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说：“你还挤对我！我揍你！”挥拳便朝孙赶超打去，肖国庆及时横移一步，挡在二人之间。
肖国庆瞪着孙赶超说：“我那么问确实是因为没太听明白，你那么说秉昆也确实是挤对他，不够意思！”
他拥抱住秉昆，如同秉昆刚才拥抱住他那样，轻拍着秉昆后背安慰道：“好秉昆，别难过，像咱们这些货，有时得认命，不认命是自寻烦恼，自寻烦恼多没意思！”
于是其他几个一个个拥抱秉昆，也都拍他后背或脸颊，鹦鹉学舌般地安慰。他们和周秉昆一样，在那一日以前，都是没安慰过别人的青年，也几乎都没怎么被别人安慰过。
周家终究并没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秉昆终究还是与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平衡。人的心理是奥妙无穷的，当受到某类事负面影响开始产生了不平衡之感，却终究还是获得了一种极大的平衡以后，会体验到异乎寻常的愉快。
那时的肖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地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却都拿自己内心里那份儿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秉昆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致，而他们心情疑重是由于对他的深切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的一些事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垒的豁口，流淌般地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秉昆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些微的愉快劲儿还没消散，邀请他们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他们都挺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
与他们分手后，秉昆独自往家走时，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亦无麻疹起红斑。
寻常人生寻常过，
有限快乐胜黄金……
他记得姐姐在家中高声朗读时，哥哥、郝冬梅和蔡晓光都笑眯眯地看着她，仿佛那是一首她自己写的诗，而且写的正是她自己。不知为什么，姐姐的一头秀发天生有些卷曲，民间的说法是自来卷，母亲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姐姐还没出过疹子，人人都有的身体内毒小时候转移到头发上，将头发烧出卷来了。母亲对此心存忧虑，经常嘱咐姐姐一旦发烧了千万别大意。因为按民间说法，小时候没出过疹子的人身体的内毒尚在，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由一点儿小病引起大病，给人颜色看。
他记得自己当时提了一个问题：美国有没有保尔式的青年革命者？
姐姐停止了朗读，依次看着哥哥们的脸，显出被高端问题难住了的样子，那意思是本姑娘才疏学浅，但你们总不至于也被难住了吧？
蔡晓光肯定地说：“没有。”
郝冬梅不怎么肯定地说：“也应该有的吧？”
哥哥说：“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不仅仅无产阶级的伟人才是伟人，无产阶级的英雄才是英雄。如果这种前提是成立的，那么我认为马丁·路德·金……”
姐姐大声制止道：“打住！”她从兜里掏出几角钱，朝秉昆一递，板着脸命令：“买冰棍去。”
他当时不得不起身买冰棍去了，所以直到那日他也并不知道马丁·路德·金何许人也。
由马丁·路德·金，他忽然想起了那首关于百日咳与麻疹的诗的作者是马克·吐温。这使他的小愉快又多了几分。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他不由得喊起马克·吐温的诗句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那么大声。周秉昆已经多次喊过革命口号了，那时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他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喜欢起上面一首诗来——蓬松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如果能看到也允许看），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他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病了，被几乎无孔不入的革命搞出病来了。他不但可怜自己，还可怜那些专爱革别人的命、似乎认为人活着就是要革别人的命、分分钟都应该不忘革别人的命的“革命人”。他清楚地知道，肖国庆、孙赶超们和自己在此点上是一样的。他们也被“革命人”搞出病来了，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谈罢了。
忽然他不喊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
那人是派出所的小龚叔叔。小龚叔叔三十四五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秉昆同代的人长大。秉昆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龚叔叔。
小龚叔叔朝他招手。
周秉昆惴惴不安地走到小龚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你没喝酒嘛。”
他说：“小龚叔叔，你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小龚叔叔问：“那我们秉昆失恋了？”
他双腿一并，敬礼道：“报告小龚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小龚叔叔表情严肃了，质问道：“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失恋啊，痛苦啊，你敢说你刚才没喊？”
他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
小龚叔叔批评道：“歪诗，纯粹是歪诗！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好的，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白天不许，晚上更不许。这是在咱们派出所的地面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恰巧也被一名并不认识你的民警听到了，还不将你当疯子带到派出所去呀？要是那样了，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疯子很麻烦。需要街道开证明，说不定还得咱们派出所去人把你领回来，而那个人肯定是我呀。那你不是给我找事儿吗？这还是较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人家倒是相信你没疯，却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你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那你还能说清楚吗？我能轻易把你保出来吗？”
秉昆觉得小龚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我可以走了吗？”
小龚叔叔说：“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没呢。不爱听是不是？不爱听是错误的！”
小龚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那是很严重的！”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秉昆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在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得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市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指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家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韩伟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用纸折些小动物，但那也算不上什么特长……不过，也算吧。”周秉昆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秉昆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离世，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
小龚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原来，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秉昆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将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将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便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秉昆再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致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共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兴高采烈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秉昆问：“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小龚叔叔说：“对。你怎么猜到的？”
秉昆说：“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小龚叔叔叹道：“他那时要是能听进去，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红五类’青年身上嘛！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人家能说误会了，继续玩吧！秉昆，人家能那样吗？”
秉昆小声回答：“不能。他们不当回事儿，就犯错误了。”
小龚叔叔激动起来：“还是的。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吧？可他自恃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某些人正因为是哥们儿，那就非参加不可，非批判你不可，否则不就成了立场问题了吗？可一批判他，他受不了啦。趁人没注意，从四层楼跳下去了。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也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呀！生活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那娇气、任性的，都不是好青年！毛主席怎么教导你们青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是不是？怎么，批别人、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斗就怎么斗，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呀？哎，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我不是一般的民警，我是区公安系统的模范民警，是负责咱们这一片青年们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民警。短短半个多月里，你们光字片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哎，你替我想想，我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吗？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些不三不四的话，老实说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我快被压力压趴下了，我怕了。晚上开始做噩梦了。”
秉昆说：“小龚叔叔，你的烟灭了。”
小龚叔叔这才扔掉烟头，尽管灭了，还是狠踩一脚，使劲儿辗入雪地里。
秉昆完全理解他的复杂心情，说：“小龚叔叔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惹任何麻烦。”话中充满同情，有对小龚叔叔的，也有对韩伟的。
小龚叔叔谆谆教导他说：“不是给我惹不惹麻烦的问题。与我的责任有关的事，再麻烦我也得担起来。你们光字片的青年，要争取活出个人样来！光字片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出社会不良分子的地方，别的区都这么说，你们得凡事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啊！”
秉昆对肖国庆们倾诉了一通渐觉变好的心情，听了小龚叔叔一番话后，又变得糟透了。韩伟的死不同于涂志强的死。他与韩伟关系一般，却还是心生悲悯，而那悲悯还无法表达。方才已冻脚了，此时仿佛周身寒彻，他急欲脱身。
他像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似的说：“小龚叔叔，我记住你的话了。”
小龚叔叔接着表扬了乔春燕和秉昆的母亲，说春燕将会是第一个为光字片争光的女青年。
一名市级服务行业的标兵，不仅要有先进的工作表现，在街道也要有良好的口碑。小龚叔叔希望秉昆向光字片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们打打招呼，市里派人来光字片了解情况时，大家应该多为春燕说好话。这也是为光字片争取荣誉。秉昆真诚地表示愿意完成任务。小龚叔叔说，秉昆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街道干部——某日一个小孩将家中的毛主席瓷像碰落地上摔碎了，当妈的不知怎么办，于是把秉昆的母亲找了去。秉昆的母亲沉着冷静，方寸不乱，把那件不好的事处理得妥妥帖帖。她先与那家的妈和孩子共同请罪，之后裁了些红纸，将碎瓷片一一包起，亲自送往十几户好居民家里，说那是“宝瓷片”，说不怎么好的居民家还不给，有幸得到的人家要好好珍藏……
“你看，那么一件不好的事，如果处理不当，被小人当成把柄，上纲上线，起码会搞得一条街鸡犬不宁。小人哪儿没有啊？哪儿都有，街道也不例外。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露峥嵘，好人就不得太平了。你妈处理得多高明！秉昆你要向你妈学习，我也要虚心向你妈学习。咱们警民要共同努力，团结一致，用聪明的方法，将光字片建成一条条社会主义文明街道，你说对不对？”
听别人表扬自己的妈，秉昆很不好意思。母亲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一事，如果小龚叔叔不说，他根本不会知道。他也认为母亲处理得挺聪明，但还算不上智慧。依他看来，有小聪明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但有智慧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了。他最佩服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小龚叔叔的上级，派出所的老所长。“文革”刚一开始时，因为光字片的街名全与“仁义礼智信”连着，包括小龚叔叔在内的一些民警主张都改了，老所长坚决反对。老所长认为，住在当地的皆是文盲老百姓，不告诉他们“仁义礼智信”的出处，他们就根本不知道是孔子的话。要改就得先将“仁义礼智信”批倒批臭，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革命者何必非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革命也要看效果啊！
小龚叔叔们不以为然，在光字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让小龚叔叔们惊诧不已，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坚信“仁义礼智信”是伟大领袖的话，都说意思那么好的街名为什么要改呢？谁想改我们就和谁斗到底。老所长听了小龚叔叔们的汇报之后说：“不改，光字片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就多几分。一改，反而使他们困惑了。一困惑，热爱打折扣了。改与不改，我不参与意见了，你们掂量着办吧！”小龚叔叔们一掂量轻重，思想认识就都统一到老所长一边，决定不改了。后来有几批中学红卫兵到派出所造反，强烈要求废除体现封建思想的光字片街名，小龚叔叔们将老所长的话一说，他们也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秉昆的哥哥听说了，有次对郝冬梅、周蓉和蔡晓光如此评论：“大隐隐于派出所，好一位智者。光字片人家的信和电报，不必担心被邮递员乱投了，他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哥哥下乡前，还怀着敬意去向老所长告别。自从听了哥哥对老所长的评价，秉昆每次见到老所长都礼貌地打招呼。老所长退休了，他已有两年多没见到过。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包饺子，他便洗了手，与母亲一起包。他一边包一边问母亲，为什么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的事？母亲被问得怔住了，反问什么“宝瓷片”的事。他就把路遇小龚叔叔，对方表扬她的话说了一遍。
母亲苦笑道：“那事儿呀，你不细说妈都想不起来了。什么智慧不智慧的，妈哪儿懂，不过就是息事宁人呗！这么多事的年月，妈又是街道干部，不学着息事宁人，对不起街坊四邻啊！”
秉昆又问母亲知不知道韩伟的事。
母亲又一怔，反问他知道些什么，从哪儿知道的？
秉昆便把小龚叔叔的话说了一遍，母亲严肃地说：“这小龚，他怎么可以对你说那些！那是违反纪律的，哪天妈见到他要批评他！”
母亲的说法是，上级有指示，不许任何人传播韩伟自杀的原因，厂里对韩伟父母的说法是意外事故。一个入厂后一直表现还不错的青年工人，还是“红五类”子弟，就因为那么一件脑子缺根弦的事自杀了，上级怕真相传开被阶级敌人利用，进一步制造政治谣言。所以，即使对韩伟父母也只说是意外事故。街道干部中，只有母亲和主任知道真相，因为要倚重她俩安抚家属别再闹出什么人命来。
母亲用粘着面粉的手指戳着秉昆脑门说：“儿呀，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千万不可对任何人说妈对你说过的话。也不可对任何人说小龚叔叔说过的话，那可都是一传开就不得了的事！你给我记住了没有？”
秉昆连说：“记住了，记住了。”
他又问：“查出了给公安局打电话的人没有？”
母亲说：“那怎么查得出来呢，公共电话亭收费的人只记得是个穿亚麻厂工作服的人。全厂人都恨死了那个人，包括厂领导。公安局的人也恨死了那个人。确实是个小人，但谁也不能公开说是小人，那不就是政治立场错了？没那么一个小人，闹不出这么一桩出人命的事来！唉，这世道……”
第八章
春节对于从前的中国人，像每年一次的公关仪式——若谁家少有客人登门，便是尴尬之事；而客人不断，则证明声誉可敬，起码可靠。为此，好吃的主要是为待客储备，自家享用反在其次。
一九七三年春节，比一九七二年春节供应的年货多了些，A市的市民可以买到中国用大米从朝鲜换来的明太鱼了，凭票每人二斤，两条三斤左右，供应充足，斤两限制不太严格。人口多的人家便分几次买，一次只买一张票的，那么数口之家便可多买几斤。各商店知道这一奥秘，却不戳破，也不嫌麻烦。供应充足嘛，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过春节多吃上几条鱼呢？商店卖鱼的也都是普通百姓啊。在有些方面，只要没谁干涉，老百姓是愿意向着老百姓的。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也是中国用大米换的。多年难得见到的瓜子、花生、芝麻酱、香油、虾酱，都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花生，曾让A市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若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花生，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农民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花生，但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兄弟，也和市里人一样多年没吃过瓜子、花生了。现在见到的瓜子、花生等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那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近，装船出口方便。
一种说法是，为出口生产的东西多了，没处存放，索性供应给人民。另一种说法是，毛主席觉得，出了林彪事件，人民肯定吃惊不小，指示周总理要让人民过副食丰富的春节，为人民压惊。并且，也可以用事实批驳林彪反党集团的“国富民穷”论。
两种说法各有理由，A市人都以欢乐的好心情同时接受。毕竟得到了实惠，谁还去争哪种说法更可信呢？已经是“文革”的第七个年头，辩论亢奋退烧了，大字报仍时有出现，即使打着“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旗号企图引起广泛关注，那也很少有人理睬。
最让A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凭购货本买到二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那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时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二两二两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怎么啦？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也分外青睐茶和檀香皂——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杯红茶，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的婚事，茶和檀香皂可有可无。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操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地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筷子虾酱，吃起来像点心。
腊月二十九中午，肖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他俩得到秘密消息，三十儿上午，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四角八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四十八元合买一百斤，每家出十六元，每家分三十三斤又三两猪肉。
周秉昆问：“消息可靠吗？”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儿，只告诉了他家，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赶去买，引起骚乱。
周母问：“买一百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五斤以内呢！”
她难以相信。
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地卖。整扇什么概念？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一百斤啊！
肖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话，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儿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秉昆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
秉昆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
“可居家过日子，谁家会一下子拿出十六元钱买肉啊！”
母亲犹豫。
秉昆说：“不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事儿嘛！妈，你别影响了国庆和赶超的好情绪啊！”
孙赶超又说：“大娘你还真得快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二十多元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
秉昆也没太听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肖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
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待三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都变成了雪人。
肖国庆问孙赶超：“肯定是这儿吗？”
孙赶超说：“应该就是这儿。”
秉昆说：“是不是，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
孙赶超说：“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
“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肖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
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
秉昆问：“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没人回答他的话。
肖国庆小声说：“还问什么，肯定就这儿。”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
秉昆小声说：“我俩不用写了吧？”
孙赶超也小声说：“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们三个人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那男人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肖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莫如不等，秉昆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二十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店里地方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秉昆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
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被大雪覆盖得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悄无声息地趴在雪地间，仿佛转眼就会消失。几户人家低矮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青烟，仿佛要证明白色的轮廓之下住着人。
靠路边有棵孤零零的大树，主干有筒口那么粗，长得老高，树枝树杈也很多。每一枝每一杈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
国庆说：“你看树上是些什么？”
秉昆定睛看了看说：“没什么啊。”
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操成雪团，挥臂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飞起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身上落下雪时才变黑了——原来是群乌鸦。附近再没别的高处可落，乌鸦们呱呱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国庆走到马路这边时，有几人见他俩衣袖上有数字，其中一人问：“是排队买肉的吧？”
国庆警觉地反问：“谁告诉你们来的？”
那几个人互相看着，支支吾吾，显得很谨慎。
秉昆不禁笑了，热心地说是的，还告诉人家窗台上有粉笔，进了屋第一件事要抓起笔来往自己袖子上写号。
几个人谢过，进入店里。不久，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秉昆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的是，一个电话就会整卡车运来。往后一年里，肉可能就不凭票了，怕忽然变化，引起抢购，所以先在这偏僻的小店试卖。
国庆和秉昆听了自然高兴，都说不管等到多晚，非把肉买回去不可。三人正说着话，顶风冒雪猫着腰又走来两个人。待那两人走近，秉昆才认出，竟是“五四”曹德宝和吕川。秉昆和二人关系不好，虽然互相打了招呼，但双方都带搭不理的。好在国庆、赶超与曹德宝和吕川是中学同学，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
赶超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把秉昆扯到一旁问怎么回事。秉昆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成了工友，他俩就无缘由地孤立他。
赶超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儿，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
秉昆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
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
赶超拦住他俩说：“不用急，人家秉昆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他话音刚落，秉昆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就往曹德宝和吕川袖子上写号。
秉昆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秉昆说不必，窗台上已多了几截粉笔。
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住店门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曹德宝笑道：“我猜着你要问什么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
赶超说：“错！我要问的是，你俩为什么成心孤立秉昆，从实招来！”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
国庆也说：“秉昆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呀？他是我和赶超的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秉昆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愿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吕川口中愤愤地迸出一句话。
赶超就说：“来来来，听我讲故事。听完，你俩就不讨厌秉昆了。”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背风雪。
“他主讲，我补充！”国庆说着也跟了过去。
秉昆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国庆转身朝他喊：“你别傻站那儿挨冻，进店里暖和去！”
秉昆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他由涂志强成了杀人犯被公开处决，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位舍命救工友的老工人。以前木材加工厂的宣传窗里一年到头贴着那老工人的大幅半身照，涂志强出事的第三天就被揭下来，以后当然也不会再出现在宣传窗里了。他不认为涂志强天生就是个杀人犯，也不认为韩伟天生就不拿自己的命当命。他认为他俩的死，都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是的，是冲动，这是多么可怕的两个字呀，这两个字一时控制了谁，谁那时就处在危险边缘了，不但对别人危险，也往往使自己临险而不知。
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因为在酱油厂出渣车间时，他曾几次想抡起板锨朝曹德宝和吕川劈去。当时自己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使他俩死于锨下。他俩对他的挑衅和挤对，他出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又打了个哆嗦。现在，赶超与国庆却在外边为他和曹德宝、吕川的关系说和！自己与肖国庆、孙赶超在木材加工厂时关系也不是多么铁，可自从在“上坎”的坡下偶然见着了他俩，说起了自己一些不愿对外人说的事，他俩现在已口口声声说是哥们儿了。不到郑娟家去送钱，那天就见不到肖国庆和孙赶超。见不到他俩，今天就不会同他俩来买肉，也就见不到曹德宝和吕川，自己内心里的恶念就还在，酱油厂出渣车间便仍是一个暗伏杀机的可怕地方，自己和曹德宝、吕川的人生就劫数犹存！
他也想到了小龚叔叔、母亲以及老所长，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位每月挣四十几元钱的民警，能说他不普通吗？一个根本就没有工资，由家庭妇女们选出的街道干部，也再普通不过了呀！老所长就不普通吗？每天骑辆旧自行车上班下班，风里来雨里去，经常被上级批评：“你工作怎么做的？这个所长你还能当不能当？”经常被些老娘们儿指着鼻子问：“我家的婆媳矛盾你都不管，那你干什么吃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他毕竟是派出所所长，不普通。在秉昆看来，他却只不过是有点儿不普通的普通人而已——有一次自己下班回家，见母亲正送老所长出家门，老所长毕恭毕敬地对母亲说：“街道的治安工作，群众的团结问题，今后还要请您多操心啊，拜托了！”双腿一并，庄庄重重地向母亲敬了个礼。那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老百姓在人世间的生活真是不容易啊，谁家一不小心就会出不好的事，一出不好的事往往就束手无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而有小龚叔叔、母亲、老所长这样一些人，即使无法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起码能给予人世间一点儿及时的温暖和抚慰。
他还想到了肖国庆和孙赶超，两个与自己关系并不是多么好的工友，已经不在一个厂了，忽然就与自己关系好起来。怎么就好起来了呢？他还没想明白。他俩却在做着母亲经常做的事——为了能让曹德宝和吕川以后不再孤立自己，在这郊区小商店里正做着视为己任的说服工作呢！肖国庆和孙赶超在他内心里的形象一下子特别的可亲可爱了。他进而想到了郑娟——自己为她所做的事不可告人，若被韩伟遭遇到的那类小人所知，必定会使自己陷入某些麻烦，以后究竟是继续做下去呢，还是忘记那事为好呢？他不是没掂量过那事的对错，他多次在心里暗自掂量，每次的结论都是对。既然对，他心里又一次决定了——那就应该做下去！何况，自己答应了郑光明那个盲少年，自己要配那盲少年的一跪啊！至于做下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就不多考虑了吧！考虑来考虑去的，太累心了！
他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肖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秉昆！”
他站了起来。
肖国庆一摆头：“出来一下。”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
孙赶超说：“你俩，表现点儿实际行动啊！”
曹德宝说：“秉昆，你的事，我和吕川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今后咱们的关系不会那样了。”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出渣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在出渣车间混着干几天，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会离开的主，所以看着你来气，理解理解我俩啊！”
秉昆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
肖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赶超，他俩各说那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曹德宝抗议道：“别得理不让人，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说罢进入小店去了。
吕川说：“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话到了，关系就已经改变了嘛！”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
国庆对赶超说：“就这样了？”
“也只能就这样了。”赶超拍着秉昆的肩又说，“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怎样，主要还得靠你自己。”
秉昆问：“你跟他俩说我什么了？”
国庆说：“还能说你什么？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替你讲给他俩一遍。咱们这种青年，谁活得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争上游”。
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秉昆争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占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点。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六点多的时候，许多人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的，强烈要求提前卖肉。小店负责人也就是孙赶超家近邻，却说肉还在市里冷库呢，并没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像炸了窝，逼着他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儿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秉昆他们虽也早就失去了耐心，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
秉昆忍不住，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她商量：“你能不能给冷库打电话，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呢？”
女服务员说：“都这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秉昆坚持道：“你打一次看看嘛！如果那边确实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女服务员说：“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这时，小商店的负责人已不知躲哪儿去了。
秉昆耐心地恳求说：“那请你把那边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行吗？”
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她，犹豫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