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埙笑道:“那个死人,就是绑架我的朱公子的手下。”
朱骥闻言一怔,微一凝思,退开几步,低声与邢宥商议了几句,遂命道:“来人,开了杨埙手足镣铐。他有关于男女贼人的重要线索,那件案子事关兵部机密,应优先办理,先准许杨埙戴罪立功。”
进来官署,朱骥屏退侍从,只留邢宥、杨埙二人,先对邢宥说了详细经过。邢宥这才知情,奇道:“杨匠官当真受过二十杖吗?我看你似乎没什么事啊。”
杨埙笑道:“这当然是朱指挥命人做了手脚。只不过有外人在时,我得装出伤重不能行走的样子。但适才我戴着重铐大枷可不是假的,若不是孙国丈出面,怕是我现下还被锁在牢房中,一动不能动呢。”又叹道:“真是僵卧牢房不自哀啊。”
邢宥笑了一笑,又问道:“我带回来的尸体,杨匠官能肯定就是其中一个绑架者吗?”
杨埙道:“朱公子用刀划伤我的脸的时候,就是那有狐臭的人站在我身后,一只手勒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按着我的头,我死都记得他的气味。”
邢宥道:“果真就是朱公子手下的话,又跟那男女贼人有什么关系呢?”
杨埙道:“那有狐臭的人成了那副模样,比我还要凄惨,显然经过拷打折磨。如果不是结下了私人恩怨,凶手有意令他多受苦楚,便是要从他口中盘问什么。”
朱骥道:“那对男女贼人之前闯入兵部时已露了形容,被全城通缉,抛头露面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们捉住那有狐臭的人加以折磨,之后又冒险弃尸,应该不是为了复仇。莫非他们也想从朱公子那里得到什么?”
杨埙道:“这下不是更好了,两件案子合二为一,只要我们追捕到朱公子一伙,便可以顺藤摸瓜,将以前那件断了线的无头案子接起来。”
邢宥道:“朱指挥不惜对杨匠官用苦肉计,预备如何追捕朱公子一伙呢?”
朱骥道:“我已经派了精干人手,日夜监视相关嫌疑人。等摸清对方底细后,便可立即拉网搜捕。”
邢宥道:“既已有了嫌疑人,朱指挥为何不将他秘密捕来审问?以锦衣卫的手段,应该有办法让他开口。”
杨埙笑道:“这我绝对相信。朱指挥手下能人甚多,有个千户见我挨了二十杖还不肯招,立即出主意,要用刑具夹我双手。我是手艺人,这可绝对是我的软肋呀,于是不得不屈服,按照朱指挥的授意胡乱招供了一通。”
朱骥颇为尴尬,只道:“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凭据指证对方,万一他抵死不认,或是如杨匠官所言,胡乱招供一通,甚至牵连无辜进来,那事情岂不是要糟?”
邢宥道:“那好,就按朱指挥的计划来。对了,要不要重新发出那对那女贼人的通缉告示?”
杨埙笑道:“关于这个,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不如将那具尸体连夜交给地方官府,顺天府也好,兵马司也好,明日让他们公开招领无名尸体,并以杀人罪名通缉那对男女贼人。如此,朱公子便知道手下遭了旁人毒手,就算不立即报复,也应该会有所行动吧。”
朱骥拍手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预料在蒋鸣军一案公告前,朱公子一伙肯定会按兵不动。若是将朱公子手下尸体抛出去,或许能就此激怒他,引诱他出动人手,寻找仇家。”
三人商议一通,朱骥仍命校尉将杨埙押入牢房囚禁,自己与邢宥分头行事。
* * *
[1]常德公主:明宣宗朱瞻基第三女,母孙皇后。正统五年(1440年)下嫁薛桓。朱瞻基有二子三女:长子朱祁镇(明英宗),母孙皇后;次子朱祁钰(明景帝),母贤妃吴氏;长女顺德公主,母胡善祥(宣宗原配皇后);次女永清公主,母胡善祥;三女常德公主。
[2]后来朱元璋当上皇帝,将患难之妻马氏立为皇后,这便是著名的大脚马皇后。朱元璋对妻子一直敬重有加,大臣、平民靠马皇后婉转进言得保性命者不在少数。她曾劝朱元璋道:“我常听说夫妻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和我贫贱时过的日子,也愿不忘和群臣过的艰难日子,有始有终,才是好事呢。”马皇后病危时,自知病重不治,怕连累医生,不肯服药,还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十分悲痛,之后不再立皇后,由此来表达对马皇后的尊重和怀念。又,浦江(今浙江)有郑氏,家族和睦,十代同堂,名传道还,当地人称为“义门”。元朝时,官府赐给郑家一块“天下第一家”的匾额。朱元璋即位后听说了此事,颇感兴趣,将郑氏家长郑谦召到京城相见,问他家中人口共有多少。郑谦回答说:“一千有余。”朱元璋赞叹说:“一千多人同居共食,同心合力,世所罕有,确实是天下第一家啊!”于是赐给了他丰厚的礼品让他回去。马皇后在屏后听了他们的对话,心有不安,连忙传话给朱元璋说:“陛下当初一人举事,尚得天下;郑谦家千余人,倘若举事,不是太容易了吗!”朱元璋听了不免为之一惊,急命中官再召郑谦,问他道:“你治理家族,也有什么方法可循吗?”话到这里,杀机已现,郑谦稍有不慎,立即便是灭顶之灾。但郑谦的回答很令人意外:“没有其他的诀窍,只是不听妻子的话罢了。”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朱元璋听了才释然一笑,不再追究,安心地放他回家了。这一次,明太祖虽然没有完全接受马皇后的意见,却又恰恰表现出他对马皇后的重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妻子的辅佐,既然郑谦从不听从妻子的话,便认定他成不了大气候。
[3]小明王:名韩林儿,元末民变领袖韩山童之子。韩山童祖父为民间白莲教首领,被谪徙永州。韩山童继续传教工作,声称天下将大乱,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又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原之主,藉以鼓动百姓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刘福通等聚众起事。部众以头裹红巾为标志,故被称为“红巾军”。韩山童被推奉为明王,不久遭捕杀。刘福通等红巾军将领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后亳州失守,韩林儿退驻安丰(今安徽寿县)。当时韩林儿虽有帝名,但实权为刘福通掌握,外出将领大多不受约束,政权建设很差。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安丰受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韩林儿被名义上尚属大宋政权的朱元璋救出,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州),从此受朱元璋挟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遣廖永忠接韩林儿至应天(今江苏南京),途经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沉之江中,宋亡。
[4]胡濙精通医术为历史真事,曾与戴思恭讲《内》《难》诸经,推仲景为医学正宗。著述有《卫生易简方》一书。此书为胡濙游走四方寻找建文帝下落时,广泛收集各地民间单方验方编成。书中分为诸风、诸寒、诸暑、诸湿等145类病证,共396方,主张方宜简易,多数方剂药仅一、二味,且多为易得之品。本书还附有服药忌例22条及兽医单方47首。现存多种明、清刊本。戴思恭,元代神医朱丹溪(绰号朱半仙,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滋阴派”创始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得意的弟子,曾广为民间百姓诊治疾患,名气极大。明朝洪武年间,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授迪功郎。由于戴氏疗效特别好,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所以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道:“你是仁义人,不用怕。”仍重用他。不久,朱元璋病逝。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永乐三年(1405年)戴思恭去世,享年82岁,明成祖朱棣亲撰祭文,派人祭奠,称其为“国朝之圣医”。
[5]冰糖葫芦:中国传统名小吃,宋代时便有明确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贯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以冰糖,甜脆而凉。”传闻最初始于宫廷。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宠爱的黄贵妃生了病,不思饮食,日渐憔悴,御医对此束手无策。宋光宗不得不张榜求医。一名江湖郎中揭榜进宫,为黄贵妃诊脉后道:“只要用冰糖与红果(即山楂)煎熬,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不出半月病准见好。”黄贵妃照办后,后来这种做法传到民间,小贩为了方便,又把它串起来卖,就成为了冰糖葫芦。北方冬天最常见。
[6]古人执行死刑一般放在秋冬季节,称为秋决。理论上并非一定要在秋天,而是在秋冬两季均可。但因秋天在先,春夏两季以及之前积累下的死刑判决一般在当年秋天便可执行了,所以大多在秋天执行。秋决的做法最早形成于西周时期,汉朝时形成定制,以后历代都遵守。秋决制度与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古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行事应该处处顺应自然。春夏乃是万物滋长、生命欣欣向荣的季节,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季节则是万物萧条、生命凋谢的季节,此时执行死刑才是顺应自然的。因此,除犯了谋反等大罪的人要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的死刑都要留待秋冬季节执行。又古人在行刑时间上还有其他一些禁忌。比如唐宋时期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的十斋日为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明朝时,国家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时也禁止行刑。另外,行刑当天的具体时间也规定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过时则要等到第二天。
[7]周代王宫分“朝”和“寝”两部分——“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政务之处,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寝”即是宫城,是国君和王族成员居住和休息的场所。“朝”又有外朝、治朝、燕朝之分。对应三朝的则是三门,分别是:库门,即外门;雉门,即中门;路门,即寝门。外朝在库门之内,是中枢官署所在地,譬如大司败断狱决讼即在此处;治朝又称正朝,在雉门之内,是大臣每日朝见国君的地方,是王宫最重要的大廷所在,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献俘、册命、听朔多在这里举行。祭祀王室祖先的宗庙也在正朝中;燕朝则在路门之内,是国君听政的地方。古者视朝之仪,臣先国君而入,国君出路门立于宁,遍揖群臣,则朝礼毕,再退回燕朝处理日常政事,诸臣则至外朝官署治事处治文书。
[8]龙江:今黑龙江省龙江县。
[9]桃源:今湖南桃源县(属常德市)。古名武陵。宋太祖年间,地方转运使张咏(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及《交子》)根据朝廷析武陵县之政令,在实地考察之后,建议置桃源县。理由是其地有桃花源胜地及桃川宫。桃花源因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而得名。桃川宫位于桃花源桃源山,始建于晋代。
[10]与登闻鼓紧密相关的还有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的“重囚处决三复(覆)奏”制度。前面提过,由于“三复奏”制度的执行,死刑往往要拖延午后才能执行,即戏曲中常常出现的午时三刻处斩。但若死囚家属在死刑执行前敲了登闻鼓的话,官员上报皇帝,皇帝觉得有冤,会立即派校尉赶到刑场通知暂停行刑。如果皇帝查验后决定继续执行死刑,时间通常到了晚上,起不到当众执行死刑以杀鸡骇猴的作用。针对这一点,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专门颁布诏令,“诏自今以申、酉行刑,不报”,禁止死囚犯临刑前击鼓,死刑必须在下午3~7点之间执行。但大臣浙江道监察御史陈逅认为死刑应该被慎重对待,皇帝应该提前而不是到临刑之时才重视。陈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请今后处决重囚,前期一日,该科之覆奏毕,即给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亲请法司取囚赴市,次日依法行刑,限未刻以前毕事。复命如有鸣鼓诉冤者请于三覆奏以前封进,若覆奏已毕,虽有鼓状,无得辄受。违者悉坐以罪。”大概意思是,处决重囚的前一天,刑科报请皇帝复审案件,无误后,即发驾帖给锦衣卫监刑官,负责押解犯人到刑场,第二天再依法行刑。执行死刑在下午1点前结束。如果重犯家属要击鼓诉冤,必须在三复奏之前由官员递交给皇帝。一旦第三次复奏完成,即使有人再击登闻鼓鸣冤,也不得受理,凡是违反者都要治罪。明世宗同意,遂于嘉靖二年(1523年)下诏令曰:“鼓状照旧行,决囚准予未刻以前行事。”由此恢复了登闻鼓的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惊变 / 吴蔚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9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310-0
Ⅰ。 ①大… Ⅱ。 ①吴… Ⅲ。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746号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 理
责任印制 曲 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 强
书名 大明惊变(下)
作者 吴 蔚/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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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印张 9.675
字数 276千字
版本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2-1310-0
定价 56.00元(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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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冰霜历尽
他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可惜事与愿违,他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
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
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
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
闲花野草尚葳蕤,风吹柏树将何为?
北风吹,能几时?
——于谦《北风吹》
击打登闻鼓非同小可,次日,国丈孙忠大闹锦衣卫诏狱之事便传遍北京。京城市井最好谈论这种跟宫廷沾边的事,立即引发了热议。人们关注的不是杨埙杀人案本身,而是背后是否有什么意味——
譬如一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国丈为何要突然去击打登闻鼓,是不是对新皇帝朱祁钰抢了外孙英宗朱祁镇的皇位不满,假意借漆匠杀人案擂鼓泄愤?
又譬如孙忠称杨埙杀人案有冤,让主审的锦衣卫代长官朱骥下不来台,是不是针对朱骥的岳父,也就是目下炙手可热的兵部尚书于少保于谦?须知若不是于谦极力主张立朱祁钰为帝,孙太后本是主张立宣宗亲弟襄王朱瞻墡的。
再譬如此案未经三法司即由锦衣卫审结,本已不合规矩,为何明景帝朱祁钰接到击鼓奏报后,又将案子发回锦衣卫重审?如果锦衣卫推翻原判,不等于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天下又哪有这样的事!朱祁钰此推诿之举,分明是给了孙忠一个软钉子。太上皇人还在漠北北狩,宫廷争斗已然拉开序幕,后面还会有什么精彩好戏上演?
当日退朝后,朱骥被单独召进便殿。明景帝朱祁钰看起来有些垂头丧气,大概是昨晚没睡好的缘故。他直截了当地问道:“杨埙那件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朱骥道:“回陛下,杨埙一案,审结的卷宗已呈报御案。目下正打算遵从陛下圣旨,重新审理。”
朱祁钰道:“我……朕只是为了应付孙国丈,不得不那么说。嗯,这件案子既牵涉了凝命宝,还是尽快了结,只要别闹得满城风雨就行。”朱骥道:“是,臣遵旨。”
朱祁钰打了个大大的呵欠,遂挥手道:“你退下吧。”起身扶了内侍的手,转入内堂。
司礼监宦官张永送朱骥出来,皮笑肉不笑地问道:“朱指挥,皇上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张永新近才入司礼监,权势地位不及老宦官金英、兴安等,但其人一直在郕王府听差,是朱祁钰心腹,目下郕王成了皇帝,他也跟着一飞冲天,金英、兴安等人自知无力争宠,也不得不让着他,就跟当年王振仗英宗之势凌驾于朝堂的情况类似。
朱骥对宦官干政素来反感,但也不能得罪对方,只道:“明白了。请张司礼转告皇上,臣自有办法应付。”
张永道:“朱指挥是于少保爱婿,前程无量。办好了这件事,皇上一定重重有赏。”
朱骥拱手道:“朱骥身为朝廷命官,吃的是皇粮,为圣上办事理所当然,不敢奢望赏赐。”
回来官署,朱骥尚未坐下,百户逯杲便进来禀报道:“下官奉命率人跟踪京军神机营军士方大明,他今日请假出营,去了蒋骨扇铺附近,但只转悠了一圈,什么人都没见,便回了军营。不过他入营不久,有个平民男子模样的人便到军营指名找他。二人在军营大门前嘀嘀咕咕了一番,来人交给了方大明一袋东西。从方大明掂量的手法来看,应该是一包金银。方大明接了东西就进营了。下官留了人在军营继续监视,自己亲自去跟踪那男子,一直跟到观音寺附近的一处民宅。那男子进去后再未出来,倒是不久后又有另外两个人匆匆出来,往南北分头去了。下官已经在观音寺附近也安排了人手监视。特来请示朱指挥,下一步该如何做?”
朱骥思忖片刻,道:“这样,你派人将方大明诱出京营,秘密逮捕审问。嗯,不过不要直接带来锦衣卫官署,先暂借东厂的地方吧,我一会儿也赶去那里。记住,一定不要让旁人发现这件事。观音寺那边,再派一些得力人手过去,全部换上便衣,不要暴露形容。”
逯杲应了一声,匆匆出去办事。
朱骥又命校尉从大牢提出杨埙,卸掉手脚镣铐,递给他两根拐杖,道:“本官目下要办兵部文书失窃案。杨埙,你既是知情者,又认得男女贼人,便准你暂时留在我身边做帮手。若是能抓住贼人,我会替你向圣上求情,请求从宽发落你的杀人罪名。”
杨埙试了试拐杖,道:“还算称手。”又笑道:“朱指挥宁可放出我这个被定了杀人罪的罪犯,也要捉拿男女贼人,看来男女贼人比我有价值多了。”
朱骥喝道:“少说废话。来人,备马。”正预备带着杨埙赶去东厂,忽有校尉引着蒯玉珠进来。
朱骥昨晚歇宿在官署,未曾归家,这才想起吴珊瑚生辰一事,忙上前问道:“昨晚珊瑚的寿宴可还热闹?”
蒯玉珠道:“还不错。不过珊瑚吃坏了肚子,卧病在床,她指名要见你。”忽转头看到杨埙也在一旁,便道:“还有他。”
杨埙道:“珊瑚娘子指名要见朱指挥和我吗?”蒯玉珠道:“是啊,怎么,请不动你们二位大驾?”
朱骥为难地道:“我目下有公务在身,杨埙更是重囚身份……”
蒯玉珠本来还算和颜悦色,忽然发怒道:“珊瑚说了,今日你不去,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朱骥大惊失色,问道:“珠娘说什么呢?珊瑚她到底怎么了?”蒯玉珠道:“珊瑚快要死了。”
朱骥“啊”了一声,不及多思索,转身走到杨埙面前,道:“我现下赶去吴府,你不能跟着我。来人……”
杨埙不愿意再回牢房,忙道:“我怎么不能去?我跟珊瑚娘子也很熟,她既然病危,我怎么着也得见她一面。再说了,我又不会逃走,你朱指挥武艺高强,我能逃得了吗?实在不行的话,你让人将我绑起来好了。”
蒯玉珠连连催促,朱骥只得勉强同意。杨埙坐了蒯玉珠的车子,朱骥自己带了几名校尉骑马跟在后面。
快到蒯府时,杨埙悄声问道:“苏台是不是还住在你家里?”蒯玉珠点了点头。
杨埙道:“那她……她是不是认为是我杀了她哥哥?”
蒯玉珠道:“你都当堂认罪了,还问旁人做什么?”杨埙道:“这个不一样。旁人怎么看我不管,我只在乎苏台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