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奇怪什么？”
她说：“你在并不饿的情况下吃了两大根玉米棒，不觉撑得慌吗？”
他说：“不啊，吃着玩而已。”
“难怪你连个饱嗝都没打。”她似乎恍然大悟，也似乎更奇怪了。
他也笑了，想了想，承认自己不论吃得多么饱，确实从没打过饱嗝，连他自己都奇怪。
冬梅是有一些所谓贵族教养的，绝非先天遗传，而是后天习惯。从遗传学上来说，她没有一星半点儿的贵族基因。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上溯几代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而且她的父母都是老抗联，为抗日救亡流过血负过伤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她母亲体内至今还留有当时没条件取出的弹片，她父亲的一只脚失去了全部脚趾。在冰天雪地里被冻死了神经和皮肉，春天开始腐烂，自己用刺刀将五个脚趾切掉了，后来走路得柱手杖。父母当年结婚晚，为了革命也不敢要孩子，母亲直到东北解放了才放心大胆地怀上了她。
冬梅自幼是在一位白俄罗斯女佣的精心照料之下长大的，她称其阿黛莎阿姨。她的父母不但信任阿黛莎阿姨，还相当尊敬对方。冬梅与阿黛莎阿姨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她十五岁那年阿黛莎病逝于A市，她和父母都很悲伤。据她母亲说，阿黛莎阿姨年轻时曾在俄国伯爵家做过女佣，所以她对冬梅的照料是俄国老贵族家女佣的做法，要求也是，举止也是，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在她的记忆中，阿黛莎阿姨是规矩的示范者。那白俄罗斯女佣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给郝冬梅讲过不少对她很有吸引力的宗教故事，还经常教她唱白俄罗斯民歌，与她一起背俄语诗。她的俄语成绩一向在班里名列前茅，不能不说是受益于阿黛莎阿姨。
郝冬梅成了这样一个女人，是的，以她当时的年龄而论，该称她为女人了。她出身于高干家庭，遗传着穷人的基因，头脑里的宗教思想远多于革命思想，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同时又有不少贵族小姐般的习性。
周秉义则是精神上的贵族，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的平民。不拘小节才是他的本性，是他更为习惯的习惯。他的彬彬有礼是对四种外因所做的明智回应——学生时代好学生桂冠对他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绅士型好男人对他的影响，成为知青干部后机关环境和规矩对他的要求，和冬梅在一起时为了让她感觉舒服的设法适应。特别是当他和冬梅在一起时，那也不是多么委屈他，尽管他自己过后往往觉得实在太委屈。
周秉义和郝冬梅，这两个当年与众不同的男人和女人，自从各在一方成为知青以后，只要十几天没见面就都特别想念对方。真的隔了十几天没见，便都开始进入心神不定的状态，更经常的情况又确实是每隔二十多天才能见上一面。平均下来，每月都有那么五六天饱受彼此想念之苦。而一见了面，拥抱、亲吻、互相爱抚无疑带给他们陶醉般的幸福。
在北大荒的广阔天地之间，他们见面的地方当然第三只眼绝对瞭望不到。即使完全可以放开手脚随心所欲，周秉义也从没将郝冬梅搂得喘不过气来过。五年多了，天地做证，一次也没那样过。他的做法通常是拉着她一只手轻轻将她拉到跟前，握一会儿再松开，将自己的双手十指交叉地扣在她背后，使她被不松不紧地挺舒服地箍在自己怀里。那是搂与拥相结合的方式，是中西合璧的方式，是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择优而定的一种方式，也是他觉得冬梅最喜欢最享受的一种方式。通常，她也确实显得特享受；偶尔，她不是特享受，因为他太性急了，她还没来得及将书包放下，书包里的厚书或行军水壶硌在他俩之间了。他那么将她箍在怀里以后，再接下来的节目当然就是亲吻了呀。他嘬起双唇吻她的额头，吻她的两颊，吻她的耳朵、脖子，她就更陶醉更享受了，左右扭着头让他吻。他们免不了也会亲亲嘴儿，但也不过就是一种唇碰唇的亲法而已。不知为什么，那时她从不绽开双唇，而他也就往往浅尝辄止，所谓深吻，在他们之间是尚未发生过的事。即使那么亲热了一会儿，她也每每会头晕，他看出她是陶醉的。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宝哥哥和林妹妹亲热的情形，那么林妹妹很可能也会像郝冬梅般经不住陶醉，尽管郝妹妹要比林妹妹健康得多。经过农活的洗礼，郝妹妹的身材变得更接近宝姐姐了。秉义很困惑，明明是宝姐姐般看上去挺有亲近感的一个可人儿，怎么比林妹妹还娇弱几分呢？周秉义读过《西厢记》，他每次预想的幽会情形起码是张生与崔莺莺式的。
那时，他就会在心里说：“冬梅，冬梅，哪怕你像袭人也行啊！如果你每次都这个样子，我以后该拿你如何是好呢？”
他总是将郁闷掩饰得一丝不露，所以冬梅也就一无所知。
他们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仿佛他们幽会的目的和主体内容只是为了交谈。仿佛他们彼此的想念，更是对于能够在一起交谈许多话题的愉快时光的想念。这当然不是秉义所愿意的，他觉得冬梅似乎更愿意那样，所以自己也就尽量装出同样的愉快。
两人几乎每次都是选择一处算得上是风景的地方，秉义靠树而坐，冬梅靠着他的胸怀坐下，他搂着她的腰，轻轻握着她的双手，就那么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或者他背诗给她听。
他从没尝试过将手探入她的怀里。
他从没解过她的一颗衣扣。
因为她不是偎在他怀里而是靠在他怀里，他连她的额头和脸颊也吻不着了，能吻到的只是她脑后的头发或后耳郭，也能吻吻她的手指肚、手心。即使想要吻到她的手心，那也须她配合地将手朝后举着。手背是吻不着的，她做不出那么别扭的动作。其实她也不难做到，只不过他不想让她别扭地做。
他们谈啊谈啊，两三个小时很快就会谈过去，于是都站起来，重复刚见面时那种方式的拥抱和接吻。
然后，他骑自行车送她一程。
那时，她可以反过来从后搂着他的腰了，将脸贴在他背上，幸福得不得了，满足得不得了。
对于冬梅，那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在城市里万难有那样的时光。在周家时也不可能有那样惬意的时光，怎么可能呢？片刻也不行啊！因而她觉得下乡了真好，能与自己爱的人离得不远，简直好上加好！仅凭这一点，她对“上山下乡”无怨无悔。
二十六七岁，这种年龄的青年如今时兴被叫作男孩、女孩——这在当年是无法想象的；都是高中生，下乡都四年多了，还“孩”什么呀！
知青中的老高三，不论男女，谁会认为自己不是名副其实的大人了呢？如果别人叫他们是男孩、女孩，他们肯定会生气的，会觉得是对自己的羞辱。
当上了知青干部的周秉义和变成了“走派资”女儿的郝冬梅，一个要为弟弟妹妹树榜样，赢得知青们的敬重，一个要为父母争气，证明自己同样是优秀的，便比着做好男人和好女人——在这方面他们都自信做得不错。
好男人和好女人应该怎么相爱呢？
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成为他们的参考。在当年，他们所能读到的那些名著，绝大多数对于爱情的描写，差不多也就是他们所表现的那样。
对于性，他们的意识与现在年龄小他们十岁的少男少女们相比，只怕还要弱智一些呢！
……
周秉义忽然刹住了自行车——他已经骑了十几分钟。
他冷静下来了。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再纠缠他了，他想到了妹妹的话：“爱是需要激情来滋养的。”
他认为已经到了要和郝冬梅敞开心扉谈一谈的时候了。不是谈诗和文学以及别的什么话题，也不是辩论清楚到底谁是谁非，而是要共同探讨爱情与激情的关系。
他掉转车头往回骑，远远望见冬梅还站在那里，他有点儿没想到。不知是她断定了他绝不会将她撇在那里不管，还是她要搭一辆路过的车却没等着。他恨不得一下子就将自行车蹬到她跟前了，由于心急连人带车摔倒了。站起来时，见她正向他跑来。当他扶起车时，她反而转身走回原地了。
“咱们必须好好谈一谈！”他说时，手往车座上使劲儿一拍。
“是我不想好好谈吗？”她猛地向他转过身，语气毫不示弱，但她不知为什么找到了花环，并且编成了圆形，拿在手里。
“我不想谈关于调令的事！那件事再没什么可谈的。”
“我不像你那么认为。”
“哎，冬梅，你觉得我们的关系正常吗？”
“你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正常了吗？”
“表面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太不正常了！好比一锅温水，既不开，也不凉，比人的正常体温都高不了几度！人一发烧体温还能达到三十八九度呢，咱俩的关系达到过那么高的温度吗？反正我没觉得！一次次的那算是什么拥抱？那算是什么亲吻？”
“周秉义，不许你贬低我们的爱情！”她愤慨了，瞪起了双眼，腕上悬着花环的那只手指向他。
“我贬低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爱情！但你不觉得那样的拥抱和亲吻太像表演了吗？你就从没想过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古怪吗？”他也伸直手臂指着她大声嚷嚷起来。
“周秉义，你究竟想怎样？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我古怪吗？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场表演吗？”
好好谈谈变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俩都因为生气而涨红了脸。
“简直就听不懂你的话了！”冬梅不理他了，一转身径自往前走。后边开过来一辆空载的卡车，冬梅招手，卡车停住。冬梅要往车厢里攀，秉义拽住了她，于是二人在第三双眼的注视之下开始了拉扯。终于，秉义又用十指相扣的方式将冬梅箍在怀里了。这一次，他确实使她喘不过气了。
“你这是干什么啊！”背贴秉义胸膛的冬梅喊起来，第三双眼睛的注视让她感到特别羞耻。
“放开她！”司机是一名转业兵。他们所穿的那种由黄色而洗得发白的军服，早已从部队消失了，当时的军服改成草绿色的确良了。
那司机推开驾驶室的门，随时准备跳下车“修理”周秉义的样子。
秉义此时也感到羞耻了，分开双手。
司机对冬梅说：“想上来就上来吧。”
秉义眼睁睁地看着冬梅上了车，卡车绝尘而去。
他懊恼地走到自行车那儿，越想越郁闷，无处发泄，一脚将自行车踏倒了。
秉义所要处理之事，能不能处理好，关键看一名叫夏季风的女知青买不买他的账，她也是A市知青。
她根本不把秉义放在眼里。
夏季风并不像她的名字那么令人舒服，她让周秉义联想到了赵树理笔下的“滚刀肉”。她的样子倒并非令人多么不舒服，身材蛮好，皮肤也白净，戴副细框细腿的铜边眼镜，看上去挺斯文。如果将她的长发剃成任何一种男性发型，估计不少人会将她误视为男人。因为那么一来，她的刀条脸会给人一种穿便装的刁德一的印象。不论女人男相还是男人女相，民间的说法都是阴阳脸，认为无论男女皆不易沟通。民间还有句话是“仰脸娘们儿晃肩汉”，认为那一类男人和女人惹不起。
独立营直属中学数学老师、A市男知青陶平把夏季风惹恼了。陶平和夏季风都成为直属中学数学老师后恋爱了很短时间，后来陶平以性格不合为由，与夏季风结束了恋爱关系。起初这也没成为一件多么严重的事，陶平和同事们都这么觉得。在食堂吃饭时，夏季风仍喜欢与陶平坐在一桌，二人还经常有说有笑。她家里寄来了什么好吃的，仍让陶平品尝。恋爱没成，友情还在嘛！同事们都替他俩欣慰，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就应该那样。学校领导还在会上表扬过他俩，既没影响感情，也没影响工作，希望正在恋爱的知青老师们一旦分手了，要向他俩学习。这让陶平竟动了点儿复合的念头，别人将他的意思透露给了夏季风，她只微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她那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而老师们普遍认为，他俩重新开始是早晚之事。
陶平是位好老师，幼习书法，毛笔字写得不错，有些学生包括几名老师经常跟他学，他也喜欢教。
陶平的祸事因此而来。一天，夏季风看他教别人写字。他一时得意，写了幅字主动赠她，乃是胡适的一句名言：“想要收获什么，就那么去栽。”
陶平大约是向夏季风发出一种希望恢复恋爱关系的暗示，但不久师部政治处收到了那幅字，附有夏季风的检举信。检举信的核心内容是：“胡适者，革命之顽固文化敌人也，新中国建国伊始所公布战犯也。陶平写他的话赠我，企图拉拢我与他一道栽什么，收获什么，昭然若揭。真是痴心妄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师部不得不重视，组成了由一位政治部包副主任负责，包括师教育处副处长周秉义在内的三人调查小组。另一名成员是独立营的教育干事，天津女知青冉丽。
当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全国政治气氛异常紧张，兵团也不例外。谁也不敢说夏季风无事生非，更没人敢说她何必要把陶平往思想反动的崖边上推。
举报属实，上纲上线有理。到底该怎么定性呢？三人小组为难极了；这件事处理得认真不认真，首先要让举报人感到满意。有一点他们的想法一致，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暗保陶平过此一劫。不能由于这么一件不该发生的事，让陶平以后当不成老师了。
于是，先由秉义和冉丽征求夏季风对陶平的处理意见。
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夏季风的回答始终是同样的三个字。
“勒令陶平做一次深刻的书面检讨，事情在你这儿可以过去吗？”
“不可以。”
“不但勒令他检讨，还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批判会呢？”
“不可以。“
“那，再给他记一次入档案的警告处分呢？”
“不可以。”
“再停止他一个学期的授课资格呢？”
“不可以。”
“那那那，那依你的话，究竟希望我们怎么处分他呢？”冉丽急了。
“我认为他永远不配再当老师了。只要他还当着，我就会一直举报，直到把举报信写到北京各个方面。如果他一个时期不当，过一个时期又当上，那我也是一个时期不举报，过一个时期又四处举报。”
冉丽气得脸都青了，两臂夹紧，双手握拳放在膝上。即使那样，身子还是在微微发抖，似乎立刻会情绪失控似的。
秉义犹抱一线希望，动之以情地说：“你何必把他恨成这样呢，如果你表达的是气头上的态度，我们愿意过几天再和你谈一次。”
夏季风的阴阳脸一板，她说：“你错了，周副处长，大错特错了，因而我必须对你，也是对你们三人调查小组极其郑重地做如下声明。第一，除了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件事，我在其他方面对他从无恨意，毫无恨意。这一点，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人人可以做证，如果配合你们进行了解的人实事求是的话。第二，我对他的恨，是政治立场政治感情上的恨。‘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心中窃喜。在此种情况下，陶平的事不是小事，而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政治事件。第三，我此刻表达的是冷静理性的态度，不论你们再和我谈多少次，我的态度都不会改变。”
周秉义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听着她像背熟了腹稿似的从容不迫、滴水不漏的声明，身上一阵阵发冷，同时心里暗暗替陶平叫苦不迭。
沟通进行到这般田地，他和冉丽确实也就再没什么话可说了。
他俩站起来时，夏季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她垂着双眼、语速缓缓地问：“是不是你们二位认为，尽管陶平的政治行径那么恶劣，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当老师的？”
秉义和冉丽对视一眼，默默离开了。他由“滚刀肉”想到了“蛇蝎女”，冉丽怒不可遏地吐出一句话：“恨不得啪啪抽她一顿大嘴巴！”
包主任听完他俩的汇报，沉思着把一支烟吸完才说：“她这是逼着咱们做坏人啊，看来，我也没必要亲自找她谈了。”
秉义和冉丽只有点头而已。
包副主任大惑不解地问：“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知青与知青，怎么会有她那么一种深仇大恨，非一棒把人打得翻不了身不可？”
秉义和冉丽互相看看，仍只有沉默。
三人商议良久，终无良策，只苦苦地想出了万般无奈的下策，将夏季风调到师部直属中学，以求陶平能在营直属中学继续当老师。
于是，由秉义去试探夏季风的反应，由包副主任向师长请示可否。两方面哪一方面不同意，下策也就泡汤了。
夏季风一听火了，认为是对她的侮辱。
师长一听也火了，认为是对师里的侮辱。
“明知是一个搅屎棍，你们干吗还要往师里弄？嫌师部太清静了吗？”师长在电话里吼了起来。
“你们的做法很可耻，陶平那种政治行径恶劣的人，值得你们采取利诱我的方式进行庇护吗？我对你们提出严正抗议！”夏季风连连拍桌子。
不久，一纸由师教育处下发，周秉义改来改去的处分通知，让陶平垂头丧气形只影单地离开了营部，被发配到一个连队当农工去了。同事竟没有人敢送送他，都怕连自己也被夏季风的毒眼盯住了。
实际上，陶平在三个月后当上了另一个团部直属中学的老师，而团直属中学当然比营直属中学的条件还要好些。此事是由周秉义暗中操作成功的，他不那么做就经常睡不着觉。被逼着做坏人，并不能让他的良心稍得安宁。当然，此事也得到了教育处处长和包副主任等相关领导的默许。
夏季风确非寻常之辈，她似乎生了千里眼顺风耳，陶平都远调到另一个团去了，仍无法摆脱她的追踪。她甚至掌握了特别翔实的证据，证明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冉丽跑了二百余里看过陶平，二人关系暧昧。对于秉义暗中操作的过程，也几乎可以说了如指掌。
这一次，沈阳军区也收到了她的举报信。信的内容不仅仅是对陶平事件的举报，还对周秉义的包庇重用行为给予义正词严的揭发。
师里感到压力更大了。
冉丽的独立营教育干事也当不下去了。各方面都还没表态呢，她自己愤然辞职了。
周秉义自己揽下责任，写了书面检讨，受了处分。
陶平自然当不成老师，想自杀的念头都有了。一干参与暗中操作的人，个个被搞得灰头土脸。
此次秉义到直属营去，就是要单枪匹马与夏季风进行第二次较量。第一次是他们三人小组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一次他稳操胜券，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秉义之所以胸有成竹，信心满满，首先是因为师党委明确表态支持他。此外，一九七三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红旗》杂志四月一日的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有一批靠边站的老干部在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上集体亮相，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似乎看到了中国将要走上正常轨道的一点儿希望，也让许多人对于种种极“左”现象多少有了些敢于表达不满的勇气。
在对那些社论、文章组织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包副主任他们多位干部谈到了陶平事件，认为夏季风这种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运用极“左”的方式打击报复自己怀恨在心的人，以泄私愤。他们的看法获得了相当普遍的支持，师党委成员们也有同感。据说，师长连连感叹：“此风不可长，绝对不可长。”不久，党委非正式地对教育处提出要求：能否在制止夏季风继续做蠢事的前提下，尽快恢复陶平的教师资格？
处长认为很难。
秉义认为情况不同了，如果条件具备，则完全可以做到。
师长说，那就算你主动请缨了吧，由你去办，最好把这件不该发生的事彻底结束了，让领导们省心，让受委屈的同志们舒心，理顺各方面关系。
秉义问，给予他多大的权限？
师长说，具体怎么做，方式方法由你自己决定。
秉义要求撤销对陶平的处分，否则不能认为是彻底结束了。
师长问，你是不是也在为你自己受到的处分讨公道啊？
秉义说绝无此意，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档案里有没有这么一次处分。
师长说，别搞得像公开平反似的，那岂不是又刺激了夏季风吗？先让陶平顺利地重新当上老师才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至于处分，以后适当时从档案里不张扬地抽出来就是了嘛，对你的处分也照此来办，你放心就是了。不论对陶平还是对你，绝不长期留尾巴。
周秉义动身前做了充足功课。他看过夏季风的档案，了解到她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母亲是出版社编辑，父亲是市委宣传部门的中层干部。她父母还都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大学生，历史清白，并且都因“造反”积极被结合到了各自系统的革委会中。陶平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但他的父母双双留苏，结果就被划到历史有疑点的知识分子中去了。他对知识分子“造反派”很反感，经常说些贬损的话，往往还当着夏季风的面说，尽管不是成心的。有一次，他又说，致使夏季风大怒，他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二人撕破了脸——恋爱关系就这么吹了。
周秉义收集了一些必要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证据，为的是谈僵时有效地敲打敲打夏季风。
比如，她曾在“七夕”晚上约了不少男生女生躲到学校菜地的瓜架之下，想要一块儿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说的情话。这是可以上纲上线的。
她曾在班上讲，从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以后还会那样的，数理化超越于政治之上。这尤其可以上纲上线。
她在鞭策学生刻苦学习时曾说，你们年龄还小，不要只看眼前，不看将来。眼前的一些事能闹腾多久呢？将来一切还不都得走上正轨吗？何谓“闹腾”？什么“正轨”？这要是上纲上线，比陶平那问题的性质严重多了！
周秉义的解决步骤是先组织师生们共同学习社论、文章，要求人人发言谈体会，夏季风当然也不例外。反正晚上组织政治学习早已是当年的家常便饭，没谁会不习惯。之后他要与夏季风短兵相接，一桩桩摆出她自己的问题。如果她强硬到底，他还有最后的法器——处长为他争取到了一个返城名额，让她以某种理由返城算了。那也就等于为师里剜去了心头之患，一了百了啦。她都走人了，陶平当然就可以继续当教师了。某些女知青为了能返城失贞都肯，估计她也会惊喜万分。
秉义在招待所一住下就通知了校长，校长在电话里说有个新情况得及时向他汇报。
十几分钟后，校长出现在他面前，汇报的新情况是夏季风的精神状态近来似乎有些不正常，上课没什么问题，课也讲得如前那么清楚明白，但课下在宿舍里时，时常独自微笑，间或喃喃自语，与她同宿舍的女老师都有点儿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这新情况也是周秉义万没料到的。他亲自到学校对夏季风进行了一番观察，觉得校长所言不虚。她不仅无缘无故地微笑，浮现于她嘴角的那种隐隐的微笑分明又是冷笑，大有老谋深算的意味。
夏季风对他说：“又遇到麻烦了吧？为那么一个自作自受的陶平你们何苦呢？这次还想耍什么花招？”
回到招待所，周秉义心里没谱了。
他连组织学习的勇气都没了。万一在学习的过程中，夏季风精神失常呢？那他将难以推卸制造刺激压力的责任，麻烦大了。
更不能短兵相接地指出她本人的问题了，那岂不是形同迫害吗？
至于让她走人呢？可怎么给她做鉴定啊！下乡四年多，当了三年老师了，不给做鉴定绝对说不过去。如果档案中加上一条“该同志似有精神问题”，那不等于坑害了她吗？别说根本找不到工作，连个人问题也必受影响呀！而且几乎肯定，她将成为家庭的拖累。如果不加上那么一条，岂不是对城里用人单位不负责任吗？以她在兵团的教师经历，完全可能被城里的学校录用为中学老师，那可是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孩子们的身心因一名精神不正常的老师受到伤害，他不简直是罪人了吗？
可由于她的存在，人家陶平再不可能当老师了，这对于陶平也太不公平了呀！
谁还敢做主让陶平再一次成为老师呢？那样的话，精神明显不正常的夏季风不知会将举报信寄向哪里！
周秉义也不敢凭良心拯救和他一样是老高三知青的陶平了。
秉义是工作狂，只要一投入工作之中，什么个人烦恼都会忘于九霄云外。工作越顺利，忘得越彻底。只要一遇到工作压力和烦恼，便会第一时间向冬梅倾诉，希望她能给予他一些建议，起码倾诉倾诉对于他等于减压。冬梅则不仅仅是录音机，她给予他的建议总能为他排忧解难。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个自私的工作狂，而冬梅是他的亲眷型高参。
周秉义独自愁闷了一个多小时，晚饭吃得味同嚼蜡，一离开餐厅，也不回房间，直接走到服务台给冬梅打电话。
在农场三队的队部里，接电话的又是曹会计。他对秉义的声音早已听熟了，讨好卖乖地说：“是周处长呀！”
秉义打断道：“副处长，纠正你多少次，又忘了？希望你以后直接叫我名字。”
曹会计却说：“那怎么行呢！论级别你和我们农场副场长是同样大的官。冬梅从你那儿回来一脸不高兴，你俩闹别扭了吧？那你可得哄哄她！别急，耐心等着，我这就去找她。”
听他这么一说，周秉义才想起自己和冬梅之间还有场没了的掰扯呢。他估计冬梅根本不会接电话，但曹会计既已去找，便也只能等回音。两种烦恼加在一起，他紧皱起了眉头。
冬梅竟意外地接了电话，这让秉义布满阴霾的心里出现了一线阳光，唯恐她没听几句放下电话赌气走了，他恳求说：“你千万听我把话说完，我这边遇到了从没遇到过的头疼事。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陶平吗？看来让他重新成为老师没多大可能了，喂，喂……”
冬梅平静地说：“我在听。”
于是，他将夏季风出现精神状况以及自己的顾虑匆匆讲了一遍。
冬梅说：“我一时也没什么好建议，得想想。明天早上八点往你住的招待所打电话，你准时等那儿吧。”
他说：“八点不好，那时候走来走去的人多了，最好六点多钟。”
冬梅没声了，片刻才听她说：“那对我也太早了，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吧。”
她说完放下了电话。
第二天六点半，秉义接到了冬梅打来的电话。
他问她在哪儿打电话？
她说走到县里去了，用的是公用电话，说起来方便些。
他明白她是怕有人偷听。从二队走到县里，快走也得两个多小时，他不禁心疼地说：“要知道你会这样，我昨天就不告诉你了。”
她说：“我天没亮就起来走了二十多里，是为了还陶平一个公道，我也就能为世间公道做这么一点点贡献。你怎么就不考虑，干脆将那个返城指标给陶平呢？”
他愣了半天，疑惑地问：“那师里不是放走了一名好教师，偏留下了一个搅屎棍吗？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
冬梅打断道：“你好糊涂。”
她说出一番自己的道理来。
于是，秉义当天就去了陶平所在那个连，晚上九点多见到了陶平。他首先代表教育处向他道了歉，接着直奔主题说明来意：陶平可以任何理由提出返城申请，父母的健康情况也罢，自己的健康情况也罢，家庭其他实际困难也罢，只要有理由，他就会要求连里盖章，将申请带回师里。之后陶平做好走人的准备，等待批准通知就是了。指标是师里内控的，报到司令部走个审批程序就行，所以他的每句话都是负责任的。他并且保证，处分材料会从陶平的档案中抽去，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份由他亲笔书写的好鉴定。最后，希望他返城后继续做一位优秀教师……
性格比周秉昆还内向的老高三知青陶平哭了。
那时，周秉义不由得问自己：他对陶平的同情和拯救中，是否包含着对和弟弟一样的?人本能的保护冲动？
秉义隔夜回到直属营时很晚了，在水房里用冷水擦了擦身，认认真真地洗了洗脚，倒头便睡。
秉义一夜睡得很好，他第二天神采奕奕地与校长告别。
校长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说什么也不必做，只要密切关注夏季风的精神状况，关心她的生活就好，总之不能让不该发生的事再发生了。
校长问，陶平的事就那么拉倒了吗？
他说他自有主张，暂时无可奉告。
师里的领导们见了他，也关心地问主动请缨的事办得如何了？
他说曙光就在前边，快彻底解决了。
他的协调能力极强。
几天后，他接到了陶平在车站打来的电话。
陶平说：“过一会儿我就在列车上了。”
大功告成，他鼻子一酸，几乎落泪。
周秉义又去了一次直属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