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问为什么？国企工人捧的不是铁饭碗吗？
他说铁饭碗太重了，快捧不住了。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差不多一比一了，等于每一名在职职工都得负担一名退休职工的退休费、医药费，企业效益怎么提高呢？农村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的农民怎么能买得起拖拉机呢？
秉昆问他，摆那小小烟摊能养家糊口吗？
他说迫不得已逼上梁山啊！好比在海上，一条大船快沉了，想活命那就得抓住个救生圈先往海里跳，活命要紧啊！厂里都接连几次向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若不是有红头文件要求着，银行已不肯再给厂里借钱了。等船真要底朝上弄出个大璇涡下沉，那时不就同归于尽了哩！
烟摊主说得很悲壮，接着把秉昆招到跟前，小声问有没有门路能从烟厂搞到批条，进一批出厂价的烟。若有门路，提成好商量。
秉昆苦笑着摇摇头。
他没走，因为想起了郑娟和光明的母亲。那老妪在他内心里始终占着神一样的位置，他觉得她的灵魂似乎仍在此处游荡，内心里向她祈祷，求她保佑自己这个做了郑娟丈夫、光明姐夫和楠楠父亲的男人。
摊主又问他有没有能力代销几台拖拉机，说是最低价，厂里赔本赚吆喝，否则，近百台拖拉机卖不出去还得花一笔停放场地的租金。给代销者的提成不少，卖成一台能提一百多元呢！
“如果你真有门路，咱俩也真的算有缘了。你动嘴，我跑腿。一百多元你拿大头，我拿小头，咋样？如果都让咱俩给代销出去了，那你不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吗？你吃干的，我喝汤也高兴啊！”
秉昆难堪地说：“我哪儿有那么大的能耐呢？”
摊主并没有大失所望，他蹲下去在摊位底下鼓捣了片刻，直起身时捧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盒子，左右看看，见没人注意，低声说：“都是拖拉机零件，绝对正品，我们厂自己生产的，你如果有地方卖的话，半价就可以，货源有保障。不过那就得反过来，我拿大头，你拿小头了。”
秉昆扔掉烟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连喝汤的那点儿能耐也没有，我得走了。”
“等等。”
他刚一转身，就被叫住了。
“到这里来的，不是要买东西的，就是想碰碰运气寻找什么商机的人，我以为你也是。”
“我不是他们，再说我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
“就是为了买盒烟？”
“还为了寻找……别的……”
“除了商机和寻找商机的人，在这种地方还能寻找到什么？”
“说了你也不明白，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秉昆不愿再啰嗦，转身走了。
马路对面，几乎每一幢楼的一层和门窗朝街开的平房，都改成了饭馆、旅店、杂货店或理发铺。门前都挺冷清，显然生意都不怎么好。周秉昆跨过马路，在一家小饭店吃了碗面，喝了瓶啤酒，带着些微醉意乘公交回到了市里。他估计哥哥周秉义已经下班，决定找他寻求帮助。
周秉昆的新家与哥哥家确切地说是嫂子郝冬梅的家不远，都是横街。他的新家在第一条横街上的一处大院里，嫂子的家在最后一条横街上。那条横街人家少，每个门牌号都代表一幢有院子有门房的独栋小楼，闹中取静。春天时，每一幢小楼和院墙以及铁门铁栅栏全刷过漆了，显得很新。
第一条横街与最后一条横街间隔着三条街。第一条横街一处挨一处的大院里还住着些百姓人家，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也多为本市老户。往后的几条横街上住的人家一户比一户显赫，或者职级高，或者属于社会名流，总之家中必有社会地位高的人物。第一条街的大人孩子很少往后几条街上走，后几条街上的大人孩子也很少出现在前几条街。五条街一直被评为文明街道——“文革”时期除外。
周秉昆的爸妈从没见过郝冬梅的母亲，双方虽是亲家关系却一次也没来往。周家那样的家怎么请人家冬梅的母亲去做客呢？冬梅的母亲也从没通过冬梅向秉义父母发出过邀请。逢年过节，哥哥和嫂子一块儿回光字片时，嫂子若说自己拎去的什么好吃的东西“是我妈的一点儿心意”，周志刚和老伴便大为开心。周秉昆也没见过嫂子的母亲，只见过哥哥嫂子与嫂子母亲的合影。那天以前，他也从没去过嫂子家。
刚搬到新居后的一天傍晚，周秉昆想熟悉一下周边环境，就走到最后一条街上去了。在那条街的人行道上，他迎面遇到了两个人。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衣着整洁，黑白参半的头发齐耳根剪得溜直，一丝不乱。脸上手上的皮肤很细粉儿，气色也很好，看上去极富态。
小阿姨缓缓推着轮椅，她们显然是到院子外边来散心的。小阿姨二十出头，从上到下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姑娘，也不可能再适应农村生活了。
小阿姨推着端坐于轮椅上的老太太缓缓接近时，周秉昆心中不禁赞叹：“好一位气质不凡的老太太！”
周秉昆觉得她很面熟，猛然间认出来——是嫂子的母亲呀！
此时轮椅已经离他很近，谁也没见过谁，周秉昆觉得如果自己主动开口，不但冒昧，而且可笑。
他贴墙而立，恭恭敬敬地微笑着礼让。
小阿姨一言不发地推着轮椅从他面前经过。
“停一下。”
随着老太太的一声要求，轮椅在离秉昆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退回到那小伙子身边。”
轮椅倒拖回秉昆面前，老太太并不看他，扭头看着小阿姨说道：“对于以礼相待我们的人，要还之以礼，说谢谢。”
小阿姨便红着脸对周秉昆说：“谢谢。”
“记住了？”
“记住了。”
“走吧。”
轮椅又前行了，老太太却始终没看周秉昆一眼。
周秉昆觉得，老太太那轩昂气质中，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从自己嫂子的母亲，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位自己的恩人老太太曲秀贞。
他很久没见过老太太了。他觉得两位相貌不同气质也不同的老太太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郑娟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春燕的母亲以及自己所有哥们儿的母亲脸上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形容。
周秉昆认为那种东西似乎可以叫作内敛的、自豪的、红色的贵族之气，并且几乎立刻联想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教导主任，她脸上也有类似之气。据他所知，本市每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几乎都是女性。在他就读过的那所中学，女教导主任的权威仅次于书记和校长，她极其忠诚于书记和校长，书记和校长深知此点，双方的忠诚和信任不言自明、心照不宣。她对事的看法，书记和校长从来都重视。当年她的身影一出现，同学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噤若寒蝉。“文革”时期批斗书记和校长时，每次她都是必不可少的陪斗者。他听说，“文革”结束后，陪斗经历成了她的谈资。当嫂子母亲的轮椅往回推时，他完全出于好奇尾随着，知道了嫂子家住在哪个院里。
红色的铁皮顶，金黄色的墙体，绿色的窗框——嫂子家住的那个院子的传达室粉刷得很漂亮。那条街上每个院子的传达室都一样大小，粉刷成统一的颜色。传达室的颜色也即院内小楼的颜色，院子正中都有花圃，四周统一栽着丁香。快“十一”了，花圃认真修剪过，菊花、扫帚梅和鸡冠花争妍斗艳。
传达室师傅是国字脸、五官端正的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半新不旧灰色涤卡中山装，戴无皱无褶的蓝色单帽，像资深的工会干部，又像乔装成工会干部的公安人员。
他问周秉昆找谁。
周秉昆说找哥哥周秉义。
“亲哥吗？”
“对。”
“认识郝冬梅吗？”
“是我嫂子。”
“小伙子，虽然你长得挺像周秉义，回答得也对，但我从没见过，所以不能随随便便让你进去。你得等会儿，我打电话通知你哥来接你。”
“行，其实我也不想进去，只不过要在门外跟我哥说几句话。”
一会儿出来的不是周秉义，而是玥玥，她亲热地叫他小舅。
周秉昆不高兴地说：“你出来干什么？我又不是找你，快去让你大舅出来！”
玥玥挨训后不高兴了，噘着嘴颠儿颠儿地跑了回去。
“小伙子那你进去吧，别让你哥出来了。”
传达室师傅的语气亲热了。
“不进。我找的是谁，谁就应该自己出来见我！”
周秉昆的酒劲儿开始上头了。
传达室师傅说：“一回生，两回熟，下次我就认得你了。以前这院里只住一家，现在住两家了，所以我要认真些。另一家的亲戚来得多，来得勤，我差不多全认得了。怎么你们家的人从没来过啊？不住在本市吧？”
周秉昆搪塞地说父母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哥哥嫂子经常回父母家，所以自己家的人也就不往这边走动了。
传达室师傅说：“别认为我多管闲事啊，你嫂子她母亲平时很寂寞的。一位离休了的正厅级老干部，整天与一个农村来的小阿姨有多少可聊的啊，你家其他人应该常来看看她哩。”
秉昆红着脸说：“以后会的。”
秉义手拿毛巾，一边擦着湿头发一边走了过来。
秉义说：“你好大的架子！玥玥接你进去还不行啊？我正冲澡，非得我亲自出来吗？”
秉昆说：“我有急事找你。”
秉义说：“你能有什么急事，跟我进去说。”
秉昆说：“今天没那种好心情，下次吧。”
他把哥哥拽出院子，拽到了远离传达室的地方。
周秉义首先自我批评：“你嫂子提醒我几次了，说应该和她一块儿去你们的新家看看。可我最近太忙，省里几位主要领导都有大秘，却都喜欢抓我的差，今天为他们起草文件明天为他们写报告的，好像我是他们公用的笔杆子。你们住得离我们这么近了，我却至今一次没去过，别生哥的气啊！等过了‘十一’……”
周秉昆听得不耐烦，打断道：“你有完没完？”
周秉义愣了愣，鼻子闻了闻：“喝酒了？”
“你别管！”
周秉昆忘了姐姐托付他的那档子事，一口气把自己家迫在眉睫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听得个周秉义瞠目结舌。
“哥，你看着办吧！”
“这，这，这怎么成了我看着办的事了呢？”
“我是没办法解决了，只能找你来替我摆平，谁叫你是我哥的！”
“可，可，可你想让我……怎么替你摆平？如果你想向哥借钱另租一处房子，哥有！立刻就可以回家取，有多少借给你多少，你嫂子也没意见，不够哥可以替你向别人借……”
“借钱我还用找你吗？那点儿钱我自己也有！不够，我可以向我自己的朋友借。可我那一千六百元如果讨不回来，不能就白吃哑巴亏了吧？再说如今租到一处满意的房子多不容易你不知道吗？两个孩子上学的远近问题我不能不考虑吧？”
“秉昆，慢点儿说，别那么急。事到临头，急也没用。你再说得明确点儿，你究竟要哥替你怎么摆平？”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省里的几位领导都挺器重你……”
“我没那么说！”
“反正在我听来就是那么一种关系！反正你是在他们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哥，我求你，我要求你，替我向他们反映反映我那事，房管所明明是有责任的。我不能白花一千六百元！我们更不愿从那处新家搬走！只要有一位大领导同情我一下，肯定就不是件让我走投无路的事了！”
“郑娟也这么认为？”
“她倒没这么想，但我现在可以代表她一块儿来求你。我希望哥你能给我颗定心丸，我能给郑娟惊喜！”
周秉昆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心想让周秉义认清形势，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尽到哥哥的责任。
周秉义不再拧手中那条拧不出一滴水的毛巾了，他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昆说：“我看你是醉了！”
周秉昆没酒量，喝下去的那一瓶啤酒令他心跳加快，连耳内也开始发出蜂鸣声了。
他嘴硬地说：“我没醉！”
周秉义把毛巾啪地抖开，往肩上一搭，板起脸说：“我看你就是喝醉了！哎，你也是当了多年编辑的人，算是个准知识分子了！你头脑里怎会产生那么没有常识的想法？你以为你哥是什么人？文化厅的干部！远离权力中心的人！副厅级！文化厅三四位副巡视员呢！没具体工作可安排挂起来的干部！省里几位领导支使支使我，那叫抬举，不叫器重！何况你的事，省长省委书记干预也没用的。如今中央有政策，对从国外归来主张自己房产权的，各级政府要认人家那个账。该腾让的必须腾让，不腾让等于不执行国家对归侨的新政策。新政策关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周秉昆急赤白脸地大叫一声：“够了！”
周秉义便又两眼直愣愣地瞪他。
秉昆气急败坏地说：“那我就活该倒霉啦？”
周秉义也生气了，他说：“你冲我发什么火？你们那新家，正确的说法叫‘兑’的房子！国家什么时候允许私人间进行房屋买卖了？你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兑’那房子之前向我这个哥哥咨询过吗？没有吧？现在出问题了才想到找我这个哥，太晚了吧？叫我怎么替你摆平？你和周蓉一个样。事先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事后都得让我替你们操心。今天我给你的话只能是一句，我不好说你活该，但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只有自认倒霉！”
周秉昆也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周秉义，他倒退着说：“周秉义，算我今天没找过你！”
他一转身跑了起来。
周秉义在他身后喊：“去找蔡晓光！他是你姐夫了，也许他的家可以先让你们住！”
周秉昆找哥哥的唯一收获，便是哥哥提醒他去找蔡晓光。他太不愿意一筹莫展地面对妻子和两个儿子了，还真去找了蔡晓光。
蔡晓光在离话剧团不远的一幢六层楼里，分了一套有室内厨房和厕所的两居室，五十多平方米，还不算阳台。那幢楼盖于“文革”期间，当时主要是为全省各剧种的“样板戏”主角们盖的，位于黄金地段，跨过一条马路就是公园。蔡晓光如果没有那些“叔叔伯伯”关照着，十年以后也不太可能分到那样的住房。
蔡晓光是个生活颇有条理的男人，他家东西不多，摆放整齐，相当干净。门口还铺了一小块地毯，进门得换鞋。
周秉昆生平第二次进入一扇要在门口换鞋的门，第一次是进老太太曲秀贞那处临时的家。老太太并没要求他和几个哥们儿换鞋，蔡晓光这次却亲手从鞋架上取下了拖鞋摆在他脚边。
对于不速之客周秉昆的光临，蔡晓光既意外又不好意思。
两人刚一坐下，蔡晓光就窘窘地说：“秉昆，也许你还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
周秉昆说：“我知道了，你变成我姐夫了。”
蔡晓光更窘，讪讪地问：“那你，没什么意见吧？”
周秉昆说：“也好，你俩挺般配的，我祝福你们。”
蔡晓光很高兴，问秉昆有什么事。
“‘十一’一过，估计不会有雨了，你父母那边的房子又该修抹一遍了，是不是需要黄土和沙子？不成问题，包我身上了。如果你父亲允许，我愿意给你们父子当小工！”蔡晓光的表态诚心诚意。
周秉昆反倒窘了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姐夫，我有事求你。不过，与你说的那些无关，是一个挺大的忙……”
蔡晓光急了，站起来批评道：“秉昆，现在我都是你姐夫了，你还想说不说的干什么呢？太见外了！快说，只要我帮得上的忙，我说一个不字你以后别叫我姐夫。”
“那好，姐夫，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们，就是我和郑娟我们全家四口想借你这里住上一年半载的。”
蔡晓光仿佛没听明白，直眨巴眼睛。
周秉昆低下头，使劲儿抠着手指，自言自语般将他那火烧眉毛的事又讲了一遍。讲罢，他才抬起头仰脸看着蔡晓光说：“‘十一’一过，冬天转眼就到，临时租一处合适的房子太难，我也不想租了。你这儿离楠楠和聪聪的学校近，只要能让我们住到明年夏天，我就可以又攒下一笔钱，那时再借借，还打算‘兑’一处房子。没处像样又能住得长久的房子，我总觉得像是没有稳定的家。”
蔡晓光缓缓坐下，也将头低了，良久不再作声。
周秉昆说：“你有什么难处，希望也实话实说，给我个明白。”
蔡晓光便说，自从他分到这套房子，引起文艺界不少人的嫉妒。他们四处写信，几乎没停止过告状。他承认他们告得也有些道理，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没资格分到这套房子。但是，有一点他们从不讲——分给他这套房子，体现着组织对他父亲冤案的某种补偿。从党团结干部特别是团结那些扛过枪打过仗的干部这一方面来考虑，给予补偿完全必要。正是这一点，那些四处告状的人不知是不明白还是故意装作不明白。
“现在的情况是，领导对那些告状之人做了许多耐心工作，他们才消停了。如果你一个人和我住一个时期，估计也没什么，可要是你们一家四口来住，那肯定就是个事。如果他们又告起状来，上边再派人一了解，调查清楚我与你姐结婚了，她那边学校也分给她房子了，那我这套房子不被收回去才怪呢！你姐又喜欢这套房子。让她在两处房子之间选，她更中意的是这套房子，毕竟自成一体啊！如果我成全了你们一家四口短期的愿望，而让你姐长期的利益受损，明摆着是以小失大吧？秉昆啊，我是你姐夫，拒绝的话我说不出口。由你决定！你如果坚持你的想法，那我就住到你姐那边去……”蔡晓光诚恳地说。
姐夫蔡晓光的一番话，让他良久无言。
周秉昆终于打破沉默，他拍着姐夫的肩膀说：“你的话有道理。咱们不做以小失大的事，确实不划算。”
周秉昆告别蔡晓光走到街上时，天已黑了。他再不愿回家，那也还得回家啊。一进家门，郑娟便迎上前说：“你可回来了，邵大哥都等你半天了。”
邵敬文正在陪聪聪下棋，楠楠在小屋里写作业。
邵敬文说，秉昆那着急事他知道了，白笑川告诉他的，他就是为那事来的。他们文化馆是老楼，地下室很大，二百多平方米，不潮，冬天还很暖和，暖气管道又多又粗。地下室有几扇扁窗露在地面以上，光线也可以，白天有几个小时不太黑。那里没厨房，但砌个炉子引出烟囱是可以的，也无安全隐患。堆放的杂物太多，主要是砖、沙子和水泥，当年楼房改造剩下的……
“白老师把你摊上的事一告诉我，我也挺替你着急的。你们如果不嫌弃，就先住过去，每月交一笔象征性的租金，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住那儿去，离两个孩子的学校更近了。楠楠明年就初三，他的学习不能由于转学受影响，我知道你也是这么考虑的。”邵敬文接着说。
邵敬文的意外出现，让秉昆想起了孙赶超说的希望有十位朋友的话，一时感慨良多。算起来他的朋友远不止十个了，但国庆、赶超他们那样一些老友需要他经常能伸出援手帮一把，关键时刻的挺身相助的朋友，也就是邵敬文与白笑川而已。那是经历过特殊考验的友情，与一般朋友关系就是不同啊！
周秉昆因感动而嗓子发紧，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扭头看郑娟。
郑娟刚想说什么，楠楠从小屋来到了大屋。
楠楠说：“爸，我完全同意！”
那少年看着邵敬文又说：“邵伯伯，不管我爸妈同意不同意，我个人先谢谢您了！”
第八章
周秉昆“十一”假期没回父母那边去，他要将文化馆的地下室清扫干净，也不愿见到哥哥周秉义。静心一想，他也知道哥哥不是不帮他，确实是没法帮。他生气的是哥哥非但没给他半句劝慰，反而劈头盖脸训了他一通。哥哥说他是“准知识分子”，明显对他的大专学历不承认，是文化歧视。邵敬文并无大学学历，白笑川也没有，那又怎么样呢？论起广受尊敬一点，北京大学毕业又是副巡视员的哥哥还比不上他俩呢！
寻求帮助未果，内心极大的不满只需要极小理由，也足以让人耿耿于怀——朋友间如此，兄弟间也如此。
周秉昆在马路边找了一名瓦工帮他砌炉子。对方哥哥曾是兵团知青，再一聊，两人的哥哥居然还认识。
“我哥叫陶平，当年是兵团营直属中学的老师，因为被整，有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你哥帮他提前返城了，要不他非被整出病来不可！现在，我哥是重点中学副校长了，当年多亏了你哥！”那位瓦工讲起两人哥哥之间的往事，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周秉昆想到楠楠后年就升高中了，试探地问：“如果我儿子想考重点高中，到时候求你哥关照一下，你觉得行不？”
对方一边熟练地砌着炉子，一边说：“那要看你儿子学习咋样了，要是一般般，还不如上普通高中好。否则，成绩总落后，孩子的自尊心太受伤害。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嘛！”
周秉昆骄傲地说：“我儿子学习很不错的！”
他讲的是事实。
“那就绝对不是个问题！差个十分八分的，我哥一句话的事。你现在就要开始替你儿子攒笔钱，到时候如果分数差几分，交笔赞助费也行。你提前找我，我带你去见我哥！”对方承诺得很爽快。
周秉昆一高兴，也把他哥哥、姐姐和姐夫一一“兜售”了，承诺对方如果需要帮忙，自己也会当仁不让。
人情关系乃人类社会通则，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此种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些人靠此通则玩转官场、商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老百姓却是要靠人情保障生存权利。这看起来很俗，却也就是俗而已。在有限的范围内，生不出多大的丑恶。
丑恶的人情关系主要不在民间，不在民间的人情关系也没多少人情可言。
两个炉眼的大炉子砌得挺美观，用的是地下室现成的砖和水泥。秉昆与邵敬文事先说好了，合多少钱算在租金里。
周秉昆给对方雇工费时，对方不肯收。人家说：“当年你哥对我哥的帮助，算不上大恩大德，起码也可以说是一帮到底了，就当是我替我哥谢了一次吧！”
周秉昆过意不去，谎说自己是可以报一笔搬家费的。
“白条也可以？”
“可以。”
“我连续几天没活了，那多给点儿吧！”
结果，周秉昆反而多给了一半钱，给得还挺高兴。
送走对方，周秉昆独自在地下室歇息时，想起了师父白笑川说何雯是“社会人”的话，觉得自己身上其实也有不少“社会人”的影子了。他不禁自嘲，也想起了民间一句俗话：“老鸦落在猪身上，只见别人黑，不见自己黑。”
他本想用白纸把地下室的四墙裱糊一下，但买那么多白纸又要花钱，裱糊起来颇费事，也不安全，便只将黑不溜秋的水泥墙扫了扫。
他没请朋友们帮着搬家。在那么好的房子里住过，居然一次也没请任何一位老友到家里做客。从好房子往地下室搬，话可怎么说啊？
怎么说都太难堪了！周秉昆还是在马路边雇了几个人帮着搬家。那些站马路牙子的人中有不少是自己的同龄人。一想到自己“走穴”一次最多时能挣一百多元，他便很体恤那些同龄人挣钱的不易。他愿意让他们挣自己一份钱，给钱也慷慨大方，他们都很满意。尽管自己刚刚被坑了一千六百多元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还是比他们强多了。
在光线半明半暗、家具乱七八糟堆放的地下室，楠楠看着他说：
“爸，我还是爱你。”
他也又一次抱着楠楠说：“爸也更爱你了。”
郑娟看着此情此景，顿时眼泪汪汪。
她说：“你们父子俩那么亲，我都嫉妒了。”秉昆与楠楠亲不亲对她很重要。
只有聪聪大声嚷嚷：“这个家不如那个家好，我不喜欢！”
一九八七年正月初三，老友们聚在了周秉昆家住的地下室。除了龚宾和吕川，全到齐了。龚宾谈了一次不成功的恋爱后又住院了。他爸妈想得简单，以为给他娶个农村媳妇，喜事一冲，他的病就会彻底好了。人家农村姑娘嫁给他是有条件的——除了相当可观的聘礼，还要城市户口。龚宾爸妈孤注一掷，打肿脸充胖子，举债兑现了礼金。龚维则也为侄子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总算把那姑娘的城市户口给落上了。说起来一切顺利，遗憾的是喜事对患过精神病的人不见得好。龚宾黏着新娘欢喜了数日后，忽然产生了奇妙幻想，非说新娘是仙女下凡，一会儿把自己当成董永，一会儿把自己当成牛郎，一会儿找孩子，一会儿找牛。最要命的是，他逼着新娘带他飞上天宫过幸福生活，说人间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他一年里有半年住在精神病院，住在家里的半年也不许随便出门。新娘子根本做不到，他就指责人家不是真爱他，动辄对人家凶起来。如此闹了多日，新娘子和她父母坚持非离婚不可。人家的理由很充分，人身安全难有保障啊！龚宾父母也怕出意外，只得同意了。当年离婚尚须派出所开证明，龚维则亲自上手。龚宾父母想要回一部分礼金，龚维则劝他们拉倒吧。一向反对公权私用的龚维则，为侄子公权私用了几次，这一次还让哥哥嫂子家落了个人财两空，自己也惹了不少闲话。
老友们有说的有听的，无不唉声叹气。说的人其实也是道听途说，因为后来大家各自都陷于人生的忙碌之中，没人再到家里或医院看过龚宾。
吕川大学毕业后并没分回省里，不知是个人愿望变了还是有什么人关照，他最终留在了北京。有人说他在这个部，有人说他在那个部；有人说他还在给大官当秘书，有人说他早已不当秘书，而是当上领导，自己都快有秘书了。这些也都是道听途说，因为他与任何一个老友都没了来往。大家据此推测他肯定在一门心思地当官，前程似锦。一般来说，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明智斩断与草根阶层曾经的亲密关系。
唐向阳照例每请必到。他父亲是由化学老师当上校长的，受其影响，他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并在大学期间处了个女友。对方是独生女，父亲是化工学院的副校长。双方谈婚论嫁时，他父亲大病一场。他一狠心了断了留在北京的想法，伤透了人家姑娘的心，也让他自己的心支离破碎。他在医院里服侍了父亲三个多月，孝心却未能感动上苍挽回父亲的生命。他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一次没去探视过，也没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露面。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父亲名下的两居室住房。唐向阳是成年人，也不是父亲当校长的那所重点中学的教师，按公房管理条例，学校完全可以把那套住房收回。那所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区重点中学并且在全市重点中学中名列前茅，他父亲功不可没。学校的领导、教师和职工们很念他父亲的好，破例允许他长期居住那套房子，直到他自己单位分给他房子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