拆迁后当然不能只给一间。作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弟弟一家当然也有权利享受优惠政策——无非就是随便选户型，面积大出十几平方米。是的，这一切确实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理直气壮地说。但是，如果不是他在拆迁之前敦促弟弟将小院拆了，扩充为门面，如果不是他敦促弟弟成为新区的第一户居民，而弟弟只是后来随大溜的拆迁户之一，弟弟家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理想了。
实际上，周秉昆家成了所有光字片拆迁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户，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一次，秉义对冬梅说：“秉昆一家的生活改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亲情责任债压在身上了，感觉整个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冬梅说：“你以前不讲我也知道，秉昆一家生活在光字片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房子里，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现在你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也好了。”
周秉义却又说：“其实，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
冬梅追问：“为什么？”
“权力真是个法宝。有权力的人如果想利用它为自己或亲人谋私利的话，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相当顺利地心想事成，波澜不惊地达到目的，而且还可以做得合情合理，摆在桌面上说也会让别人无可指责。权力太厉害了，难怪那么多人想当官。”
冬梅听出秉义心里还是有几分自责难以彻底消除，劝道：“你别自己给自己头上戴顶以权谋私的帽子，行吗？”
秉义轻声叹道：“一件秉昆的事，一件周聪的事，那就是两个小小的污点，想抹也抹不掉的。”
冬梅大声说：“是又怎么了？你周秉义的从政经历就不能有两个小小的污点了吗？你就是自己手持大喇叭走街串巷嚷嚷，像‘文革’中的‘黑五类’那样喊‘我有罪！我该死’，那也不会有谁把你那两个小污点当回事，反而会把你当成疯子！”
秉义苦笑道：“很可能，但以前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我大会小会上都是严厉谴责的，以后没那种底气了。”
冬梅嘲讽道：“非要我提醒吗？忘了你已经退休了？大会小会和你没什么关系了。你那两个小污点算屁事啊！他妈的某些高官大员，简直就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成了自家开的公司，将老百姓用血汗积累的国家财富据为已有，没有半点儿良心不安。你在老婆面前自作多情地忏悔个什么劲儿？老实说，你不把秉昆和周聪那两件事办好，不利用权力帮帮肖国庆和孙赶超家，连我都不答应！至于其他，爱他妈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你这种忧国忧民的小人物解救得了吗？你与世隔绝了吗？对那些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的事一点儿不知晓吗？非要我讲几件给你听听吗？”
郝冬梅退休前从不说一句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话。不论在什么场合，别人一说，她起身便走。退休之后她变了，不但极其关注，而且也经常说，还常飙脏话。当然，她还是有分寸，只在家中说说，骂给周秉义听听。同学或同事聚会时如果有人说，她仍闭口不言，也能安安静静坐着听了。一回到家里，她照例会讲给秉义听，讲时照例骂脏话。
秉义很理解她的愤慨。毕竟，“新中国”三个字与她父母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紧密相关，她认为腐败是往自己父母的经历上抹黑。她最痛恨的，是某些“红二代”“红三代”利用老一辈的名望和影响力脚踩官商两只船，为聚敛家族财富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她难以容忍他们往先辈身上抹黑的行径。
秉义怕她又骂起来，赶紧阻止道：“别讲别讲，我在中纪委待过，有些情况比你知道得更多更翔实。”
冬梅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那好，说两件咱们自己的事。第一，市里还欠你一套房子。咱们现在住的是学校分给我这个处级干部的房子，市里还欠你一套厅级干部的房子呢。你别不当回事，要催。”
秉义说：“听你的，我一定催他们办。市里的房子一下来，咱们就把学校这套房子退了。”
“你看你，又多此一举。学校是否要求我退，与市里一点儿关系没有，市里管不着我们省属高校。如果没人说必须退，不许你自己提！他妈的那些王八蛋兔崽子都到国外置豪宅去了，我不退一套分给我的房子怎么了？你当正厅级干部二十多年，他们晚分给你房子了又该怎么说？”
当年，社会上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让人愤慨，作为“红二代”的郝冬梅更是义愤。
秉义怕她又骂，再次阻止道：“冬梅，别说了，我完全照你的指示办，行了吧？”
即便在落魄年代也不失淑女范儿的郝冬梅，退休后简直判若两人，她愤世嫉俗，动辄骂娘。周秉义并不那么容易适应，一时的好情绪常常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实际上，他也有满肚子委屈，也经常想骂娘——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在周围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
冬梅讲的第二件事，终于让他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她说，她想陪秉义出去走走。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夙愿，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秉义也高兴地说：“对，对，为什么不呢？我也常有这种想法！”
于是，夫妻二人共同拟定计划——先去港澳台，再去“新马泰”，继而去日本和韩国，最后去一趟欧洲。那时已是七月，他们要让二〇一二年下半年成为二人的浪漫时光。
夫妻二人准备就绪，即将起程的前三天，组织部门来人，说根据各方面的多次建议，组织上推荐他担任省人大代表，继续发挥余热。
秉义说：“那得选。我负责过三次重大拆迁项目，肯定会招来不少人的怨恨。选不上我不在乎，但组织影响不好。谢谢组织的厚爱，还是免了吧。”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这你尽管放心，还是要相信组织。组织推荐的人选，没有当不上的道理。”
郝冬梅从旁插话说：“老周身体已经很差，他说的意思就是请组织体恤。他不好那么说，我替他直说，拜托各位领导如实转达他的意见。”
她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人家只能告辞。
送走客人回到家里后，秉义说：“你说得对，帮了我的大忙，我才不给那些人在我的名字下画×的机会。”
冬梅说：“就是！从此以后你的时间都属于我。”
三天后，夫妻二人动身去往港澳台了。
他们从台湾归来后没几天，组织上又来人，这次谈的是希望周秉义成为省政协委员的事——第一年是委员，第二年是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组织部门的同志说：“当委员就不必选了，只要你同意就行。”
周秉义不知说什么好，求助地看着妻子。
郝冬梅说：“老周出去旅游这一次累着了，身体更差，革命意志衰退。我也是普通干部，我认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在政协继续发挥余热的资格也没有，请组织上物色他人吧。”
秉义便做出情绪低落的样子，随声附和说：“请组织上体恤，请组织另做安排。”
组织部门的人走后，冬梅问：“我的话是不是过了？”
周秉义苦笑道：“过是过了点儿，已经那么说了，就别后悔，反正目的达到了。”
旅游归来的周秉义气色不错，饭量大了。拍片显示，他那由手术接出的替代胃已初步成形，状态良好，估计以后基本能起到正常胃的功能，各方面化验结果也让医生满意。医生满意，他们两口子自然就放心多了。医生对他们的旅游计划持赞成态度，说只要别累着，绝对有益无害。有冬梅一路呵护照料，秉义怎么会累着呢。正是因为怕他累着，冬梅坚持不随旅游团出去。他们所到之处都有她的同学、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往往住在对方家中，并由对方做向导，对方竟然都兴高采烈，乐此不疲。在港澳台的基本上是她的大学同学、本校同事或外校同行，也有她那一所高校的历届毕业生。她是让他们怀想的人，见了面都格外亲热。
不久，老两口子又去往了“新马泰”，从“新马泰”直接去了韩国和日本——那些地方冬梅的朋友更多。她在大学时，曾代表本校兼任过孔子学院总部的理事，除了日本和新加坡，另外三个国家她退休前多次去过。秉义沾妻子的光，所到之处被浓浓的友谊包围着。
欧洲之行则不一样了。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和益处太多，郝冬梅事先从网上联系到了几位移民欧洲的中学同学。当年的中学同学多是高干子女，无论后来上过没上过大学，如今基本上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有的在国内挣钱挣腻歪了，干脆到国外过起随手花钱、懒得再挣的潇洒日子，同时免费呼吸新鲜空气。有的觉得天天呼吸优质空气，不干点儿什么太对不起生命，于是继续国内国外来来往往地做五花八门的生意。有的生意似乎还保密，讳莫如深。与他们多姿多彩的人生相比，一位从老处长职位上退休的同类太匪夷所思了。冬梅和秉义暗中约定，恪守不闻不问原则，见面只说喜乐事、吉祥话。
“据我们所知，‘文革’后你母亲又活了好多年啊！”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如此惨淡呢？”
“你对自己的人生如果不在意，你妈也没在意过吗？”
他们都对冬梅表示同情甚至可以说是怜悯。他们的接待不惜破费，时时处处体现高规格。因为曾是同类，虽然四十多年没有往来，但他们对她的真诚、热情友好和亲密还是远在一般同事和朋友之上。仿佛同一个窝里长大的猫鼬，一经确认，便毫不见外，根本没有沟通障碍。也正因为毫不见外，交谈起来都是那么的坦率。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心态却很年轻，他们说移民的好处之一，那就是在异国他乡，只要经常想着自己是人就够了，而不必想着在别人眼里自己应该是怎样的人，也没有谁要求你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他们经常谈起和怀念她，因为她与他们失去联系最久，更因为她当年曾是他们中最善解人意的可人儿。他们都依稀记得，当年她是卫生小组长，无论哪位同学以何种理由请假，她都会痛痛快快地答应，结果经常只剩下她自己在放学后打扫教室，并且让全班照样得卫生评比小红花。
“冬梅，你当年真是可爱死了！”
“冬梅，你还记得不，当年我怕种牛痘，一个人躲起来哭，你就挽起另一只胳膊的袖子，要替我挨第二刀。老师发现了，狠狠训了你一通！”
“冬梅，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只管开口啊，咱们之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在当代都市人之间，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些话了。
秉义看得出来，那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
“怎么会啊？起码也该是副部级吧？是你们自己什么地方没搞明白吧？”
对于周秉义做了二十多年正厅级干部，他们都觉得很难理解。
对于周秉义曾是光字片人家的儿子，他们的好奇心更大。
“听说，你们那片农村小脚老太太可多了。夏天的傍晚，许多人家门口都坐一个叼一米多长烟锅的老太太，真的吗？”
秉义就微笑着说：“有那种情形，因为光字片人家成为城市人的年头都很有限，但一米多长烟锅显然夸张了，长是长，没那么长。”
“你们昨天不是问我人生的亮点是什么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人生的亮点就是和秉义做成了夫妻。”怕他们再问出什么让丈夫尴尬的话，郝冬梅及时将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
他们都很爱听她与周秉义的恋爱往事。
“早知道会这么麻烦别人，还不如事先不联系人家。”秉义私下里对冬梅说。
冬梅说：“咱们这不是来欧洲吗，还不是为了省点儿钱！”
他们连回国机票都替他俩预订好了，头等舱，坚决不要他俩出钱。
冬梅歉意地说：“亲爱的，对不起了啊。”
秉义明知故问：“何出此言呢？”
她说：“他们的某些话你肯定不爱听，其实我也不爱听，可一不小心成了贵客，必须多担待啊。”
秉义笑道：“什么担待不担待的，你想多了。人家今天这个当导游明天那个当导游的，什么事都不必咱俩操心，不辞辛苦，陪咱俩看了多少地方啊！没有他们接待，咱们的旅游哪会这么省钱，这么放松，你一定要多多表示谢意才对。”
他说的也是心里话。
“我一再表示过啦。他们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些人，除了做起生意来另当别论，平时对人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比国内大多数人还要单纯，见了国内来的朋友也真的亲，不是装的。何况我对他们不仅是朋友，也是发小啊！”冬梅说。
在周秉义看来，妻子对发小们的评论基本上符合事实。他虽然不是他们的同类，但有妻子与他们那一层近乎血亲的关系存在，他们对他也是相当友善。那是一种不无优越感又比较愉快的接受。他心里清楚，如果没有一位是他们同类的妻子的陪同，那么在他们心目中，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在官场上走运的底层人家的儿子罢了。实际上，他并不能完全融入他们中间去。在他与他们之间，他无须多么敏感就能感觉到，有一层无形的屏障始终阻隔着。他并不试图穿过那一层无形的屏障，而宁愿隔着屏障接受他们的友好，表达他的愉快和谢意。
总体而言，周秉义的欧洲之旅是欢悦的。他对妻子说，回想起来，他一生的美好时期无非集中在以下三个阶段，即从初中到高中时期（到“文革”前），兵团知青时期，再就是退休后与妻子出外旅游的日子。他说，虽然自己从小学起就是光字片家长们经常夸奖的好孩子，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但因为毕竟年龄小，并不觉得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上中学以后，他感觉就不一样了，渐渐觉得自己头上有光环了，那光环让男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也让他在女同学心目中特别有吸引力。那是荣誉感和虚荣心都获得极大满足的时期。成为兵团知青后，他没想到“文革”前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那种光环，下乡后居然仍起作用，竟能得到兵团各级首长们的赏识与器重。那是他利用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在知青中的影响力，千方百计为知青们做好事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体会到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快慰。当然也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享受并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听他这么说，郝冬梅感动得热泪盈眶。
“冬梅啊，旅游太好了！境外游更好！有你陪着我旅游，好上加好！我原以为，从电视中看看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可以了，何必身临其境？事实证明，我错了。将来，你也要陪我共同回忆咱们的旅游时光啊！”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郝冬梅的旅游提议和苦心安排，换来了周秉义的好感受，她激动得偎依在他怀里哭了。
周秉义两口子享受着旅游的快乐时，周蓉和周秉昆姐弟俩却都遇到了意外之事。
周蓉面对的事与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却与蔡晓光有关系——关铃闪婚嫁人了。嫁的是一位英国人，比她大三岁，名叫罗伦佐，一位开名牌鞋店的商人。她要举行告别宴会，蔡晓光接到了她亲自打来的电话。
蔡晓光请示周蓉：“这我不去不好吧？”
周蓉反问了一句：“我想，她不至于只邀请了你而不邀请我吧？”
他说：“她怎么会那样！你肯定不想去，我代表你去行不？”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肯定不想去？小关是对我有恩的人。我不在国内的年月里，人家不图你什么，替我温暖过你那孤寂的灵与肉。我住院时人家给予过我特别关照，我又不是感情冷漠的人，当然也要去。”
于是，蔡晓光夫妻二人双双赴宴。
地点在“和顺楼”，关铃的好友曾珊执意要表达送别之情一切都替她免费安排妥当。人不算多，二十四位。包括关铃和曾珊在内，十四位女士，十位男士，正好三桌。除了蔡晓光，其他男士的年龄与罗伦佐不相上下。
周蓉的出现让关铃颇觉意外，她向丈夫介绍说：“这是我一位好姐姐，这是我姐夫。”
罗伦佐不明就里地问：“你不是说要来的是对你很好的一位老大哥吗？我到底应该叫哥哥还是姐夫呢？”
关铃的脸唰地红了。
晓光连说：“叫姐夫对，叫姐夫对。”
他的脸也唰地红了。
周蓉调侃道：“小关，真是什么人什么命。你最喜欢漂亮鞋子，这下可称心如意啦！”
关铃笑道：“蓉姐以后别买进口鞋啊，我会想着你的。咱家就是卖名牌鞋的，你省下钱干别的用。”
周蓉几句话轻松化解了窘境，关铃和蔡晓光的表情旋即变得极其自然。只有罗伦佐还愣着，他显然仍然困惑，自己究竟该怎么称呼蔡晓光这位年长的男士？
周蓉对他说：“随你怎么叫，怎么叫还不是一样亲。”
“那我叫姐，因为我没有姐，却有两位嫂子，至于鞋，关铃的话代表我的承诺。”罗伦佐也笑了。
周蓉说：“你的名字我觉得似曾相识。”
罗伦佐说：“与莎士比亚有点儿关系。”
周蓉说：“想起来了，《威尼斯商人》中那位好女婿，但我们的关铃可不是夏洛克的女儿哟！”她又转身对关铃说：“恭喜你以后不但有穿不完的鞋子，还嫁给了一个好人。”
关铃是不太读书的，但周蓉说她嫁了一位好人，让她异常开心，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周蓉说：“姐真好，我会想你的。”
周蓉说：“那就要经常回来看我，可别乐不思蜀啊。”
这边厢正亲热着，那边厢曾珊出现了。晓光见她看自己，自己在这边又只不过是陪衬，便向曾珊走去。
周蓉刚落座，晓光又牵着曾珊的手走来了，向周蓉介绍她。
曾珊说：“嫂子好有风采。”
周蓉笑道：“托你晓光哥的福，他把我养得好。”
“哎呀妈呀，我开始飘飘然了！”蔡晓光乐得合不拢嘴。
曾珊离开后，周蓉小声问他：“什么人？亲得牵着人家手半天不放开。”
晓光说：“一言难尽，回去告诉你。”
关铃与曾珊两个都是盛装出席，化了淡妆，成为抢眼的亮点，一对姐妹花。
周蓉说：“看着她俩风情万种的，真觉得对不住你这位‘花导’了。”
晓光说：“为夫非以‘花导’闻名，乃以‘绝导’立足。”
周蓉说：“即将离别，心里酸酸的是吧？”
晓光对她耳语道：“男人不能只靠偷嘴活着，你是我色香味俱佳的主食。”
原来关铃与罗伦佐喜结良缘，竟是曾珊介绍的，而曾珊与罗伦佐是在基督教堂认识的。
宴会开始，第一轮酒过后，曾珊介绍起了关铃与罗伦佐的恋爱经过，接着唱了首《好一朵茉莉花》。
掌声中，罗伦佐站起来郑重声明自己是爱尔兰人。
“快坐下！不许再说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