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这村子是我们的了。”
“是的，长官。”
帕金向前走，准备通过广场，这时，猛烈射击爆发了。随着枪声大作，子弹冰雹般落在他的周围。有人尖叫了一声。帕金躲闪着，弯腰低头地奔跑着，在他前面的瓦特金斯用手掐着腿，痛得直叫；帕金把他抱了起来。一颗子弹“砰”的一响，掠过他的钢盔。他冲向最近的一间房舍，撞开门，摔进了屋里。
射击停止了。帕金冒险向门外窥视。有一个人受伤倒在广场上：是哈德森。真不公平。哈德森动了一下，跟着就响了一枪。随后他便不动了。帕金说：“这些该死的杂种。”
瓦特金斯叫着：“唔！”随后龇牙一笑，举起了什么东西，“不在里面了。”
帕金又向外面看去。“他们在钟楼里，”他说，“那儿没大空间，不会有很多人的。”
“不过他们可是会开枪的。”
“是啊，他们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帕金皱了皱眉，“有炸药吗？”
“嗯。”
“咱们看看。”帕金打开瓦特金斯的背囊，取出了炸药。“有了。给我装一支十秒钟的引信。”
其余的战士在街道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帕金向他们叫着：“哎！”
那门口露出一张脸。“中士？”
“我打算扔个番茄。我一声令下，你们立刻开枪掩护我。”
“好的。”
帕金点燃一支香烟。瓦特金斯递给他一包炸药。帕金大叫：“开火！”他用香烟点着引信，跨到街上，抡开手臂，把炸药投向钟楼，然后立即转身，钻回屋里。自己人的火力在他耳中轰轰作响。一个子弹擦过门框，激起的木屑擦着了他的下巴。继而是炸药的爆炸声。
没等他看，街对面就有人喊：“炸个正着！”
帕金走出屋外。那座古老的钟楼坍塌了。就在烟尘落到废墟上时，听到了一声不合时宜的钟声。
瓦特金斯说：“你以前是打板球的吧？那一下掷得可真他妈的准。”
帕金走到广场的中央。看来，那些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刚好是三个德国人。他说：“这钟楼也实在太不结实了。就算我们一块朝它打喷嚏，大概也会震塌的。”他转过身去，说道：“多活一天，多赚一天的美金。”这是美国大兵的俚语。
“中士，您的电话。”通讯员说。
帕金走回来，从他手中接过话筒。“喂，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少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实际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真实年龄。
“上面要你回伦敦。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把你的班交给你的下士负责，返回基地来。路上有车接你。”
“是的，长官。”
“命令还说，你绝对不准以任何理由拿你的生命冒险。懂了吗？”
帕金咧嘴一笑，想到了钟楼和炸药。“懂了。”
“好吧。上路吧。你这个走运的小子。”
布劳格斯想，别人之所以都叫帕金小子，是因为他们认识他，都是在他参军之前。毫无疑问，帕金如今已道道地地是个男人了。他迈着优雅和自信的步伐，用锐利的目光四下张望，与上级军官在一起不卑不亢。布劳格斯知道他在年龄上撒了谎。倒不是因为他的模样和举止，而是由于每当提及年龄时他流露出来的细小反应——那种小反应，像布劳格斯那样经验丰富的刑讯官，会出于职业习惯一下子注意到的。
他们刚告诉他要他看一些照片时，他还挺开心。现在，他到米德温特先生在肯辛顿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的第三天，那种开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乏味。最让他烦恼的则是不准吸烟的规定。
其实，布劳格斯更烦，因为他不得不坐在旁边看着帕金。
有一天，帕金说：“你们不会把我从意大利叫回来帮着破一宗四年前的谋杀案吧？那完全可以等到打完仗再说。还有，这些照片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这宗案子需要我守口如瓶，你们最好告诉我。”
“你的确该守口如瓶。”布劳格斯说。
帕金又回去看照片了。
那些照片全是些旧照片，大多数都已发黄、褪色，许多还是从书籍、报刊上剪下来的。有时候，帕金还要使用米德温特先生周到地提供的放大镜，更仔细地辨认合影中的小面孔；每逢这种时候，布劳格斯的心就怦怦直跳，直到帕金把放大镜放在一旁，拿起另一幅照片时，他的心跳才缓和下来。
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午饭。和战时的大多数啤酒一样，这儿的啤酒很淡，但布劳格斯依然认为，应该明智点，只让年轻的帕金喝上两品脱——要是任他喝，他会一口气灌下个一加仑的。
“费伯先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帕金说，“你不会认为他有那种动机。跟你说，女房东长得不错，而且她还想干那种事。回想起来，要是我当时懂得怎么上手，搞不好我自己就会把她占有啦。嘿，我当年只有——十八岁。”
他们吃了面包和起司，帕金吞下了一打腌洋葱。他们回去时，在大门外停留了一阵子，以便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他是个大个子，长相漂亮，谈吐优雅。但我们都没怎么重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衣着很差，骑着一辆自行车，而且也没钱。我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他带着询问的意味，扬起了眉毛。
“可能吧。”布劳格斯说。
当天下午，帕金足足找出了三张费伯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九年前才拍的。
米德温特先生把这几张照片翻拍了。
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穆勒－古德（“咱们还是叫他费伯好了。”高德里曼说着，笑了一声）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叫做奥伦的村子里。他家世代都是当地殷实的领主，父亲是家中的次子，他本人也是次子。次子都是要做军官的。他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位高级军官之女，生来就受到教育，要做贵族夫人，也果真如愿以偿。
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巴登的卡尔斯鲁赫军校，两年后转入柏林附近更有名望的格罗斯－李奇特菲尔德军校。两所军校都以艰苦训练、纪律严明著称，学员的思想是靠藤条、冷水澡和粗劣的食物来磨炼的。海因里希在那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还学习了历史，最后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分通过了毕业考试。在他就学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三条记录：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反抗当局，直至半夜溜出校门，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他姑妈家；在一次训练中，折断了他的摔跤教官的手臂，还因为不服从上级挨过鞭子。
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见习军官在韦塞尔附近的腓特烈菲尔德中立区短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梅兹的军校接受军官训练，并于一九二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你那次用的什么字眼？”高德里曼问布劳格斯，“‘相当于伊顿和桑赫斯特的德国贵族学校’，对不对？”）
随后的几年里，他在五六处地方短期执勤。他也是个成绩出众的田径运动员，尤其是在长跑项目上。
他和人从不深交，从未结过婚，还拒不参加纳粹党。由于国防部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怀孕这件事不明不白地牵连到他，他晋升为中尉一事被延迟了，但最终在一九二八年他还是当上了中尉。他和上级军官谈话时仿佛是同级，这一习惯之所以得到接受和原谅，是因为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军官，而且是普鲁士的贵族。
二十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校成为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的挚友，并多次在他家的奥伦庄园中度假。一九三一年，还没上台当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是那里的座上客。
一九三一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到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
大约从那时起，他似乎就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我们可以推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德国情报机构训练他掌握了无线电发报、使用密码、测绘地图、盗窃、讹诈、破坏和暗杀。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来到伦敦，有充分时间为自己弄到可靠的掩护身份也许是两个。他的孤独习性是间谍生涯磨炼出来的。战争一爆发，他就认为已获准杀人了。”他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照片。“他是个挺帅的家伙。”
那是第十汉诺威狙击营长跑队的合影。费伯的位置居中，举着一只奖杯。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下巴，蓄着短短的头发，一张小嘴上缀着窄窄的胡须。
高德里曼把照片递给比利·帕金。“他变化大吗？”
“他的样子要老多了，不过也可能是他……装的。”他沉思着端详着那照片，“他的头发现在长多了，胡须也不见了。”他隔着桌子把照片递过去。“不过这就是他，没错。”
“档案里还有两条，都是推断。”高德里曼说，“第一，他们说他可能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了情报机构——一名军官的履历没有明显的原因而中断时，一般都会这么猜测。第二条是谣传，未经任何可靠来源证实，说他当过几年的斯大林亲信顾问，用的名字是瓦西里·赞可夫。”
“这难以置信。”布劳格斯说，“我不相信。”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在希特勒上台的那段时间，有人劝说斯大林处决了他的军官中的精英。”
布劳格斯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高德里曼想了想。“咱们把帕金中士调过来。他是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亲眼见过‘针’的人，他了解的情况很多，我们不能让他在前线冒险了。另外，把这幅照片好好复制一下，由一位修版师把他的头发加厚，把胡须去掉。然后我们就把照片分发下去。”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通缉他吗？”布劳格斯疑惑地说。
“不，目前我们要悄悄地动手。如果我们一登报，他就会闻风而遁。当前只要把照片送到警察部队就可以了。”
“只做这些？”
“我想就这些。除非你另有主意。”
帕金清了清喉咙。“长官？”
“嗯。”
“我当真宁愿回部队去，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士。在这个斗争的舞台上，多一个少一个意大利村庄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个叫费伯的人却可能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用美国人的话说：‘我不是在开玩笑。’”
11
费伯钓鱼去了。
他平躺在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小船甲板上，四肢伸展开，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船以每小时三海里的速度沿运河漂流，他的一只手懒洋洋地握着舵杆，另一只手放在鱼竿上，鱼线拖在船后。
整整一天，他也没钓到一条鱼。
除了钓鱼之外，他还观鸟。这两件事都令他觉得乏味，不过却给了他携带望远镜的借口。这一天一早，他还看到了一只翠鸟的巢呢。
诺维奇船厂的人巴不得把船租给他半个月。如今生意萧条，他们只有两艘船，其中一艘从敦刻尔克撤退以来还没派过用场。费伯为了做样子，故意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他们把一箱罐头食品扔上船，这才成交。
他在附近一家商店买了鱼饵，渔具则是他从伦敦带来的。他们说了一些祝他满载而归之类的话，没有人要求看他的身份证。
到此为止，一切顺利。
困难的事就会到来了，因为估计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谈何容易。你首先要找到那支军队。
在和平时期，军队会挂起自己的路牌来帮助你。现在，路牌都摘掉了，不光是军队的，什么路标都不见了。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加上一辆汽车，尾随着你遇到的第一辆军车，直到军车停下为止。可惜，费伯没有汽车，一个平民百姓要租车也简直不可能；而且，就算你有辆车，也弄不到汽油。更何况，一个平民百姓跟在军车后面到处转，张望军营，肯定会被捕的。
于是他便选择船。
几年前，当出售地图还合法的时候，费伯就发现英国有上千英里的内河水路。原有的河网在十九世纪又被蛛网似的运河加长了。在某些地方，河道几乎和公路一样多。诺福克郡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
驾船有许多优越性。在公路上，一个人总要有行驶的目标；而在河上，可以无目的地漂流。在停着的汽车中睡觉，会引人生疑；但在泊着的船上睡觉则很自然。水路上人迹稀少。再说，谁听说过河上有关卡的呢？
但也有不利之处。机场和营房都得靠近公路，选址时从不考虑靠近水边。因此，费伯只好在夜间上岸，去侦察田野。他离开停泊的小船，在月色下探勘山坡，一夜疲惫地往返四十英里。但由于天黑或根本来不及去察看每一平方英里，很容易就会错过他寻找的目标。
每当天亮后几小时回到船上时，他就一觉睡到正午，然后继续前行，偶尔停下来，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四下巡视一番。在船闸处、在孤独的农舍和河畔酒馆中，他总要和人们攀谈，巴望着能够探听出驻有军队的线索。到目前为止，仍然一无所获。
他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找错了地方。他曾经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就是巴顿将军，要在东英格兰找一处进攻法国的基地的话，会找哪里？显然要在诺福克郡——这里有广袤的僻静乡野、大面积的平地供飞机起降，而且面临大海，便于出发；沃什湾更是军舰集结的理想之地。不过，他的这番猜测可能——出于某种他所不知道的原因——是错误的。可能很快他就得考虑穿越田野到一个新地区去：也许就是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