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象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
“今天早晨我又梦见你了。我们挨着坐在一起，你推开我，不是生气地，而是和和气气地。我很伤心，不是为推开我而伤心，只是对我自己，觉得我不该像对待一个哑女那般对待你，没有听见你所说的——而且正是对我说的声音。或者我并非没有听见，而是无从回答。我走开了，比在第一个梦中更悲伤。
我想起我读过谁写的这么一句话：“我的爱人是穿越地球的一道火柱，现在她把我拥抱住了，但引导她前进的不是被拥抱着，而是旁观者。”
你的
（现在我连名字都丢了，它越来越短了，只成了：你的）”
“其次，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还要多，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它倾注。
由于我在维也纳的态度，你以恐惧的名义责备我是正当的，但它的真正特别之处是，我不知道它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它卡着我的脖子的手，这才是我在任何时候所经历过的、或者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
“我去办公室前匆匆写几笔。我本想沉默，三天来这几乎令我窒息，至少现在如此。你在进行这个可怕的斗争时，我想保持沉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互相衣服的呀，这也是我的斗争。你也许已发现，我有几个夜晚不得安睡了。简单说来这是“恐惧”在作怪。这东西真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眼看它围着我抛来抛去。我不再知道上下左右你最近几封信中夹杂着两三句话，它们使我愉快，但却是绝望的愉快，因为你对此所说的话使理智马上说服身心，但此地有一种更深刻的说服力，我不知道它的所在，它什么也说服不了。再说，你身躯的临近所发生的那种使人又安心又不安心的奇妙作用一天天在淡漠下去，这与其他因素一起在削弱我的力量。要是你在这里多好啊！你看我什么人也没有，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恐惧，它和我死死地缠在一起，一夜又一夜地滚来滚去。围绕着这恐惧，事情在某些方面变得十分严重（奇怪的是，这恐惧总是对着妹妹，不，这是不对的），这恐惧不断地告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密伦娜也是人。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使恐惧本身也变得易于理解了。你对此说得那么美，那么好，听了这些话，别的话根本就不想听了。但这是不是就道出了其最精辟的定义，却是很成问题的，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当然它同时也是，而且就这点而言十分可怕），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给你写了这些，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这儿是你的两封电报但关键是，在度过了一个几乎不眠之夜后，我坐在这封信面前，它对我来说重要极了。所有我从布拉格写给你的信本来都必须写，包括最近几封在内，而只有这封是应该存在的。或者说那几封信是可以存在的，这无所谓，但这封必须置于它们之上。可惜我一点也说不出我昨天晚上对你说了些什么，或昨天夜里以及早晨说了些什么。不管怎么说，关键是不管你周围广阔的圈子里的其他人以高尚的智慧，动物的（但是动物并不是这样的）迟钝，魔鬼般的好心，致人于死地的爱情对你说些什么——我，我，密伦娜，我彻头彻尾地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做得对的，不管你是留在维也纳，还是到这儿来，还是继续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徘徊，还是一会儿这么做一会儿那么做。假如我不懂得这一点，我同你还有什么关系可言呢？就像在海底深处没有一块地方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样，你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种耻辱，并使我反感。我至今一直认为，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忍受不了人，热我为此十分羞愧，你现在却向我证实了：在我看起来那不可容忍的东西，不是生活。”
“（我爱你啊，你这死心眼的人，有如大海爱它海底的一颗小石子，我对你的爱就像海水淹没着你一样——而我在你这里却又像一颗小石子，假如上天允许的话）。假如说我爱整个世界，那么也包括你的左肩，不，首先是你的右肩，我因此而在想吻它的时候便吻它（而你是多么够意思，把你的衬衣往一边拉开），还有左肩，更有在树林里你贴在我上身的脸蛋和你埋在我身底下的脸蛋，还有我贴在你几乎裸露的胸脯上的脸。因此，你说我们已合而为一是有道理的。我对此毫不害怕，这是我唯一的幸福，唯一的自豪。我根本不将这局限在树林的范围内。
但是，恰恰在这白昼世界和那“床上的半小时”（你有一次在信中轻蔑地把它说成是“男人的事情”）之间，对我来说是条鸿沟，我无法跨越，也许是因为我不愿意。对面那边是黑夜的事情，从任何意义上看都完全是黑夜的事情，而这边是尘世，我占有着它。现在我为了重新占有黑夜的事，却要跳过去，跳入黑夜之中。有什么东西能够重新被占有吗？这是否意味着失去？这里是我所占有的世界，我却应该到对面去，为了完一个可怕魔术，一种变幻的魔术，一块炼金石，一种炼金术，一个魔环。去它的吧，我对此害怕极了。”
“我多么幸福，你使我多么幸福啊！来了一个当事人，你想想，我也有当事人。这个人打断了我的写信，我很恼火，但他长着一张好看的、亲切的、胖胖的、符合德意志帝国标准的面孔，乐于承受对他开的玩笑，就像对待公务程序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打搅了我，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还不得不站起来，同他一起到别的部门去走走，这对于你来说已经过分了。而正在我站起来的时候，勤杂工来了，带来了你的信。我在楼梯上打开了它。老天爷，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一封可以读一年的信，一封永恒的信，而且这张照片真好，好得不能再好了。一张可怜的照片，只能透过泪眼，伴着剧烈的心跳才能看清它，用别的方式都不行。”
“我记得第一个夜晚。那时我们住在蔡尔特纳路，对面是一家成衣店，门后总是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在上面的房间里，当时刚过二十岁的我不停地踱来踱去，为第一次参加国家考试，拼命往脑子里装一些我觉得毫无意义的东西，真是令人神经紧张的学习。那是夏天，天很热。这季节就是这样，简直叫人受不了，牙齿间咬着那讨厌的罗马法律史，一直站在那儿。后来我们终于交换了信号，定在晚上八点我去接它。可是当我晚上下去时，已经有另一个男人在那儿了，这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我本来就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害怕，当然也害怕这个男人；即使他这时没有出现在那儿，我照样是怕他的。这姑娘虽然挽着他的手，却给我打了个手势，要我跟在他们后面。我们便这样走到了苏岑岛上，在那里喝啤酒，我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们慢慢向姑娘的住处走去，我跟在后面。在肉市的某处那个男人与姑娘道别了，姑娘跑进了房子。我等了一会儿，她又向我跑来了，然后我们到克莱因塞特的一家旅馆去。还没到旅馆，一切就已是那么诱人，令人激动而又厌恶，到了旅馆里还是这样。凌晨时分，天气还是那么热，那么好，我们走回家去，走过卡尔大桥。这时我自然深感愉快，但是愉快的仅仅是因我那永远可怜不堪的身体终于获得了平静。令人愉快的首先在于：这一切没有更叫人厌恶，没有更龌龊。我后来又同这个姑娘相聚过一次，我相信，是在两天以后，一切像第一次一样美好。没过几天我就到一个避暑胜地去了。在野外同一个姑娘稍稍玩了玩。从那以后我在布拉格不敢再看那姑娘一眼了，没有再跟她说过一句话，她是（以我的眼光看）我的凶恶的敌人。可她实际上是个好人，一个友善的姑娘。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敌意的唯一来由（肯定不是那么回事）是这姑娘在旅馆里全然无意识地做了一点什么令人厌恶的事（这根本不存在的事不值一谈），说过什么脏话（不值一谈），但是记忆抹不去这些。我当时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时刻。当时我就知道或以为自己知道，这讨厌的、肮脏的一幕就外部来说不是必要的，就内部而言却是必要地与整体缠在一起了，而正是这讨厌地肮脏的一幕（它的小小的记号仅是她那小小的动作，小小的言谈）用强力把我拖到这个旅馆里来，本来我一定会全力反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