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起来不像我要的那种侦探，”基特先生说着，讨厌地瞥了我一眼，“我想要的是那种有绅士风度的男人——”
“你不是‘烟草路’（白人贫困区）的那位基特先生吧，是吗？”我问他。
他慢慢走向我，手杖抬在半空中，冷冷地盯着我，眼睛像魔爪要将我撕裂一般。“你竟侮辱我，”他说，“侮辱我——这样有地位的男人。”
“先别吵了。”安娜说。
“干吗不吵，”我说，“他说我不是绅士。他那么有地位，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地位，他这么说话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反正我受不了别人的挖苦。他消受不起，当然除非他不是故意的。”
基特先生一怔，盯着我，又拿出手表看了看。“28分钟，”
他说，“年轻人，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这么无礼的。”
“好吧，”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那个‘烟草街’的基特。”
这句话又差点激怒了他，但他压住了这口气，因为他不确定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既然我们碰面了，我有几个问题问你，”我接着说，“你愿意给那个亨特里斯小姐一些钱——当做生活用度吗？”
“一分钱也不给，”他厉声说，“我凭什么要给她？”
“某种习俗吧。假如她嫁给你儿子，你儿子有什么呢？”
“现在他每月能从信托基金拿到1000美元，那信托基金是他母亲，也就是我已故的妻子设立的。”老基特低下头，“他到28岁时，钱就更多，多得不行。”
“你不能怪人女孩想攀附，”我说，“现在时代就这样。马蒂·埃斯特尔那边怎么样，有什么解决办法了吗？”
他用青筋暴起的手捏皱他的灰色手套。
“那个债务是无法收回的，是赌债。”
安娜疲倦地叹了叹气，往桌上弹了弹烟灰。
“当然，”我说，“但赌徒可吃不起哑巴账。毕竟，如果你儿子赢了，马蒂会把钱给他。”
“我对那个没兴趣。”这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冷漠地说。
“对，但你想想看，马蒂坐在那里拿着不能兑现的50000美元的票据，他晚上怎么睡得着？”
基特先生看上去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可能会采取暴力行动？”他唯唯诺诺地问。
“很难说，他经营着一家专属会所，还有一群喜欢他电影的人。他要考虑自己的名声问题。但是他也混黑道，而且他认识人，所以什么都可能发生——在离马蒂很远的地方。马蒂不是浴室防滑垫，没那么好欺负，谁要是踩在他头上，他会站起来收拾那些人的。”
基特先生又看了一下表，变得焦躁恼怒。他猛地把表塞回夹克，“这都是你的事，”他恶声恶气地说，“地方检察官可是我的私人朋友，如果这事你无能为力——”
“是啊，”我告诉他，“即使地方检察官和你交情好，就像你和你夹克里的手表一样，但你还不是屈身来到我们这儿。”
他戴上帽子，又戴上另一只手套，然后用手杖轻轻拍了拍他的鞋边，走到门口，打开门。
“我花钱要的是结果，”他冷冷地说，“钱很快会给你们，有时我出手还是很大方，尽管没人这样认为。我想我们意见达成一致了。”
他像是使了个眼色，又继续走了出去。门轻轻地关上，打在了闭门器的空气垫上。我看着安娜，笑了。
“怪老头，是吧？”她说，“他要是来我的鸡尾酒会该多有意思。”
我从她那掏出20美元用作开支。
我要找的那位加斯特全名叫做约翰·D.加斯特。他在伊瓦尔附近的日落大街有一间办公室。我在电话亭里给他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油腻腻的，发出轻轻的喘息声，就好像刚刚赢了吃馅饼大赛。
“请问是约翰·D.加斯特先生吗？”
“嗯。”
“我叫菲利普·马洛，是一名私人侦探，现在在负责一个你之前调查过的案件，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叫基特。”
“嗯？”
“我能在午饭后去找您详谈此事吗？”
“嗯。”他挂了电话。我确定他并非健谈之人。
午饭后，我驱车赶往他那儿。他的办公室位于伊瓦尔东部，一座刚漆过的二层砖瓦房。一楼有一些商店和一家餐馆。小楼的入口有一个宽阔笔直的楼梯通往二楼，姓名地址录的下方写着：约翰·D.加斯特，212房。我上了楼，看见一个宽敞的大厅，这个大厅与街道平行。右边一个敞开的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罩衫的男人。他前额上系着一面圆的镜子，看到我后退了几步，满脸狐疑，然后回到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我向左走了半个大厅的距离，远离日落街一侧的门上写着：
约翰·D.加斯特，可疑文件审查员，私家侦探，请进。门轻而易举地被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型接待室。里面有几把安乐椅，一些杂志，还有两个铬烟缸托座台，两盏亮着的落地灯和一盏亮着的吊灯。另一边铺着一块廉价而新的厚地毯，门上写着：约翰·D.加斯特，可疑文件审查员，私家侦探。
我推开外门时警报器响了，门重新关上后才停止了鸣响。可没什么异常情况。等候室一个人也没有。内侧的门没有开，我走过去，贴在门板上听，里面没有任何交谈的声音。我敲了敲门，也没有回应。我试着扭了下门把手，转动了，于是我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有两扇朝北的窗户，上面都装了密不透风的窗帘，窗台上有一些尘土。屋里有一张桌子，两个档案柜，还有就是平凡无奇的地毯和墙壁。左边一扇安装着玻璃嵌板的门上写着：约翰·D.加斯特，可疑文件审查员，私家侦探。
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了这个名字。
这间屋子很小，小得出奇，像是连那只粗短的手都容不下。
那只手握着一支木工铅笔一般粗的铅笔，趴在桌边，一动不动。
他的手腕像盘子一样光滑，没有汗毛。外套的袖口不是很干净，系着纽扣，从袖套里垂了出来，袖子的其他部分垂在桌边看不见。桌子长不到1米8，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大高个。从我这个角度看，我只能看见他的手和袖口。我从接待室轻轻地回到门口，顶住门，使其无法从外面打开，然后关掉那三盏灯，回到私人办公室，在桌子的一角走来走去。
他很胖，出奇的胖，甚至比安娜·哈尔西还胖。我看他那张脸就跟篮球差不多大小，尽管这样，他还是面色红润。他跪在地上，大脑袋抵在桌内可容下双膝的一个锋利的角上，左手用力撑在地板上，已经撑开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手下压着一张黄色的纸，透过指缝便能看到。他看起来好像给地板施加了很大的作用力，但其实没有，支撑他的是他自己的一身肥肉。他蜷曲着身体，坐在自己巨大的大腿上，粗大的肥腿让他保持了跪着的姿态，纹丝不动。看这架势，几个壮汉才能把他打倒吧。那时想这个并不是什么好事，可当时我就冒出了这个想法。我定了定神，尽管天气并不暖和，我还是擦了擦脖子后面的汗。
他一头银发修剪得很短，脖子上的褶皱犹如六角手风琴一样多，脚很小，犹如其他胖人一样。他穿着发亮的黑鞋，双脚并在一起斜斜地靠在地毯上，但鞋不太干净，身上穿着的那套深色西装也脏兮兮的。我弯下腰，将手伸进他无比肥胖的脖子里，也许那儿的某个地方有一根动脉，我没摸到，不过现在那对他来说已不重要了。他浮肿的膝盖跪在地毯上，双膝间一个深色斑点不断扩散，蔓延开去。
我在一旁跪下，举起他按住那页黄色纸的短粗的手指。他的手凉凉的，但不会冰冷，软绵绵的，还有点湿黏黏的。纸是从便笺本上撕下的，要是上面写了什么就好，但没有。上面只有一些模糊的毫无意义的记号，没有字，连一个笔画都没有。他被枪击中后曾试图写下什么，但他最终只是留下了几笔涂鸦。
他被枪击中，一跤跌下，手里仍然拿着纸，纸被他的胖手压在地板上，他的另一只手紧紧抓住那支粗大的铅笔，他的躯干则坐在自己巨大的大腿上，就这样死了。约翰·D.加斯特，可疑文件审查员，私家侦探。这个私人侦探真可恶，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了三次“嗯”。
现在他却成这样了。
我用手帕擦拭门把手，关掉接待室的灯，走出外门，锁好门，离开走廊，走出那栋建筑，最后离开那个小区。目前看来没人看到了我，目前看来而已。
安娜告诉我埃尔米拉诺在北梧桐1900街区，那里住宅密集。我在装饰华美的前院附近停下车，向大门口上面装有淡蓝色霓虹灯的地下车库走去，然后沿着布满栏杆的斜坡走进一个敞亮的地方，冷飕飕的空气中闪耀着各种车。一个黑人从玻璃办公室走了出来，他穿着整洁的蓝色袖口工作服，肤色不是特别黑。他的黑发很光滑，像一位乐队指挥的头发一样柔顺。
“忙吗？”我问他“先生，还行。”
“我外面有辆车需要洗一下，5美元怎么样？”
没行得通，他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人。他栗色的眼睛变深邃起来。“洗车可不是小活，先生。请问是否还有其他事呢？”
“还有件小事，哈丽特·亨特里斯小姐的车在这吗？”
他看了一眼，我看见他向一排亮闪闪的车望去，目光定在里面的一辆金色敞篷车上，那车就像前面草坪上的厕所一样不显眼。
“是的，先生，她的车在。”
“我想知道她的门牌号，还有告诉我要是不走前厅怎么去她房间。我是一名私人侦探。”我给他打了个蜂鸣器。他瞅了一眼却毫不动容。
他笑了下，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笑容，笑了就跟没笑一样。
“先生，5美元对于一个工人来说还行，但要让我冒着丢工作的危险，这些还不够，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先生，你最好省下你的5美元，按正常的方式进去。”
“你真可以啊，”我说，“等你长大成人，长高到1米5时看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先生，我已经成年了，我34岁，已经有了幸福的婚姻和两个孩子。下午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