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者的脑,您不认为为是它影响了我的脑吗?”

“为什么会这么想?”

“关于脑移植,昨晚我想了一晚上。我的一部分脑因事故受损,便移值了别人的,也就是捐赠者的脑片,对吧?”

博士沉默着点点头。

“我不知道那是整体的百分之几,假设是百分之十,姑且算我的心还能维持原样。但要是把比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我的心仍然没变化吗?接着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如果我原来的脑只剩百分之一,而捐赠者的脑占了百分之九十九,还能说那样的脑所控制的心仍是我自己的吗?我无法这么认为。虽说不能跟脑移植的量成正比,但我想应该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这是我冷静思考了以前阿惠无意间说的话之后的想法。她问过,如果你的脑全部按掉,那还是你吗?

“你这种想法有本质上的错误。”博士说,“第一,脑移植不是修补损坏的混凝土墙,移植的可能性存在着界限,完好保留相当的部分是前提条件。第二,所谓的心并不是脑细胞本身,它是电波交换产生的结果,所以极端地说,即使你的脑袋里装的完全是别人的脑,只要电波程序是你自己的,就可以说还是你自己的心。”

“用一个人的脑可以组装另一个人的心电程序?”虽然有点偏离主题,我还是吃惊地问。

“以现有的科学水平当然不可能,但脑移植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因为进行电波交换的脑的一部分受损,用别人的脑片来取代,去恢复原来的程序而已。程序包含心的功能。”

“可移植的脑片不一定和原有的那部分脑起同样作用吧?我倒觉得,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

“大概会不一样。”博士淡然承认了这一点,“但这种差异不至于改变程序——我说的移植可能范围内的情况。也许会产生一点细微变化,但我认为它们不会表面化。”

“根据呢?”

“平衡感觉。人脑具有的平衡感觉令人吃惊。我想你也知道,人有右脑和左脑,分别有着运行不同意识程序的记忆容量。事实上我们知道,做脑分离手术会产生不同意识,但左右脑在被脑粱这以纽带联结时,意识会达到统一,因为两者的程序会协调合作,微小的脑部位变化会被抵消。”

“那能说是微小变化吗?移植可能的界限真的没有多大?”

“现有技术条件下是这样,关于这点,大概今后也不会有显著进展。”

我不是理解不了博士的解释,但还是无法释怀。他说的固然有道理,但事实上我已注意到自己的变化,这些变化绝不是环境变化造成的,也不是错觉。

我稍稍换了一下问题的角度:“先不说移植脑片的影响,以前没有因事故或脑手术给患者的精神带来影响的例子吗?”

博士双手抱臂,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是有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脑蛋切除术——大概说最坏的例子更合适——确切地说叫前额叶白质切除术。手术很简单,就是在额头口一侧开个小口,切断某个神经纤维,这种手术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行动异常者或疼痛剧烈的癌症晚期患者身上。手术后患者的精神状态会变好,疼痛感会变迟钝,但另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性减弱、与人交往产生障碍、过度兴奋等人格变化。现在这一手术已被废止,它可以说是无知导致的失败。除手术外,还有因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而产生性格变化的例子,听说有一个勤奋、温和的男子因爆炸事故摘除了前额叶之后,变得暴躁、冲动、不自信了。”

“不能保证这种变化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对吧?”

“我不能保证,但我想不可能发生。博士挺了挺胸,刚才说的例子,都是因为脑原本的状态起了变化才发生的情况,而你的脑保存着完好的形态。我可以自信地说,这世上至少有五万人的脑都不如你的完整,却相信自己是正常的。”

“但我的脑动过刀子,就算极微小也还是有可能发生变化吧?”

听我这么说,博士面露难色:“科学家不能说可能性为零,即使它无限接近零。”

“无法解释我最近的心境变化吗?”

“不能。不过你刚才说得挺好,环境变化——没错,就是它。就算没做手术,它也会如神的启示一般出现。”博士说到这儿,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说了两句,转身问我:“我可以离开五分钟吗?”

“请便。”

他出去之后,我琢磨着刚才的话,觉得他撒了谎。很奇怪,身为实验对象的我在叙述重要信息,他却毫不重视。我很难理解身为科学家的他竟然持这种态度。

我从沙发里站起来,走近他的书桌,书架上摆满了专业书籍和文件夹,大概拿过来看也不知所云。

我的视线停在一个似曾相识的薄文件夹上,便抽出来打开,果然,里面记载着给我供脑的捐赠者资料。对关谷时雄这个名字我还有印象。我从纸篓里捡起一张废纸,记下了关谷时雄的有关信息,特别谨慎地抄下了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不许打探捐赠者的情况——这是堂元博士的命令,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我多想。

博士回来了,刚好五分神。这时我已经坐回原处。

“若生把你的测试结果作了电脑分析。结论是,非常正常,丝毫不用担心。你还是原来的你。”他并没显得多得意,只是点点头,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能让我看看分析结果吗?”

博士略显惊讶地皱起眉头:“不相信我们?”

“我只是想亲眼证实一下,心里很不安。”

“没必要。再说就算看了你也理解不了。只是罗列着一堆枯燥乏味的数字。我也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情,这样吧,我们去把它整理成你能明白的形式。”

‘拜托了。”我微微点头,抬起眼睛看他。四目相对的瞬间他躲开了视线。

【堂元笔记 5】

七月一日,星期日。

必须尊重测试结果,这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

成濑纯一的人格发生了变化,这无论从哪饿角度来看都显而易见。我们正在构建理论来解释这种变化。

与初期阶段相比,心理测试和性格测试的结果都有了很大变化,本人自己觉察症状也是理所当然。

问题是今后怎么办。我们的々理论尚未成熟,很大程度上得根据电脑分析去推测。未来不可预测。

成濑纯一正在变身。

18

久违地有了面朝画板的欲望,却并非想画画,而是想着这大概是回到原来的自己的一个契机。事实上这非常痛苦,以前曾经那么让我快乐的事,现在却只能让我心生焦虑——意识到这一点,又生新的痛苦。

我画的是定格在窗框里的夕照和窗边杂乱的书桌。并不是这样的景象吸引我,只不过没找到其他可以画的对象。什么都行,重要的是拿起画笔。

这周已经过去了四天,至今为止表面上平安无事。上班的日子也还太平,这大概是因为大伙儿都躲着我,自己也尽量不和别人接触。

这几同我明显神经过敏,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在厂里看到别人懒散怠工或听到不可救药、俗不可耐的对话,心里会无明火起,恨不得用扳手或榔头狠砸他们的脑袋。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别人的缺点呢?

可怕的是这种想法有可能变为现实。我也不敢保证哪天会不会再产生想拿刀刺臼井悠纪夫那样的冲动。

前几天从堂元博士那儿回来的路上,我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都是关于脑和精神方面的。这几天,睡前的两小时我都在看这几本书,想探究自己身上出现那些情况的缘由。

比如,昨天看的书里这么写道:

“过去人们相信脑里存在着神或灵魂等超自然的东西,它控制着人,但事实上脑只由物质构成,脑的一切功能应该能用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一点与电脑没有区别,只不过电脑的基本功能是对命题给出一对一的答案,而人脑从理论上说是不完全的粗略的系统。可以说,这区别才是人脑创造性的原点。此外,因为构成脑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具有可塑性,学习和经验会改变神经系统。而电脑所具的学习能力仅限于软件范围内,硬件自身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人脑和机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脑为了发挥机能,会让自身产生变化。”

“变化”——这个词在我心里回响,用这个词表达自己现在的状况再合适不过了。变化,而且是无可名状的巨大变化。只是,这变化因何而起——对这个疑问我还没找到满意的答案。过去还未曾有过我这样的临床病例,所以书上也找不到答案。

可我不能坐视不管,必须找到突破口。画画这一招虽说幼稚,也算是可行的对策之一。

但……我看着画板发呆。手在动,却没有从前那样的热情,这是为什么呢?当画家这个从前的梦想现在好像已经和自己无缘。

我放下铅笔,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帐纸,上面写着在堂元博士房间里抄来的捐赠者住址和电话号码——关谷时雄,他父亲好像在开咖啡馆。

堂元博士否定了,可那个问题总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捐赠者的影响。如果性格爱好不再像原来的自己,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来自捐赠者。对于这种可能性我无法像博士那样一笑了之。

我要去关谷家看看。了解一下关谷时雄,也许会明白些什么。

收起纸条,我再次拿起铅笔。不管怎样,现在把能做的都做了吧。

我强打精神,总算把简单的素描画完。这时,门铃响了。

是阿惠。“晚上好。”她笑吟吟的。

“晚上好。”我一边说一边感觉到困惑。好多天没想和阿惠见面,是我现在的真实心情。脑中浮现出上周六约会时的情景,我希望感觉不到以往的快乐只是在那一次——大概是这种心理在作怪,我爱理不理地脱口而出:“什么事?”

刹那间,她的笑容从脸上消失,眼神开始摇晃,完了!我这么想的时候已经晚了。果然,她说:“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打搅你了?”

我后悔了,真是失言了。为消除她的不安,我不得不强装笑脸。“没有的事。我刚好在休息,也正想见见你呢。实在是太巧了,所以吃了一惊。”我对自己能这么言不由衷感到厌烦,不能说得更自然些吗?“你还好?”

“嗯,挺好。工作有点儿忙,这两天都没跟你联系……能进去吗?”阿惠把两手背在身后,探头看向屋内。

“啊,进来吧。”

她一进屋马上注意到了画板。“呀,你在画画哪。”

“只是消遣,不是认真在画。”这么找借口是因为前几天我跟她说过,自已最近不画了。

“开始画不一样的东西了呀。”她盯着画板,“你说过不喜欢风景画的。”

“所以说是消遣嘛,画什么都一样。有花瓶就画花瓶了,不巧我这儿什么都没有。”

“是吗?”她的笑答有点僵硬,“构图很怪呀,并不是在真实描绘窗里的风景和书桌。”

“也是没来由的。”我回答。确实,就我而言面法很怪,画板右侧面着书桌的右半边,到中间书桌就消失了,而画面左侧画着窗里的风景,窗子也只有右半边,左边缺失。

“新尝试呀。”

“也没那么夸张。”我边说边把画板连同画架移到墙边。

阿惠在厨房弄了冰茶,把放杯子的托盘搁在屋子中间。我俩围着它相对而坐。

“厂里什么稀奇事吗?”

“什么都没有。”

“哦……对了,我那儿今天来了个奇怪的顾客。”像往常一样,她的话题从画具店开始,说起行为奇怪的顾客。看她笑得前仰后合,虽没怎么觉很有趣,我还是跟着强装笑脸。

“还有,昨天……”

话题转向电视和体育。她的话仿佛树枝一样四处伸展,又像念珠似的紧紧连成一串,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中心——大概从来就没有过。我渐渐开始烦躁,嘴上附和着,可跟上她的思堆实在很难。年轻姑娘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