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米，那里的雷更响，云也更近。看到那些滚滚的暴雨云，就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一个人被忧虑或疑惑所困扰的时候，感到渺小并不是件坏事。你能感到雷电将至，因为空气中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就是一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一种没有火焰的燃烧。让你的头发竖起来，让你的胸部感到气闷。你能感到皮肤在颤抖。等啊等，等到打雷了，不是轰隆一声，而是炸裂的声音，就像一个堆满冰雪的枝头终于咔嚓一声断裂，不过比那要响一百倍。然后是一片寂静……空气中又一声炸裂，就像老式电灯开关发出的电流声。然后雷声滚滚，闪电来临。必须眯着眼看，不然会亮瞎你的眼睛，你就看不到那铁棒从黑色变成白里发紫，然后变红，就像锻造中的马蹄铁一样的过程了。”
“哦！”我说道。
他眨了眨眼，回过神来。他往那辆新买的旧车的轮胎上踢了一脚。“不好意思，小家伙。我有时候一下子走神走老远。”
“听着好厉害。”
“噢，那可不只是厉害而已。等你长大一点儿，自己去亲眼看看吧。不过小心那根铁棒。闪电扬起各种岩屑、碎石，一旦开始打滑你就停不下来了。好了，杰米，我真得走了。”
“我不想让你走。”我又想哭，但我忍住了。
“我懂，我也很难过，但俗话说‘如果愿望是马驹，乞丐都能有马骑’。”他张开了双臂，“来，让我再抱一下。”
我用力拥抱他，深吸一口气，想记住他的香皂和护发素的味道——维特立护发素，我爸也用这种。现在安迪也用了。
“你是我最喜欢的孩子，”他对我耳语说，“这是你要保守的又一个秘密。”
我只是点点头。不用跟他说，其实克莱尔早就知道了。
“我在牧师宅邸地下室里给你留了样东西，”他说，“你想要的话，钥匙就在门垫下面。”
他把我放下来，亲吻了我的额头，然后打开了司机一侧的车门。“老伙计，这车不咋的哇。”他操起北方佬的口音说，使得我在难过中又微笑起来，“不过，我估计开着上路应该还能凑合。”
“我爱你。”我说道。
“我也爱你，”他说，“不过杰米，你别再为我哭鼻子了。我的心已经碎得不行了。”
他离开之前我都没有再哭。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从车道里倒车出来。一直看着他，直到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然后我就走路回家了。那时候我们家后院里还有一个手动水泵，我用冰冷的水洗了把脸才进的屋。我不想让妈妈看出我哭过，免得她问我怎么回事。
妇女辅助团负责彻底清扫牧师宅邸，不留下命途多舛的雅各布斯一家的任何痕迹，好让新的牧师入住，不过爸爸说此事不急；新英格兰卫理公会主教的车轮转得缓慢，来年夏天能给我们派一位新牧师来，我们就算走运了。
“先让它静静吧。”这是爸爸的看法，妇女辅助团乐得接受。直到圣诞节过后，她们才带上扫帚、刷子和真空吸尘器来开工（那年的普通信徒讲道是安迪来做的，爸妈简直自豪感爆棚）。在此之前，牧师宅邸都闲置着，学校里开始有小孩儿散布屋子闹鬼的消息。
不过这所鬼屋却有一名访客，那就是我。我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去的，再次横穿多兰斯·马斯特勒家的那块玉米田，好躲过玛拉奶奶的好事的双眼。我用门垫下方的钥匙进了屋，屋里阴森恐怖。我曾经对房子闹鬼这种说法不屑一顾，但真进了屋子，难免会想象一转身看到帕齐和“小跟班”莫里手牵手站在那里，眼球凸出，浑身腐烂。
别傻了，我自己跟自己说。他们要么已经去往别处，要么已经化为乌有，就像雅各布斯牧师说的那样。所以别怕，别做胆小鬼。
但这不是我说不做就能不做的，好比周六晚吃了太多热狗，闹肚子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我没有逃。我想看看他给我留了什么，我必须看看他给我留了什么。我来到那个依旧贴着海报的门前（耶稣牵着一对孩子——长得就像我一年级老课本里面的迪克和简），门上还挂着那个牌子，写着：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我打开灯，下了楼，看着靠墙堆放的折叠椅，合上盖子的钢琴，还有那个玩具角，小桌子上已然没有了多米诺骨牌、填色书和绘儿乐粉笔。不过太平湖还在，放着电动耶稣的小木箱还在。这就是他给我留的东西，我失望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打开盒子，把电动耶稣取了出来。我把它搁在湖的一端，我知道轨道在哪儿，然后伸手到它袍子下面去摸开关。突然，年纪轻轻的我发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就像雅各布斯牧师说过的天盖上的闪电一样突如其来。我抡起胳膊把电动耶稣摔到对面的墙上。
“你是假的！”我吼道，“你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把戏！”
我跑回楼上，哭得昏天黑地，双眼都看不见东西了。
我们再没有一个新牧师来了，结果竟是如此。有些当地教士想补上这个缺口，但是上座率下降到几乎为零，在我高三那年，教堂关门上锁了。我无所谓，我的信仰已经终结。我不知道太平湖和电动耶稣的下落。许多年后，当我再次下到牧师宅邸的青少年团契室的时候，里面已经空空如也，就像天堂一样空无一物。
IV 两把吉他/镀玫瑰/天盖闪电
回首前尘，仿佛我们的人生是有章可循的，感觉事事都开始变得合乎逻辑，仿佛我们走的每一步（包括失足）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比如那个满嘴脏话的退休老头儿，他不经意间给我命定了一干25年的工作。你说那是命运还是偶然？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剃头师傅赫克托四处找他那把银通（Silvertone）老吉他的时候我压根儿不在场。以前，我曾以为路是自己随机选出来的：先是这事儿，再是那事儿，又引出别的事儿。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
有别的力量在左右我们。
1963年间，在披头士乐队掀起风潮前，乡村音乐短暂而强有力地席卷美国大地。借着这股热潮，电视台推出了《民谣同乐会》这档节目，嘉宾是一些诠释黑人体验的白人歌手，比如查德·米歇尔三重唱和新黑人卖唱剧团这类。我哥哥康拉德，与比利·帕克特的哥哥罗尼是挚交好友，每周六晚都在帕克特家看“民乐会”——他们这样来称呼那档节目。
那时候，罗尼和比利的祖父跟帕克特一家人住在一起。比利的祖父人称“剃头师傅赫克托”，盖因他坚持这行当近50年，不过还是很难想象他如何能代入这个角色；剃头师傅就像酒保一样，通常是健谈的那类人，但是剃头师傅赫克托话可不多。他一般是坐在客厅，一边抽着蒂帕里诺雪茄，一边往自己的咖啡里倒几盖子波本威士忌。整个房子都充斥着这种味道。他只要一开口，话里就夹着脏字。
不过他喜欢《民谣同乐会》（即“民乐会”），老跟阿康和罗尼一起看。某天晚上，节目里一个白人小男生唱了一段宝贝儿离他而去，让他感到心情悲伤的歌，剃头师傅赫克托嗤之以鼻，说：“扯淡，哥们儿，这算哪门子蓝调。”
“这是什么意思啊，爷爷？”罗尼问道。
“蓝调是很厉害的音乐，但那个娃唱得就像他刚刚尿了床害怕被他老妈发现似的。”
两个男生听完都笑了，一方面是觉得很逗，一方面是惊诧于赫克托居然还是个音乐批评家。
“你等着。”他说完用粗糙的手抓着楼梯栏杆，拖着身子缓缓爬上楼。他这一趟去了太久，以至于当他脖子上挂一把破旧的银通吉他走下楼时，孩子们几乎都把他给忘了。吉他琴身破旧不堪，用一圈粗绳捆绑固定，连弦钮都弯了。他哼了一声坐下来，放了个屁，然后把吉他拉过来架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膝盖上。
“把那破玩意儿给我关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