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宫厕中捞出的绝不是一个废物，而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一个具有高度利用价值的天子胚胎。所以，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把他捞出来，甘愿提着脑袋去赌明天。
试问，这样的胆识和魄力，满朝文武又有几人具备呢？
既然你们都没有这种远见卓识，更不敢提着脑袋赌明天，那么此时此刻，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怪我仇某人笑得这么露骨、这么灿烂、这么自得和张狂呢？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当李忱以储君的身份开始接手军国大事，仇公武的笑容就在脸上逐渐凝结了。
因为，这个由他一手扶立的傻子突然间就变了，变得让他感觉无比陌生。
过去那种自闭木讷的神情、空洞散乱的目光、怯懦萎靡的状态，全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威严而自信的脸庞，一双睿智而深邃的目光，以及沉着有力的言谈和大气雍容的举止，看上去不但和从前的光王判若两人，而且根本不像是一个尚未正式即位的储君，更像是一位御极已久的成熟帝王。
仇公武始而诧异，继而困惑，终而震惊。
难道，这才是光王的本来面目？难道这三十七年来，他一直在倚傻卖傻、忍辱负重，就为了今天的这一刻？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当初武宗李瀍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这个傻子光叔置于死地，就是因为早已看穿了光王的本来面目。
然而，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
因为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
宦官仇公武只能将错就错、听天由命了。他只能无奈而悲哀地看着自己精心饲养的金丝雀，突然间挣破鸟笼，直飞蓝天，变成一只搏击长空、睥睨天下的苍鹰…
看着金銮殿上那个脱胎换骨的傻子光叔，满朝文武的讶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仇公武。
不过，人们并没有感到悲哀和无奈，而是感到由衷的庆幸。
因为他们知道，这三十七年来，所有人都看错了这个光王。
所以他们相信——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百折不挠的人，一个遍尝人间疾苦而又不坠青云之志的人，一旦君临天下，必然也会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帝王。
【山河长在掌中看】
不出人们所料，新君李忱一即位，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开始全面清算会昌政治。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将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
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及其党人。
正式执政的第二天，李忱就罢免了李德裕；第四天，他又把李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贬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同日，薛元赏的弟弟、京兆少尹薛元龟也被贬为崖州司户。
四月底，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均被杖死或流放岭南。
五月初五，李忱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开始全面恢复佛教的地位。同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入相。随后，白敏中便在新天子的支持下，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李德裕及其党人。
第二年正月，新君李忱改元“大中”。
这个年号，将伴随宣宗李忱和大唐帝国走过十三年的岁月。而这十三年，将是黯淡无光的晚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抹辉煌。
后人将这个时代誉为“大中之治”，也有人称其为“小贞观”。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八月初三，武宗朝的另一位宰相李回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正月初五，右补阙丁柔立上疏为李德裕喊冤，旋即被贬为南阳县尉。
正月二十四日，西川节度使李回再贬为湖南观察使；同日，桂州观察使郑亚也被视为李党成员，坐贬循州刺史。
正月二十八日，中书舍人崔碬受到指控，称其在撰写李德裕的贬谪诏书时有意搪塞，没有写出李德裕的全部罪行，被贬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刺史。
同年五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与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一同入相。
九月，湖南观察使李回再贬为贺州（今广西贺县）刺史。
至此，宣宗李忱基本上完成了对李党的清洗，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同时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建立了自己的宰执班子。
一张白纸铺开了。
接下来，宣宗李忱终于可以放手描绘属于自己的时代画卷了。
后人之所以把大中时代誉为“小贞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宣宗李忱时时刻刻把太宗李世民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志成为一个自律和勤政的明君。
登基不久，李忱便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每天政务之余，便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綯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让令狐綯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
二月的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綯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
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
令狐綯很为难，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臣手上也没有材料；只有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随后，宣宗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
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
樵夫道：“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
李忱一听就来了兴趣，让樵夫说说原委。樵夫答：“李行言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他们杀了。”
李忱听完，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
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
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顿时受宠若惊，却又百思不解。
宣宗说：“知道你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李行言一看，在深感庆幸的同时，不免也有一丝后怕。假如他当初在宦官的压力下把强盗放了，那么今天等待他的就不是升官受赏，而是贬谪流放了。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处佛祠，看见醴泉县的一些父老聚集在堂中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奭能够留任。宣宗当即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奭。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竟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奭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在狩猎出巡，其实真正目的是要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并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密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
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
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略作试探，果不其然，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于《处分语》。
在这种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
有一次，度支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一看，随手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改了过来。
在孙隐中而言，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何况这么微小的细节，皇帝肯定也不会发现。不料，宣宗一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随后，孙隐中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还有一次，新任的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朝辞行。宣宗问他：“建州距京师多远？”于延陵答：“八千里。”宣宗说：“你到任之后，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不要以为那地方远在天边，这阶前就可直通万里，你明白吗？”
于延陵当即吓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宣宗安慰了他几句，就让他上路了。
于延陵赴任后，或许是把天子的告诫忘了，或许是不相信天子真有那么神，总之政绩并不理想。没多久，于延陵就被贬为复州（今湖北天门市）司马。他懊悔不迭，没想到宣宗根本就不是在吓唬他，他在建州的一举一动果然没能逃脱天子的法眼。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在宣宗李忱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他几乎要用尽全力把整个天下置于掌中，不论事情巨细。
一个普通人，要想做到凡事亲历亲为并且毫无差池，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可身为日理万机的皇帝，宣宗李忱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许多年前，当宣宗还是一个小沙弥的时候，就曾在江西的百丈山留下了这么一首诗：〖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
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
山河长在掌中看。
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豪迈的胸襟，何等高远的志向！
除了表明他不同凡响的境界之外，李忱的这句诗，仿佛也为他日后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勤政表现作了最形象的注解。
他似乎在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山河长在掌中看”绝不是一种凌空蹈虚的理想境界，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施政手段。
当然，前提是你有成为明君的意志和决心。
【大中之治：最后一抹辉煌】
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渐次消歇，偃旗息鼓了，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宗李忱拥有高超的驭臣之术。
关于宣宗驾驭百官的心机和手腕，还要从大中初年一个宰相的际遇讲起。
这个宰相叫马植，于大中二年五月入相，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却突然被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此次贬谪事前毫无征兆，令满朝文武都大惑不解。
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腰带惹的祸。
准确地说，是一条宝玉腰带。
这条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原因很简单，首先，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且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可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理由认为他们私交很深，甚至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所有人都对之记忆犹新，而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活的党争背后，都无一例外地站着宦官的身影。如今，宣宗李忱又岂能让宰相宦官相互勾结的一幕在他面前重演呢？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也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因为，李忱从即位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强势天子。
基于上述理由，李忱就必须把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在襁褓之中。
大中初年，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人们不难明白一点——要在天子李忱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在他的朝廷上当宰相，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六七个宰相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名叫令狐綯。
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綯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綯之所以能稳居相位的唯一秘诀，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把自己的相权让渡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也是他的无奈之处。
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綯别无选择。
然而，即便令狐綯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总是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专门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他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
有一次，令狐綯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綯。
令狐綯慌忙解释：“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