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请她在文史哲三个系中任选，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哲学系。这又让学校困惑不解。
她的回答是：“我都学了七年中文了，烦了。”
“可是……”
“我已在辅修西方哲学史，明年将获得北大哲学系硕士学位。导师支持我读在职研究生，只要我保证每学期向他汇报两次学习情况。而且，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西方近代小说中的哲学思想比较》。”
校方还是有些心里没底，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要让她先试讲几堂课再最终确定。
结果，她的课大受师生欢迎。这样，周蓉便成了这所省属重点大学教师中第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位学中文而教哲学的教师。
这一时成了该校的新闻。
按她的资历，其实没资格晋升副教授。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要等五六年，但她赶上了好时候——各行各业改革风起云涌，论资排辈受到强烈质疑，学校里师资青黄不接，教育主管鼓励大学不拘一格培养年轻教授。哲学系数她发表论文最多，数她年轻，又是女性，她为本校开创了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专业，比较哲学也成为学校有影响的学科。于是，她几乎毫无争议地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这天下午，周蓉副教授走在光字片坑坑洼洼的细街窄巷中，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从大马路旁的一个街口向这里一拐，如同进入荒诞小说中的神秘洞口。小说中常见的描述是，洞外的世界往往混乱不堪、糟糕透顶、令人无处逃遁，洞内则是另一番天地，世外桃源。现实却恰恰相反，那条大马路是A市一条不错的马路，两侧有成行的柳树、楼房。尽管都有些老旧，却毕竟是看着顺眼的楼房。柳树很有年头了，枝叶修长，绿得赏心悦目。从那个熟悉的街口一拐入光字片，眼前的情形就从心理到生理都极不舒服。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似乎误入了被人间抛弃的一个地方——没有哪一幢房屋墙直脊正，也没有一条街巷能让人经过时心情不至于由好变坏。
学校分给周蓉一间住房，二十多平方米，老楼，原是当年为外聘苏联专家们建的，格局都是大小套间。他们撤走后，迫于教职员工们住房困难的压力，重新打了隔断成了单间，一批批早已分光。去年，学校建成了两幢新宿舍楼，教职员工们的住房困难稍得缓解，周蓉侥幸分到了一间。否则，即使她是副教授了，也根本不可能有份儿。老楼的楼道很宽，家家户户能在楼道摆橱设灶。房间层高也高，可搭吊铺。周蓉雇人搭了半截吊铺，每晚睡在上边；下边不放床，显得挺宽敞。学校的校园环境在A市很有名，地段也是全市最好的区域。周蓉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看望父母，以减轻内心对父母的深深亏欠。每次从环境美好的大学校园回到光字片，她都会产生同样的恍如隔世之感。她觉得光字片还不如她在贵州住过十余年的山洞——走出洞外，视野内所见的自然风光毕竟还是美好的。
走在她身旁的蔡晓光忽然问：“哪儿来的一股臭味儿？”
周蓉说：“你马上就会知道。”
二人顺路又一拐，但见几名淘粪工正在淘一处公厕——由破木板围成的公厕歪斜着，似乎随时会倾倒。淘粪工们用绑在长竿上的桶将稀粪提上来，直接倒在厕所旁的空地上。
二人只有掩鼻而过。
蔡晓光说：“怎么可以那样淘粪呢？”
周蓉反问：“应该哪样呢？”
蔡晓光说：“在市内，是用抽粪车直接抽上来。”
周蓉说：“这里不是市内。”
蔡晓光据理力争：“反正不应该那样。”
周蓉说：“反正应该怎样的事多了。”
蔡晓光被驳得张口结舌。
她反问：“你刚才捂鼻子经过时有什么想法？”
蔡晓光说：“那能有什么想法？就是想赶快走过去呗。”
她说：“人家那些淘粪工人连口罩都不戴。”
蔡晓光不解了，也反问：“那又怎样？人和人是不同的。如果我不幸沦为淘粪工，要一天多次换口罩……你什么意思啊？”
她说：“你的话已经接近我的意思了，自己想。”
蔡晓光是聪明人，略微一想立刻明白了。
他说：“周副教授，请站住。”
周蓉便站住了，笑着看他，笑得莫测高深。
蔡晓光说：“鄙人斗胆批评您几句啊。到了您家，当着您家人的面，我的话就不便说了。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个臭毛病，那就是心口不一。我认识一位报社主编，张口闭口人人平等、劳工神圣。可在他自己家里，却对雇来的阿姨一点儿不平等，倒烟灰缸倒慢了都会遭到他的训斥。下工厂参观时，赞美工人的话说得那个动听，可一听说自己儿子即将分到那个工厂了，着急上火，四处托关系走后门，不将儿子塞进事业单位誓不罢休。据我所知，‘劳工神圣’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最先说的，对吧？人家当过你们北大校长，人家是打心眼里尊重劳工。如果他老人家活着，肯定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那么淘粪太不卫生，淘粪工淘粪时应该戴口罩……”
周蓉说：“看来你还是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发现咱俩经过时，人家都不拿好眼色瞪咱俩。也许因为咱俩捂鼻子了，也许因为咱俩的穿着不像生活在光字片的人，或者因为别的，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我觉得，咱俩被他们当成了不喜欢的人。我们大学里的许多职工其实也不喜欢我这位副教授，我总想搞明白究竟为什么……”
蔡晓光说：“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那问题太大，太复杂，一言难尽。”
二人正这么说着，周秉昆与郑娟出现了。
秉昆肩上骑着他们五岁的儿子周聪，郑娟与楠楠手牵着手。
蔡晓光问秉昆：“你们经过那圈粪时，几名淘粪工不拿好眼色瞪你们没有？”
秉昆奇怪地说：“没有啊。”
郑娟说：“还跟我们说对不起呢。”
周聪在他爸肩上说：“那几个叔叔还冲我笑了。”
蔡晓光说：“你姐发现我俩经过时，他们不拿好眼色瞪我俩。”
秉昆说：“那太可以理解了！上个星期我回来，他们正淘前边几条街上的厕所，偏巧赶上区里的干部检查卫生，宣传环境卫生常识什么的，每年春季不是都照例搞这么一次嘛。也不是什么主要干部，看上去也就是科长副科长一级的，当然要严厉地批评了，结果双方争吵了起来。”
郑娟说：“他们肯定把你俩当成区里的干部了。”
蔡晓光说：“明明批评得对，有什么可争的？”
秉昆说：“街道窄，抽粪车开不进来。厕所满得浮悠浮悠的了，不淘不行，淘也只能那么个淘法，所以那种批评难以服人。再说他们是雇来的农民，对于他们，粪是宝，他们并不怎么嫌粪脏。”
周蓉问：“光字片的人们怎么看呢？”
秉昆说：“当然站在农民淘粪工一边啦！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认为，当官的与其批评淘粪工，不如首先做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都快四十年了，这里哪点儿像社会主义？简直是辛辣讽刺！”《大众说唱》的资深编辑的话中，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
周蓉对蔡晓光笑道：“我弟不愧是《大众说唱》的大牌编辑啊，不但在像‘四五事件’那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与人民站在同一立场，在厕所该怎么淘粪的小是小非上也与群众一个鼻孔出气。”
蔡晓光不以为然地说：“如此说来，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办法了吗？”
“有！”说话的是楠楠。那少年已上初中，五官端正，眉舒目朗，估计以后个头矮不了。
他愤愤地接着说：“调一百辆推土机来，将这一带推平了，重新划分街道，要求横平竖直，两边盖起楼房，种上树，那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郑娟批评道：“你这孩子，真没礼貌！大人间说话，以后不许随便插嘴！”
她的话音刚落，周聪也在他爸肩上比比画画地大声说：“要不就把人全撤走了，派几架飞机，咣咣往下扔炸弹，轰！轰！一会儿就能把这些地方给炸平了！”
周蓉装出忧虑的样子说：“秉昆你要注意啦，你俩儿子有简单粗暴的不良思维倾向，不及时教育，将来有你操心的时候！”
蔡晓光笑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看来以后的中国不好治理了！”
第六章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周家像要举行什么家庭庆典似的，除了郑娟的弟弟光明，该回来的全都衣着整洁地回来了。周志刚对蔡晓光很熟悉，他经常陪周蓉回来，周志刚认为他是女儿的好友。
蔡晓光父亲的问题“文革”后平反了，但不久就检查出了癌症，去世了。知道他的人都说，他也应该属于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人。大家都替他庆幸，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他死得总算可以瞑目了。他住院期间，该去看望的领导都前去看望过，追悼会也开得相当隆重，也可以说极尽哀荣。
蔡晓光对他父亲的死特别看得开。他曾对周蓉说，如果他父亲当时没受那么一场冤枉，现在的下场怎样那就很难说了——省革委会委员、“支左”军代表、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让你整谁你能说一个不字吗？说了岂不是自己照样要该整？整的人多了，下场未见得比现在强。
周蓉只发表了一句看法：“‘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宿命。”
作为儿子，蔡晓光只向省市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不愿回拖拉机厂去了，希望换一个工作单位。
他当年受父亲牵连，受了不少委屈。领导们认为他的要求不过分，问他想调到什么单位去。
他说希望到市话剧团去当导演，如果认为他没资格，当编剧也行。
领导说那是需要才华的呀，那种才华是需要证明的呀！
他说：“我有，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一个多月后，他向具体负责安排他工作的领导交了一个话剧剧本《北方的地火》，是《于无声处》《丹心谱》那一类批判“四人帮”题材的剧本，并附上导演阐述。
那位领导差点儿认不出蔡晓光了——他头发乱胡子很长，衣服裤子皱巴巴的，左手手指几乎全都被烟熏黄了；估计好久没洗澡，身上都有味儿了。
那位领导对文艺是外行，并未把他的事看得多么重要——无非就是一位受过迫害的干部子女要求换一个工作单位嘛，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于是当着他的面立刻批示：“请话剧团的同志认真对待，若觉晓光同志尚有才华，应以做好干部平反昭雪善后工作为第一要务的高度考虑。”
最后一行字批得特别给力，“晓光”这种亲切的称呼意味深长，令人不敢掉以轻心。
A市话剧团“文革”前在全国话剧界名气不小，尤以演出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以及苏联时期的革命剧作家的剧目闻名，在全国独树一帜。他们演出剧目如《赫哲人的婚礼》《抗联烽火》《北大荒人》《青年一代》也曾好评如潮。“文革”中，这些优秀剧目却都成了罪状，不少编导、演员厄运临头。那一年虽然平反，剧团也重新组建起来，但苦于没有好剧本，无法重振雄风，正在犯愁。当时中苏关系还未正式“解冻”，演出俄国或苏联的经典剧目既不合时宜也实属贸然之举。国内剧目题材又太老旧，难以唤起观众热情。创作新题材的剧本吧，又觉得头上悬刀，不知会有何种罪名再次落下，刚刚经历了“文革”浩劫，真所谓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恰在此时，蔡晓光的剧本附加着省一级领导的批示送上门来，犹如雪中送炭——于是剧团及时组织人看剧本、深入讨论，很快就有了结论——剧本基础良好，创作者人才难得。人要定了，剧本也要定了。
就这样，蔡晓光顺顺利利进了话剧团，成为最年轻的编剧。剧团领导向他承诺，允许他与老导演合作两三部话剧后，兼具导演资格。
放眼当年全国话剧剧本的创作，客观地说，《北方的地火》确属上乘之作。
蔡晓光何以能创作出那样的话剧剧本呢？原来，他一直就是文学青年，即使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日子里。其他人想看书也无书可看，他想看书那就一定能找到，就像猎犬凭着气味儿一定能找到深藏的骨头。可以说，文学支撑着他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
他有特别直接的生活素材。通过父亲，他对“文革”时期官场生活相当熟悉，对官员们的心理活动也能揣摩得较细、较深。他对受政治迫害有切身感受，总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郁闷。作为一位曾经很受重用忽而“中箭落马”的干部子弟，他的反思与众不同。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厂工作，原本不属于文艺界，创作起来顾虑也少，没有走钢丝、戴着镣铐跳舞般的谨小慎微。这也让他的剧本棱角分明，台词掷地有声。
这种剧本，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创作出来的。
创作过程中，他找过周秉昆，希望代他请几位甲三号的前辈指导指导。秉昆与他多年未见，见了自然亲切。事关他将来的工作饭碗，秉昆鼎力相助，将他介绍给了白笑川、邵敬文和史彦中。白、邵二位虽是曲艺界人士，欣赏水平却不仅限于曲艺。文艺是相通的，他俩对于话剧艺术的理解，指导蔡晓光绰绰有余。史彦中是在白、邵二位之后看到剧本的，他是省话剧界的泰斗级人物，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两大戏剧体系都很有研究，看后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将契诃夫话剧不动声色的深沉与果戈理话剧透辟辛辣的讽刺结合得很好（其实，那两位大师的剧本蔡晓光都潜心研究过）。史彦中建议由白、邵两位将曲艺的民间艺术元素适当融入剧本，以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正是文艺界人士之间艺德高尚、正能量体现得十分充分的年代，文艺创作演出与金钱关系不大。前辈提携后辈，同行或不同门类的艺术工作者之间互相帮助，大抵可以用无私二字来形容。白笑川、邵敬文和史彦中对蔡晓光的帮助，更是基于一致的社会使命。
《北方的地火》一炮走红，蔡晓光一夜成名。他获得了三百元创作费。作为编剧，这已经很可以了。有些省市的剧团还根本不给编剧创作费呢，因为已发工资了嘛！当年重新获得“解放”的专业编剧们都本能地表现得很顺从，几乎无人计较稿酬，剧本若有幸演出大抵己心满意足，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首场公演时，秉昆和白笑川他们每人得到了蔡晓光送的两张票，都坐在前几排。秉昆是和郑娟一起看的，邵敬文终于见到了在他看来有几分神秘的郑娟，互相都留下了良好印象。
蔡晓光谢幕时表达了对秉昆和白笑川等人的感激，这让郑娟觉得十分荣耀。
之后，蔡晓光用七十多元钱在饭店包了两桌饭菜，请秉昆、白笑川等人聚了一次。这是挺大方的破费，办两桌简朴的婚宴也就花那么多钱。三百元创作费剩余的钱，他全买成票送人了。
周蓉刚回到A市时，在光字片父母家住过半年多。一个冬天的晚上，蔡晓光找到了周家。两人都不便在她家说话，她就围上长围巾穿上棉大衣，与他一起到外边走走。他俩走后，周志刚问老伴，蔡晓光是干哪行的？他第一次见到蔡晓光，也就是随口一问，没什么目的。这一问把老伴问火了，反问他，你老糊涂了怎么的？连女婿都不认识了吗？女婿多少年没登过咱们家门了，看你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让小两口都不愿在家里待了！
周志刚说：“你别胡搭乱扯的！女婿我见过，你又没见过，他怎么就成了咱们女婿呢？”
老伴却一口咬定蔡晓光就是女婿。她的精神虽然出了毛病，对蔡晓光的印象却极其深刻。他一进门，她立刻就认了出来，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十分亲热。
“我还不如不问你。等会儿他俩回来了，不许你再瞎咧咧！”周志刚训了老伴一句，不再理她的自言自语。
周蓉和晓光深一脚浅一脚，踏雪绕着她家住的那条小街走，走了一圈又走一圈，边走边聊。晓光怕她滑倒，不管她乐意不乐意，坚持挽着她。
周蓉问：“我回来不久，你怎么知道的？”
晓光说：“也不能说是不久吧？都一个多月了。秉昆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
周蓉说：“这个秉昆，嘴够快的。”
晓光反问：“你对他告诉我有意见？”
周蓉说：“那倒不是，怎么会呢，只不过我现在一切还没稳定下来。原本想等一切稳定下来了以后，我自己告诉你。”
晓光说：“老朋友之间，一别十多年，忽然又是一个城市的人了，早日相见应是头等大事。”他的话中流露着少许不满。
周蓉听出来了，笑道：“我认错。”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十多年里，我将这些老朋友一一忘了，忘不了的只有你。其实当年我也不是太懂事，要求你以那么一种方式掩护我，自己以为挺高明的。现在一想，简直像是利用了你，特别内疚。”
晓光说：“当年你确实是在利用我，我也是心甘情愿地被利用，所以你不必内疚。不过，我有权要求你报答我一次。”
晓光说，文化部的一位厅级官员从报上了解到《北方的地火》公演后反响很好，亲自来到A市看了一场。他返京后与剧团领导通过一次电话，要求剧组赴京演出几场，赴京费用由文化部补贴，门票收入全归剧团。他还透露，中央几位领导也挺关注，表示在京公演期间会来观看。
这对剧团和晓光本人都是喜讯。
“赴京前还要在本市演一场。也许是最后一场，之后将作为保留剧目了。我希望你一定去看看，看后写一篇评论，争取在我们赴京演出前发表出来，以壮行色。”晓光说。
周蓉问：“你很在乎我看不看、写不写评论吗？”
晓光回答：“非常在乎。当年若不是受你和秉义、郝冬梅的影响，我后来未必会成为文学青年，也未必会有今天的成功。在我这儿，《北方的地火》也是献给你们的，主要是献给你的。当年没追求过你，就不会认识你哥和郝冬梅啊。冲着我和你们之间当年的友谊，你如果推托，那也是不对的吧？”
听了他的话，周蓉大为动情。
她去看了演出，几次流泪。
她对晓光说起了自己的观后感：“没想到啊，你居然能创作出这么有深度的剧本来。如果它也是献给我们当年的友谊的，那么我把它视为一份厚礼，弯下腰来，双手接了。”
她很快就进入了写评论的状态。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报刊先后派人找到她，要首发她的稿子。
周蓉写好后，按照晓光的“既定方针”首先送到了省报。文艺副刊部主任亲自接待，为她沏茶，请她坐等。评论文章再长也长不到哪儿去，三千字左右就是大块文章了。五十几岁的老报人戴上花镜，吸上一支烟，拿起一支红笔，埋头便看。不到半小时看罢，手中的红笔不曾落下过。
他说：“好文章，比此前其他报刊发表的评论都好，不愧是北大研究生毕业。剧有深度，评论也有深度，关键是分寸把握得好。点到为止，欲说还休，不直白，耐回味。我们争取一周内见报。”
老报人的称赞虽然不至于让周蓉受宠若惊，却也有那么几分喜不自胜。以一篇大块头的评论文章在省报副刊初试锋芒，毕竟对她今后的事业发展有益，何况还顺风顺水。
她愉快地离开了报社，绕了个弯去告诉蔡晓光。
蔡晓光听了也特别高兴，请她在话剧团附近的小饭馆共进午餐。
久别重逢的老友之间，逐渐敞开心扉，话题越聊越开。
她问他，怎么会选择了文艺这行？
他说，除了当年受周家兄妹的影响、后来成了文学青年的内因，客观上也有点儿走投无路，逼上梁山。
“不错，我父亲是领导，但他不在了，我的人生很难再借他什么光了啊。古今中外，官场上在位不在位，人活着或死了，后人能否借上光，能借上多大光，情况极为不同。我父亲职务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我就很尴尬，若说我不是干部子弟吧，我明明是的。我要是太当回事，以为自己是高干子弟，那就大错特错。省市高干子弟的圈子，我根本挤不进去。他们都是当年封疆大吏的后代，我是外来户的儿子，人家聚一起玩都不愿带我的。真正的高干子女，父亲怎么也得是‘文革’前的少将或副省副部级干部。我一个大校的儿子算老几？人家现在都纷纷争着往政界的方阵里钻，即使站在队尾，二十年后肯定也会有一席之地。我这个大校的儿子挤不进去啊！我进不了组织部门的视野啊！再说我和你周蓉一样，该清高的时候还是要求自己清高一下的，所以也就不屑于往政界方队多瞥一眼。对于我这样的人，进不了政界方队，你替我想想，我还能往哪条路上转移？除了当官，另外的好人生就只有科教文卫体来兜底。当科学家、教授得在大学里苦读多少个春秋寒暑，我就是有那想法，也没机会和造化啊！当医生那也得靠文凭铺路吧？我倒是挺想当体育健将的，但爸妈没给我四肢发达的基因啊！科教文卫体，就剩下了文艺圈我还可以往里钻。真正的高干子弟才不往文艺圈里挤呢，岂不太辱没家门了，太耽误他们的人生了嘛……”蔡晓光一口气说个没完。
蔡晓光喝光一瓶啤酒后，话匣子打开，接着说起掏心掏肺的话来，如同蓄满水的水库开闸，滔滔不绝，不泄得见了库底不罢休。
周蓉为了换个话题，也是为了让他歇一歇吃几口饭菜，打断道：“他们也未见得就有那份才华。从前官宦子弟还出文艺家，起码出过高水平的票友，后来连票友也出不了。他们成了只能当官只会当官的一类人，也许从基因上与文艺二字绝缘了。”
说到高干子弟，周蓉的话中明显流露着不以为然。“文革”后的若干年里，在北京，她耳闻目睹了不少关于他们的负面故事，说到他们时好话不多，她也因此更加敬爱嫂子郝冬梅了。客观说来，郝冬梅身上的确少有高干子女的毛病。
蔡晓光喜欢听周蓉的话，坦率直白，直击要害。
他连说：“对极，对极！”
周蓉批评道：“对极了就说对极了，以后不要再对极、对极的！多说一个‘了’字舌头会费掉半截吗？据我所知，‘对极’就是北京一些高干子弟圈子里的口语，想不到也传到咱们东北了。他们的哥哥姐姐并不那么说话，毕竟接触过农民，当过工人，成心把中国话说得像外国话似的，工农大众会强迫他们改过那种臭毛病。就那些没下过乡没进过工厂的高干家庭的小不拉子，自己找不着北了，连话也不好好说，你以后必须给我改过来啊！”
她最后那句话，晓光更爱听了，认为只有红颜知己才会对男人那么叮嘱。
“改，一定改，从下一分钟就改。”他窘态毕露，如要发誓戒掉某种恶习一般。
“先把碗里的饭吃了。别只吃饭，就着菜吃，要不两盘菜不是白点了？”周蓉将一素一荤两盘菜推到他面前。
晓光便不再说什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别有一番好滋味在心头。
吃完饭，晓光手握半瓶啤酒又说：“在我记忆中，只有周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加入了文艺界，也是搞话剧的，往往还自导自演，当年曾搅动得话剧界风生水起，可惜‘文革’中被迫害死了。如今的高干子女，找对象或物色情人时，才会将目光投向文艺界。他们不稀罕瞥一眼的工作，我正好可以填补空白……”
周蓉说：“咱们不聊他们了行不？我已经完全明白你为什么要进话剧团，这个话题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作为老朋友，我也要坦率告诉你，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离婚了。”
晓光听到周蓉刚才的话，吃惊得将满口啤酒喷在了桌上。
周蓉默默用纸巾擦起桌子，蔡晓光瞪着她问：“原因肯定出在你这方面啰？红鸾星惊，另有新欢了？”
周蓉也瞪着他反问：“大导演何以如此推断？”
晓光揶揄道：“美女嘛，水性杨花乃先天弱点。在北京生活了七年，而且是北大才女，认识的人多了，出了那样的事不足为怪。”
周蓉苦笑道：“恰恰被你大导演推断错了。我在北京的七年，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的表现，都可以用言行规矩、守身如玉八个字来形容，与轻佻二字毫无干系。原因百分百出在他那方面，他回北京不久就变了，不但对追求浮名走火入魔，还添了招蜂引蝶、拈花惹草的新毛病。也许不是新毛病，根本就是旧病复发。我原谅了他多次也无济于事，为了维护一个妻子的起码尊严，只得采取果断方式。”
晓光一口气喝光半瓶酒，轻轻把酒瓶横放桌上，一拧，酒瓶在桌角旋转起来。
周蓉怕酒瓶掉地上，急忙按住。
晓光不动声色地说：“好极，好极。”
周蓉嗔道：“还那么说！没长记性啊？”
晓光改口道：“真是好极了！”
“你幸灾乐祸？”
“那倒不是。首先，我替那位大诗人感到非常遗憾。其次，向你表示老朋友的同情。最后，我认为我有流露个人喜悦的权利，我简直想开怀大笑，引吭高歌！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不违背道德、肆无忌惮地追求你了。一九八六，我爱你！你是我的大喜之年，感谢你让我双喜临门！”他近乎得意忘形了。
“你醉了！”周蓉想不生气不容易，起身便走。
蔡晓光匆匆结了账追出去，跟随着她信誓旦旦地声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情流露，绝非醉话。同时声明自己仍是单身男士，男女关系干干净净。话一出口，他也觉得自己说得太没有回旋余地了。对于自己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可信度不是太高，他接着纠正道：“起码是比较干净。”
周蓉站住，看着他说：“我不管你在男女关系方面是干干净净还是比较干净，反正我要告诉你的是——咱俩只能是老朋友关系继续。我离婚的事，除了我哥和嫂子，我还没让周家其他人知道，我仍瞒着女儿玥玥。之所以今天就告诉你，是因为你对我的坦诚。作为老朋友，如果我连这一点都隐而不宣，那也太不像话了。老朋友之间要有老朋友的样子，对不对？”
晓光说：“对，那当然！”
周蓉说：“所以你不要有什么别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晓光说：“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你以后不再结婚了？打定主意后半生要做独身主义者？”
周蓉苦笑道：“那倒不是，咱俩不适合。我已是离过婚的女子，还有一个快十五岁的女儿，而你是未婚男士，形象不错，又是声名鹊起的话剧导演，你应该，并且也可以找一个比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为妻，那不是更好吗？”
晓光说：“剧团里的女演员都有丈夫了，想要招几名年轻的，到现在指标还没批下来。”
他说得诚实无比，似乎是从没撒过谎的孩子。
周蓉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说：“十八年都等了，还差十天八天吗？你要耐心等哩。今天就说到这儿，别跟着我了，我要搭那辆车！”
她一说完就拔腿向公交车站跑去，跳上了一辆刚进站的公交车。
晓光望着那辆公交车开走，半晌后自言自语：“我才不听你的！”
《北方的地火》还是未能进京汇报演出。有传言说，北京有关领导一听剧名就反感，质问道：南中国有惊雷，一场接一场地演《于无声处》，还在电视里播！北方又搞出什么“地火”来，南北呼应，又是雷又是火的，想炸给谁看？想烧给谁看？此风不可长！抓住“走麦城”的一段历史不放，大做文章，那就是别有用心！
周蓉的评论便也发不成了。省报副刊的老主任给周蓉写了一封致歉信，说他会推荐给其他规格低一些的报刊。最终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还有一种传言说，北京有关方面指示省里查一查，看《北方的地火》有什么特殊背景没有。
倒是没有人找蔡晓光和周蓉问什么，传言也就仅仅止于是传言，但文艺界人人谨小慎微。
蔡晓光很有挫败感，也觉得对不起周蓉。
在许多人疑神疑鬼的情况之下，周蓉肯定要反过来安慰蔡晓光。
他说自己的确有些不安，怕她受到什么牵连。
她说不至于，再拿什么文艺作品开刀搞大批判，动辄无限上纲整人，肯定对党和国家都大为不利。无非就是公开批评某些作品，禁演某些作品罢了。他俩这种过来人没必要怕什么。
经由此次接触，二人关系更加亲近。蔡晓光有点儿黏上周蓉，星期六的晚上经常去大学里找她，陪她回家。有时进屋坐会儿，有时门也不进。
周蓉似乎也挺需要蔡晓光。一个事业上受挫了，一个感情上需要慰藉，都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如果《北方的地火》进京演出顺利并且大获成功，蔡晓光载誉而归，随之骄傲起来的话，他俩的关系会怎样，反而会另当别论了。
周家儿女和孙儿女们齐聚，人气鼎盛，亲情融融，老屋也显得空间小了。
哥哥、姐姐、嫂子，再加上蔡晓光这位既是周家老友又是话剧导演的客人，秉昆又像当年被哥哥姐姐经常笑称“一根筋”“开智晚”的小弟一样，自觉地边缘化了。
他和了堆泥，手握抹子，独自在外边抹老屋的外墙。
郝冬梅与玥玥、楠楠占据了家中的饭桌，她辅导玥玥和楠楠的功课。玥玥比楠楠稍大，常常以姐姐自居，很享受楠楠叫她姐时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一对少男少女学习都不错，楠楠更用功一些，玥玥更聪明一些。冬梅和秉义夫妻没有孩子，对玥玥、楠楠和周聪都很喜欢。
周聪一会儿跑进屋里，一会儿跑出屋外，安静不下来。他跑出去了就越帮越添乱地充当爸爸秉昆的小工，跑进来则是为了向爷爷汇报工程进度。汇报一次，周志刚就从兜里掏一次钱包，给他亲孙子几角零钱。已经是一九八六年，退休老建筑工人周志刚的钱包仍是牛皮纸折的。
秉义在另一个角落与父亲下象棋，那是他每次回来就尽孝的内容之一。大隐隐于市，民间潜伏着不少象棋高手，周志刚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出奇制胜的怪着，秉义早已不是老父亲的对手。周志刚眉开眼笑、快乐无比，他对担任省文化厅副巡视员的大儿子毫不留情，杀得他落花流水，直嘬牙花子。秉义自从在兵团当上知青干部以后，没怎么摸过棋子。倒是秉昆的水平反而比他高一些，这一点周志刚心知肚明。两个儿子同时回来，周志刚还是更喜欢和大儿子杀几盘。赢小儿子他觉得意思不大，将毕业于名校、如今又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儿子杀得一败涂地，他才感觉过瘾。再说，秉昆下棋不怎么专心，大儿子则不同，每一盘都败得认认真真，心服口服，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孝心的不折不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