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三角无人可依靠。
都说有钱人特别怕死，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正确。一开始身无分文的时候，犯法的事情都敢去做，可一旦有了钱，就会想着赶紧远离这些危险。我那时就是如此。
来到金三角一年多，我已经存够几十万。这钱对一个20岁的男孩来说，无疑是一大笔巨款。
但拓的死亡让我开始萌生退意。3个多月前朋友贾斯汀的死亡，更是我一直的心结，我一想到贾斯汀就觉得胸闷，喘不上气。
渐渐的，我把这股怨气转移到猜叔身上，我觉得都是他的错，是他不提醒我，只要给我只言片语的帮助，贾斯汀就不会死。哪怕猜叔对我一直很不错。
我脑海里盘旋着这样的想法，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磨磨蹭蹭地消耗大半个月时间，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猜叔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
直到有次和猜叔单独喝酒，他当天不在状态，很快就醉了，说了一件事。
他先是夸我几句，说我干得不错，然后问我想不想拿得再多点。
我点头。他就和我说，他决定把“走山”的任务也交给我，每批货多给我五千。
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不再那么容易相信别人，就问猜叔：为什么突然要我做，这个不是梭温一直在负责吗？
猜叔开始没回答，后来我又灌了他一些酒，他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梭温因为不小心踩坏头领儿子的玩具，给直接割喉扔在山脚。猜叔这么短的时间很难找到人，又不能让这条线空着，才想让我顶上去。
“我做不了这个的。”我恳求猜叔换别人。
猜叔压根没管我的意见，一个劲儿地和我谈论“走山”要注意的事情：
和头领说话的时候，必须微微低头，不能直视头领的双眼；如果你长得比头领高，就要屈膝弯腰，确保眼神是在仰视他；每个毒贩头子的卧室都会摆几尊佛像，有些信仰比较深的头领，甚至会在房子的四周都放上半人高的铜铸佛像，你经过佛像的时候，不能有微笑的动作，得双手合十，弯腰跪拜；看到头领的妻子女儿，不要露出笑容，更不要皱眉，他们忌讳这个，因为妻女是头领的私有财产，你不能有任何异样的心思展现，最好就是微微鞠躬，表示尊敬以后当作没看到；如果头领递给你白粉，你只能自认倒霉开始吸；枪口不要对人；打赌输了一定得付钱，千万不要摸其他人的头；不要讨论别人身上文身的含义；洗澡的时候穿内裤……繁碎中都是危险。
我越听越烦躁，终于等猜叔唠叨完，问他：如果我不小心做了会怎么样？
猜叔停顿了一会儿，说一般情况是没事的。我问：“不一般的情况呢？”
猜叔没说话。
我明白过来，就是和梭温同一个下场。
贩毒组织的头领都是一些变态，这活儿相当于接触到核心圈子，我第一反应就是太危险，绝对不能做。
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
我继续给猜叔灌酒，人很奇特，一旦在心里憋着事的情况下喝酒，通常只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醉得太快，要么醒得太早。我属于第二种，喝再多酒都保持着清醒。
等到猜叔睡下之后，我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连夜逃离金三角。
要带的东西并不多，身份证、现金和阿珠留给我的礼物，还有两样东西特别重要，一个是银行卡，一个是笔记本。
我那时年龄不大，中国人的习惯却早已根深蒂固：有钱就存银行。
银行卡是我在达邦旁边的勐马办理的。之前我特意留了个心眼，每次分钱之后，我都会和猜叔说要去外面的赌场玩几把，回来就说自己全部输完。猜叔一直都认为我没存下什么钱来，自然不会有离开的念头，对我的警惕也渐渐消失。
笔记本是我每次走货的记录账本，上面记着每次货物清点的时间、数量、价格，还有其他像接头人姓名、联系方式这些比较隐秘的内容。
我收拾东西只花了几分钟，但走出门却花了很久。
我在门口不断地徘徊，每当我想拉开门的时候，就会神经质地回头看一眼犹自打鼾的猜叔，生怕他突然坐在床沿朝我笑。
我突然明白，猜叔走在路上会经常把脑袋向右后方抽动的感觉。猜叔是因为战场的不安全感留下的后遗症，我则是单纯的害怕。
我脑袋反复出现一个画面：自己还没出达邦就被抓回来，受到各种各样的殴打，就连将要受到的刑罚名字都想到十来个。
我心想，不能这么下去，再拖着天都要亮了，准备打自己几个耳光，让疼痛给我勇气。
手刚抬起来，又觉得这样不行，并不是我改变主意，而是打耳光会发出声响，万一吵醒猜叔怎么办？
我只好偷摸着走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将洗脸毛巾裹在手上，再狠狠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打完觉得不过瘾，又打了自己肚子几拳，总算有勇气逃跑。
我重新走到客厅，默默听着猜叔的打鼾声许久，判断他是真睡还是假睡，如果是假睡，打鼾声不会特别均匀。
好在是真睡。
悄悄把门拉开，门发出的吱呀声差点让我叫出来，我心想，以前怎么没发觉这门这么吵，还很后悔没有提早换一个门。
刚走几步，又走回去把门打开，我心里想的是，要是猜叔在诓我，还可以解释说是去散步。但猜叔睡得很死。
我总算放下心来，朝着猜叔鞠了一躬，重新拉开门走出去。如果不是遇上猜叔，我在金三角的生活应该会十分艰难吧。
我开始是像平时一样走着，随后步伐越来越快，步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小跑起来，最后一路狂奔到路边。
在从口袋里拿钥匙的时候，我手抖得厉害，几次想要对准钥匙孔都没有成功，很快我就惊醒，这辆坦途是电子钥匙。
按动按钮，坦途发出的“biu”声，外加亮起的车灯把我吓了一跳，我将头转向四周观察几圈，确定没人发现之后才敢坐上车。
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寂静的黑夜分外嘈杂，我不敢开大灯，不敢踩油门，借着月亮和星光，幻想自己的车子是隐形的，缓缓驶出达邦。
驶出达邦后，我一脚地板油，坦途瞬间冲出去。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很害怕，耳朵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就怕后面有人追上来。想要点烟，火机怎么也按不响，就只能用车载点烟器，结果烫到我的胳膊，疼得厉害。
我两只手紧紧握住方向盘，手汗摩擦方向盘带出一层层的杂质，眼睛就没敢离开后视镜，时刻担心后方突然出现一道远光。
过了大概几十分钟，我心里算了下这些小路很陡很破，弯还很急，平均100码的行驶速度，就算要追也一定没那么快，渐渐把心放了下来。
我逐渐喜悦，总算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恢复到正常人。
我把车窗全部打开，雨刮器、双闪、雾灯能开的都给开起来，努力制造出一副热闹的场景，然后随便抽了张碟片放进音响。
第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甜蜜蜜，我还跟着唱了几句。
快要接近小孟拉的时候，我又难过和沮丧起来，不知道自己回到国内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猜叔势力那么大，会不会派杀手来找我，当初介绍我来缅甸的四爷知道消息后，会不会找我家人麻烦，这个决定来得太快，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
我好几次在大的路口想调头回去，但车速太快，刹车也来不及踩，就只能硬着头皮开下去。
反复纠结的时候，车已经开到目的地。
到了小孟拉，我把车停在农贸市场的边上，双脚触即地的那一刻，我确定自己要离开。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能活的尽量活，该死的逃不了。
我问附近正在吃烤串的几个缅甸年轻人，会不会开车？一连问了两个都摇头，直到第三个才说自己会开。
我把车钥匙丢给他，告诉他，这辆车是佛送给他的礼物。那人一脸惊讶，从头到尾只看着我，没说过话。
花了200元人民币，绕了40分钟的小路，我坐在黑摩托师傅的后座，间隔300多天，重新回到中国。
2010年4月18号凌晨1点55分，当我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心里竟然没有如释重负或者担心后怕的情绪出现。
当晚有小雨，我的头发都被淋湿，睫毛上也沾满雨珠，眼前一片模糊，心里突然想到，身在老家的母亲这个点应该还在和楼下的阿姨家打麻将，渐渐笑出声来。
第13章 重返生活
2010年4月18日凌晨，我回到云南打洛，正站在路边恍惚，一辆黑的过来问我去哪。我下意识回答随便，立马被司机半拖半拉推进车子。
路上，我只手枕着脑袋倚靠车窗。道路崎岖，眉骨被不停颤抖的玻璃窗敲打。司机几次想找我聊天解闷，都没得到回应。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车子已经偷偷溜到景洪。
早上6点多，当司机手指打表仪上的400多元，摆出一副不给钱就不让下车的姿态时，我才确信自己回到了中国。
太阳出现，带起一片红光，照得天空火辣辣。我站在景洪一条不知名道路上，发现自己无处可逃。
我害怕四爷更害怕回家，犹豫许久，决定返回昆明和坝子哥解释。
原本计划住酒店，但觉得用身份证登记不安全，只能选择窝在一间黑网吧里，白天打游戏，晚上打飞机，烟酒不离手，想从精神到肉体全面麻醉自己。
我变得脆弱，是因为发现就算回到国内，自己依旧无家可归。
这样颓废度过一个星期，直到网卡里没钱我才离开。
太久没出门，光线刺得我眼睛难受，看着过往穿梭的车辆、林立的店铺、沿街叫卖的小吃摊子，竟让我有深夜独自漫步金三角森林的错觉。
我决定去找一个女人，花姐。
花姐是昆明色情场所的一个妈妈。
我当时没有消息渠道，在不知道四爷和坝子哥具体态度的情况下很难做决定，而花姐身处欢场，消息广泛，三教九流的信息都有。这是我找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因为花姐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但我和花姐间隔近400天没见，对她难免有些疑虑。
花姐是妓女这一行的自由职业者。她手下姑娘和客户众多，人脉资源丰富，算是很多场子的合伙人，经常会带姑娘去不同场子串场接客，行踪有点缥缈。
我知道花姐的家庭住址，可不确定她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值得信任，就打算先去场子里和她交流。
欢场，往往更容易看明白一个人。
我原本列了四五家花姐最常去的场子，打算一家一家找过去，没想到运气不错，第一家就让我碰到她。
场子叫轻风，很文艺的名字，内里却比一般场子要放得开，咸得很（咸是指这家是荤场，越咸表示场子的口味越重）。
我曾经是熟面孔，害怕有人认出，就没在前门走动，而是从后门进入。
后门在外面打开需要钥匙，我只能等场子里的人出来后再溜进去。
欢场的后门除了扫黄时被当作逃跑的安全通道，平常更多是内部员工出来休息抽烟的地方。
那天场子生意不错，我等了得有40分钟，才有个偷懒的员工溜出来抽烟，我过去给他散了两根烟，就进了场子。
花姐手下姑娘质量高，不接穷客，我进来后直奔三楼的VIP包间。
很快，我就在过道最里层的包厢门口见到她。
当时花姐正和一个客人说话，笑脸嫣然。那人说了两句就想要去搂花姐的腰，花姐退后一步侧身转了个半圈，恰好躲过。
她刚站定，头一抬就把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
花姐愣了一会儿，转头和那人说了两句，径直快步朝我走过来，什么话也没说，一把将我推进旁边的工作间。
她靠在门上，眼睛直盯着我，突然笑出声来，脸颊鼓起一个小山包。
等她笑完，又拉着我的手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久不和她联系。
我摇摇头，没说具体情况，只让她帮我打听坝子哥最近的消息。
她点头说好，看了我一阵后，让我赶紧离开，说会来我住的地方找我。
我不敢告诉她住址，就说自己还不确定住哪里。
花姐听了我的话，原本高耸的眼皮耷拉下来。皱眉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不管她得到了什么消息，后天中午12点，这家场子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见面。
两天后，我早晨七点没到就爬起来买了早饭，窝在公共厕所对面居民楼三层的过道上，有个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附近的情况。
我靠着柱子，边吃饭团边盯着四周，不敢放过任何一丝危险的迹象。
过了几个小时，没有情况发生，全是行色匆匆的上厕所的人。
中午11点半，花姐提早出现，一头的长发变成大波浪，来之前可能特意做了头发。
她在厕所前不停地来回踱步。
我观察了一个半小时，除了花姐慢慢从站着变成蹲着，再到附近小卖部买了个塑料凳子坐着，没有任何危险的征兆。
虽是如此，我内心还存有一丝担忧，没有出去。
那天，花姐穿了件翠绿色的印花裙。中途太阳经常变换照射角度，花姐时不时就要把位置挪动到阴凉处。
两个从厕所里走出来的男人过来搭讪，花姐没有搭理。又待了两小时，她才离开。
看着花姐在我的视线里逐渐变成黑点，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她的信任。
花姐1985年出生，四川人，身高1米66，鹅蛋脸大眼睛，双眼皮很深，和一般的小姐比起来，她要漂亮得多。
我第一次见到花姐，是在坝子哥公司附近的夜场。当时我正在包房里和几个姑娘玩耍，花姐突然推门进来要和我交朋友。
这些场子里的妈妈经常会让手下的小姐注意来过三四次的半生面孔，由自己出面认识，再发展成熟客。
花姐靠坐在我的左边，距离很微妙——一个偶尔移动身体，皮肤恰好能够接触的距离。
她笑着分给我支烟，让我叫她花姐，花草的花，姐姐的姐。我问她，叫姐姐有什么好处？
花姐手里夹着烟，用食指指甲划过我的手背，力道很轻，像是蚂蚁爬在上面：“诺。”
看花姐逗弄客人的动作很熟练，我随口问她，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这么会挑逗男人？
花姐“扑哧”就乐出声来，笑着说我最多算个男孩，问我成年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