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家渡到大自鸣钟，横贯一条长寿路，我自打小学三年级起就在这条街上了。
毕业以后，我的小学关门了，我的中学被拆，变成全城门面最大的夜总会“东方魅力“。大自鸣钟广场附近竖起无数幢五六万一平方米的高楼，唯独原来的草鞋浜改造成了绿地，叫作长寿公园。
六年前，我把公司搬到俯瞰长寿公园的高楼顶层。假如折一架纸飞机扔出去，可以乘风环绕上空一周。我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二十一楼边缘，看着底下巨大钢琴键盘形状的喷泉平台，就会不可抑
制地眩晕，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对面曾是烂尾楼，被潘石屹收购后，外墙常年挂着一百三十五万起的广告。斜对面是“巴黎春天”，相隔宽阔但不笔直的长寿路，每当硕大的屏幕亮起招聘网站信息，周边的辞职率就会升高。
我们顶楼有个露台，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杀人故事和电影剧本，仿佛就发生在楼下某个阳光下的角落，或者黑夜中的街头。
几天前，公园附近发生了一桩杀人案。
被害人是女性，二十五岁，在对面大楼上班。警方给我看了照片，我还记得这张脸。
去年，夏日黄昏。我没开车，在长寿公园门口的车站。相隔一步之遥，她穿着白裙子，风吹起裙裾，小腿光滑而耀眼。我稍微侧身，瞥见一双乌黑眼珠，眉毛浓密黛黑，连眼睑也是黑的，应是化妆的效果。胳膊裸露在袖子外，纤细手指拎着包带。她的头发漆黑粗亮，被风吹得不是一根根而是一蓬蓬扬起，如同母乌鸦的翅膀。当她蓦然回头，看我的讶异眼神，像要对我说话。不知是有自行车穿过，还是其他什么见了鬼的缘故，她突然背过身去。公交车来了，我随着人群上车，回头已不见人影。
第二次见到她是三个月前，我在阳台俯瞰长寿公园，看到有个年轻男人，手捧画架，像是在素描。他对着一个红裙女子，雕塑似的，坐在榆树下的小板凳上。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长寿公园画人像，我抽出望远镜，在取景框里找到他们。
没错，我还记得她的面孔，乌黑的眼睛，乌鸦翅膀般的头发。
端着望远镜看了五分钟，她几乎保持同一姿势，嘴里说着些什么。画画的男人没停过，一会儿观察他的模特儿，一会儿用笔勾勒出她的轮廓。
从此以后，我都会拿出望远镜，注意长寿公园那个角落。每逢午后或黄昏，就会看到画画的男人。你在旅游景点一定看到过那种人，摆着刘德华或王菲或谢霆锋的素描肖像招揽生意，你要是扔一百块钱坐在他面前，画出来的往往连你自己都不认识。
大多数时候，他无人问津，要么自己在画架上涂抹颜料，要么仰天发呆——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长寿公园眺望的天空，被四周高楼切成碎片，像困在井底的青蛙抬头所见。
昨天，警察告诉我，就是他杀了她。
2
凶手叫高凡。
他今年二十五岁，南方人，出生在福建的一座小城市。
那地方离海不远，也就十来公里，但隔着两座山。高凡长到十八岁，除了在电视和电影中，连大海的影子都没见着过。小城是阴冷的，常年飘着乌云，全年晒太阳的日子屈指可数。雨季潮湿得让人心里发霉长毛，被子、衣服许多天也晾不干，就算不尿床，晚上缩在被窝里都能挤出一床水来。小城也是混乱的，飘满燕饺鱼蛋和云吞气味的街上，荷尔蒙过剩的少年们，除了打《魔兽世界》和谈恋爱，还会拿着板砖或小刀追来逐去。县城一中每学期都会闹出人命，再开启下一学期复仇模式。
死者是凶手的中学同学，她叫阚萌，但高凡只管她叫卡门。
卡门外表早熟，十四岁就被人误以为大姑娘，穿着高跟鞋走在街上了。她妈是开发廊的，门口亮着暖昧的灯。卡门最后一次见到爸爸，还是七岁那年。他们那个地方，是全国有名的偷渡之乡。她爸被蛇头带去欧洲，每个月寄些钱回来，仅此而已。有种说法是他爸在维也纳，欠了地下赌场的钱，打了很多年黑工。也有人说他跟一个吉卜赛女人同居，生了一堆混血孩子，改行占星算命，再也不会回来了。
初中入学的那天，只一眼，高凡就迷上了卡门。
卡门是那样一种女孩子，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无论晚礼服、睡衣、情趣内衣，哪怕土得掉渣的中学校服，都不会改变身上独有的那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她总是独自坐在某个高处的风口，让头发翅膀般扬起，似乎随时会带着自己乘风而去直上云霄。她的眼神让人无法接近，黑得像一汪幽暗的潭水，隐藏于岩石缝隙，只有最不要命的“小野兽”才敢下去饮水，而后被淹死在深不见底的漩涡里。
但高凡不在乎。
卡门虽然不爱跟同学们交流，却是班里的神婆，最早暗地里传播星座与塔罗牌。也是从她的口中，高凡才知道自己太阳星座是白羊，月亮星座在射手。她经常拿张纸算来算去，根据黄道十二官，说谁谁谁要撞桃花运，谁谁谁是双鱼座又要犯不靠谱的毛病了。
有天晚自习，人们问她能不能算未来的命运，包括每个人的寿命。她说不但能算出你们哪年哪月挂掉，还能算出何时结婚生子，命中几次婚姻，命中又有几子。
忽然，高凡挤到她面前，说：“能算一算我会活多久吗？”
教室里一片沉默，卡门皱起眉头，凛冽的眼神迎着高凡的目光，乌黑的眼睛透着不可捉摸的光芒。她把别人都赶走了，夜晚的自习教室里，只剩下高凡和卡门两个人。
卡门根据高凡的生日，还有他的面相加手相，算了足足半个钟头，额头上沁出一串汗珠，脸色更加苍白，摇头说：“你走吧，我不想告诉结果。”
“没关系，说吧，反正我也不信的。”
“不后悔？”
“不后悔。”
卡门摊开一张纸条，只有两个阿拉伯数字：2和6。
“我活不过二十六岁吗？”
十六岁的卡门不再回答。
“那你算过自己的命吗？”
“没有，自己的命运是不可以自己算的。"
那一年，卡门和高凡都考进了县城的高中。人们都说高凡有希望考上一本院校。至于卡门嘛，虽然星座塔罗牌算得很溜，但数学从没及格过，高中能毕业就不错了。
高三，上半学期，秋天。
犹豫和酝酿了两个月后，高凡第一次邀请卡门出去玩。当他结结巴巴说出口，等待冷言拒绝或是一个耳光，卡门却大大方方地回答：“好啊，去哪里玩？星期天吗？”
星期天，清晨七点，他骑着一辆黑色捷安特自行车，来到卡门家开的发廊门口。
洗头的四川小妹招呼他进去，他腼腆地躲进旁边的巷子。等了三个钟头，卡门才起床，洗完脸，梳好头，换上一身运动装，长发束在脑后，坐上自行车后座。
高凡用力蹬着自行车，并不觉得卡门有多少分量。她双手揽住高凡的腰，侧脸贴着他的后背。幸福来得太突然，毫无防备，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此之前，他们连小纸条都没传过，更别说逛大街看电影吃消夜还有开房之类的了。他后悔以前要是胆子再大一点，说不定早就成真了呢。
骑车出了县城，到了田野间的公路上，他才回头大声说：“卡门，我带你去看麦田。”
“好啊！”卡门抬头对着秋日的天空回答。
他努力地蹬着脚踏板，继续吼道：“我还要带你去看向日葵！”
“太好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向日葵呢。"
整整一天，高凡骑遍了全县的七个镇五个乡，包括隔壁县的两个乡，翻过了十几座桥，转了好多次盘山路，除了还没收割的水稻田和山坡上的玉米地，没看到过一片麦田，更不用提向日葵了。
“你为什么要去看麦田和向日葵呢？”
“嗯，我想要画麦田或者向日葵。”
“真的想要考美术学院？”
“是啊。”
“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根本就不种麦子吗？”
“我…不知道…对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傻瓜！”
直到高中毕业，高凡才明白自己太蠢了，卡门不过是想有一个出去玩的理由罢了，就算提议去看火葬场，她也会答应的。
那天下午，当他骑着自行车直到山的那边，第一次看到乱石堆积的黑色滩涂，两条腿就抽筋了。卡门让他下来坐到后座上，换她到前面骑。这女孩的双腿真有劲儿啊，骑得比男生快多了，必须赶在天黑前回到县城。高凡当然不能搂着她的腰，只能抓紧自行车后座的铁杆，鼻子与她的后颈项保持五厘米，使劲闻着她发间的气息，难免有几根发丝沾上嘴唇。古人说的香汗是真的啊，高凡心想。
晚上七点，他俩到了发廊门口，卡门告别时说：“以后有机会啊，我真的想去看看麦田和向日葵。”
虽然高凡已筋疲力尽，后来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但他记住了卡门的这句话。
这是整个中学时代，高凡与卡门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仅此而已。
高三下半学期，高凡十八岁，那年发生了三桩大事：
第一件事，卡门家的发廊发生了火灾，她妈连同三个发廊小妹和两个客人，全部葬身火海，卡门是唯一的幸存者。
第二件事，高凡没有被美术学院录取。
第三件事，卡门与高中美术老师私奔了。
我是在两个月前认识高凡的。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风和日丽，梧桐树叶肆意生长，像发情期的野猫。长寿路与陕西北路的拐角，有人抱着吉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我最爱的张雨生哎，听了心情大佳，我往流浪歌手的托盘里扔了二十块钱。公园门口有许多地摊，有个旧书摊似乎还顺便卖黄碟。我随便扫了一一眼，有本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封面上有“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工会图书馆”的公章。真亲切啊，我爸在这家厂干了三十年，就在背后的澳门路，早被拆掉造起丫楼盘。
独自走进长寿公园，在一组城市雕塑底下，我看到了那个画画的男人。
他长得有些异相。首先是很瘦，皮包骨头似的。肤色发红发紫，头发乱乱的，胡子好久没有刮过了，很明显地围着下巴爬了一圈，有些络腮胡的味道。我没想到他才二十五岁。
他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目光和焦点没有丝毫变化，像个瞎子。
画架底下挂着个牌子：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
“能为我画一幅吗？”我问。
男人像从梦中醒来，堆出生硬的笑容，“好啊，请坐。”
他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面前。远近恰当，不用太费力气，就能听清彼此说话。
我仰起头，眺望长寿公园东侧，公寓楼顶层二十一楼的阳台。当我举着望远镜偷看他画画的时候，他抬头一定也能看到我。当我摆出正襟危坐的姿势，好像在摄影师面前拍新书宣传照，他说自然一些就行了，随便怎么坐，只要别乱动。
他的音色倒是不错，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有南方口音。
坐下一分钟就后悔了——我像个白痴！四周有人围观了，在民工与大妈们异样的目光下，我的额头冒出冷汗，仿佛一条被主人展示的宠物。该死的！但我不好意思拂袖而去，咬着牙关硬撑下来。屁股底下的小塑料板凳，让我浑身发痒如坐针毡。
“抱歉，我不是个好模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