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康道：“你去？朱骥好歹还穿着一身锦衣卫官府，对方又不认识你，如何认出你，又怎么会相信你？”
杨埙道：“朱骥中了毒，明摆着不能赴明日之约。紫苏显然也不会真的期待朱骥会出现，只要是跟朱骥或多或少有关系的人，她就会上前联络。我也有法子让她相信我。”
于康道：“你没有宝图，如何能换回解药？”
杨埙道：“我只能设法拖延。对方真正想要的是郑和宝图，不是朱骥的性命，一定会考虑我的提议。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还要另想办法。上次我听朱骥说，礼部胡尚书医术高明……”
于康登时眼前一亮，道：“是了，也许胡尚书有法子能救朱骥。”
话音刚落，便有仆人进来禀报，说是礼部尚书胡濙到访。
杨埙狐疑道：“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是不是太巧了？”
于康道：“一定是我义父恳请胡尚书来救祖父。”忽又想起一事来问道，“那祖父装病这件事，要不要事先告诉胡尚书？”
杨埙坚决地摇了摇头，道：“不能告诉。”
于康却是不无担心，道：“胡尚书医术高明，万一他看出来怎么办？”
杨埙失笑道：“胡尚书何等人物，就算他看出来，也不会揭破的。正如蒯老爷子所言，装糊涂正是本朝大臣所长。”
于康半信半疑，一时不及思虑更多，忙出庭迎接胡濙。胡濙神色极为凝重，却又有一丝黯然。
于康心中一紧，问道：“可是朝上出了事？”
胡濙叹道：“出了大事！唉，大事！又有人要因此丢掉性命了。”
* * *
[1]丘濬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当年录取举子三百四十九名，前三名为一甲，另一百二十九名为二甲，后二百十七名为三甲。丘濬是二甲第一名，即总名次第四名。
[2]安邑：今山西运城。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为夏朝都城。
[3]后邢宥常年巡按天下，断处诸多疑案。明宪宗年间，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赐玺书，巡抚江南十一府，总理江南兵民财赋。传闻他在任上时，有一民妇与他人通奸，被养子发现，恐被告发，便来个恶人先告状，反而先状告养子强奸了她。邢宥审问时，养子不作任何申辩，遂被判死刑。事后，邢宥发现狱中留有遗书曰：“孝子不言亲之过，邢公不明安在哉。”邢宥方知错斩了孝子，愧疚不堪，于是坚决辞官归隐。他回到故乡（今海南文昌水吼村），在东昆港北湄的山丘上盖了一间“湄邱草亭”，以读书写作自娱，因此自号“湄邱道人”。虽到晚年，仍手不释卷，“足迹未尝至城市”。邢宥与丘濬交谊甚厚。丘濬回乡探亲时，曾到水吼村探望邢宥。分别时，邢宥送行至琼山与文昌交界处的葫芦铺（今海南琼山大致坡镇）。后人为了纪念二人友情，特在当地修建了一座“约亭”。邢宥死后，丘濬（彼时已是内阁大学士）亲自撰写墓志铭。
[4]“田盛”二字的音义，与“天圣”相似。
[5]古代帝王即位后，便要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将明景帝朱祁钰预营的陵寝毁掉。朱祁钰死后，以亲王礼葬于金山口（今北京玉泉山北麓），成为明代迁都北京之后唯一一位没有葬于明十三陵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复景泰帝号，将原郕王墓扩修为皇陵。嘉靖时（1522—1566年）又改建陵碑，并易绿瓦为黄瓦，使之符合帝陵规制。
[6]英宗朱祁镇复辟后，不忘南内八年幽居生活，对小南城大肆扩建。据《明英宗实录》：“初，上在南内，悦其幽静，既复位，数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龙德，左右曰崇仁、曰广智。其门南曰丹凤、东曰苍龙，正殿之后，凿石为桥。桥南北表以牌楼，曰飞虹，曰戴鳌。左右有亭，曰天光，曰云影。其后垒石为山，曰秀严，山上平中为园殿曰乾运。其东西有亭曰凌云，曰御风。其后殿曰永明，门曰佳丽。又其后为园殿一引水环之，曰环碧。其门曰静芳，曰瑞光。别有馆曰嘉乐，曰昭融，有阁跨河曰澄辉，皆极华丽。天顺三年（1459年）十一月工成，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于其中。每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赏宴。”又据《燕都游览志》：“自东华门进至丽春门，凡里余，经宏庆殿，历皇史庋门，至龙德殿，隙地皆种瓜蔬，注水员瓮，宛若村舍。”明朝灭亡后，睿亲王多尔衮（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将小南城改为睿亲王府。当时清朝顺治皇帝在位，由多尔衮摄政，睿亲王府实为国家政治中心。后多尔衮死，被削王爵，其府遂空。时人吴伟业（号梅村，“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作者，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有诗道：“松林路转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鸟惊。七载金滕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
[7]束鹿：今河北辛集。
[8]靖远伯王骥，与威宁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同为明代因功封爵的仅有文官。王越字世昌，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曾尝三次出塞，收河套地。身经十余战，出奇取胜，动有成算。奖拔士类，笼络豪俊，人乐为用。以功封威宁伯。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
[9]当时的“回回”泛指伊斯兰教徒（其遵循的伊斯兰教法律被称为回回法），但也包括其他西域人（不一定信奉伊斯兰教，此西域泛指中国以西国家）。
[10]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因篇幅有限，郑和祖、父、兄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11]刘家港：位于今江苏太仓。起于南宋，兴于元代。元代定都大都后，为实现南粮北运的经济需要，重修大运河，新辟海运，使刘家港成为当时江南漕运和海运的集结地。极富传奇色彩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元末便寓居在刘家港，以方便泛海经商。入明后，明廷在刘家港兴建运仓，用于储存官粮，号称“天下之仓，此为最盛”。明嘉靖年间，因倭寇登岸侵掠，刘家港设重兵驻守。明末港口淤浅，海运遂衰。
[12]渤泥：今加里曼丹。又郑和下西洋前后历经30年，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都是后来的哥伦布、麦哲伦所不能相比的。它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下西洋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南洋的联系，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直到今天，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还把当地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地名叫三宝垄、三宝庙；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因郑和叫三宝太监而得名），印度的古里和柯枝都建有纪念碑。
[13]此文渊阁为明代明成祖朱棣所建文渊阁（已在明末战火中被毁），非今存清代乾隆所建文渊阁（位于今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据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明文渊阁位于紫禁城东庑之南。又，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明皇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
[14]当时明廷尚未修建皇家档案馆皇史宬（位于今北京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弘治五年（1492年），内阁大学士丘濬（即本书中的同名人物）上书皇帝，提出应收集整理历代的经籍图书，立为案卷保存，以备“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又建议仿照中国古代“石室金匮”之意，在紫禁城文渊阁附近建造一所全用砖石垒砌的重楼，上层用铜柜存放各朝皇帝的实录和国家大事文书，下层用铁柜保藏皇帝的诏册、制诰、敕书及内务府中所藏可用于编修全史的文书。但丘濬建议未得到采纳。直到嘉靖年间，明世宗才下令修建皇史宬，地址选在囚禁过英宗的南内以西。建筑为整石雕砌，殿内大厅无梁无柱，南北墙厚分别为6米，东西墙厚分别为3米。地面筑有1.42米高的石台，其上排列150余个外包铜皮雕龙的樟木柜，叫“金柜”，即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且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初名神御阁，又称表章库，后改名皇史宬。
第九章 风孰与高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多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花不常好，月不常圆。
世间万物有盛衰，人生安得常少年。
昨日朱颜如醇酒，今日俄然成白首。
白首容颜渐枯槁，万事无心成潦倒。
翁莫恼，自古人生无不老。
——于谦《翁莫恼》
自明景帝朱祁钰亲生太子朱见济死后，复立太上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事，便在朝野间传得沸沸扬扬。人们普遍同情太上皇朱祁镇的遭遇，就连他任由大宦官王振祸国殃民之事也慢慢淡忘了。而今，这股蠢蠢欲动许久的潜流，终于因监察御史钟同的一纸奏书而彻底爆发。
钟同字世京，江西吉安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后授官御史。父亲钟复曾任翰林院修撰。当时大宦官王振专权，好大喜功，征发大军征讨云南麓川土司。翰林院侍讲刘球上奏劝阻，奏上不听。
后来有巨雷震坏奉天殿，明英宗朱祁镇按照惯例下诏求直言。刘球与好友钟复约好联名上书，但钟复告诉妻子后，钟妻认为这会得罪王振，坚决不同意。
刚好刘球来约钟复，钟妻在屏风后骂刘球道：“你自己上疏，何必连累他人！”刘球叹息道：“这种事，他竟然跟妇人商量！”
于是刘球独自上书，后来果然被王振下狱害死，尸体都被肢解成碎片。刘球的长子刘钺只找到父亲的手臂，“裹裙以殓”。
钟复见好友丧命，想到之前的约定，大为懊悔，不久病死。
钟妻非常后悔，经常哭道：“早知尔，曷若与刘君偕死。”
意思是，早知道如此，还不如让丈夫与刘球一起死，也落个忠臣之名。
钟同经常听母亲提及此事，自小有心要做刘球那样的直言之臣，成全父亲之志。而今，他终于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上书请求重新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
尽管不少大臣私下都认为应该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无人敢轻易提起。人人都知道明景帝朱祁钰私心极重，这事搞不好就要掉脑袋。而钟同此举，大有将生死置之度外之意。一时满朝文武皆惊。
钟同率先上书这一天，骑马上朝，马竟然伏在地上，始终不肯起来。钟同拍着爱马之首，告道：“吾不畏死，尔奚为者！”马盘桓再三，这才站起来。
钟同的奏书事先经过精心准备，先是大论时政，后面才提到复储一事，称：“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明景帝朱祁钰当即就拉下了脸，很不高兴。但因为钟同的话比较委婉，朱祁钰不好当场发作，只得勉强按流程将钟同的上书发交礼部议奏。
群臣见皇帝脸色不好，都保持沉默，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发言。长久的沉默中，朱祁钰自己也颇觉尴尬，于是主动询问宁阳侯陈懋的意见。
陈懋字舜卿，早年随父陈亨参与靖难之役，之后立功封宁阳侯，镇守宁夏、甘肃等地，并屡次跟从明成祖朱棣远征漠北。之后又跟随明宣宗朱瞻基征讨平定朱高煦叛乱。明英宗时期，负责镇守甘肃。他是唯一一位以靖难之役功臣身份封侯并活至现在仍保持爵位的侯爵，且因其女是明成祖妃子，可以说是朱棣的岳丈，为在世的皇亲国戚中辈分最高者，无人能及。
陈懋虽是武将，饱经世故，却尚有忠直之心，当即表示赞同钟同的提议。
明景帝朱祁钰见陈懋不开窍，很是恼火，便转问吏部尚书王直的意见。王直很想直言，但又担心由此惹来大祸，于是老谋深算的他先“引罪求罢”。朱祁钰自然说直言无罪，于是王直表示赞成钟同。
朱祁钰很不高兴，又询问其他大臣的意见。众大臣都默不作声，就连一向为群臣先的兵部尚书于谦也保持缄默，从始至终未发一言。
朱祁钰本指望有人出来反对钟同，却不想陷入此等难堪境地，只好说“缓议”。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缓议”，即是无限期拖延下去，直至不了了之。
隔了一日，礼部郎中章纶依照事先与钟同的约定，再一次上书，陈言修德弭灾十四事，以令皇帝之“缓议”无法缓下来。
章纶字大经，号葵心，乐清[1]人，出生在雁荡山麓南阁村。八岁入社学，燃枯竹为灯，夙夜苦读，所咏《寒梅》诗：“梅生山谷间，不与群芳异。霜冷雪寒时，清香满天地。”深受塾师章仲寅的赞赏，认为章纶将来“必树名节”。
宣德六年（1431年），章纶入选府学，知府何文渊留署施教，学养大进。正统三年（1438年）中举人，次年上京会试，于途中寓所捡到一箱金子。章纶家境贫寒，却能拾金不昧，在原处坐候失主，传为一时佳话。
就在这次会试中，章纶中二甲三名进士，授官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召为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见国家多故，每慷慨论事”，与同样胸有大志的钟同情投意合，结为好友。
与钟同奏疏尚且婉转不同，章纶上书语气比钟同直接多了：“孝悌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率群臣朝见延和门，以展友于之情，实天下之至愿也。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之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则和气充溢，灾沴自弭。”
明景帝朱祁钰读到“上皇是天下之父，陛下是上皇之臣”一句，拍案震怒，再也顾不得面子，下旨立即捉拿章纶和钟同。
当时日薄西山，天光已暗，宫门都已经上锁，不得出入。传旨宦官便将圣旨从门缝中递出。
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
杨埙摇头道：“于少保曾力抗强敌，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没。正因为他功勋太大，所以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人们对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决世间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来，也改变不了局面。”又道：“更何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凭什么要让他出面，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说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禄，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书，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经是废寝忘食，竭尽所能，开创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国泰民安，边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劳吗？还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虽然送明英宗朱祁镇归国，并主动与大明修好，但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并未掉以轻心，认为只有加强巩固国防，才能长久地制止瓦剌侵略，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虽还，国耻未雪。”
随后，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郭亨、杨俊等军官，就连保护京师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时，于谦还仔细阅读了《军资总会》，参照书籍，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方方面面进行彻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备军中。
更重要的是，于谦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先明廷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阯作战时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一，同归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配合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习。英宗正统年间时，京营军士虽然有五十万之多，但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变中，京军伤亡极多，营制更加紊乱。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从京营中选出十万精锐，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分十营操练。次年，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作“坐营都督”。坐营都督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自在安定门外校场操练武器，演习阵法。把总、指挥领队等主要军官必须熟习每个士兵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