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长陪同下,他与夏季风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

  他说:“陶平返城了。”

  她反应强烈地说:“他凭什么?”

  他说:“他是病退,精神有点儿异常了。”

  她的嘴角渐现一抹冷笑,解恨地说:“咎由自取。以后你省省心吧,从此我不会再因为想到他整夜整夜失眠了。”

  师部的相关领导同时听了周秉义的汇报,为了两名知青之间发生的烂事,让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烦恼。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不是周秉义始终不肯罢休,陶平的事早已被人忘记了。当年,那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确实都挺欣慰,毕竟被一名心理变态的女知青逼着成了帮凶,对他们是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

  听完他的汇报,他们有点不以为然了。

  “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咱们师少了一名好老师啊!”

  “听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到那个夏季风有什么悔意嘛。”

  他们都大摇其头。

  周秉义就自说自话似的陈述他的,其实都是郝冬梅的想法:城市也罢,农村也罢,农场或兵团也罢,哪里都是中国的地方,一名好老师教哪里的孩子都是在教中国的孩子。既然陶平热爱教师工作又确实是一位好老师,成全他就是成全了孩子们的希望,成全了中国教育的希望。至于夏季风,把她留在了解她的地方,比将她推到不了解她的大人和孩子中去,无论于人于己都是更负责任的安排。

  沉默片刻,师长起身说:“这么解决,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他说的比做的好,散会吧!”

  又一个星期日,周秉义出现在了农场二队。所谓二队,其实是从前一个叫大柳树村的村子。农场原本是劳改农场,职工从身份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就地从业的劳改犯,他们有的把家属从各地迁来了;另一类是劳改管理人员,有在村里安家落户的,也有坚持城乡分居的,为的是让子女保住城市户口。知青们来了以后,多了第三种人。知青也分为两类:一类是郝冬梅那样父母的政治问题很严重,但本人尚可教育好或争取教育好的子女;另一类是管理人员的子女。既然后者也非下乡不可,他们当然更愿意投奔到父母是管理者的农场。农场成分芜杂,管理者无不经常强调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存在。他们毫无疑问代表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子女是红外围,其他一概人等皆属革命对象。郝冬梅在二队是争取教育好的那类知青,她从不交思想汇报。不交,别人就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不主动让别人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那么,你劳动表现再好在别人看来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表面现象是谁都可以伪装的。所以,郝冬梅这名高三女知青在某些人看来是思想隐藏得很深的人。这使她在队里没有女友,只有同类人。她与秉义在一起总是特享受交谈的愉快,与她在队里的孤独有很大关系。

  曹会计原是某街道小厂的会计,因为累计贪污了六十四元几角钱,被判劳改数年。所幸妻子是他的远房表妹,念在亲戚关系上没跟他离婚,但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他往往春节也不申请探家。他的污点与政治无关,也算不上多么严重,这使他很想成为红外围,却因为毕竟是有污点的人,中坚分子们始终不怎么待见他,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让他当会计,对他已经够不错的了,别的免谈。他是个有信念的人,相信精诚所至可化顽石,仍在以各方面的良好表现努力争取自己希望获得到的信任。

  星期日,人们起得都较晚,睡懒觉是超越阶级的享受。八点多钟时,村中还不见个人影。周秉义东张西望,发现了在扫街的曹会计。曹会计多年坚待每个星期日扫一次街,从没被表扬过也从没中断过。秉义问他应该去哪儿找郝冬梅,他立刻猜到了秉义是谁,主动自我介绍,秉义就与他握了握手。他俩都是第一次见到对方,握手让曹会计挺荣幸。他开了队部门,请秉义进去稍候,自己一路小跑去找郝冬梅。

  郝冬梅睡得正香,听到曹会计在宿舍外喊着秉义来了,颇吃一惊,慌忙起身,也不刷牙洗脸,一边跟在曹会计身后匆匆地走,一边用手指当梳子理头发。她以为秉义惹什么祸了,比如夏季风或陶平因为他的工作方法不当而出了什么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也像陶平一样被小人出卖了。她惴惴不安。

  她先进了队部,刚进门便被秉义一下子扯到了怀里,他同时反踹一脚将门关上了。

  曹会计差点儿被门撞了头,在门外愣了愣,看一眼手表,从兜里掏出小本和半截铅笔,飞快地写下几行字:九月十七日八时二十六分,周来我队,与郝相聚于队部,谈话内容不详。他贴耳听了听,门内静寂无声,有几分索然地又去扫街了。

  队部里,周秉义终于实现朝思暮想的夙愿,将冬梅箍得喘不上气来。

  她想说什么,秉义用深吻封住了她的嘴。起先她对他的激情反应很被动,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变得主动了,双臂搂住他脖子,还了他一阵漫长且实实诚诚的深吻。

  也许由于早上大脑供血充足,最适宜有氧运动,深吻非但没让她头晕目眩,反而使她满面红霞眼睛明亮。

  二人互相搂着腰深情凝视时,她才小声嗔怪道:“你疯了?”

  他苦大仇深地说:“还不是被你虐待的!”

  她用拳头轻轻在他胸口捶了一下,催促道:“快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与她耳鬓厮磨着说:“向你来汇报一个好消息,陶平顺利返城了,我周秉义到底还是硬把那件事他妈的给扳过来了!”

  “替你高兴。”冬梅又赠了他一番深吻,比上一番更漫长更实诚。

  秉义反倒有点儿消受不起,结束时被吻得两眼直冒金星。

  冬梅在送秉义走的路上柔情细语地说:“咱俩结婚吧,要不以后咋办呢?”

  秉义站住,又将她拉入怀中,用额头顶着她的额头说:“你早就该说这句话了。”

  冬梅问:“你为什么不先说?”

  秉义说:“猜不透你心里怎么想的啊!如果你想的是,哪天你父亲一解放,就宣布我们性格不合呢?”

  冬梅说:“我也猜不透你心里怎么想的啊!还以为我父亲没解放,你就不会跟我谈婚论嫁呢。”

  秉义说:“要作为家训告诉我们的儿女,门不当户不对,恋爱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冬梅说:“让门户见他妈的鬼去!”

  二人一时又都大动其情,在土路中央再次惊心动魄地吻个不休。

  十月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业余英语广播讲座节目。这天晚上,周秉义和郝冬梅举行了婚礼。他们是师部机关中第一对结婚的知青。兵团属于“军”,农场属于“民”,他们结为夫妻被认为具有“拥军爱民”的意义。师里为了表示祝贺,分给了秉义一处二十多平方米、一屋一厨有暖气带小院的砖瓦平房。婚礼挺热闹,虽然他俩只邀请了三五知青,为的是有几个见证人,闻讯而来的却不少,一方面因为秉义人缘不错,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好奇心强,没见过的,终于可以亲眼见到冬梅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了。师长也怀着此种好奇心光临了。冬梅穿件红毛衣,把为了干活不挡眼、一向扎起的两条短辫散开了,齐肩剪成有刘海的五四女学生发式。乌黑的头发裹着白净的脸庞,白净的脸庞被红毛衣的高领衬得白里泛着微红,不但显得比往日更清秀了,而且平添了几分妩媚。师长端详她片刻,回头对秉义说:“我明白了,你小子是不爱军装爱佳人啊,难怪连我的面子都不给。”

  他的话把大家逗乐了。

  师长又说:“大家都出去一下,我要单独和一对新人说几句话。”

  于是,大家都识趣地到院子里去了。

  师长郑重其事地对秉义和冬梅说:“两个老家伙也让我带话,祝你们永远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冬梅奇怪地问:“他们是谁?”

  师长拍拍秉义的肩:“你今晚告诉她吧。”

  师长走后,众人又回到屋里热闹了一阵,无非请新郎新娘为自己点烟、剥块喜糖往他们嘴里塞那一类老掉牙的把戏。秉义和冬梅各唱了一首歌,又由秉义代表冬梅坦白了恋爱经过。知青们首先离去了,他们怕错过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节目。制造热闹的主力撤了,剩下的人也先后走了。

  新房刚一清静下来,冬梅急不可待地说:“你把该插上的门都插上!”

  秉义插好了院门屋门,见冬梅已拉严了窗帘,脱去了鞋袜和毛衣,上边只穿件花衬衫,侧着腿坐在炕上,微闭双眼语调异常平静地说:“我已经充分做好心理准备了。”

  秉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猿意马口干舌燥起来,半傻不傻地问:“什么心理准备啊?”

  冬梅说:“有位智者点拨我,女人想完全占有一个男人,那就要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给予他。我要完全占有你,所以我做好了完全给予你的心理准备。”

  一分钟还不到,秉义三下五除二就将自己变成了亚当,并将冬梅变成了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身上连片树叶也没有的亚当和夏娃。

  那建筑工人的长子饱尝了一番禁果后,双手朝下按住冬梅双手,回味无穷地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

  冬梅挣脱双手搂着他一滚,也将他压在了身下。昔日副省长的独生女儿双手撑在他的头两侧,将头低到几乎与他鼻尖对鼻尖的程度,笑盈盈地细语道:“现在,我这个黑帮女儿也终于能够俯视你这个‘红五类’了。我虽然可以同样按住你的双手,却并不想像你那么暴力地对待我。”

  秉义一边胳肢她一边坐起,又占了上风似的问:“老实交代,你这一套是不是小妹写信教你的?”

  冬梅笑出声来,连说:“是的是的,除了你们周家那个大美人儿,谁还会教我这些啊!”

  秉义搂住她缓缓躺下去,躺下了也不松手,依然享受地搂着她,一本正经地叹道:“唉,我猜就是。她经常写信教你怎么样才能控制住我,对不对?”

  冬梅亲了他一下,快活地说:“哪里有控制,哪里就有反控制。正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于弱势的反抗者,搞好统一战线是个法宝。”

  秉义的手指在她光滑的后背上点动不止,如同在轻弹一架白釉钢琴,如同在欣赏着一曲只有他自己才倾听得到的天籁之音。

  他装出认命的样子说:“对于我们周家那个漂亮的背叛者,我们全家是拿她没办法了。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个哥哥的话她多少能听得进几句,想不到她早已向你打我的小报告,你可千万别被她给教坏了呀!”

  冬梅得意地说:“还多亏有她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子,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女人。”

  秉义问:“结婚好不好?”

  冬梅说:“好,完全占有了你的感觉更好。”

  秉义说:“把灯关了。”

  冬梅问:“为什么?我还没看够你这个‘红五类’一丝不挂的样子呢。”

  秉义只得承认:“你这个黑帮的女儿身子太白了,晃我的眼。”

  “好,听你的。《白雪公主》放映完毕,接着放《红与黑》吧。”冬梅将灯线一扯,缓缓躺在秉义身边。

  窗帘也不过就是一般的布做成的,黑暗只维持了片刻——片刻后,月光透过窗帘洒进屋里,到处都处于一种照相馆底片洗印室般的亚光之中,他俩仍能依稀看清对方的脸。

  秉义又大动其情了。

  他说:“这种光线下,你的脸更……”

  冬梅不容他说下去,用尝到了甜头的深吻封住了他的嘴。

第十五章

  年年不变年年变。即使在“文革”时期,城市居民的副食供应也还是一年比一年多少好点儿。

  一九七四年春节的初三傍晚,聚到周家的共乐区儿女们比一九七三年的大年初三多了几名。除德宝和春燕小两口,还有吕川、国庆、赶超三个秉昆的老友,他们的关系在一九七三年几经考验,彼此都有那么点儿肝胆相照的意思,相互之间都开始以老友看待了。

  国庆和赶超也将各自的对象带到了周家。在春燕的帮助下,吴倩的胡子难题已经彻底解决,不但唇上不长胡子,手背上胳膊上腿上以前像男人一样重的汗毛也基本清除,不细看己看不大出来了。这是她最为高兴的一件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她好,国庆就好。去年她来过周家多次,也以常客自居了。赶超的对象于虹带了些有糖纸的大虾糖、小人酥和牛奶软糖,都是一般人买不到的。她嫂子是糖厂女工,那样的高级糖果是专为友好国家生产的,一装箱就纳入了出口管道。本厂职工想买,得打申请报告,由领导特批。一次只能批二三斤,批多了怕觉悟不高的职工拿到黑市上倒卖。于虹是个挺大方的姑娘,属于共乐区儿女中凤毛麟角般的人物。她从事的是艺术职业,在市里一家小工艺美术厂做麦秸画,把选好的麦秸铡断、破开、上色、削剪之后,在木板上粘出山水花鸟蝶虫什么的,据说能出口创外汇,优等作品还有可能成为国礼。职业虽然很高雅,但对身体的危害性却不小,三四年工作下来,视力明显减退,还患上了让她备受折磨的颈椎病。只要和赶超在一起,她就要求赶超揉揉脖梗和肩背。为了表达对她的爱心,赶超已拜师学按摩了。

  于虹反坐椅上,双肘放于椅背,一边享受着赶超的按摩,一边宣布:“哎,你们吃的算喜糖啊,我和赶超的对象关系板上钉钉了,也是喜事吧?”

  大家都说那是,那是。

  她又说:“从今往后,我俩是……”

  赶超接言道:“我俩是一条线上拴的两只蚂蚱……”

  大家又说那是,那是。口中都含着糖,话就说得都挺应付的。

  不料于虹大声反对:“错!我用麦秸粘过蚂蚱,蚂蚱和蝈蝈、蛐蛐一样,嘴两边都有一对儿锄刀牙。如果哪一只蚂蚱不想和另一只蚂蚱拴在一起了,咬断那条线是不难的事儿。”

  赶超立刻表忠心:“我可从没那种想法,还怕你有那种想法呢。”

  于虹说:“你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是绝不会有那种想法的。即使到了咱俩实在不能拴在一条线上的时候,那我也不费我的牙咬线,我还不如干脆咬你!”她猝然回头朝赶超龇出了两只倒也不难看的老虎牙,还学猛兽咆哮,赶超吃惊得后退了一步,大家都笑起来。

  于虹却问赶超:“还不到五分钟就完了?”

  “没完没完,哪能呢,肩和后背还没按摩嘛!”赶超便又继续为于虹服务。

  于虹接着说:“我和超另有一比,我俩好比……”

  赶超又抢着说:“锅贴!”

  于虹说:“那个比喻在我这儿过时了。我俩好比同一锅蒸出来的黏豆包,黄米面儿的,比江米面儿更黏。咱们共乐区小百姓人家的儿女,只能比作黄米面儿豆包,高级人家的儿女才配比作江米面儿的。他们好得容易,散得简单。想散的给不想散的搞处房子,调一种更好的工作,再不就是到了按比例涨工资的时候保证给涨工资,不想散的一方得到实惠也就拉倒了。咱们的爹妈有那能耐?所以咱们只配比作黄米面儿豆包。对成象了,就好比锅边儿上的两个。蒸豆包的人,往往先摆满锅边儿一圈再一圈圈往中间摆。锅边儿摆得最密,摆到中间了才留出些空隙。那锅边儿上的两个豆包,皮和皮粘一块儿了,要分开,其中一个准破皮露馅儿。比作咱们,就是一个严重受伤了,另一个把那个弄疼了,疼的那个能不恨吗?要不怎么有句话叫‘黏包了’呢?这是咱们老百姓之间的话,你们听哪个上等人家的人遇到严重问题时说‘黏包了’呢?人家叫‘棘手’,解决起来最多扎一下手的意思。对象关系吹了,才不至于使人家寻死觅活破皮露馅儿的疼。咱们对成象不容易。只有咱们小老百姓家的儿女一旦对象关系吹了,才你想杀了我,我想杀了你的,那这个包可就黏大了。我和超把对象关系定下了,特意带来喜糖给你们吃,也是借这个机会向你们表明,我们是认真的,互相负责任的。黏包的事我们都不会做,也不敢做,对吧超?”

  孙赶超连说:“对对,对极了。”

  于虹说:“行了,我舒服点儿了。”

  赶超这才从她背后退开,直劲儿甩手。

  秉昆和吕川看着以前好勇斗狠的老友变得那么服服帖帖,内心挺不是滋味儿。但事情明摆着,老友是抬木头的苦力工,人家于虹是艺术工作者,老友没有任何不服服帖帖的本钱。何况于虹模样也说得过去,和春燕像一个大号一个小号的双胞胎,配老友绰绰有余。他俩这么一想,也就有几分替老友感到幸运了。

  吴倩看着国庆问:“于虹刚才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

  国庆也如赶超般诚惶诚恐地说:“听明白了,黏包的责任我更担待不起了。”

  “光是怕担责任吗?”吴倩不高兴了。

  “那我该怎么说呢?你教教我。”国庆显出很笨很虚心的样子。

  吴倩用手指戳着国庆的额角说:“自己想!”

  自从唇上不长胡子,胳膊腿上的汗毛也不闹心了,吴倩在国庆面前脾气见长,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以前是吴倩低姿态地迁就国庆,现在是国庆在吴倩面前显得处处小心了。

  孙赶超急忙对国庆张大口形说唇语。

  国庆该不笨的时候也挺聪明,立刻读懂了赶超的唇语,对吴倩捧心掏肺地说:“那什么,当然不是怕不怕担责任的问题。咱俩之间的关系,跟责任啦黏包啦根本就扯不上。我对你的爱早已和责任放在一块儿了,责任也是爱,爱也是责任,总之是一堆爱。像我在木材厂出的料,去皮截朽,都是可用之材。”

  “这么说还差不多。”吴倩心满意足地笑了。

  赶超说唇语时,秉昆和吕川两个也看到了。其实赶超大张口形一次次说的只不过是一个“爱”字,国庆不但立刻读懂了,而且能发挥出那么多话,让秉昆刮目相看,自愧弗如。吕川向秉昆暗做了怪相,意思是瞧瞧,两个哥们儿咋变成了那样!

  不料,春燕也瞪着德宝说:“该你了。”

  德宝不明不白地问:“什么就该了我了啊?”

  春燕说:“别装糊涂,表态。”

  德宝这才恍然大悟:“啊啊,表态呀,不就是让我也谈谈感想吗?我和春燕,我俩和于虹的话更没关系了!我俩都领证了,是合法的正式夫妻。我俩就没有过对象关系,一下子就超越了那种关系!哈哈,我俩是飞跃式的……”

  德宝打着哈哈,明显企图绕过那么一关。

  春燕哪里会轻易容他绕过去呢,板起脸道:“在说严肃的事儿呢,你别打哈哈。结婚了就更是两个黄米面儿黏包的关系了,一旦离婚,后果比对象吹了更要命,尤其对于我,这一点你想过吗?”

  德宝愣了愣,装出激动万分的样子往起一站,讲演般地说:“离婚?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哥们儿和姐们儿,这是从何谈起呢?是在对我说吗?”

  大家一齐点头。

  春燕又说:“对,正是对你说的。我,你的妻子乔春燕刚才当着大家的面,问你考虑过一旦离婚对我意味着什么没有?”

  “五四”青年曹德宝首先低下头,随之猛地将头朝后一甩,接着以很帅的招牌动作高举起一只手抚弄他的长发——但他分明忘了,他的长发早已不存在了。与春燕办了结婚证的第二天,他就在春燕的坚决要求之下将长发剃成了平头,后来一直留平头。

  由单位推举而成为全市标兵的优秀女青年,她的丈夫怎么可以是一个留长发的男人呢?绝对不可以!

  没有摸到长发的德宝愣了一下,立刻借题发挥:“我的长发,是为我妻子春燕而剃掉的。没有任何人要求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给自己立下了誓言,我以后的全部人生必须以她为核心,怎么样对她有利我就怎么做,根本不需要提醒!我是谁?酱油厂的,以前一身酱油渣子味儿,现在一身醋酸味儿。她是谁?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了。能与她结为夫妻是我多大的荣幸?我要是和她离婚那不是烧包了吗?黏包那是事找人,烧包却是人找事,我吃饱了撑的啊?我要像捍卫我们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一样来捍卫我俩的美满婚姻!”

  谁都看得出来他在耍贫,谁都忍着不笑,因为春燕不笑,望着丈夫听得很认真。谁都看得出来,德宝不仅是在耍贫,还是在炫他的幸福感。确实,他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给人一种内心里幸福满满、不外溢简直就不行了的印象。

  春燕已经顺利评上了市一级服务行业的标兵。“文革”前评上的不等于是老的,被说成是“旧的”。凡“旧的”,须在政治上获得公认的积极表现,才有资格转变为新的。当然所谓公认,无非是一些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承认。而新的就是新的,新在政治上已首先获得了公认。一篇署着她姓名的“批林批孔”的大批判文章被编入了学习材料——去年秉昆几个谁都没帮上忙,不是缺乏诚意,是都没那水平。人家吴倩听国庆说了春燕那急茬儿事后,义不容辞地揣上两包好烟去求自己的小舅。她小舅是国营大厂大批判组的成员,求的事是小菜一碟,立等可取。她小舅他们整天当工作完成的正是那类文章,手里恰好有几篇现成的,在吸了几支烟的工夫里,将一篇现成的改头换面了一下,再结合结合春燕的工作性质,一篇人家自认为不辱水平的大批判文章就炮制成了。吴倩拿到手直接送给了国庆,国庆一刻也不耽误地骑自行车送给了秉昆。那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秉昆带了稿子立刻去敲春燕家的门。春燕正在家哭鼻子抹眼泪呢,能不哭嘛,第二天就是截稿的最后日期,没有大批判稿,标兵肯定当不上了!她爸妈也陪着长吁短叹,愁得没着没落的。秉昆一拿出稿子,她顿时破涕为笑。她爸妈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对秉昆们万分感激。

  第二天,春燕带着稿子到了班上,单位立即派人把稿子送往市里。下午,市里负责编大批判材料的人与春燕的领导通了一次电话,表扬稿子写得好,好就好在不但批了古代的孔丘,还批了当代的“大儒”。领导将表扬之词转告春燕,春燕下班后就先到了周家,虚心请教秉昆当代“大儒”是什么人物?秉昆装不知道。见他也回答不了,春燕说:“爱谁谁吧,反正多我那一篇不多,少我那一篇不少,不管批判到了谁头上谁都不会知道,可我总得先把标兵当上啊!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当得上当不上的事了,是为领导们的面子也得争取当上的问题,否则对不起领导们的栽培!”

  春燕当上标兵以后,获得了一册大批判材料汇编。她将结婚证书、奖章和材料汇编都收藏在一个小箧子里,视为珍宝。喜上加喜的是,市里有关方面还承诺奖给她一处住房,虽然只一间,得在楼道做饭,但却是俄式老楼,举架高,可以搭吊铺,并且地点极佳,在市中心。

  一处市中心的住房啊!

  可以搭吊铺的俄式楼房啊!

  共乐区的儿女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德宝的幸福感能不溢于言表吗?

  房子的事秉昆们是知道的。看着德宝春风得意的样子,赶超心里不由得酸溜溜的,但自己正坐在于虹旁边握着她的手呢,内心虽有醋意,表面上也还是要装出分享老友幸福的样子。

  德宝发表完感言,大家一齐鼓掌。那也是为了取悦春燕的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表示。在大家眼里,春燕已是一位可敬的人物了。她自己也不像以前那么嘻嘻哈哈,变矜持了。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真相——去年春节初三那天夜里,其实她和德宝之间什么不体面的事也没发生,所谓德宝破了她的贞操纯粹是她编出来的谎言,怀孕之说更是子虚乌有,那么大家对她的敬意肯定会大打折扣。真相是后来德宝从她口中套出来的,她警告德宝绝对不许对任何一个哥们儿讲。德宝不傻,明白只要对一个哥们儿泄密,那么每一个哥们儿都会知道,接着哥们儿的对象也会知道,一个传一个,不知会有多少人加入到传播的行列之中。为了维护妻子的形象,他宁肯将黑锅背到底。已是夫妻了,不存在谁冤枉谁的问题了嘛!所以,那真相还一直是他们小两口的高度机密。

  吕川忍了几忍没忍住,看着于虹问:“哎,你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总瞎琢磨着怎么比喻你和赶超的关系才好呀?”

  于虹认真地说:“我也不是多么喜欢那样。你们都不是外人,有些事告诉你们那也没什么。我吧,在超之前处过两个,都半途而废了,伤心过一段日子。我和超之间挺有那种感觉,所以我看重我俩的关系。女人吧,如果中意了一个男人,不论是对象还是丈夫,那就得经常拿话敲打着对方点儿。而你们男人呢,不经常被敲打着点儿就容易出那种事。经常拿话敲打敲打你们,也是为你们好。”

  她的话刚一说完,吴倩立刻看着赶超说:“我得在此声明一下啊,我介绍你俩认识的时候,可从没听她说她已经谈过两个了。”

  赶超特有胸怀地说:“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俩现在的关系,我对我俩有信心。”

  春燕就站了起来,与于虹亲切拥抱,用俨然女性保护神的口吻说:“于虹的话代表了我们女同胞的心愿,我赞同她的大实话。”

  春燕头上已经有了可敬的桂冠,吕川等几个男人虽然心存异议,也都保持沉默。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句话,用在这些共乐区儿女们的关系上倒一点儿不矫情,甚至还可以说应验了。春燕和吴倩之间,一个解决了另一个的胡子与汗毛问题,另一个在关键时刻帮对方交上了一篇大批判文章,所谓投桃报李,互相成了要好的朋友。她俩的关系情同姐妹了,德宝和国庆两个老友自然好上加好。吴倩成了于虹和赶超的大媒人,于虹又是吴倩的好姐妹,赶超对国庆也有种衔恩待报的特殊感情了。总之他们三对儿六个人,关系不但扭麻花似的亲密无间了,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可以说人生都有好收获。

  吕川当味精车间的副组长当得不错,由厂里的苦力工变成了穿白大褂的职工,也算熬出头,人生进步了。

  就秉昆一人,去年一年里很不顺,非但没有什么好收获,反而因为出渣车间那次事故,写了两次检查,被罚了一个月的工资。推销员当不成了,出渣车间的班长副班长也没他的份儿。至今仍是一名苦力工,还让母亲担心得病了一场。

  如果非说他也有什么好收获,那就是在厂里更出名了。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在厂里贴出了一份声明,毛笔字虽然写得七扭八歪,但内容挺到位。首先他将唐向阳、龚宾、常进步三个新工友的责任完全择干净了,强调一切责任应由自己这个代理班长来承担。接着,他也将老太太的责任完全择干净了,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老太太对自己千叮咛万嘱咐,虽是代理班长,那也要以正式班长的责任来当好,要多向新工友讲讲安全生产和操作程序。自己辜负了老太太的信任,所以绝不能由老太太代过。他最后算了一笔账,按损失三吨酱油来计算,每斤一角五分钱,合九百元。损失不仅仅在钱一方面,也使领导和同事的工作情绪大受影响,所以当再加一百元处罚金。他每月的工资是三十二元,每年三百八十四元。他愿在出渣车间白干两年半,以自己的工资弥补厂里的损失。

  厂里人都看了他的声明。不要说德宝、吕川和唐向阳三名新工友心情有多么五味杂陈,据说连老太太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流泪不止。他还把那声明用信纸抄了一遍,按上指印交到了厂办。唐向阳他们当然不会任由他自我牺牲而无动于衷,也将一份都按了指印的责任承担书交到了厂办,坚决要求分摊经济损失。再怎么说,那次事故与德宝和吕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是朋友就得有个朋友的样啊,否则朋友二字有什么意义呢?他俩想到一块儿了,也要求扣半年的工资,以减轻秉昆的抵偿额。事情一下子传开了,厂里许多人对在出渣房干过和正在干着辛苦活的小伙子们纷纷给予好评,都说事情肯定是坏事,但六个小伙子的为人真的不孬!还有人说,看来曲书记没白心疼他们一场,凭这一点也不能将曲书记关心青年工人的工作成绩全抹杀了。这后一种说法为老太太挽回了一些面子。

  实际上,厂里只扣了秉昆一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全部经济损失由老太太一次性交够了。秉昆他们一起去找厂里探问究竟,方知确有其事。他们同时获知,老太太前两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工厂。至于到哪儿去了,是她自己觉得栽了面子要走的,还是被迫离开,连厂领导们也说不清楚。

  “怎么可以这样?怎么连欢送会都不开啊!”一向被视为蔫人的秉昆拍着桌子大声嚷嚷起来,德宝、吕川们也一个个义愤填膺。

  领导倒没生他们的气,很理解地说厂里是想开的,她除了有时太较真,做人方面没别的毛病,几年里做了不少别的干部怕得罪人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正派人离开一个单位后,他的正派才开始得到普遍的认同。人没走时,那种正派还会经常遭到误解、非议甚至怀恨和攻讦。领导说欢送会得请示,因为她毕竟是特殊的人。一请示,麻烦来了,没人敢批,结果就逐级请示,最终不知道在哪一级被压下了。

  秉昆们都因老太太出钱补偿了厂里的经济损失而深感羞愧。

  领导说你们也不必太过意不去。你们六个加起来每月工资不是才一百九十二元吗?人家老两口每月工资加起来三百多元,而且人家从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挣那么多,算算吧,二十几年里那得攒下多少钱?区区一千来元,对人家根本不是个事。人家老太太怎么做,你们怎么接受人家的诚意就是,别非争那种面子不可。有些面子是争不得的,强争不但显不出志气来,反而会让旁人觉得可笑。

  那天他们第一次听到一位厂头儿也叫曲书记老太太,都挺奇怪,不知道属于他们的专利是怎么扩散开的。他们六个的月工资加起来还比老太太夫妇俩的工资少一百多元,这让他们集体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悲摧,一时个个都无语了。厂头儿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实在得让他们觉得难堪。为了表现得不失尊严,他们离开时都高昂着头,装出精神上虽挫犹荣的样子。但一走到外边,一个个立刻英雄气短地耷拉下了脑袋,相互无言。

  然而,秉昆在他们六个之间毕竟树立起了一种大哥大般的威望。实际上他们都被全厂人另眼相看了,有那么点儿六小君子的意思。吕川们认为是在秉昆的感召下才义气了一把,故对大哥大简直有几分崇敬了。与他们对春燕的有保留的敬意,性质极为不同。连德宝自己也说:“她得那份荣誉靠的什么表现?怎么能跟咱们秉昆的表现相提并论?咱们六个的美名,估计起码得在酱油厂口头上流传十来年吧?就冲这一点,秉昆以后就是老大了!”

  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让秉昆一度别扭极了,找不到原先和他们相处的感觉,进而成了一种苦恼。终于有一天,他请求道:“以后谁都不提那事了行不行,说到底是应该吸取教训的事,不是什么英雄行为,就当没发生过最好。”

  他这么请求,那五个才从此不提。

  春燕她们三个女的对秉昆他们五个男的正敲打得来劲儿,门一开,唐向阳、龚宾、常进步三人鱼贯而入。去年中秋、国庆来过周家,已经是第三次来了,都不见外,也没空手,各自用饭盒带来了家里的一道菜以及冻梨、水果罐头、蛋糕、长白糕之类的年货。他们都没见过吴倩、于虹,秉昆以主人的身份为双方互相介绍,他们便都嘴甜地称这个“倩嫂子”,那个“虹嫂子”。两位“嫂子”听了极为开心。国庆和赶超也眉开眼笑,直夸他们三个多么多么好,夸得他们也很受用。春燕等三个女的对进步亲热有加,争着表示“嫂子”式的关心,都保证日后会为他物色一个娇小俊气的弟妹。正交谈甚欢,门又开了,进来了四个木材加工厂的。他们是国庆和赶超的哥们儿,以前与秉昆虽也熟悉,却算不上多有交情。如今国庆和赶超都是秉昆的哥们儿了,再加上听他俩讲过秉昆的义事,心生好感,前来凑趣助兴。

  几拨加起来十五个人,外屋坐不下了,自然而然分成了三伙儿。里屋大,炕上炕下坐了两伙儿。三个女的脱鞋上了炕,将炕帘拉上了一半,在帘布后一会儿嘀嘀咕咕,一会儿小声哧哧地笑。间或,帘后吴倩或于虹傻傻地问:“怎么个好法?”“到底有多好嘛!”接着便会听到春燕的嘘声,再接着又一起哧哧地笑。

  地上的一拨是木材加工厂的,国庆和赶超在他们之中。他们倒也并不偷听三个女的在帘后嘀咕什么,都没谁朝炕上瞅过一眼。虽然都是货真价实的小光棍,却一个个装出大丈夫的模样,仿佛对女人们所聊的话题毫无兴趣。

  他们在聚精会神听一个老兄讲一件国家机密:长白山上出现了一条巨蛇,有多粗呢?货车车厢那么粗。一个月内,将深山里七八个村子的人及家禽家畜吃了个精光,我军出动了轰炸机,连投十几枚重磅炸弹终于将蛇头炸烂,这才使巨蛇一命呜呼。但其身子完好,用十几节平板列车载运到了本市的货车停车场,罩在军用帆布下边,等待北京方面的指示再做处理。据说吃它一片肉能延年益寿,于是有人趁风高月黑之夜,偷偷接近列车,企图用斧子撬下一片鳞,砍下一块肉。结果根本没撬动,一片小鳞也有锅盖般大,一片压一片地冻在一起,那能撬动吗?不但没得逞,反而被巡逻兵逮捕,据说将以“盗窃国宝”的罪名治罪。

  有的人深信不疑,说难怪近来车站一带气氛紧张,形同戒严!

  有的人嗤之以鼻:小孩子呀?这么低级的谣言也值得一传,听得入神还信以为真!

  那当然是莫名其妙而起的谣言,却传得很快,很广,神乎其神。不少人言之凿凿地说见到了那列罩着军用帆布的列车,帆布上有血迹。还有人说将手探到过帆布的下边,摸到了钢铁般的鳞片。

  当年,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在他们成了知青的哥哥姐姐中,特别是哥哥们中,很有一些人也在传播谣言。因为他们已被从城市除名了。他们本能地更关心政治,关心北京发生的事以及国家的动向,只有国家政治方向的改变兴许能同时改变他们自身的命运,而任何一座城市里孤立发生的任何事都对他们的集体命运不会产生影响,也便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他们回城探家时,从城市里收集的信息也主要是与北京的政治风云有关的内容。所以,关于长白山巨蛇的传闻尽管在A市不胫而走,沸沸扬扬,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却只字未闻。同样,哥哥姐姐们所关注的事,秉昆们也一点儿不感兴趣。他们觉得,自从有了单位,人生基本上就固定了。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只能在单位或相同单位之间进行微调,比如春燕即使当上了市一级标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退休前都注定了仍是修脚工。秉昆们离开酱油厂将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国庆们离开木材加工厂的难度同样很大。正如光字片的人家想要离开光字片是白日做梦,共乐区的儿女想要将户口迁到市里某个区也是白日做梦。他们似乎都本能地明白这么一点,不管北京的政治风云怎么变,他们的命运都不会变。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宁愿谈长白山巨蛇也不愿谈政治。起码,长白山巨蛇谈起来具有惊悚性。

  关于长白山巨蛇的话题告一段落后,木材厂的几个人之间似乎一时没有了引人入胜的话题,全都陷入了沉默。

  于虹忽然从帘后探出头问:“哎,你们听说百货公司仓库里发生的事没有?”

  他们一齐将目光望向她,皆摇头。

  “都没听说过?亏你们还是些自以为消息灵通的人!本姑娘亲自讲给你们听!”于虹现身帘布外,边说边下炕。

  “别,春燕还有宝贵经验要传授呢,陪我听!”帘后伸出吴倩的手,拽住了她。

  赶超拍着脑门道:“我怎么将那件事给忘了!不劳你的大驾,我讲,我讲!”他亢奋了。

  当帘后安静下来后,赶超环视着大家问:“核实一下,谁都没听说过对不?”

  大家又摇头。

  “这讲起来才有情绪。只要有一个人听说过,我都懒得讲。我讲的可不是谣言啊,是于虹讲给我听的。于虹她一个亲戚是百货公司食品仓库的登记员,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者之一。”

  赶超的说法是,不知哪一次管理仓库的人疏忽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混在搬运工中进入了仓库。仓库大门一锁上,那人成了里边唯一的囚徒。他是一个多么有口福的囚徒哇,仓库里什么好吃的都有,各种面包、点心、罐头、香肠……总而言之应有尽有,当然也有酒。仓库大,食品箱堆得高,一处挨一处,每次有人进来出货,他都能躲过去不被发现。他已经爱上了仓库里的生活,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堂。一盒罐头打开吃两口,不爱吃,扔一边儿去了。一瓶酒打开喝两口,不爱喝,往脚上倒着洗脚了。一个多月后,臭味儿大了,搬运工们奇怪了,一处处认真搜查,这才使那人无处可藏。能没臭味儿吗?他不仅在里边吃喝,也在里边屙屎啊。一个多月不洗脸,他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油腻胖子了,脸上手上都油腻腻的,一看就是一层层从皮下渗出来的油,吃得太好了呀!整个人也快发臭了,唯独一双脚没味儿,红润润的,经常用各种酒洗脚洗成了那样。原来他曾是某剧团的演员,还算名角儿。“文革”一开始,因为什么罪名被斗疯了,失踪一个多月,家人也不上心找。后来,据说他多年的脚气病好了,却由于肝病而死。仅仅一个多月,他不但吃出了严重的脂肪肝,还吃出了糖尿病。又据说临死前拼着最后一口气喊出的话是:“送我回去!”百货公司倒也没太找他家属的麻烦,自认倒霉了事。

  赶超声情并茂,讲得有悬念,有细节,大家却还是听得索然,听完也没谁议论几句。这事比长白山巨蛇靠谱,大家都不怎么怀疑真实性。正因为比较可信,那还议论什么呢?明显地,大家对那么一件事没什么话可说。好比现今的人们看了一部烂片,自问有意思吗?回答是有点儿意思。除了有意思另外还有什么意义吗?回答是毫无意义,所以都懒得上网发表几句看法。

  结果搞得赶超兴味索然。

  在一个几乎没有文艺可言的年代,他们也都患了一种病,或可称之为“精神吸引功能坏死症”。只不过他们在病着,却又都不自知。他们不是秉昆的哥哥姐姐,不是郝冬梅和蔡晓光,不是冯化成。后者们头脑里原本装了些可以叫作精神储备的东西,如同驼峰里有水分和营养。他们的头脑里没有什么可“反刍”的,秉昆由于偷看了几本禁书,头脑里开始装进点儿东西了。

  木材加工厂一伙儿人正陷于话题枯竭,酱油厂一伙儿却像在开会,简直也可以说在密谋——他们正商议该不该声讨以及如何声讨一个叫沈一兵的人。沈一兵是出渣班的最新成员,出渣班出事故不久,他进了酱油厂,照例分在出渣班,这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他又极为特殊,来了不到一个月,一个月里没上过几天班便被宣布为班长了。当了班长以后,还是不经常上班。偶尔骑辆摩托来厂里晃一下,到出渣班问问副班长唐向阳有什么事没有?自从出了那次事故后,每个人都吸取了教训,干活既卖力又注意细节,还能有什么事呢?结果往往是,唐向阳说没什么事,而他撇下一句话“都好好干,再别出什么事故了”,言罢跨上绿漆摩托一溜烟走了。

  进步是军工厂子弟,他断定沈一兵骑的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摩托。也不能说淘汰,摩托兵取消编制了,部分摩托移交给了通信部队,少部分改造后流入了民间,所谓改造也不过就是拆下了边斗。当年,不是军人而骑辆带边斗的摩托上路,那是会被交警拦住严加盘问的。而所谓流入民间,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只有极特殊人家的子弟才会拥有那么一辆性能极佳的摩托。首先得买得起,上得了牌照,骑它的人还得拥有驾照,还得有地方加油。那家伙很费油,一般人哪里养得起呢?沈一兵却并不多么令人嫌恶,对出渣班的六小君子挺和气,每次来都分“中华”烟给大家吸。由于当班长的不再是秉昆而是他,大家心理上替秉昆不平,谁也没接过他的烟。他也不觉得是不给他面子,依然对大家挺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