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根本不像是……淑女！”
“你居然说这种蠢话——”
“你的行为像是个——个——妓女。”
她气呼呼地赤裸着身体猛地跳下床，那对可爱的乳房上下直颤：“你对妓女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
“一无所知。”
“你对女人又了解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一个处女应该有什么举止！”
“我是……我原先是……直到我遇到你……”她坐到床边，一下子哭了起来。
口角当然到此就结束了。大卫伸出双臂拦住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也是我的第一个，但我却不像你懂那么多，我感到有点困惑……我是说，没人给你讲这方面的任何事情，是吧？”
她抽泣着点点头，表示同意，她突然想到，真正让他心烦的是八天之后就要驾飞机去云层上拼命这件事；于是她便原谅了他，他也擦干了她的眼泪，重新回到床上，紧紧搂抱着互相鼓励。
露西告诉她的朋友乔安娜这次口角，但却把原因说成是大卫嫌她一件衣裙太过暴露。乔安娜说，婚礼前，通常在前一天夜里，小两口总会口角：这是考验他们爱情力量的最后一次机会。
她就要打扮好了，便在穿衣镜中检查了一下自己。她的裙装稍微有点像军装：肩头方方的，还带有着肩章条，不过下面的衬衫是女式的，以便协调。她在绺绺卷发上搭配了一顶扁圆无边的平顶女帽。在这年头，穿得太花枝招展是不恰当的；不过她觉得现在的装束已达到了活泼实用兼具动人的效果。目前，这种朝气蓬勃的样式正在迅速成为时尚。
大卫在大厅里等候着她。他亲吻了她，然后说：“你的样子棒极了，罗斯太太。”
他们登车返回招待会，向大家告别，之后要去伦敦，在克拉雷奇旅馆过夜；然后大卫将驱车前往比金山，而露西则回到家中，她将和她父母一起住。
又是半小时的握手和亲吻，然后他俩出门上了汽车。大卫的表兄弟已经把那辆MG敞篷小汽车打点妥当：他们在保险杠绑上了一堆空罐头和一只旧皮靴，在脚踏板上洒满了五彩纸屑，用鲜红的唇膏在车身上涂满了“新婚”字样。
他俩面带微笑，启动了汽车，向车后挤满街道的宾客频频挥手。等开出了一英里后，他们停了下来擦拭车身。
他们重新上路时，天已经暗了下来。大卫的车头灯装上了防控遮光罩，但他依然开得飞快。露西感到十分快乐。
大卫说：“手套箱里有一瓶香槟。”
露西打开箱盒，看到了那瓶香槟和用餐纸仔细包好的两只玻璃杯。天气还很冷，瓶塞随着“砰”的一响，射进夜空。露西倒着酒，大卫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们要赶不上晚饭了。”他说。
“管它呢！”她递给了他一杯酒。
她太累了，不想喝酒，真的。她有点困了。车子开得快得吓人。她让大卫喝了大半瓶香槟。他开始用口哨吹起《圣路易慢四步爵士舞曲》。
在灯光管制下在英格兰驰骋，实在不可思议。人们怀念战前的灯光：村舍前廊和农舍窗口的灯光，大教堂尖顶和小客店招牌上的闪光，以及——最大量的——附近城镇万盏灯火在远处低低的天际闪闪发光。即使一个人能够看得见路，他也瞧不见路标：它们早已全部被拆掉，好让跳伞而至的德国间谍不辨东西（仅仅几天之前，在米德兰，农民们发现了降落伞、无线电和地图；但由于这些东西四周有脚印，所以当局认定，并没有人真的在此降落，整个事件不过是纳粹故布疑阵，试图在居民中间造成恐慌罢了）。不过没有路标也没关系，反正大卫认得去伦敦的路。
他们爬上一道长山坡。小巧的汽车轻捷地上着坡。露西半睁着眼睛，盯着前面的漆黑一片。山的下坡陡峭曲折。露西听到远处一辆车正在接近的轰鸣声。
大卫快速弯来转去，敞篷车的轮胎在地上擦着，吱吱作响。“我看，你开得太快了。”露西温和地说。
车尾向左打滑。大卫换成低挡，却有些担心如果刹车，会造成再次打滑。避着光的车头灯勉强照出了两侧的隔离墩。前方的道路出现了向右的急转弯，大卫又控制不住后轮了。那条弯道似乎无穷无尽。小汽车滑向一边，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往回走了，然后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打转。
露西尖叫：“大卫！”
月亮突然露出了头，他们看见了那辆卡车，正在蜗牛似的吃力爬上山坡，从鼻子状的引擎罩处喷出浓烟，在月色中一团银白。露西可以看得见司机的面孔，甚至他的布便帽和胡子；还能看到他踏住刹车，吓得大张着嘴。
这时，小车又向前走了。要是大卫能够重新控制住车子，刚好可以擦过卡车。但他猛打方向盘，踩下了油门，这就铸成了大错。
小车和卡车迎面撞在了一起。
04
外国有间谍，所以英国也要有个军事情报局。但似乎军事情报局这个名称太直接，所以人们都喜欢用它的简称MI一九四〇年，MI是陆军部的一部分。当年，这个机构的编制如杂草一样蔓延，变得愈来愈大——这是不足为奇的。MI的各单位以不 同的序数来称呼：军情九处经营从战俘营通过欧洲沦陷区抵达中立国的逃亡路线；军情八处监 听敌人电台的讯号，其价值抵得上六个团的兵力有余；军情六处则负责向法国派遣特工。
一九四〇年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教授加入的是军情五处。在一个寒冷的九月的上午，他来到了设在白厅内的陆军部。
在和平时期，军事情报局的人员清一色是军职人员，但这时高德里曼却发现，军事情报局里增加了许多非军职人员，而在军情五处，有一半人都是他的旧识，这使他感到很高兴。他第一天到那里就遇到了好几个熟人：和他同一个俱乐部的律师、和他是大学同学的历史学家、和他在同一所大学里工作的档案管理员以及他最喜爱的侦探小说家。
上午十时，他被带到特里上校的办公室。特里显然已经工作了好几小时：从他字纸篓里扔的两个香烟盒就可以知道。
高德里曼说：“现在我该叫你‘长官’了吧？”
“这里没那么多啰唆，珀西，叫‘安德鲁舅舅’就蛮好。坐下吧。”
特里身上那种精悍利落的劲头，是他们在萨伏伊进午餐时所没有的。高德里曼注意到，他毫无笑容，眼睛总是在办公桌上一叠没读过的电文上瞟来瞟去。
特里看了下他的表，说：“我要把情况简单地向你说明一遍，把那天午饭我开了头却没有讲完的事给讲完。”
高德里曼微微一笑：“这回我不会再那么趾高气昂了。”
特里又点燃了一支烟。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卡纳里斯派到英国的间谍都是些废物（特里讲起这话来的样子，就像他上次跟高德里曼的谈话只是中断了五分钟而不是三个月），多萝西·奥格拉迪就是个例子：她在怀特岛上窃听军用电话时被我们抓住了，她往葡萄牙写信所用的隐形药水在玩具店里都买得到。
九月份卡纳里斯又派出了一批新间谍。他们的任务是侦查英国，为入侵作准备：把适于登陆的海滩、可供运载军队的滑翔机降落的机场，还有道路、坦克陷坑、路障和铁丝网设施等，一一标在地图上。
这批间谍是一些随便挑选、训练欠佳而又装备不良的无用之辈。最典型的例子是九月二、三日两夜到达的那四个人：迈尔、基布姆、庞斯和沃尔德伯格。基布姆和庞斯是黎明时分在海思附近着陆的，他们还在沙丘中拔不出腿、越陷越深时，就被萨玛赛特轻步兵团的二等兵托勒维抓住了。
沃尔德伯格倒是向汉堡发出过一份电文：
安全抵达。文件已毁。距海岸两百公尺处有英军巡逻。海岸上有褐色铁丝网，五十公尺外有铁路枕木。没有地雷。士兵很少。未完成的碉堡。新修的公路。沃尔德伯格。
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甚至连代号也没有一个。他这份情报质量之差，可以从他对英国法律规定的一无所知上得到佐证：他竟然在早上九点走进一家酒馆，要一夸脱的苹果酒。
（高德里曼听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而特里却说：“等一等——更可笑的还在后边呢。”）
酒店老板叫他十点再来，还建议他利用这一小时去看看村里的教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真的在十点整的时候回来了，当场就被两名骑自行车的警察一下子给逮住了。
（“这简直像《又是那个人》的情节了。”高德里曼说。）
迈尔是几小时后被发现的。随后几周里，又有十一名间谍落网。他们大多是踏上英国的土地没出几小时就被捕的，几乎全部被处以绞刑。
（“几乎全部？”高德里曼问。特里说：“不错，有两个人被解送到我们的B－I（a）科。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这件事。”）
剩下的在埃里着陆，其中一个是厄恩斯特·韦伯－德罗尔，是个知名的杂技演员，在爱尔兰有两个私生子（他曾以“世界最强壮的人”的称号在爱尔兰巡回演出过）。他被警备队逮捕，罚款三英镑，然后移交给了我们的B－I（a）科。
另一个叫赫尔曼·戈茨，他跳伞误入北爱尔兰，而没有落到埃里。他遭爱尔兰共和军劫掠之后，身穿皮内衣泅渡了博伊恩河，最后吞服了自杀药片而死。他有一个手电筒，上面标着“德勒斯登。制造”。
（“既然抓住这帮笨蛋这么易如反掌，”特里说，“我们又何必请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来抓他们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无法知道还有多少间谍我们没抓到；第二，这和我们不处绞刑的那些人有关。B－I（a）科负责的就是这码事。但是为了解清楚，我得回到一九三六年。”）
阿尔弗雷德·乔治·欧文斯是个电子工程师，他任职的公司和政府有几项合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数次出访德国，并把在那里搜集的零零散散的技术情报自愿提供给海军部，后来，海军情报处把他介绍给军情六处，军情六处遂把他发展成一名特工。但后来，军情六处截获了他发给一个已知的德国伪装地址的一封信，发现他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也被德国情报机构吸收。显然，他是毫无气节的人，一心想当间谍。我们给他的代号是“雪”，德方则叫他“约翰尼”。
一九三九年一月，“雪”收到了德方的一封信，内容有：（1）一台无线电发报机的使用说明；（2）一张维多利亚火车站行李寄存处的存单。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们就逮捕了他，他和他的发报机（装在一只皮箱里，他向寄存处出示了存单，便取了出来）被扣在旺兹沃思监狱。我们要他继续用发报机和汉堡方面联系，但他发出的全部情报都是由B－I（a）科拟就的。
德国情报机构要他与潜伏在英国的两名德国间谍联系，我们立即逮捕了那两个人。他们还给了他一套密码和无线电通讯的详细程序，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继“雪”之后，德国又派遣了“查理”“彩虹”“夏天”“饼干”等一批间谍，他们都与卡纳里斯保持经常联系，并显然得到他的信赖，其实他们都在英国反谍报机构的完全掌握之下。
这时，军情五处依稀瞥见一个可畏又诱人的前景：如果走运的话，他们可以控制并操作德国人在英国的整个间谍网。
“把间谍变成双重间谍而不绞死他们，有两大好处，”特里回到要点上，“由于敌方认为他们们的间谍还在活动，就不会派其他间谍来取代他们。透过他们向德方发回的假情报，我们就能蒙骗敌方并误导他们的战略家。”
“恐怕不那么容易。”高德里曼说。
“当然不容易。”特里打开一扇窗子，让房间里香烟和烟斗的雾散出去。“要干，就要干得彻底，这儿要是真的留下几个没被发现的间谍，他们的情报就会与双重间谍送出的假情报相抵触，德国情报机构就会嗅出味道来。”
“听起来很激动人心。”高德里曼说。他的烟斗熄灭了。
特里笑了，这还是他在那天早上第一次露出笑脸。“这儿的人会对你说，这差事很苦——工作时间长，高度紧张，经常受挫——不过，却肯定是激动人心的。”他看了看手表。“现在我要你见见我的一个十分机灵的年轻部下。我陪你到他的办公室去吧。”
他们走出房间，上了几级台阶，穿过好几道走廊。“他叫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你要是拿他的姓氏开玩笑，他会恼火的。”特里继续说，“我们是从苏格兰场把他挖过来的——他原是那里的一名特警。如果你需要助手，就用他好了。你的官阶比他高，不过，我们这儿不太讲究这一套。我想这一点你用不着我来提醒。”
他们进了一间光秃秃的小屋子，窗外面对着一面空白的墙。房间里没铺地毯。墙上挂着一帧美女的玉照，帽架上吊着一副手铐。
特里介绍说：“这位是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这位是珀西瓦尔·高德里曼。剩下的你们自己谈吧。”
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个人金发碧眼，矮小结实——高德里曼心想，他的身高大概勉强刚够当警察的资格。他的领带十分刺眼，但是面孔和颜悦色，笑容很动人，握手时也很有力。
他说：“珀西，我正要赶回家吃午饭，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呢？我太太做的香肠和马铃薯条味道不错。”他有浓重的伦敦土腔。
香肠和马铃薯不是高德里曼爱吃的饭食，但他还是去了。他们走到特拉法加广场，坐上一辆开往豪克斯顿的公共汽车。布劳格斯说：“我娶了一位很好的太太，但她做菜不大行，我每天都只能吃香肠和马铃薯条。”
伦敦东区仍然因为昨天夜里的空袭而烟雾弥漫。一群群的消防队员和志愿人员正在挖掘着瓦砾堆，向余烬上浇水，清理着街道。他俩走过他们身边，看到一个老年人正抱着一套贵重的收音机，从一栋几成废墟的住宅中出来。
高德里曼搭讪着：“看来我们要一起抓间谍了。”
“我们试试看吧，珀西。”
布劳格斯的家是有三间卧室的半栋住宅，那条街上清一色都是这种把一栋房子隔成两家的建筑，小小的前庭花园全都种了蔬菜。布劳格斯太太就是他办公室墙上照片中的那个美女，名叫克里斯琴。她面带倦容。布劳格斯说：“空袭时她开救护车去了，是吧，亲爱的？”他颇以他太太为傲。
她说：“每天早晨我回家来，都不知道这栋房子还在不在。”
“你注意到了吧，她担心的是房子，而不是我。”布劳格斯说。
高德里曼从壁炉台上的礼品盒中拿起一枚奖章：“你怎么得到这个的？”
克里斯琴回答说：“他从一个邮局抢匪的手中夺下了一支滑膛枪。”
“你们可真是一对。”高德里曼说。
“你结婚了吗，珀西？”布劳格斯问。
“我是鳏夫。”
“对不起。”
“我太太一九三〇年死于肺病。我们没有孩子。”
“我们也还没有呢。”布劳格斯说，“世道这么乱，要孩子不是时候。”
克里斯琴说：“噢，弗雷德，人家对这不感兴趣！”接着便走出客厅，到厨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