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
冷库的人说，领导并没强调非得三十儿上午才许送肉。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
秉昆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
他放下电话，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安静了。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这不是耍人玩嘛！如果通知我的是随时打电话随时往这儿送，我为什么非要拖到三十儿上午？我有病啊，以为挨骂舒服啊？”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将压秤抬外边来，将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
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预备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秉昆们一样，是将钱凑在一起整扇整扇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周秉昆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人买那扇肉一百一十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二人买那扇肉一百零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
秉昆问吕川怎么样。
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
秉昆就让曹德宝跟在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看出来了。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秉昆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儿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地反唇相讥：“你这假五四青年，一不能文，二不能武，完全没有培养的价值。让你干几年脏活累活，你还满腹牢骚，经常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国家要你何用？我看早点儿把自己累死算了……”
他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扇肉也滑出老远。
国庆大叫一声：“我的肉！”——拽着尾巴将肉拖到身旁，严肃地说：“摔倒了也得你接着扛啊，你才扛多一会儿？”
秉昆们忍不住都笑了，一起就地坐下休息。
国庆提议，先都到秉昆家去，将两扇肉分成五份，然后各带着自己那份回家，也省得三十儿上午还要忙。
赶超说：“同意。秉昆家近，就他母亲一个人，外屋也宽敞，不至于太添乱。”
曹德宝和吕川也同意，那样他俩继续往自己家走时，肩上都少一半分量了。
秉昆也说这样对大家都好，自己家还有锯。
等秉昆将肖国庆们送出自家小院时，黑夜悄然过去，天快亮了。他返身进了家门，脱去上衣和鞋，倒头便睡。
一觉睡过了中午，醒来时，见母亲在弄那半扇肉，一刀一刀切得很费劲儿，每刀却只能切下一小片儿。秉昆睡足了，来了精神，将刀换成锯，接替母亲对付那块肉。用锯对付起来，快多了，也省事多了。母亲心疼地说，用锯太浪费了，看锯下这些肉末，扔了多可惜。秉昆说，那你喂鸡。母亲还真仔细地将肉末拢到一起，捧着喂给鸡了，两只鸡很爱吃。
当年，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付的是一大块肉而不是难以劈开的木头，再费劲儿心情也是愉快的，何况还是在三十儿这一天！
见儿子心情好，母亲说春燕昨晚来过家里，希望秉昆带着她和春燕母亲，今晚一块儿去春燕的那家浴池洗澡。她已向街坊将平板车借妥了，蹬平板车去，半个来小时就到了。
“儿子，妈也几年没在外边洗过澡了，你就帮妈实现一次愿望呗！人家春燕她妈今晚主要是陪我去。自从春燕当了修脚师，她妈差不多每个月去那儿洗一次澡，连一些老毛病都洗好了。人家春燕她爸，还经常去春燕那儿修脚呢！”
母亲的话中不无羡慕成分。
秉昆不禁对母亲心生怜悯。他想了想，自己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里，就不记得母亲去浴池洗过一次澡。自己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光了膀子擦身时，还让母亲搓过背呢！
他保证说：“妈，今晚保证让你的愿望实现。既然春燕一片好意，干吗不沾沾光呢？”
酱油厂洗浴间的热水管通道坏了，他也多日没洗澡，连自己都觉得身上有股酱油味儿，能在三十儿晚上痛痛快快洗次澡未尝不是他的愿望。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好口碑可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当年它实际上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巾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佩彩鞘的印度弯刀。当年的好口碑，只不过是权贵们的好口碑。一九四九年后，才成了人民大众的浴池，才在人民大众间有了好口碑。“文革”前，冷不丁会看见省市领导或文艺界人士出来进去，为他们服务有专属的区域。它曾是市里那条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二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六十年代起它就没再维修过，十多年下来，已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之相。
秉昆估计三十儿晚上去洗澡的人少不了，三点多钟就和母亲、春燕妈赶到了。果如所料，人还不多。一路上，春燕妈将女儿夸得一朵花似的，仿佛要去的不是浴池，女儿不是修脚师，而是要去一家全市最有名的饭店，女儿是总经理兼头牌大厨。虽然是对秉昆妈喋喋不休，但秉昆分明觉得更是大声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抓空儿插上几句，也不失时机地夸夸自己的儿子。两位母亲一路上的话，令秉昆产生一种古怪的想象，想象她俩是专门拐卖大小伙子的，自己正是她们串通一气行将拐卖的对象。春燕则是同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秉昆洗得快，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就出来了。觉得里边热，他到外边等着。见有卖糖葫芦的，他想买一支。刚欲交钱，改主意买了支冰棍。糖葫芦使他想到了郑娟一家，她一家的春节将怎么过呢？肯定没人去拜年啊，别人家也不会欢迎她家的人去拜年啊！又穷又冷清，春节反而会使她一家三口比平日的心情更凄凉吧？但是，改吃冰棍并不能使他不想郑娟一家。他还由郑娟一家又想到了韩伟一家，韩家死的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风里有影里无的“女婿”，而是亲儿子。他们的悲伤肯定大过于郑家，但儿子毕竟是“意外身亡”，会有同情者，也会有小龚叔叔和母亲那样一些人去抚慰……
秉昆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从浴池内拥出些人来。其中一人是男服务员，衣服还没穿齐呢，棉袄敞着怀，半露赤裸的胸脯，下身穿的却是裤衩，脚着拖鞋。他背着个人，背上的人叫疼不止……
另外一些人七言八语，有的跑到马路边拦车。那年月没出租车，马路上行驶的尽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运货卡车，也不是随时可见。
秉昆从人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被背着的人五十多岁，五十多岁如果长得老点儿，当年往往也被称作“老爷子”了。那老爷子搓罢身，洗罢澡，快穿好衣服时，不慎滑倒，站不起来了，估计摔断了一条腿。
秉昆就让浴池的服务员将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说自己愿意将老爷子送往医院，请对方告诉春燕自己去哪儿了就行。
老爷子在平板车上说：“小伙子，求你送我到‘一三一’啊！”
秉昆说：“市立一院近，‘一三一’远不少呢！”
老爷子坚待道：“听我的，去‘一三一’！”
“一三一”是部队医院，那里的骨科并不比市立一院更出名。既然老爷子非要去“一三一”，秉昆只得从命。
路上，他猛然想到，老爷子可能没穿鞋，刹住车扭身看，见老爷子果然没穿鞋，用车上的麻袋片盖着脚。
那样子去往“一三一”，他的双脚必然冻伤无疑。
秉昆下了车，也不说话，脱下棉袄将“老爷子”的脚包严了。
老爷子说：“你不冷？”
秉昆说：“我年轻，火力旺。”
老爷子说：“咱俩好有缘。”
秉昆将平板车蹬到“一三一”时，秋衣的前胸后背都已被汗湿透。
老爷子说：“我叫马守常，你进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担架来抬我。只要是医院三十五岁以上的人，见着哪一个告诉哪一个就行。”
秉昆遵命，老爷子被抬进医院去了。
秉昆穿上棉袄，坐到车座上，正欲蹬车回家，出来一名军人护士叫住了他，问他名字，哪个单位的。
秉昆一想，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做好事，留名留单位的，太那个了，扭捏地说：“不必了吧？”
军护却不耐烦地说：“我在执行命令。叫你留你就留，别啰嗦。要真实的，快点儿。”
他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心里却对那军人护士生硬的态度很是不满。
第九章
一九七三年A市的春节，也比前几年的春节多了些过大年的气氛。除了年货供应较为丰富，政治上不同寻常的宽松也是一个原因。这后一点，主要是那些仍划在另册靠边站了的大小干部、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们的感觉。对于此两类人，政治气氛感觉怎样比年货供应的怎样尤其重要。尽管“九一三”事件发生过去快一年半了，余波还在持续，正式报道及小道消息不断地告诉人们，这里那里又挖出了“余党”。人们在议论的同时，不可能不展开必然的联想。而联想一旦展开，话题的边界就延伸，以往相互之间不敢交谈的看法、感慨，都敢于有所保留、谨慎地说说了。当然，这里说的人们，是一向特别关心政治的人们。划在另册靠边站的大小干部和不受待见的包括仍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文化人，也敢于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了。他们似乎仅仅是被抛弃、遗忘了而已，不再是需要狠狠打击的阶级敌人了。
光字片的春节气氛却相反，两个年轻人非正常死亡，使光字片笼罩在一种不祥之中。涂家虽已没人了，交叉贴在门上的，盖有法院和公安局大红印章的封条并没被风完全撕掉。人们经过时，特别是孩子们和年轻人晚上经过时心里发毛，不愿看涂家的门，都会低下头去加快脚步。韩家和周家一样，也有个不大的小院子。得知小儿子的死讯后，他家人在小院门上挂出了黑布幡子，春节也没除去。整个光字片三十儿晚上未响一声鞭炮，唯恐韩家的人发生误解，大家都自觉恪守民间的道德。
大年初一上午，升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秉昆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在一只旧木箱上的二十几棵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母亲“主动出击“，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拜年，但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将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入了箱子，再将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哥哥下乡前，家里并没有那些书，最多时也就三四本，随时藏起三四本书并非多么难的事。有时，哥哥们所读的书是他自己、姐姐周蓉或郝冬梅从外带回家的，他们集中时间几天内读完便不知还到哪儿去了。
哥哥秉义下乡前一天，指着那只旧木箱告诉秉昆里边装的全是书。哥哥将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委以重托似的说：“保存那些书的使命就交给你了。”
秉昆说：“为什么不交给我姐？”
哥哥说：“她肯定也得下乡。”
见秉昆一副压力不小的样子，哥哥宽慰他说：“你也别因为那些书不安。现在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我和周蓉走后，家里就剩你和母亲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即使被多事的人发现了，举报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绝不至于把你和母亲怎么样。只不过，那些书在以后的中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难以再见到，很宝贵。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有遗憾的。”
秉昆问：“你指咱俩和周蓉的儿女？”
哥哥庄重地说：“是啊，我们必然是会有儿女的啊。”
哥哥还说，那些书大部分是别人的——老师同学以及其他朋友的，也有冬梅姐的几本，别人家里不便保留，所以集中送到较为安全的周家来了。哥哥最后说：“你就算是为许多人负起使命吧。”
他又问：“哥，你除了老师和同学，还有些什么朋友呢？”
哥哥沉吟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有的人只有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友谊是不够的，哥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姐姐不在家。
哥哥的话虽然并没让他觉得有多光荣，但确实使他产生了一种类似使命的责任感。家里就两间屋，床底下是百姓家最能藏些东西的地方，可里外间都是火炕，没法藏任何东西。哥哥姐姐走了以后，秉昆不知该将那只箱子藏哪儿，索性摆在外屋的原处，冬天往箱盖上压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再用块布罩住。他那简单的头脑里记住了一句不知怎么就记住了的话——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他很聪明地在书上边放了一层干辣椒，一为防虫，二为障不良之人的眼。而他之所以选择《怎么办？》来看，是因为听哥哥姐姐们说，此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是一本写得最不浪漫的爱情小说，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像小说的重要小说。这引起了他更大的好奇。
上午，秉昆躺在炕上看《怎么办？》。那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得令人根本看不下去。他极其平静地看着，不时将自己想象成罗普霍夫，同时将薇拉想象成郑娟，难以排除的想象使他看得既平静又享受。
快中午时，母亲回来了。秉昆说他不饿，母亲煮了几个冻饺子自己吃罢睡了。一阵困意袭来，秉昆也睡了。醒时两点多了，母亲又去拜年了。近几年的初一都是如此，母亲对拜年这件事一年比一年认真，如同领导干部对待值班，她说：“初一都拜遍，春节就能过踏实了。”
傍晚，母亲回来时眼睛红红的，秉昆料想她准是陪韩伟妈哭过了。他什么话都没问，有什么可问的呢？
哥哥去年回家时用攒下的钱为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不但能听市台、省台，还能听北京台、中央台，家里一下子蓬荜生辉。
母子俩听着样板戏默默吃罢晚饭，母亲关了收音机，上了炕，从炕箱里取出一个布包，盘腿而坐。
布包里包着姐姐周蓉寄来的信。
秉昆放下《怎么办？》，主动问：“先读哪封？”
母亲平静地说：“哪封都行。”
于是秉昆替母亲打开布包，随便拿起了一封信。
这件事成了近几年初一晚上母子间的保留节目，只有哥哥春节探家回来了例外。哥哥总是争取与冬梅姐一块儿探家，三十儿晚上他俩陪冬梅姐的母亲过。冬梅姐的母亲原是省妇联副主任，和她父亲一样还都没有获得“解放”，而她父亲身在何处似乎无人知晓。初一晚上，他俩准在周家这边过，冬梅姐往往会住下不走。有哥哥和冬梅姐在，母亲总是很开心。
秉昆拿起的是姐姐从贵州寄回的第一封信，也是他读的次数最多的一封信。
“妈妈，女儿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叫我怎么办呢？”——那封信秉昆几乎能背了，第一次读时，母亲一听到这句话就哭出了声。
“这叫什么话呢？秉昆你说你姐这信里写的是什么话啊！她当初如果不爱上那个倒霉的男人，不就没后来这一切事了吗？怎么办，怎么办，生米做成熟饭了才说怎么办，不是一切都晚了吗？”母亲当时的哭诉，秉昆记忆犹新。
可这一次，母亲没像往年似的边听边流泪，她很平静地说：“是啊，怎么办呢？已经爱上了那就没办法了。”
母亲把脸转向了秉昆，慈祥地望着他，似乎在用目光问：“是不是啊，秉昆？”
他小声说：“妈说得对。”
他一封接一封地读下去。母亲既不说别读了，也不说还读。他读得口干舌燥，起身喝了几口水再坐到炕边时，见母亲已将信用布包好了。
母亲问：“儿子，没烦吧？”
秉昆说：“给妈念姐的信，一百遍也不烦。”
“老疙瘩知道理解我了，以后再也不让你念了。”母亲说着，将被褥展开，将布包塞入被窝里，她分明是要搂着那布包睡了。怕自己看书让母亲难以入睡，秉昆抱起自己的被褥枕头，关了灯，去外间屋躺着继续看《怎么办？》。
然而郑娟的样子总是浮现在眼前，似乎还带着她的体温。并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穿得少，终于一丝不挂，双手捂着乳房，小腿向后斜伸，以一种期待般的神态对他凝眸睇视。她的面容白里透红，红里透粉，而身子却是白皙的，像白玉雕的，柔润的光泽晃他的眼。
他看不下去《怎么办？》了，也关了灯，紧闭眼睛，黑暗中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觉得“怎么办”三个字好生可怕。
正月初三那天，秉昆起得很晚。醒来后不愿离开被窝，他也不想再摸出枕下的《怎么办？》。他大睁双眼疑视屋顶，屋顶漏过雨，留下一片水痕。望着望着，水痕竟逐渐也成了郑娟的样子，她昨晚一次次浮现在他眼前的那种样子。如果以印象派的眼光来看，那片水痕确实有几分女体的意味。
母亲已起来了，在扫里屋地，她问：“儿子，早上想吃什么？”
他懒懒地说：“什么都行。”为了抵抗令自己备感羞耻的想象，他用被子蒙上了头。
母亲又问：“你晓光哥，他初几会来呢？”
秉昆早把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忘到脑后去了，根本没执行，他搪塞说：“我再没见着过他。”
“大点儿声，妈听不清。”
他只得将头从被底下伸出，用另一句话搪塞：“他春节这几天很忙。”
“他亲口对你这么说的？”
“对。”
“再忙能忙到哪儿去呢，那就是不愿来啊。也怪妈，当初不该讲伤人的话。”
“妈你别胡思乱想。他和我姐还有联系呢，不会计较你当初说什么！”
“真这样就好。”
“晚上，我的几个工友会来家里热闹热闹，有原来木材加工厂的，也有酱油厂的。”
“那，妈这就把肉炖上，也把木耳泡上。”
听来，母亲有几分高兴。
吃罢早饭，秉昆忽然生出一个想法，要去蔡晓光家表达一番谢意。他仅仅是表达谢意，并无其他杂念。他决定，即使蔡晓光主动问起他在酱油厂的情况，自己也只说挺好，别的什么都不说。他不再盼着早日离开出渣车间了，宁愿陪曹德宝和吕川撑下去。如果有两次离开的机会，每次只能离开一个人，他希望先离开的是曹德宝或吕川，而非自己。自己对他俩太不公平了！经过了共同买肉的事，他相信他俩已不再歧视他了，他更愿进一步与他俩成为朋友。既然在同一个厂同是苦力工，为什么不呢？是的，他只想去向蔡晓光表达谢意，为了自己转厂这件事上他所费的心，为了他仍与姐姐保持着联系。他认为，后一件事，对自己的姐姐肯定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蔡晓光家他去过一次，替姐姐还给他一本书。他家住的是有美观小院的俄式大砖房，他连院子也没进，隔着木栅栏完成了任务。蔡晓光没哥没姐，只有一个妹妹。他参加工作后，十五六岁的同父异母妹妹穿上军装成了小文艺兵。他生母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卫生员，负过伤，获得过勋章，在他上中学那年病故了。继母比他父亲小不少，是部队的机要干部。蔡晓光家没下乡子女，秉昆估计他们家不见得有山货，就用旅行兜装了不少哥哥春节前托战友捎回来的木耳、蘑菇、干黄花菜、榛子之类。
这一次，他还是连院子也没进，因为远远就望见蔡家院外的马路边停了三辆小车，其中一辆是军车，想必他家正有不少客人。他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过马路去，又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缓缓停住，从车上跃下二男二女四个小文艺兵，各自拎着、背着乐器盒子。其中一个少年大声问一个少女：“蔡乐乐，我怎么称呼你父亲呀？”叫蔡乐乐的小女兵说：“叫他蔡大校，他最高兴了！”于是四个花瓶般好看的少男少女嘻嘻哈哈笑着跑进院子。
他猜测叫蔡乐乐的少女定是蔡晓光的妹妹无疑，倏然意识到，还是不进院子好。
秉昆也没什么失落感，甚至因为自己懂得在什么情况下不做什么事而有几分愉快。
秉昆决定将那一兜子东西送给郑娟家。没有谁家初一会插着门，他打定主意将东西放进郑家的门斗转身就走。他想，如果郑娟猜到了是他送去的，下次他再送钱去，她就不至于坚决拒绝。如果她以为是“瘸子”他们让人送去的，那也好，他对她一家三口的心意实现了。
郑家的外门果然虚掩着，他也确实做到了放下东西转身就走，一秒钟都没停留。
秉昆一进家门，母亲劈头就问道：“你哥托人捎回来的东西，你都送人了？”
秉昆听出了母亲的惋惜，撒谎说自己去给蔡家拜过年了，第一次去，总不能空手啊，蔡家的人挺稀罕那些东西的。
母亲脸上的不悦一扫而光，欣然地说：“好，好，儿子你做得对，越来越懂事了。咱家在全市也没一门亲戚，是得将朋友当亲戚经常联系着。妈老了，街道的事情多，顾不上，人情世故方面又不擅长，今后就得靠你了。”
秉昆早已看出，几乎所有底层人家，都希望能与一户有权力的人家攀成亲戚，即使八竿子搭不上，能哈着往近了走动走动也是种慰藉。即使从不麻烦对方，但确实有那么一种关系存在的话，那也足以增加几许生活的稳定感。那一天他明白了，母亲原来也不例外。这使他心里难免有点儿酸楚，因为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比较脱俗的。
他由母亲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一个从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哈着谁的人，给人一种特别独立自主的印象，尽管从没说过“我是工人我怕谁”这句话。但父亲确实说过另一句在秉昆听来很牛的话：“我提醒你，你是在跟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说话。”——那是“文革”刚开始那一年的事，有什么单位的外调人员来到家里，向休探亲假的父亲调查什么人的历史问题。对方的态度令父亲反感，他便沉下脸说了那么一句话。从此，秉昆不再仅仅视父亲为一个养活自己的人，而对父亲钦敬有加，觉得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
初三下午，他继续看《怎么办？》，间或放下那部小说，回忆父亲言行的点点滴滴。他已经习惯了每两年才能见到一次父亲，而父亲只能在家里住十二天。
晚上五点多钟，天将黑还没全黑，国庆等人先后来到了周家。国庆还带来了他“表妹”，一个扎两条齐肩短辫的挺文静的姑娘，不漂亮，却也不算丑。从侧面看，比春燕好看；从正面看，比春燕的模样还要减一分。她叫吴倩，也是共乐区的，在一家纸盒厂上班。国庆介绍她是自己“表妹”时，赶超直向秉昆使眼色，秉昆便明白她是国庆的对象。国庆是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不说是一表人才，那也算长得体面，却找了吴倩那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对象，这让秉昆挺为他暗觉遗憾的。在他们那一代青年中，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谁家，那就意味着将谁当成亲兄弟一般了。秉昆深谙此点，母亲也明白这近乎一种仪式，意义重大。母子俩便都将吴倩视为要客，唯恐招待不周。
国庆和赶超带来了象棋、军棋、扑克。象棋子有茶杯口那么大，是赶超用木材厂的硬木在细木车间的车床上偷偷做成的。赶超善于刻图章，象棋上的字是他亲手一个个刻上去的。那副象棋是他的宝贝，让他获得了许多称赞。
吕川带来了一套戏法道具。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心血来潮，郑重其事地拜了位师傅，每个月都抽空跟师傅学一次戏法。他师傅是省杂技团的幕间小丑，变传统戏法的水平高超。“文革”开始不久，小丑耍杂技被批判为“庸俗的资本主义文艺现象”，结果他师傅被从演员行列中除名，成了团里的勤杂工。
秉昆问他戏法变得怎么样了。
他谦虚地说：“一会儿你们给个客观评价吧。我师傅他也没好心情认真教我啊，不过我自己觉得还是多少有点儿进步的。”
来得最气派的是“五四”曹德宝，人家背着大提琴这个洋玩意儿来的。多亏他个儿高，否则琴盒拖地了。国庆替他说，那大提琴有历史了，五十年代初，是他父亲从一户即将被遣返回国的“老毛子”家以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买的。那“老毛子”家的男主人曾是什么柴可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流亡到中国后，患病死在A市了。曹德宝他爸替那“老毛子”家养过奶牛，养来养去，与主人家养出了感情，人家出于报答之心赠予了那大提琴。曹德宝他爸过意不去，回赠了一只大公鸡。他父亲清楚那大提琴肯定值不少钱，并认为越往后会越值钱。期望值一高，就拖到了“文革”。而“文革”一开始，乐器不值钱了，寄卖店都不太爱收了。何况又是把大提琴，个子不高的人那是根本没法学的。大提琴陪伴着曹德宝成长，他爸见他迷恋大提琴，无师自通，上中学时已能拉几首曲子，也就不打算卖了。
几个青年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含着糖，喝着秉昆妈亲自为他们沏的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开了。
吴倩问曹德宝：“为什么你爸当年回赠的是一只大公鸡，而不是一只老母鸡呢？”
曹德宝说：“知识浅薄了吧？国庆，你以后要给你表妹补补民间的常识啊！当表哥的有这义务，表哥那也不能白当嘛！”
国庆刚想对“表妹”说什么，赶超抢着说：“我替你补我替你补，你这表哥以后补课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发扬发扬风格，先把机会让给我。”
秉昆也不知道大公鸡或老母鸡在民间有什么不同。
赶超的说法是，送别人家老母鸡，感情的重点在于祝福健康，关爱的是对方的身体。而送别人大公鸡，则又多了一层命运关怀的含义。因为大公鸡是天上司晨官在民间的化身，谐音上又代表公平，有公平就有正义。送别人家大公鸡意味着祝福人家常年平安无事，始终有公平和正义庇护着。
国庆这时才说：“我知道的还真不如你知道的多，我刚才想对她说，大公鸡比老母鸡肉多。”
吴倩眨巴眨巴眼睛问：“公鸡不下蛋，不管送给了谁家，几天后就杀了，炖了，吃了。把公平正义都给吃了，还怎么指望它能庇护人呢？”
她这一问，将每一个人都给问住了。
家里来了这么多年轻人，有了多年没有过的热闹，母亲高兴得眉开眼笑。她一边在外屋忙着煎炒烹炸，一边大声说：“孩子，有些事不必那么钻牛角尖去想。在咱们民间，大事要讲大道理，大道理须在人心这杆秤上经得住一称。至于小事上那些小道理，不求非讲得多么科学，比如每年三十儿晚上，都把旧灶王爷像给烧了，不是烧灶王爷本身，是送他借着火势上天庭。把大公鸡给杀了吃了，也是同样的意思。天庭的官员都是不死的。他不死，公平和正义也就不死嘛！”
母亲一番话，让满座粲然，皆点头不止。
曹德宝嘘呼地大声说：“哎呀大娘，您太了不起了，太有思想了！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吴倩却仍刨根问底：“当年，那‘老毛子’家命运怎样了，需要咱们中国人送一只大公鸡表示祝福？”
秉昆们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如何回答。
国庆小声对她说：“哪天我陪你看一次《列宁在十月》，你就明白了。”
吴倩说：“我看过几次了，与那部电影有什么关系？”
国庆耐心地说：“你的话恰恰证明你从没看明白过嘛！所以需要我再陪你看一次，边看边给你讲。”
吴倩还想问什么，忽听有人踢门。从门响声听来，的确是踢而不是敲门或以拳擂门。
母亲不高兴地大声说：“秉昆，你看看去，大初三的，是谁这么没礼貌！”
秉昆赶紧起身去开了门，见是春燕，一手攥一把糖葫芦，一手攥一把冰棍。她随秉昆进了里屋后，国庆们望着她一时都无语了。她来前显然精心地将自己捯饬了一番——头发卷出了大波浪卷，恰到妙处地裹着脸颊，披散于双肩。任谁都不得不承认，她生有一头对于女性来说特别幸运的秀发，又浓又黑。生有那么一头秀发，真是怎么弄都有样。秉昆看出，她也将双眉拔细了，使她那与秀发一样黑的双眉变得又细又长，眉梢一直延入鬓发里，脸庞竟有了几分古典的妩媚。她脸上肯定搽了不少粉，采取的步骤是首先将脸搽得够白了，然后再搽一层雪花膏，好比先将家具刷白了然后再喷漆打蜡。秉昆并不晓得春燕们那种肤色本不怎么白的女人的着数，对她的脸竟然变得那么白了暗觉吃惊，诧异地看着她一时忘了向客人们介绍她是谁。她穿了件有浅色碎花的红绸面儿紧身小袄，一条黑呢裤，脚上还是秉昆见她穿过的那双高靿靴子，下截裤腿掖在靴子里。总而言之，她的样子可以说是七分妖娆三分性感，有几分美另当别论。
春燕是个自来熟，大大方方地说：“没想到这么多客人呀，那正好，一人两支，分了。”一边说，一边将双手伸向大家。每个人都接过了一支冰棍一支糖葫芦，春燕两只手里还有，秉昆就找了个托盘解放了她的双手。
国庆们一个个看傻了似的看着她。
春燕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傻看着她，自我感觉良好地对秉昆说：“你也傻看着我干吗呀，看得人怪不自在的，快向大家介绍介绍我呀！”
谁都看出，其实她心里不但自得，简直无比快活。
秉昆这才红着脸向大家介绍，说她是老街坊家的女儿，是自己中学同学，他强调说：“都别误会啊，不掺半点儿表哥表妹的关系。”
春燕宾至如归，大大方方地坐下，一腿横担一腿，双手抱着上边那条腿的膝盖，看定秉昆大大咧咧地说：“谁跟你扯什么表哥表妹的关系了？但咱俩是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那倒板上钉钉了。”
秉昆正色道：“你别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胡说，你咋就成了我干妹妹了呢？”
春燕笑道：“三十儿那天晚上，你学雷锋做好事去了，是我陪着你妈和我妈回家的，路上你妈认我做干女儿了。”
秉昆腾地站起，推开里外屋的门，问母亲可是真的？母亲在外屋炸辣椒，怕辣烟蹿入里屋呛着大家，将里外屋的门关上了。她没听到春燕在里屋说了些什么，儿子一问，想起来了，小声说：“是有那么回事。儿子你可别忘了今天是初三，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都得照顾妈的面子，也得考虑人家春燕的自尊心，人家叫你干哥你得痛快点儿应着。”
秉昆只得违心地说：“妈放心，我一定学着好好当干哥。”
他退回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圈走，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肉麻的话语，一句接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秉昆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身边坐下，凑趣地赔着笑脸听。
母亲端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
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十儿晚她送两位妈回家时定下的。
母亲拍着脑门说：“你不来我把这事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呀！”
春燕说：“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四盘八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周家热闹，她哪里还愿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身上解下围裙，扯下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