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蓉说:“还是点着吧,吹了它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俩是习惯了,连孩子也习惯了,但爸肯定会不习惯。”

  周志刚也就不再坚持。他侧身躺着,可以望见面朝自己的女儿。他的手臂同时搂着酣睡的外孙女和睡在外孙女旁边的小狗,觉得真是怪幸福的。

  他问女儿对自己的生活感觉如何?

  周蓉说:“挺好啊!”

  又问:“怎么就能说挺好呢?”

  周蓉说:“爸,你不觉得我现在就像铁扇公主,你的外孙女就像红孩儿吗?”

  周志刚回敬了一句:“那你先生不就像牛魔王了?”

  周蓉嬉笑道:“他要是有牛魔王那么大的本事,我就会觉得生活在这座山洞里的感觉更好了,如同神仙过的日子。”

  周志刚责备道:“别贫!想和我聊,那就说点儿正题话。再贫,我可就睡了。”

  周蓉这才认真地说:“好,和爸聊点儿正题话。”

  周蓉告诉他,村里原来的小学不在山上,解放初盖在山下,年久失修,塌了。老支书请“大三线”的朋友们帮忙再盖起来——再盖只能盖在山上,村里没地方了,占用耕地是不允许的。“大三线”的人观察一番地形地貌后说,也别费事费料地再盖了,干脆就将这山洞当成小学挺好,冬暖夏凉,坚固无比,可以一直用到共产主义。经过他们的一番改造,这山洞就成了小学校,也成了她的家。第一年,她还没与冯化成结婚,学生一放学,洞里就她一个人了。

  “你不怕?”

  “起初,怕得晚上根本不敢闭眼睡觉。一闭上眼睛,妖魔鬼怪全来了,就大睁着双眼,围着被子坐着哭。”

  “那你白天还能有精神给学生上课?”

  “天刚亮那会儿,每天是能睡上三四个小时的,中午再补一觉,精神还行。但晚上总不睡觉也不成啊!后来我一想,就凭我周蓉,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读过那么多好书,受过书中那么多优秀人物的好影响,明知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干吗自己吓唬自己呀?自己吓得自己一夜夜不睡觉,与自虐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想,渐渐地就不怕啦。爸,现在你女儿胆子可大了,可坚强了,可经得住事儿了。就是你要和我脱离父女关系,那我也能想得开,也能正确对待。”

  “你又贫!实话实说告诉爸,你们一家三口,靠什么经济来源生活呢?”

  “起初是一点儿经济来源也没有。我当小学老师,每到年底只分点儿口粮和蔬菜。化成是被改造分子,没工资。他每次偷偷来看我,走时还要从我这儿带些吃的。好在我哥及时给我汇钱,不久冬梅姐也给我汇钱来了。这样,我每月都有现钱,情况好多了。再往后,我弟也经常汇钱来……”

  “那你……你们一家三口,岂不得靠亲人们养活着吗?”

  “爸,现在不像‘文革’初期了,中央对化成他们那类人也讲政策了,每月发给他二十元钱。‘三线’总指挥部也发文号召各地区的干部工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应尽量帮助周边农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们老支书与这里指挥部的头头脑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们可愿帮我们村了。我不但教孩子们识字,更教孩子们做人,这一点全村都称赞我,老支书也看在眼里,就向指挥部提出,希望为我多少解决点儿工资。他们听说我是‘大三线’老工人的女儿,就将我当成一名编外接班的‘大三线’职工子女对待,让我每月为他们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他们每月给我开份勤杂人员的工资,十八元。这样我和化成的工资加起来,每月就有三十八元了,我也就不让我哥和冬梅姐还有小弟再汇钱了。爸,有了这三十八元,你女儿就是在这山洞里过一辈子,也不会觉得人生太苦了。”

  “想是可以这么想,但他们指挥部的人,如果确实认为我对‘大三线’建设有贡献,为什么不帮人帮到底,干脆把我女儿抽到‘大三线’工人的队伍里去呢?”

  “爸,这你就不懂了。那不可以,违反‘上山下乡’政策。因为我已经是一名知青,我的城市户口被注销,变成农村户口了,而‘大三线’工人保留着城市户口。比如你,虽然被调来调去,却属于有城市户口的人,理论上你还是城市人。一牵扯到户口问题,如果不是很大的官,谁也帮不上忙。”

  听女儿这么一说,周志刚叹了口气。

  周蓉安慰道:“爸,别替我犯愁。没什么可愁的,哪儿的黄土不埋人?”

  女儿后边那句话说得周志刚鼻子一酸,又欲叹口长气,他强忍住了。

  他转移话题,嘱咐道:“你哥你弟是亲人,怎么帮你都是应该的,可人家冬梅不同,人家还没跟你哥结婚呢。即使结婚了,人家也姓郝,不姓周。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忘了人家对你的好。”

  周蓉很动感情地回答:“爸,我是不会忘的。”

  周志刚又转移了话题,心有疑虑地问:“那,村里的人,对你和他的关系怎么看呢?”

  女儿平静地说:“起初当然都不理解。我只得撒谎,说我和化成早就相爱了,海誓山盟过的。我不能因为他戴上罪名,就离开他。这么一解释,他们渐渐地就认可了。”

  “那,他们在对待你俩的态度上……”

  “区别对待呗。对我呢,该怎么尊敬,就怎么尊敬。对他呢,该负起监督的义务,那就负起点儿义务。好在,他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监督改造的责任主要由‘大三线’的人负责,村里只不过在他回到这里时,尽点儿监督义务。他们跟我说话亲亲热热,跟他说话的时候冷若冰霜。”

  周蓉竟扑咏笑了。

  周志刚忍不住又叹道:“你怎么还笑呢?”

  周蓉忍着笑说:“觉得好玩。”

  周志刚责怪道:“我怎么就不觉得好玩?你不可以把那样的事当成好玩的事。”

  周蓉居然开导他说:“爸,可以的。有些事你把它当成好玩的事,就会真的觉得挺好玩了,比整天愁眉苦脸想不开强多了。”

  父女俩聊啊聊的,一会儿这个话题,一会儿那个话题,聊多久也聊不够似的。直至烛光晃动,烛苗快熄灭时,周蓉才说:“爸,你明天一早还要往回赶,不聊了。”

  她欠身吹灭蜡烛,不一会儿,四周安静得仿佛不存在了。

  周志刚思绪万千,难以入睡。

  第二天,他们吃早饭时,洞口外有个男人高喊:“冯化成,出来一下!”

  冯化成看看妻子和岳父,不好意思地放下碗筷出去了。

  但听那男人在说:“公社传来指示,要求各村在春节的最后几天,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继续加强监督,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明白吗?”

  冯化成说:“明白,明白。”

  周志刚一味埋头往口中扒饭,佯装什么也没听到。

  女儿踢了他的脚一下——他抬头看她,女儿朝他眨眼睛,咬着筷子做笑样。

  冯化成刚进来,那男人又大声说:“周老师,您能出来一下吗?”

  “就来。”周蓉边应边起身,小声对父亲说,“这人的儿子有点儿调皮,总不让他省心。”

  女儿往外走时,周志刚不由得扭头朝洞外看,见女儿刚一走出去,便被那男人扯到篱笆旁,急切地小声说什么……

  周志刚离开山洞前,趁她没注意,急忙转入隔墙后,双手撑在炕上,俯身注视小名叫“红孩儿”的外孙女,目光温柔得像慈祥的老阿婆在看家中传下来的意义深远的物件——她们往往已被生活磨蚀掉了任何脾气,心中只剩下了爱,连看一枚顶针的目光都是温柔的。

  红孩儿无声无息地睡着,粉嫩的两腮上显出浅浅的梨窝,如同新蒸出的上了色的喜庆馒头,被人用小指轻轻按了一下。

  他在心里说:“外孙女,姥爷这就走了,有空儿再来看你。”

  像有双看不见的手推他,他情不自禁地在外孙女的小脸蛋上亲了一下。

  小狗已醒了,饱吃了两顿,精神多了,摇头摆尾直往他身上扑,希望他抱抱它,爱抚它,又好像知道他要走了,想挽留住他。

  他拍了拍它脑门,对它说:“拜托了,你要好好陪我外孙女长大。”

  女婿提醒他说:“爸,该走了,再晚怕搭不上车。”

  女婿非送他不可,他只得依了。周志刚仍背着竹篓,那是借的,只不过空了,女儿女婿实在没什么东西值得他带走的。

  翁婿二人一路默默走着。周志刚觉得对冯化成已不再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冯化成也是那样。

  在可以望到指挥部楼房的地方,周志刚停住脚步说:“不要往前送了,凭我衣服上的番号,哪一个司机也得让我搭车。”

  冯化成顺从地站住了。

  顺从已是他的本能。

  周志刚板起脸又说:“你给我记住,如果你敢对我女儿不好,我绝对饶不了你。”

  冯化成苦笑着点头。

  周志刚转身便走,走出几十步了,才听到冯化成的喊声:“爸,你放心,我们会把那只小狗养好的!”

第十一章

  懂事的哥哥姐姐们下乡了,各家留城的小儿女,在各自人生中不知不觉地成熟着。

  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秉昆完成了一件大事。

  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肖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

  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

  单凭他们四人并不能顺利完成那件大事。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爸爸妈妈都点头了。

  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秉昆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能力,幸好周母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

  秉昆先去找国庆,国庆起初不愿管这等摆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怕惹得曹德宝恼羞成怒。

  秉昆便晓之以理,喻之以利。他说,国庆你如果怕失去德宝这个老朋友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你和吴倩就会失去春燕这个新朋友。如果你俩一块儿失去了她这个新朋友,你俩的对象关系或将不保。你想啊,如是春燕怀上了私生子,那她还能当上市里的标兵吗?别说市里的了,区里的也必定给撸了呀!那她以后还怎么在单位待下去呢?吴倩的胡子问题不是也没指望解决了吗?你有可能协助玉成一个老朋友和一个新朋友之间的婚姻,或者你既失去了老朋友也失去了新朋友,不利己也不利人。何去何从,你可要掂量掂量再做决定。

  国庆不是轴人,听秉昆说得头头是道,当即改变了态度,表示愿做秉昆同一战壕的战友。他提议把赶超也发展成同盟者,那会对德宝形成更大的压力。

  秉昆就出示了赶超写给春燕的字条,说自己也有此想法,只怕适得其反。

  国庆看过字条,想了想认为不会。他说那字条显示赶超喜欢春燕,他与春燕本有可能开始的关系,出其不意被德宝给破坏了,这会让他的正义感更强烈。咱俩需要正义感更强烈的同盟者。他很光火这是肯定的,吴倩对他也颇有好感,已说打算将一个姐们儿介绍给他。吴倩的打算,会使他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想象空间大,吸引力就大。只要当面告诉他吴倩的打算,他的火气有多大也会立刻浇灭一多半。

  秉昆同样认为,国庆的话自成一理,他宁愿冒险。他说事不宜迟,多拖一天都有可能节外生枝,于是他俩当即就去找了赶超。

  果如秉昆所料,赶超听他讲到德宝将春燕睡了这一核心情节,就已火冒三丈,大骂德宝太不是东西。他诅天咒地,发誓要与德宝断绝交情,永不来往。

  国庆慢条斯理地说:“赶超,依我看吧,春燕虽有她可爱的一面,却并不多么适合你。她是鹅型女,而你是鸭型男,你俩体态方面就不般配。看她那样子,今后还有强壮下去的趋势,那时你跟她亲热是很吃力的。哥们儿的话虽然太露骨,但说的可是大实话,话糙理不糙。”

  秉昆也帮腔道:“春燕没有鹅那么好看的脖子。”

  赶超反感地嚷嚷:“你俩不必安慰我,反正他曹德宝的做法我无法原谅!如果公平竞争,春燕选择了他,我没什么说的,但他的做法明显不道德!他那叫霸王硬上弓,我瞧不起他!”

  国庆沉默片刻,幽幽地说:“可要是吴倩打算把她的一个姐们儿介绍给你,你愿不愿意呢?吴倩形容她那姐们儿像鸳鸯……”

  秉昆又帮腔道:“男方是鸭型,女方像鸳鸯,这就比较般配了。”

  赶超愣了愣,也如国庆所料,火气顿敛。

  他克制地问秉昆:“你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接着说。”

  秉昆就将必须迫使德宝和春燕从速办结婚证的想法说了一遍,末了表白道:“国庆也支持我的想法。我俩都不是要送给德宝顺水推舟的大人情,而是为春燕考虑。如果他俩不能那样,春燕不是给毁了?事情发生在咱们聚会之后,往细了说,已经那样了,咱们都会觉得对不起人家春燕,是不是?”

  “既然你俩的决定是为了春燕,那我和你俩是一伙的。”孙赶超终于也明朗地表态了。他提议,应该将吕川再团结过来。吕川与德宝最好,整天一块儿上下班。吕川的加入,更能让德宝认识到,如果他啃了一口桃子却又不想要那只桃子,在道义方面将会多么孤立。

  吕川听秉昆他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的,笑了。他说:“想不到德宝那天晚上还留了一手,这事他要不答应,我当然不依。”

  那时尚未中午,吕川家离德宝家不远,四人一块儿去往德宝家。

  四人中除了吕川的正义感比较纯粹,另外三人其实各有自己的想法和心理。

  德宝家住在一幢二层的红色小楼里,那小楼曾是日军特高课的一处办公地点。A市的上一辈人都知道,日本鬼子当年经常在那幢小楼的地下室刑讯逼供,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在地下室里被折磨死了。

  德宝家原本是老沈阳人,而且是富户。他祖父曾是皮货商,晚年有钱了,开办了一家制皂厂。当年,一半左右的沈阳人用的肥皂、香皂就是该厂生产的。传到他父亲曹广禄那一辈后,兄弟之间闹分家,结果将厂子分黄了。他祖母是外室,连正式夫人的名分都没有,所得极少。他父亲伤透了心,带着分到的钱离开沈阳来到哈尔滨,开了一家小小的古董店。日伪人物和形形色色同样惹不起的坏人经常光顾,见着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一说“手下留情”,听到的就是“八格牙鲁”“不识抬举”,打人砸店。小古董店终于无法开下去,他父亲在街头摆摊卖些不怎么值钱的老物件,那是挣不了多少钱的,一直没心思成家。

  A市解放后,某日,一个中年男人逛到了他的地摊前,看中了一只银制的打火机,爱不释手,却没带钱。他父亲见那人衣着体面,气质不凡,不敢说别的,只说:“您要是喜欢,只管拿走,就算交个朋友。”

  “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对方也不客气,揣了便走。

  以后几年,曹广禄仍旧在同一条街上摆摊,也没成家。

  某日,他的摊前站住了两个男人:一个中年,一个青年。

  中年男人说:“你这朋友让我找得好苦,还记得我吗?”

  他端详了对方片刻,猛想起是几年前那个没给钱拿走了打火机的人。

  他连说:“记得记得,您当时说交我这个朋友来着。”

  那青年就掏出钱包,问该给他多少钱。

  他就更不好意思收钱了。

  中年男人笑着对青年说:“那算了,别难为他了。”

  他斗胆相问:“这位青年,他是您的公子吗?”

  青年不自然地笑了,看着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对那青年点一下头。

  青年小声对他说:“这位是咱们市公安局副局长,我是他的秘书。”

  他张大嘴,说不出话来,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乱突突,像过电了。

  中年男人为了让他不紧张,主动问了几句话,无非是哪里人,以前做什么的,摆摊几年了,家中生活情况如何等。

  他想,人家首长无非是借机了解了解民情社情而已,过去从来也没人关心他这些问题。

  对方一问,他有了种老友重逢般的温暖感觉。受一种倾诉渴望的驱使,他思绪流淌,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显然,首长听得挺耐心。后来听他说,目前还没有稳定的地方住,也没钱成家,似有几分同情。

  首长临走前叮嘱他,以后几天还要在此地摆摊,至于为什么却没说。

  他就想多了,以为公安局要将他发展为一名公安人员。能成为新中国的公安人员,他觉得也很幸运。

  几天后,首长的秘书找他来了,说执行首长的指示,要帮他解决一处住的地方——德宝就有了现在的家。

  那时,小楼里还有几间大屋子可供选择,德宝爸为了给人家留下容易知足的良好印象,选择了较小的只有十六平方米的一间。

  自然,这一选择让他以后悔青了肠子。

  当时他不无疑惑地问首长秘书,首长何以特别厚爱他?首长秘书说,首长也是沈阳人,而且还在他父亲开办的那家制皂厂当过工人,也是在制皂厂入的党。他父亲是个比较仁义的老板,当年对工人不错。

  曹广禄听了,立刻想到了民间的两句老话“父债子还,父仁子荫”,不禁对其父的在天之灵暗说一句:“多谢您老人家了。”转而又一想,倘若父亲当年为富不仁,自己偏偏认识了一位公安局的副局长,那么现在的结果将会如何?真是不想没什么,一想吓一跳,冷汗顺着他后脊梁直往下淌。

  他又惶惑地问:“你们首长对我也不了解,咋就敢与我这个不知底细的人结交呢?”

  秘书笑了,说在过去的两三天里,首长已经全面掌握他的情况了。首长很高兴他那天讲的句句属实,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

  A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这让曹广禄备感荣耀,暗暗发誓,一定要与对方诚诚恳恳地交往下去。

  过了些日子,那秘书又来找他,说首长亲自为他联系好了,他可以择日直接去一家老字号的糕点厂上班。

  于是,有了稳定住处又有了稳定工作的曹广禄第二年结婚了,妻子是糕点厂的一名女工。第三年喜得一子,便是曹德宝。

  曹广禄太自作多情了,得子之后,居然给首长修书一封,汇报自己的幸福生活表达感恩戴德之心。他却并未收到回信,这种“友谊”也就戛然而止。在首长那儿,办那么两件动动嘴皮的小事,只不过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为自己的回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已。人家整天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句号一画,关于曹广禄这个人的一切,也就从人家首长的记忆库里完全删除了。

  然而,这事不但让曹广禄刻骨铭心,对于儿子曹德宝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他从小就经常听父亲一往情深地讲那件事,以至于当父亲问他长大后想做哪一行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回答:“摆地摊。”

  “儿子,为什么是摆地摊呢?”

  “替爸爸再见到首长。”

  吕川说,他对曹家很了解,简直可以替德宝和曹家写外传写家史了。“文革”闹起来以后,公安局也受到冲击,吕川曾在德宝的请求下陪着他去公安局打听。德宝的想法是,如果那位公安局的副局长也被打倒了,正好是父亲续上朋友前缘的天赐良机。在别人落难时主动接近,不以对方已成异类为嫌,仍当老朋友看待,那才叫日久见人心。等对方东山再起,朋友关系将牢不可破。那么,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就可以想沾什么光就沾什么光,像民间所说的投桃报李嘛!

  赶超气呼呼地问:“他倒是挺会打如意算盘的!要是那位副局长被打趴下了,再也起不来了呢?”

  吕川说:“那一切苦心就白费了。德宝自己也清楚,这是看造化的事。”

  国庆听得入迷,制止赶超打岔,催促吕川继续讲下去。

  吕川接着说,他和德宝还真打听到了那位副局长的情况,根本无须刺探,因为写在大字报上,大字报贴在公安局门前的专栏里。他俩看到的内容之一,是对方早已于六十年代初高升到公安部去了。如果说那内容只不过令德宝大失所望,那么其他内容就令德宝忐忑不安了。大字报列举了那位副局长在市局犯下的多项“罪状”,其中之一是他曾网罗了一批根本不可靠的形形色色分子,美其名曰团结、改造、利用,实则是为了壮大个人的势力而招降纳叛,不惜在自己的权力伞下藏污纳垢。最后的内容是——写大字报的人欣喜地向全市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报告,那位高升的副局长已在北京被揪出,号召一切掌握其罪证的人一同前往北京揭发批判。那日德宝一回到家里,便将父亲一通逼问,唯恐他也是什么分子或什么污垢,问得曹广禄都急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儿子你要是不相信你爸这一辈子的清白,你爸只有以死来证明了!”

  赶超听到这里愤怒了,骂道:“这个王八蛋!怎么可以对自己的父亲那样?”

  国庆叹道:“可以理解。怕呗,搁我也怕。父亲如果沾上了那类问题,子女的一辈子还不彻底完了?”

  吕川却另有主张,说自己要是德宝,还真想专程去北京暗访一下那位首长的下落。如果真访着了,那就真将父辈的朋友缘续上了。现在的一些事怎样,不见得就能决定以后怎样。只要有一半的好运气,冒冒险是值得的。

  秉昆听着他们三人一路走一路说,始终没插话。没插话并不等于没看法,他只不过不愿将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为什么对蔡晓光春节里到不到自己家来做客那么在意呢?究其根源,还不是想通过蔡晓光与蔡家攀上点儿什么关系吗?母亲是多好的母亲啊,可就连自己那么好的母亲,对权力的膜拜和对有权势之人的刮目相看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自己所接触的人中,只有哥哥和姐姐是不同的。哥哥和姐姐尊重的是文化,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它对人又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他近来一直希望想明白而从没想明白过的。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一直使他很困惑,就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文化是否便是认识字能读会写呢?如果是,那么他和几个朋友便都不算愚蠢。如果并不仅仅是那样,哥哥和姐姐所认为的文化,与毛主席那条语录中的文化又有什么不同呢?自己真是不愚蠢的吗?自己初二上午居然想去蔡晓光家拜年,表达感激的愿望明明是不单纯的呀!掺入的杂质其实与母亲的心思是一样的啊!把拜年这种寻常事都搞复杂了还不愚蠢吗?还有德宝那些古怪想法是不是也很愚蠢呢?还有郑娟家,他不可救药地想到了“可怕”的郑娟——是的,每次一想起她,他的意识就不健康了,觉得她对于自己简直是可怕的,却又根本无法不经常想到她一家三口,不,不是三口,即将是四口了,她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将来上不了户口的遗腹子。如果她家人也有什么旧交的话,那些旧交中有人愿意与她家继续往来吗?他进而想到了“棉猴”和瘸子,他俩那种人倒是并无沾光的念头,反而更看重友情,可他却既不清楚他们与涂志强曾有过怎样的友情,也常常猜测他们很可能是一伙坏人,于是对自己居然肯替他们送钱给郑娟惴惴不安。他曾听哥哥说中国人活得很抽巴,是何意呢?虽然也一直没想明白过,但每一想起,确乎认为自己哪一方面似乎都缺少什么,好比低檐之下的野草,本想活得直一点儿,却只能往斜刺里长出些向下贴地的旁枝末节来。

  他一路不言不语地听着、想着、走着,心里不禁产生出感伤和自卑来,以至于对由自己发起的四人行动,也全没了起初的正义冲动。何况,他暗自承认,与正义冲动其实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为了能撇清对一件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不光彩事的责任。

  德宝的父母正在走廊炸丸子。那幢小楼里所有的人家都没厨房,都只能在走廊做饭。原先砌在走廊里仅供取暖的火墙炉,后来被一户户人家改造成了各式各样的炊事炉,有铁的有砖的也有坯的。这里那里都堆着煤和劈柴,走廊两侧的墙上挂满了应有尽有的炊具,变得难以形容的怪诞。

  德宝的父母热情地请他们进屋,非要他们都尝尝新炸出的丸子。

  吕川说:“屋里空间有限,咱们四个大小伙子就别进去了。”

  德宝妈却已将屋门推开,秉昆看到屋里搭的是二层铺,估计德宝睡上铺。除了几样简陋陈旧的家具占去的地方,剩下的地方只要同时站着三个人就都转不开身了。

  国庆怕油烟进了屋,替德宝妈将门关上了。

  德宝爸说德宝不知因为什么事上火了,嗓子疼得厉害,到医院去了。

  秉昆说他们找德宝没什么事,只不过想找他一块儿去玩。既然他不在家,那也就算了。

  德宝爸因德宝不在家而深表歉意,拦着不让他们走,非请他们每人尝几个丸子不可,德宝妈则及时往每人手里塞了双筷子。四个小伙子对长辈的盛情招架不了,便在走廊里每人连吃数个,结果一大盘丸子被吃掉一半。人人连说好吃,两位真诚的长辈才依依不舍地将他们送到楼外。

  四人不停摆手,直至德宝的爸妈进楼了,这才各自垂下手臂。

  国庆说:“他爸妈人真好。”

  吕川说:“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德宝的爸妈是最欢迎儿子朋友的父母,他们希望儿子的朋友越多越好,也特别怕他们的儿子做什么对不起朋友的事。”

  赶超立刻板起脸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吕川不高兴地顶了他一句:“没别的意思啊,哎,你这么问我又是什么意思?”

  秉昆心烦意乱地说:“斗什么嘴啊?下一步如何行动,我现在听大家的。”

  国庆就说:“我觉得咱们想管的事更有必要管了。咱们都管,也等于帮德宝将不光彩的事情一举摆平,那他爸妈少操多少心啊!”

  吕川也说:“我知道德宝肯定去了哪一家医院,离这儿很近。”

  赶超说:“我同意国庆的想法,咱们去找他。”

  秉昆最后说:“那就走。”

  医院是一排打通了的老旧砖房,原是有二百多名职工的胶鞋厂的小卫生所。胶鞋厂发生了一次火灾,厂房烧毁了,卫生所幸免于难。区政府将职工分往别的厂去了,就地扩建了卫生所,还请求市里支援了几名医生护士,使之成为面向市民的公共医院。对于周边居民而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的问题,都说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市里的报纸就此言论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题曰《坏事岂能变成好事》。文章说,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付出坏事的代价之后做的好事,怎么比得上并未付出代价而做的好事?结论乃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是伪辩证法的诡辩,与古人所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不是一种逻辑。“倚”是指吸取教训前提之下的警悟,而“伏”是指看似情况良好也应保持对坏事的防范;望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革命的辩证法,不要跟着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言论随梆唱影,结果自己的口舌被利用了还浑然不知。

  文章的出发点看来是好的,但却引出了很坏的结果,反正对写文章的记者发文章的编辑以及同意发表的编辑主任一干人等,在劫难逃地成了板上钉钉的坏事。他们不知道,张春桥前不久在某次会议上对一些大批判能手说,“二月逆流”还是要狠批,余毒并没完全肃清,那些老家伙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糟得很,这种做法也是坏事,那种做法也是坏事。我们却要针锋相对地说,即使他们所谓的坏事再多,结果也还是变成了天大的好事!确保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就是天大的好事!

  张春桥的讲话并未公开发表,消息灵通的少数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然包括报纸的一干人等。结果,不少消息灵通人士联名将他们告了。这么一来,就成为重大事件了。他们写过深刻检讨后,全被免了工作资格,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改造。事件还不算完,上级又派出了调查组,深入医院及附近居民街道,详细了解民间对坏事究竟能不能变成好事的思想反应,一时气氛紧张,人人口中怕说“好”“坏”二字。

  吕川一路上又讲了这一事件,说尽管已经过去了,但大家还是要嘴巴上锁为好。

  秉昆等三人就都说是的是的,提醒得很有必要,何必因为出言不慎惹什么麻烦呢?

  他们在医院耳鼻喉科未见曹德宝的身影。

  秉昆猜测德宝己看完嗓子回家了。

  吕川说不可能,那他们会在路上遇到他。

  国庆说:“他会不会看完嗓子到别的地方去了?”

  吕川说那也不太可能,嗓子疼得到医院了,怎么会接着还到别处去?

  大家正困惑,赶超眼尖,发现德宝手持什么单子,垂头耷脑地从泌尿科诊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