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吧，”我跟他说，“不过咱妈早早就死于癌症，外婆也一样。”
“提醒你一下，她俩都没前列腺。”
“遗传之神可不管这个，”我说道，“他们只会把癌症往最热门的地方送。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手指伸进后面吗？10秒钟就完事儿了。只要医生没有两手抱住你的肩，你还担心他夺走你的‘贞操’吗？”
“我到了50岁自会去检查，”他说道，“医生建议如此，我也打算如此，就此打住不要再说了。杰米，我很高兴你回到正轨，也很高兴你在音乐上保住了一份算是个成年人该做的工作。但这不代表你就有权干涉我的生活。我自有上帝看护。”
50岁就为时已晚了，我心想。等你50岁的时候，就已成定局了。
因为我还是爱我哥的（虽然在我看来，他长大后变成了一个挺招人烦的四处传教的人），所以我采取迂回战术，去找他妻子佛朗辛谈了谈。对她我就能说出安迪不屑一顾的话——我有一个预感，并且是极其强烈的预感。拜托你，佛朗辛，请你一定要让我哥去查一下前列腺。
安迪最后妥协（“好让你们俩闭嘴”）去做了PSA筛查。就在他47岁生日后不久，嘴里还不断抱怨说检查靠不住。也许如此，但即便是对我哥这种满嘴跑《圣经》又讳疾忌医的人，检验结果依然无可争辩：PSA指标稳稳是个10。接下来哥哥去了刘易斯顿找了泌尿科医生，做了手术。三年后医生宣布他癌症痊愈。又过了一年后——在他51岁那年——他在给草坪浇水时中风，救护车还没赶到，他就先投入了耶稣的怀抱。葬礼办在纽约上州。哈洛不再有追悼会了，我很庆幸。我梦里回家的次数太频繁了，这是雅各布斯的戒毒疗法造成的长期副作用。我对此毫不怀疑。
2008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再一次从这个梦中醒来，我在床上又躺了10分钟，身子才重新听使唤。呼吸终于平缓下来，也不再觉得只要张嘴就会不断重复那句“出事儿了”。我提醒自己我戒了毒，而且神志清醒，这才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正因如此我的人生才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现在已不大做这个梦了，而且上一次醒来发现自己拿东西戳自己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次用的是塑料锅铲，零伤害）。这跟外科手术留疤其实是一码事儿，我这么告诉自己，而且通常也能这样说服自己。只有在我刚刚梦醒的瞬间，我能感觉有东西潜伏在梦境的背后，那是一种恶毒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女人。这我当时就能确定。
不过等我洗完澡穿好衣服，梦就已经化作青烟。很快它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体验我有过太多次了。
我在尼德兰的博尔德峡谷大道有一套二楼的公寓。到了2008年，我买得起房子了，但需要贷款，而这是我所不愿意的。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一套公寓就足够了。床是加大双人床，就跟雅各布斯房车里的一样，这么多年来我没缺过床伴。这些日子，女人是越来越少了，但我也料到了。我很快就要52岁了，用不上几年，再风流的登徒子都难免要变成糟老头儿了。
此外，多攒点儿钱也好。我绝非守财奴，但金钱对我来说也并非全不重要。在展会旅舍醒来、贫病交加的记忆从未离我而去。那个红头发乡下女人把我那张刷爆的信用卡还给我时，她脸上的表情同样让我至今难忘。再试试看，我跟她说。“亲爱的，”她回答我说，“看你这模样我不用试都知道。”
好啊，那你现在再看看我是什么模样，小妞儿，我一边沿着驯鹿路开着我的丰田“4号跑步者”（4 Runner）一边想。自从上次在塔尔萨见到查尔斯·雅各布斯后，我增重了差不多40磅。不过对一个一米八五的人来说，190多磅看上去挺好。好吧，我是有了点儿肚子，上次测胆固醇结果也令人担忧，可是我那时候看上去十足是个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我是永远没法儿去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了，或者跟东大街乐队同台，但我还在弹吉他，而且弹得不少，这是一份我喜欢而且擅长的工作。如果有人连这都不满足，那他就是在自寻烦恼了。所以，杰米，你别去自寻烦恼。如果你碰巧听到佩吉·李唱那首莱贝尔和斯托勒作的忧伤名曲《就只是这样而已？》，那就赶紧换个台，听听摇滚吧。
沿着驯鹿路走了四英里，正要爬坡上山的时候，我在一个写着“狼颌牧场前方二英里”的标志牌处转了弯。我在门卫处输入密码后，把车停进标志着“雇员和艺人”的专用停车场上。唯一的停车场停满的那次就是蕾哈娜来狼颌录制EP（迷你专辑）的时候。那天停在便道上的车更多，一直顶到大门。那小姑娘的追随者还真不少。
“星灿佩甘”（真名希拉里·卡茨）两小时前估计已经给马喂了食，但我还是去了趟双排马厩，给它们喂了点儿苹果片和胡萝卜块。它们大多高大健美——我有时觉得它们就是长着四条腿的凯迪拉克高级轿车。我最喜欢的那匹却像是辆破旧的雪佛兰。巴特比，一头长着斑纹的灰马，没有血统可言，我当年拿着一把吉他、一个旅行包，紧张兮兮地来到狼颌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这儿了，而且那时候它年龄就已经不小了。它的大部分牙齿很多年前就像《蓝色绒面鞋》一样消失不见了，但它还是用仅存的牙齿嚼着苹果片，下巴懒洋洋地左右磨。它那双温驯的黑眼睛没有离开过我的脸。
“好家伙，巴特，”我说边说边摸着它的口鼻，“我就喜欢好家伙。”
它点点头，仿佛明白我的意思。
“星灿佩甘”——好友称她佩奇——在用围裙兜着饲料喂鸡。她没法儿挥手，于是朝我大喊一声“嗨”，接着哼起《土豆泥时间》的头两句。我跟着她一起哼起这首歌后两句：这是最新的，这是最棒的，诸如此类。佩甘以前是唱和声的，在她的鼎盛时期，她的歌喉就像“指针姐妹”组合中的一个。不过她抽烟像烟囱一样凶，到了40岁时，她嗓子听上去更像在伍德斯托克演出的乔·库克了。
1号录音棚门关着，里面黑着灯。我开了灯，看了看公告牌，查看当天的安排。一共四场：10点一场，2点一场，6点一场，还有一场9点的，估计要一直录到午夜。2号录音棚也安排满了。尼德兰是坐落在西坡上的一个小镇，人烟稀少，不足1500个固定住户，但却是个音乐重镇，影响力跟地方大小完全不成比例，汽车保险杠上常看到的“尼德兰！纳什维尔在此发狂！”可不是吹出来的。乔·沃尔什在狼颌1号录音棚录了他的第一张唱片，那时候这地方还是休·耶茨他爹来经营的，约翰·丹佛在狼颌2号录音棚录制了他的最后一张唱片。休有一次给我放了一段丹佛录音剪掉的片段，他跟乐队在聊他刚买的一种实验飞机，好像叫Long-EZ。听得我起鸡皮疙瘩。
市区里有九家酒吧，一周七天随便一晚你都能听到现场音乐。除了我们这儿之外，还有三家录音棚，不过狼颌牧场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那天我怯生生走进休的办公室，跟他说是查尔斯·雅各布斯让我来的，墙上至少挂着两打照片，包括艾迪·范·海伦、林纳德·史金纳德、艾克索·罗斯（全盛时期）和U2。不过他最骄傲的一张，也是唯一一张自己出镜的，是“斯特普尔斯歌者”的那张。“梅维丝·斯特普尔斯真是个女神，”他跟我说，“全美最棒的女歌手。没有人能望其项背。”
我在道上赚出场费那些年也录制了不少廉价单曲和糟糕的独立专辑，但从没上过大唱片公司，直到那次我在尼尔·戴蒙德（NeilDiamond）的录制中补一个节奏吉他手的缺，那个吉他手得了“接吻病”。我那天吓坏了——可以想象我头歪向一边吐得吉他上到处都是——不过之后我在很多录制中弹过吉他，大多数是补缺，但有时候是有人点名要我。给的钱说不上多，但也绝不吝啬。周末我跟室内乐团在当地一家名叫“科姆斯托克矿脉”的酒吧演出，偶尔也在丹佛走穴。我还给有志于走上音乐道路的高中乐手上音乐课，那是休的父亲死后，休做的一个暑期项目，叫作“摇滚原子”。
“这我做不来，”休建议将此加入我职责范围时我极力推辞，“我又不识谱！”
“你不懂的是五线谱，”他说，“但吉他谱你是认得的，这些娃关心的就只是吉他谱。这些娃只想学这个，这对我们和他们来说都是件幸事。这里不是搞西班牙吉他独奏的地方，老兄。”
他说的没错，等我不再害怕后，其实还挺享受上课的。其一是它让我回忆起“镀玫瑰”。另一点……或许说来惭愧，我感觉教这些孩子能给我一种快乐，就跟我早晨给巴特比喂苹果片和抚摸它的口鼻一样。这些孩子只想要摇滚，而且一旦他们掌握E和弦大横按，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
2号录音棚也是黑的，不过莫奇·麦克唐纳忘了关调音台。我把东西全关掉，记着要跟他讲讲这事儿。他是个调音好手，不过吸了40年大麻，脑子不记事儿了。我的吉布森SG吉他跟其他乐器都调好待命，因为那天晚些时候我会跟当地一个叫“我想我要”的乡村摇滚组合弹一个试音。我坐在小板凳上，不插电弹了十来分钟，弹着《高跟运动鞋》和《施放我的法力》，只是热热身。我现在比我在道上的岁月要强多了，但我永远成不了克莱普顿。
电话铃响了——在录音棚里不是真的响，只是边缘亮起蓝灯。我放下吉他，接了电话。“2号录音棚，我是柯蒂斯·梅菲尔德[5]。”
“柯蒂斯，阴曹地府快活吗？”休·耶茨问道。
“就是一片黑。好处是我的瘫痪治好了。”
“真不错。到大房子来，我有东西给你看。”
“老兄，我这儿半小时后还有人来录音呢。我记得是搞西部民谣那个长腿妹子。”
“莫奇会帮她安排好的。”
“他哪儿行，他人都没到。而且他忘了关2号录音棚的调音台，不是第一次了。”
休叹了口气。“我会跟他谈谈的。你过来就行。”
“行，我来。不过，休，这事儿我自己跟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成不？”
他笑了。“我有时想，当初我雇的那个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的家伙上哪儿去了，”他说，“来吧，看了会吓你一跳的。”
那座大房子是个四面延展的牧场，休的林肯大陆款老爷车就停在转角处。那家伙什么耗油的都想买，反正他花得起这钱。虽然狼颌牧场的入账只略微高于出账，不过耶茨家族老一辈在蓝筹股里投了大把钱，而休是家族的最后一支——他本人离过两次婚，两次都签了婚前财产协议，无儿无女。他养马、养鸡、养羊，还有几头猪，不过都只是兴趣而已。他收集轿车和大引擎皮卡车也是出于兴趣。他关心的是音乐，而且为之用心很深。他自称曾经是乐手，不过我没见他吹过小号或弹过吉他。
“音乐事关重大，”他有一次跟我说，“流行小说会消失，电视节目会消失，我敢打赌你说不出过去两年看过哪些电影。但音乐会流传下去，包括流行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你大可以鄙视《雨点打在我头上》，但50年后还有人在听那破玩意儿。”
要回忆起我跟他初次见面那天并不难，因为狼颌看上去几乎一样，连停在前面的那辆后座带壁板小窗的午夜蓝的林肯老爷车都没变。只有我变了。1992年秋的那天，他来门口接我，握了我的手，引我到他的办公室。他一屁股坐到办公桌后面的高背椅上，那办公桌大得足够停下一辆派珀（Piper Cub）单螺旋桨飞机。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时心里很紧张，等我看到墙壁上一张张名人的脸望着我时，我嘴里干得像棉花一样。
他上下打量着我——一个穿着脏兮兮的有AC/DC乐队标志的T恤衫的访客，下身的牛仔裤更脏——然后说：“查理·雅各布斯给我打了电话。这些年我一直欠老牧师一个很大的人情。这人情是我无以为报的，不过他说你可以把这个人情给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