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向阳经历的事让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还是尽量做好人。坏人也有遭遇不幸的时候，坏人不幸时拍手称快的人多，而好人不幸时总会有人同情帮助。做多少好事多大好事是能力问题，运用职权谋过私利整过人给别人穿过小鞋是人品问题。一个从没运用职权谋过私利的人，也可能运用职权整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唐向阳的父亲在“文革”前后当校长期间，既与以权谋私四个字毫不沾边，也从没整过任何人，学校纪律严明、校风清正。他死后，师生们才逐渐意识到他是一位多么值得怀念的校长……
唐向阳说：“我爸比较清正。”
曹德宝说：“看来为儿女考虑，咱们也得尽量学着做好人啊！”
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共同想法。
唐向阳因父亲的死不再与母亲有任何来往。大家都看出，他无法原谅母亲的薄情寡义，他实际上更痛苦。
好在他有了一位情投意合、品貌俱佳的妻子，是他父亲当过校长那所中学的化学老师，而他自己已是省化工研究所的科研骨干。他没带妻子来介绍给大家，保证下次聚会满足大家愿望。秉昆、德宝、国庆和赶超都没想到唐向阳还会是他们的朋友。唐向阳下乡后，他们几乎忘了他，他却分明很看重与他们在酱油厂结下的友谊，一直主动与他们保持联系，对于他们的求助也认真去办。如果说当年他们只不过认为他可交，那么现在他的孝心已在他们之间赢得了敬意。
常进步也令大家刮目相看。他长高了些，但没高到哪儿去，比姑娘们找对象的身高要求底线高出了一点点，大家替他欣慰，否则都会忧虑他的终身大事。他的巴掌脸也长开了些，依然秀气。
赶超见到他时佯装不识，顾左右而问：“这是哪个哥们儿的女友哇，怎么没谁介绍给洒家认识一下啊？”
国庆趁吴倩不在旁边，小声对他说：“你要是女的，我当年就追求你了。”
进步笑答：“我长成这样，是为了证明在某一方面须眉也能不让巾帼。”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听力——这要感激老太太曲秀贞的费心，最终耳科专家为他修补好了耳蜗。
德宝与进步的关系比与其他老友们的关系还亲密。进步的父亲平反后，曾打算将他调回军工厂去。他没同意，认为做什么工人都是工人，父子同在一个厂并不好。酱油厂的领导和群众对他不错，他对酱油厂有感情，一直安心于味精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作。
此次大家相聚，德宝感慨良多。他说：“想当初，我在酱油厂有五兄弟，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厂，上班时心里却是高兴的。和哥们儿在一起同甘共苦，感觉挺充实。现在，吕川那小子没消息，和咱们不来往，留在北京一门心思当官。秉昆摇身一变成文艺工作者了，捧上事业单位的饭碗，还办了个什么鸟公司，一门心思挣钱。向阳成了科技工作者，往科学家的路上发展。可怜的龚宾就不说了，反正只有我和进步还窝在酱油厂，这辈子看不到任何机会了……”
秉昆苦笑道：“别讽刺我，我没挣到多少钱，你讽刺全家住地下室的人没意思。”
向阳也说：“我当不了科学家，靠大学里学的那点儿知识，能把饭碗捧牢就不错了。”
国庆说：“你没资格抱怨什么啊！在春燕同志的引导之下，你入党当车间主任了，有什么不知足的？还想怎么样啊？我和赶超，我俩要不是有向阳和进步关照着那就蹲马路牙子成无业零工了。我俩还没抱怨什么呢，轮不到你抱怨。”
赶超附和道：“说得对，德宝你那种抱怨纯粹是烧包！”
国庆和赶超曾当过出料工的那家小木材加工厂黄了，从前它所加工的木材主要是定点供应给省里唯一的家具厂的。前年，南方的家具突如其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城市，那种流水线上压制出来的贴膜板材组合家具样式美观，靠螺丝钉就可以拼接起来，靠改锥就可以再拆成一块块板材，搬动方便省事，看上去也很高档，价格比手工做的老式家具便宜，极受北方市民欢迎。如同洪水涌来似的，半年内几乎全部占领了北方大小城市的家具市场。本省那家由老中青木匠组成的家具厂被挤得关门停产，工人们下岗失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它定点供应木材的木材加工厂便也无事可干，只能寿终正寝。
国庆和赶超失业了两个多月，靠每天蹲马路牙子打份零工挣点儿钱养家。他俩没跟秉昆和德宝说，明知说了也白说，两个老友根本没能力帮什么忙。向阳有一天在马路边发现了他俩，于是进步也知道了。向阳和进步同时向他俩伸出了援手——向阳靠自己的人脉帮赶超进入了省里最大的胶鞋厂，而进步央求他父亲将国庆调入了军工厂，所以国庆和赶超两人视向阳和进步为有恩之友。
德宝本可能当上副厂长，不知何故，上边对他考察了一次，没了下文。
他继续发泄心中郁闷：“不就一副科级座椅哩，又不是要给我个局长市长当当，搞得太复杂，复杂得可笑！如果我烦了，让我当还不稀罕当了呢！”
春燕忍无可忍地训道：“你有完没完？多大的官那也得从科级干部当起吧？组织上考验你的时间长点儿怎么了？不行啊？没别的话可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坐一边去，别再出声！”
春燕一训，德宝坐一边嗑瓜子去了。
秉昆并非奉迎之人，但对春燕这位往日的“干妹子”也格外热情。她单位租下了旁边民房，挂出了盲人按摩的牌子，由于虹负责。秉昆走了春燕的后门，把郑娟的弟弟光明培训成了一名盲人按摩师，他不但在集体宿舍有了一张床，基本上也可以自食其力了。郑娟大为欣慰，秉昆也少操了一份心。从那以后，秉昆叫“春燕”二字的语调与从前极不相同，亲近感油然而生。
国庆与赶超二人对秉昆，正像秉昆对春燕那般——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都仰仗秉昆的关照才有了份工作，尽管不是多么稳定的理想工作，却毕竟每月可挣一份高于低保的工资，工作不苦不累。得到这种帮助，便等于欠下了很大的人情，不是寻常请客送礼能扯平的。虽然有从前的友谊垫底儿，那也还是会让欠下人情的一方暗觉矮了一截。相比而言，赶超的心态倒还洒脱些，因为光明毕竟也受着于虹的关照，双方面的帮助即使不能相提并论，那也是彼此都很重视和依赖的。
成家了做丈夫了当父亲了，责任多了大了，各自的人生担子都重了；无论在亲人眼中还是在社会上单位里，都不再是青涩的小字辈，而是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而且，人生出现差距了，分出些高低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微妙。
秉昆事先说服大家都不要带东西来，说自己有权支配点儿集体资金，说白了就是有权用公司的钱请大家饱吃一顿。实际也是这样，他负责管账，与白笑川有约定，白笑川每月可报销五百元的“联谊费”，他自己可报销二百，白条也可。组织演出不广交朋友是不行的，起码得在一起喝上几次，否则朋友是交不下的。这在当年是谁都能理解，完全能摆到桌面上谈的通识。白笑川说那不行，他们师徒俩一正一副岂可有那等差别？他坚持必须平等，秉昆绝不接受。师徒二人为此争了一场，最终双方让步——白笑川每月报销四百，秉昆每月报销三百。实际上秉昆从没报销过三百，也不月月报销。白笑川每月报销四百其实不够，他往往还要请文化官员们吃饭，那得上档次，自己需贴钱。秉昆也倒贴过。好在师徒二人都有颇为满意的演出收入，不计较倒贴不倒贴的。
其他人都很听话，空手而来，国庆和赶超二人还是带了东西。尽管是老友，他俩觉得那也不能真的空手而来。秉昆怎么说是秉昆的事，自己真的空手而来那可就太不懂事了。
德宝嘲笑他俩：“你俩啥意思呀？成心显出与我们的不同啊？”
他俩只能嘿嘿一笑。
其实，他俩也就带了点心、罐头、烟酒茶而已。
一九八七年，A市买茶叶方便多了，也买得到“凤凰”“牡丹”两种上海出的高级过滤嘴烟。
秉昆埋怨道：“你看你俩，我说得明明白白，你们却偏不空手来，还给我买了一条高级烟！我好意思吸你俩给我买的烟吗？”
国庆替赶超说：“我俩也不是买给你的，是孝敬大伯的，一年不就过一次春节哩！”
秉昆说：“那也应该我孝敬。”说着想给他俩烟钱。
赶超立刻涨红了脸，生气地说：“你是你，我们是我们，我们表示点儿心意不行吗？你非当着大家的面臊我俩啊？”
秉昆只得作罢，然而替他俩心疼买烟的钱。他心里明镜似的——两位老友还不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哩！他既心疼他俩那份买烟的钱，也心疼他俩把他的帮助太当成件事。
秉昆已经三个月没报销过“联谊费”了，他为这次与老友们在地下室之家的联谊花了二百多元，买到的食品丰富了不少——粉肠、血肠、肉皮冻等，只要肯排长队，连久违的俄式红肠和大列巴普通人也可以买到了。
他想联谊的心情比哪一位老友都强烈，希望冲淡被坑了一千六百元造成的晦气。他甚至买了拉花和多幅年画，这两样东西让地下室之家有了很浓的春节气氛。他也买了鞭炮，想和老友们半夜燃放，为的是迎来新年的好运。地下室空间够大，有闲置的桌椅。他预先把两张办公桌对接了，各种各样的食品摆了一桌。需要现做的东西也都摆放有序，只等愿意做的老友们大显身手。
郑娟领着两个儿子到光字片去了。三十儿他们周家的儿女孙儿女们都回去过了，初一哥哥和嫂子也回去了半天，初二姐姐周蓉也又回去了半天。周蓉与父亲和解了，蔡晓光却没敢出现在周家老两口面前。周蓉那是多么活络的人，只要她想主动与父亲和解，父亲不愿意都不可能。丈夫的哥哥、嫂子、姐姐都回去了两次，郑娟当然也不能只回去一次。比起在家陪丈夫招待客人，她更愿意去公公婆婆那边。婆婆一见到她就很黏她，而她极享受作为媳妇被婆婆黏的那种感觉。
大冬天里，居然香蕉、苹果也能买到了，这让主人和每一位客人都心悦诚服地承认——社会的确有变化了。
德宝扎起围裙做“拔三丝”时，主人与客人开怀畅饮。
酒过三巡，秉昆开始表演。有了白笑川那位名师，又与曲艺界人士厮混久了，秉昆独自一人就可以不间断地表演两个小时——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快板，一会儿绕口令，一会儿单口相声，让老友们特开心。他居然也会变“手彩”了，赶超却多年不练怕露怯不敢一试；春燕说德宝也多年不摸大提琴，琴盒都落了一层灰。
秉昆正表演在兴头上，周秉义大驾光临。老友们都争着敬秉义一杯，秉昆只得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结束表演。秉义与弟弟不同，在北大荒喝兵团自酿的高度酒喝出了没底儿似的海量，他一视同仁，谁敬都喝，喝白开水般的。这也是他在省市机关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主要领导下基层考察时往往都点名要带上他这位“酒司令”。酒可融洽气氛，促进干群关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似乎酒喝好了，什么就都好了。
秉昆家搬到地下室来住，他并没告诉哥哥秉义。周蓉跟父亲和解了，秉昆心里对哥哥还结着疙瘩。
秉昆冷淡地问：“谁请你了吗？”
秉义笑道：“我到你这儿还用请吗？”
秉昆说：“我不记得告诉过你地址。”
秉义毫不计较，仍然笑道：“我是文化厅的，想知道你的新住址太容易了。”他左右看了看，又说，“邵馆长为你提供的这地下室还不错。”
秉昆一下子光火起来，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顶了秉义一句：“比你住的还好吗？”
秉义说：“那要看怎么比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家呢。”
秉义说的也是事实——冬梅母亲住进自家小楼以后，当然愿意与女儿共同生活。他们一家三口“文革”期间难得一见，如今丈夫不在了，女儿是唯一的亲人，自己也离休了，人之常情啊。冬梅也愿意与母亲住在一起，学校也就不考虑她的住房了。母女俩住一半小楼，上下两层，还有面积宽敞的阁楼，若再分给她房子，学校分房委员会的人也许会挨揍。秉义如果不随冬梅住到岳母大人那里去，那他们夫妻俩就等于分居。既然他也搬到那花园洋房里去了，文化厅同样也就不考虑他的住房问题。八十年代，分房是单位人必争不让、一旦争到名下便可终生拥有的福利。从公务员、各类知识分子到工人以及所谓服务行业的“八大员”，单位分房之前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为了争到福利房六亲不认，也可以与任何人翻脸。分房委员会的成员是最不好当的角色，偏偏秉义又是文化厅分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他是副巡视员，主任之类角色轮不到他当。他很善于调停冲突化解矛盾，类似的临时权力部门需要他这种干部来做副主任，替主任们抵挡明枪暗箭、擦屁股挨骂。他明智地放弃了申请要房的权利，也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冬梅很支持。
冬梅的母亲也同样高风亮节，“秉义，对待干部级别的事以后要在乎起来，别那么少心无肠的。如果你自己都那样，组织上会误以为你根本没有进步要求。至于房子嘛，你们现在和我住在一起，我愿意，你们住得挺宽敞，我的身体又好，再活一二十年没问题，不争也罢。不争显得境界高，组织是会看在眼里的。”
由于妻子和岳母都支持，秉义比较情愿地放弃了单位分房。说比较情愿，是指也有很不情愿的地方。他自己没房子，就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实现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夙愿。让父母也搬到岳母住的半边小楼里住，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现成就空着一间屋，但空着可以，自己父母住进去万万不可。自己那样的父母怎么能与岳母共同生活呢？双方都会不适。父母能与妹妹周蓉生活在一起吗？也不能。父母起夜时，尿盆是不可或缺之物。难道要父母带着尿盆和妹妹住在一间屋里吗？目前看来，父母也不可能与弟弟共同生活了。长子是副巡视员，女儿是大学副教授，老两口却住在全市脏乱差的街区，看不到什么改善希望地死守着两间洞穴般的土坯屋。从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周秉义这个长子很内疚。
秉义的内疚没法说。
能对弟弟妹妹说吗？自己都没做到的事，身为兄长，有何脸面来说呢？
他从没对其他人说过，也没对冬梅说过。若说了，你什么意思呢？让冬梅怎么想呢？
弟弟一家住进了地下室，他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儿。弟弟对他明显不欢迎，这让他更加有苦难言。然而，他克制着自己，绝不发作。
秉昆对他哥秉义的冷淡和顶撞让老友们十分惊诧，不明缘由，也不便插话，一个个困惑不解、愣愣怔怔地听着看着而已。
秉义试图缓解一下气氛，抚弄着弟弟的头发笑道：“说什么呢，也不怕你朋友们笑话！是咱俩想换就换得成的事吗？不换人只换房子，你嫂子她妈肯定不同意吧？连人一块儿换的话，你嫂子同意吗？郑娟同意吗？”
大家也都笑了。
秉昆仿佛又听出了弦外之音——你和我一样吗？人能互相比吗？
他不耐烦地问：“哥，你到底有什么事没有？”
秉义就郑重起来，他说不但有事，还有极其要紧的事。
在地下室入口旁，兄弟二人都吸起了烟。秉义没带烟，吸的是秉昆的。
秉义问：“春节一过，你们有演出计划吗？”
秉昆说有。
秉义说：“你们取消计划，等两个月，看看形势再做打算吧！”
秉昆反问：“为什么？等两个月就开春了，一开春农民就没空了。我们到县里去演出一半票是卖给农民的，春节后开春前是我们演出的黄金季。不挣钱我靠什么养家糊口？”
秉义忧虑地说：“又要搞运动了，还是针对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哥是怕你们撞在枪口上，所以预先来给你打声招呼。”
秉昆反感地提高了声音：“又搞什么运动啊？去年不是搞过了吗？就算有点儿污染，搞那么大响动，也该清除得差不多了吧？这么大的国家，吃文艺这碗饭的人成千上万，又放开了，允许成立演出公司，从城市到农村，往少了说，估计每天的大小演出一千几百场，靠搞运动能成事吗？”
秉义板起脸低声说：“你给我小声点儿！”
秉昆却挥着手臂嚷嚷了起来：“我又不是和你接头，小声怎么了？大声怎么了？我都他妈的住地下室了，我怕谁啊？你给我听清楚了，听明白了，我这个弟弟用不着你动不动就三娘教子耳提面命！你别总是瞧不起我，我起码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可你整天东跑西窜地调什么研啊？都是由于你这种人多了，才搞得今天运动来明天运动去的！你们当官的爱他妈怎么运动怎么运动！但请不要堵死了我们的生存之道，不要掐住我们的脖子砸我们的饭碗！”
秉昆说的是非醉亦醉的话。他这种人根本不该沾酒，即使两杯啤酒喝下去，半小时后也会丧失理智。
秉义就是再没脾气，这时也不禁火冒三丈。他扇了弟弟一个大嘴巴。
秉昆被扇呆了。出生以来，哥哥从来就没跟他这么生气过。
秉义也怔住了。自从有了这么一个弟弟，他第一次动手了。
忽然听到有人喊“爸”，是楠楠的声音，两人扭头望去，见楠楠冲刺般跑了过来。
两人顿感没有好事，便都迎上前去。楠楠果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周志刚在与聪聪下棋时，突然昏倒，已在医院抢救。当年A市刚刚有出租车，却极少，春节期间下过大雪，在光字片那种地方，拦出租车便成天方夜谭。情急之下，郑娟向春燕家求助。幸好春燕爸和姐夫都在，但她家的平板车早就坏了。事不宜迟，春燕爸和姐夫轮番背着周志刚往医院跑。恰遇龚维则在光字片走家串户拜年，经他一发动，街坊们的大男人小伙子跟上了七八个。一人背着周志刚跑，其他人伴着跑在两边，背的人跑累了换另一个人……
兄弟二人赶到医院时，父亲周志刚已上了呼吸机。
秉昆的老友们也都跟到了医院，只留下了春燕一人看火。两边的人加起来，医院的走廊显得很拥挤。
一名护士不满地说：“什么重要人物啊，犯得着来这么多人？”
龚所长便替周家人感谢街坊们，将他们一一劝走，自己却并没有走。
秉昆的老友们没有走，理由是周志刚也许需要输血。
抢救室里，医生说老爷子不行了，估计也就两三个小时的活头。
周家兄弟和郑娟唰地流下泪来，都强忍着不哭出声。
周志刚的耳朵似乎还管用，医生的话音刚落，他自己除去了吸氧罩，嘴唇微动，在说着什么。
郑娟把耳朵贴在周志刚唇边听了听，肯定公公说的是“烟”字。
周家兄弟互相看看，一齐把目光望向医生。
医生说：“都这样了，就那样吧。”
秉昆赶紧点着支烟塞进父亲口中。
周志刚吸完支烟，嘴唇又动——郑娟听出他说的是“还吸”。
那时医生护士都认为工作已经结束，就离开了。
秉义再点着支烟塞进父亲口中。
周志刚吸罢两支烟，眼睛睁开了，居然能较清楚地说话。
他问：“什么烟？”
秉昆说：“凤凰。”
他说：“上海烟，听说过，没吸过，你都吸那么高级的烟了？”
秉昆说：“赶超买了要给你的。”
他说：“给我的你揣自己兜里一盒干什么？交出来。”
秉昆把烟交给了父亲。
周志刚接烟在手，竟用力坐了起来。
郑娟急忙把枕头垫在他背后。
他又叼上了一支烟。
秉义制止道：“爸，你不能连吸三支。”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事多，别管我。教育别人那也得以身作则，在我跟前你也有连吸三支烟的时候。”
秉义低头无语了。
秉昆默默地替父亲点上了第三支烟。
周志刚吞云吐雾几大口后又说：“你们别听医生胡扯，我不过是因为缺觉，吸完这支烟咱们就走。”
秉昆说：“听爸的。”
秉义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匆匆去找医生。
医生随秉义返回时，见秉昆已扶着父亲站在抢救室外，龚维则和秉昆的老友们高兴地围着他俩。
医生连说：“匪夷所思，匪夷所思，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之事已被证明完全可能，周志刚要回家的决心坚如磐石，医生只得又说：“都这样了，就那样吧，我和你们都听老爷子的吧！”
赶超和国庆不知从哪里借到了三轮平板车，龚维则代交押金租了医院一床被子。秉义蹬车，秉昆和郑娟一左一右拥住围着被子坐在中间的周志刚。
周志刚闭着眼教诲秉昆：“人嘛，各有各的命，一代又一代当老百姓本没什么不好，习惯了，也能过出些滋味儿。当光字片的老百姓太懊糟了，如果也过得有滋有味，除非天生的猪脑子。看起来啊，不脱胎换骨，光字片哪一户人家的下一代也没好日子过。怎么能脱胎换骨呢？老百姓家的儿女，除了上大学没别的出路。比如你哥你姐，要是都没上过大学，都和春燕她姐她姐夫似的，工作不好，没住的地方，自己都有孩子了还得与爸妈挤住在光字片的小土屋里，那咱家的日子还有法过吗？我今天还不如死过去算了。所以，咱们周家的下几代，可都要尽量考上大学啊！”
秉昆一声不吭地听着，由自己想到了国庆和赶超的日子过得多么不容易，多种忧思涌上心头，不禁鼻子发酸。
郑娟说：“爸，你不说我们也明白。咱不说了，话多伤身，歇会儿啊！”
周志刚这才不再说什么，往秉昆身上一歪，打起盹来。
国庆和赶超他们回到地下室，七嘴八舌地向春燕讲了在医院的见闻。春燕迷信，说肯定是黑白无常两名鬼差工作不认真，将索命簿弄错了。再不就是判官那儿直接出错，幸而阎罗王抽查生死簿，发现了错误，及时纠正。她说此类错误在阴间不是第一次发生，人也罢，鬼也罢，哪一种工作干久了，都会疲沓的。古往今来，类似的奇事多了去了，但阴间往往比阳间还讲规则，一般情况下有错必纠，改得也很彻底，绝不遮遮掩掩，更不文过饰非。即使阎罗王本身犯了错误被无名小鬼指出来了，那也要按规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比如让寿不该终的人以及亲人虚惊一场，按规则那就得补偿。阴间从来不讲经济补偿，只能进行精神补偿，那就是多拨给受害的人一些寿命。
“照你这么说，今天发生在秉昆他爸身上的事，反倒是大大的好事、幸事啰？”吴倩强烈质疑。
“你是没见到秉昆当时吓成了什么样儿，脸色煞白，浑身都筛糠了。今天我可看出他是一个大孝子了，尽管他嘴里很少说他爸。不是孝子，不会那样。”于虹间接地附和吴倩的话。
赶超也说：“是啊是啊，我见过另一种儿子，爸妈躺床上就快死了，一口深一口浅地正倒气儿呢，儿子却斜叼着烟毫无表情地看着，歪着脸拔腮帮上的胡楂儿……”
国庆骂道：“那连龟儿子都不如，纯粹是‘鬼’儿子，邪恶鬼托生的‘鬼’儿子！”
“你那些话都是胡扯！你我可都是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看来你不是，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科学的解释应该是尼古丁起了某种作用，所以对吸烟这件事应该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德宝公然指斥春燕，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
他说完吸着了一支烟。
听他那么一解释，向阳和进步也向桌上的烟盒伸过手去。
春燕厉声喝道：“你俩敢！缩回爪子去！”
那两个便乖乖把手缩回去了。他俩不怕吴倩和于虹，即便生气也不真怕，但春燕一板脸，他俩却敬畏三分——因为春燕曾是标兵，也是“文革”后的清查对象，因而受到讥讽，人生似乎已没好戏可唱了——她居然可以咸鱼翻身，继续当选市劳模，还入了党，当上了服务企业单位的法人代表和党支部书记！在她的影响下，丈夫德宝也入了党，有望成为酱油厂副厂长。春燕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姐”，她太不一般了呀！曹德宝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别人不了解他俩还不了解吗？除了老太太那种满门忠烈、自己也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党员，他瞧得起的四十五岁以下的党员不多——周秉义是他瞧得起的一个，但如果周秉义不是秉昆的哥哥，那他究竟瞧得起还是瞧不起可就两说了。这么一个孤傲偏执的丈夫，春燕居然把他影响成了党员干部，用《沙家浜》中刁德一的一句唱词来说正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向阳和进步心目中，春燕身上有难解的谜团，不敢不敬畏。
“你俩要学好。世界上有些东西不能辩证地看，烟、毒品就是。姐不愿看到你俩吸烟是为你俩好。”春燕安抚了那两人几句后，瞪着德宝语气冷峻地又说，“党员曹德宝同志，你要明白，在家我们是夫妻，在外我们可就是两名党员，在朋友之间也一样。谁都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维护党的形象。现在我郑重声明，我刚才是随便聊天，并不代表我头脑中的主体思想。你爸也就是我公公，曾要求咱们三十儿晚上在十字街头给你爷爷奶奶烧点儿鬼钱，这才叫封建迷信。作为党员，我坚决反对吧？虽是公公之命却宁可不从，对吧？而你，今天抓住我随便聊天的话，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乱扣帽子，这是极其错误的。再者，你说共产党员头脑中没有迷信思想也是肤浅的认识，难道你就没注意到，全市有许多卡车、公共汽车、单位小车和出租车内，挂着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头像？如果问为什么，回答肯定都说是为了辟邪。那些司机中不少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特别是有些坐专车的干部，熟视无睹，将领袖头像印在各种各样的牌牌上，还挂着些坠子，吊在前车窗那儿，嘀里当啷，钟锤儿似的左摆右晃，一问还说辟邪，难道不是封建迷信思想在作祟吗？近几年烧香拜佛的党员干部还少吗？这些你怎么没看见似的，从没说过一句批判的话？反而今天攻击起也是党员的妻子来，把话说得那么绝对？”
春燕侃侃而谈的一大番话，听得大家频频点头，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
“曹德宝，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春燕拍了一下桌子——大家都吓一跳。
向阳和进步两人屏息敛气，噤若寒蝉，那不安三分真的、七分装的，为的让春燕息怒。
德宝的脸涨得通红，甘拜下风地嘟哝道：“我那是半真半假的几句话，值得你给我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吗？认的哪门子真啊！”
春燕则不依不饶，步步紧逼：“那好，你那一半假话的意思我不计较，请把你那一半真话的动机说出来。”
吴倩和于虹见德宝惧内原形毕露，甚觉开心，相视坏笑。她俩是深藏不露的女权主义者，谁家老婆训丈夫她俩都会欢欣鼓舞。
国庆就在桌子底下使劲儿踢了吴倩一脚。
赶超急忙圆场：“深了深了，朋友聚会，两口子之间，谁对谁错，一句半句的，咱不往深了掰扯好不？”
这时楠楠一脸疲惫地走进来。他一脸的汗，摘下棉帽子头上直冒气。
国庆问：“你爷爷到家后情况怎么样了？”
楠楠一路跟在平板车后跑回光字片，因为饿了，没进爷爷家的门就回到这边来的。他说爷爷没事了，路上说了好些话，肯定恢复正常了。
春燕便自找台阶体面而下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提议，为我干爸长命百岁干杯！”
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举杯畅饮，狼吞虎咽。
他们都饿了。
秉昆开了门锁，秉义把父亲背进家中，缓缓放倒在炕上。
秉昆脱去父亲的鞋子后问：“脱不脱棉袄？”
秉义说：“别，一脱爸该醒了。”
秉昆便用小被盖上了父亲的脚。
郑娟用热水弄湿了毛巾，轻擦公公的脸和手。
秉义累了，坐在椅上平喘。自从离开兵团，他没再出过这么大的力气。生活条件好了，却远不如从前有劲儿了。蹬了半个多小时的平板车，心跳早已加快。车上毕竟坐的是三个大人，还有几段坡路，他汗流浃背，脸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
他也对父亲的奇怪表现大惑不解。
郑娟把毛巾又洗了洗，递给秉昆擦汗，埋怨说：“你也真是的，就不知道替换替换哥？”
秉昆说：“这会儿别责备我，我心里还乱着呢。”
郑娟又说：“那我去春燕家把咱妈和儿子接回来。”
秉昆说：“你给我安安静静地坐会儿，先陪陪我不行吗？”
他怕郑娟一走，单独面对哥哥，兄弟二人无话可说地僵着。
郑娟便顺从地坐在炕边，握着公公一只手，望着公公的脸思前想后。
秉义终于不喘，开口说话了。他先向弟弟认了错，接着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弟又将开展全国性运动，比“清除精神污染”来势凌厉，免不了“拍打拍打”。省里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自己是副组长……
秉昆说：“哥，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白老师吗？”
秉义说：“你俩我都信得过。我已经跟白老师谈过了，他很感谢我预先打招呼，正是他让我再跟你打一下招呼的。我的意思是，你们干脆停工一个时期，等风平浪静了再继续干，平安无事不是更好吗？”
秉昆抬杠说：“谁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你副巡视员知道吗？我们中不少人上有老下有小，鼓励大家为单位为集体同时也为个人合法创收，那不也是中央政策吗？”
秉义沉默片刻，温和地笑道：“中央精神之间并不矛盾。思想要百家争鸣，文艺要百花齐放，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你看这样行不？哥先给你几个月的生活费……”
秉昆皱起眉，将头一扭。
郑娟忽然叫道：“秉昆，哥，爸的情况不太对……”
兄弟二人扑到炕前，见老父亲的脸看上去是僵的。
秉义摸了摸父亲的脉，试了试父亲的鼻息，卷起父亲的秋衣，耳贴父亲胸膛听了片刻，抬头对秉昆说：“爸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