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适的上述举措已经足以体现他锐意进取、矢志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
那么，李适具备这些素质吗？
从下面这三件事中，我们不难得出判断。
第一件事：李适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
众所周知，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战功卓著，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在此，我们不妨罗列一张郭子仪的职务清单：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支度使、盐池使、六城水运大使以及押蕃部、营田使、河阳道观察使等等。
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功高权重、身兼十数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必然都会对其生出畏惧和猜疑之心。虽然郭子仪对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谨慎，做人非常低调（否则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当初的代宗皇帝还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权力，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才一直没有动手。
眼下，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李适不得不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这个事情的难度在于：虽然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但他麾下那帮将领却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惹毛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有一个巧妙的办法。
经过一番审慎而周密的考虑，李适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
一个字——分。
也就是说，必须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几个主要将领头上。如此一来，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鸟之效：既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又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还能让那几个主要将领从此对德宗感恩戴德。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适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书令，其余兼职全部免除；同时，将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军职，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至此，这个困扰了代宗许多年的问题，终于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第二件事：李适成功挫败了一起政变阴谋。
这起阴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它不大，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说它不小，是因为它事关“废立”，直接威胁到了李适的皇权。
阴谋的策划者有两个：一个是兵部侍郎黎幹，一个是高阶宦官（特进，正二品）刘忠翼。据称，黎幹为人“狡险谀佞”，而刘忠翼则是“恃宠贪纵”，两个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很早就企图干预代宗“立后”和“立储”的大政。
若干年前，德宗李适尚未被立为太子，别有用心的黎幹和刘忠翼就极力劝说代宗，让他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再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但是代宗没有受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雍王李适。
李适即位后，黎幹和刘忠翼惟恐遭到报复，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纷纷传言，说黎、刘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适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便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黎幹又乘坐一顶小轿悄悄进入刘忠翼的府邸，与他密谈多时，至当天深夜才离去。德宗李适得到密报后，立刻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将黎幹和刘忠翼逮捕。经过审讯，黎、刘二人对自己的政变阴谋供认不讳。李适大怒，当即开除二人的官籍，并终身流放边地。
闰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刘忠翼刚刚走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李适就命人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二人赐死。
第三件事：李适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了禁军兵权。
肃、代之际，大唐帝国有两大乱象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武将逐渐丧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军兵权交给宦官，没想到却因此导致了宦官的恃宠擅权；而宦官掌握宫禁大权后，为了巩固权位，又回过头来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跋扈藩镇越发骄纵难制。
代宗一朝，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权宦先后掌控禁军，又因恃宠擅权而先后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总是治标而不治本——往往是旧一代的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便又强势崛起。
总之，宦官虽然走马灯似地换，但宦官擅权的问题却始终如故。
李适即位时，面对的当权宦官是王驾鹤。此人继鱼朝恩之后崛起，时任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对于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李适自然也是深以为忧。同时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宦官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禁军交给武将。
可是，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为什么不变通一下，索性把禁军交给文臣呢？
在李适看来，要彻底解决宦官擅权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禁军交给文臣！
为此，李适一上台，就开始在文官中寻找合适的人选。
最后，他锁定了司农卿白秀珪。
严格来讲，白秀珪并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在李光弼帐下担任幕僚，做事细心勤勉，并且颇有心计。李光弼对他非常信任，将其引为心腹，时常让他参决军政大事。
这样一个人，其实最符合李适的用人标准：首先，他熟悉军旅事务，又没有一般武将桀骜不驯、骄横霸道的习气；其次，他性格沉稳，做事老练，却又没有一般文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毛病。所以在李适看来，此人绝对是接管禁军的不二人选！
大历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见白秀珪，表示了对他的赏识和器重，并明确告诉他：朕准备解除王驾鹤的兵权，然后把禁军交给你。白秀珪受宠若惊，当即发誓，愿为朝廷鞠躬尽瘁，为天子赴汤蹈火！
李适很满意，随即赐给他一个新名字：志贞。
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白志贞顺利接管禁军？
李适找来宰相崔祐甫商议。崔祐甫略一思索，然后附在天子耳边说了一句话。李适微微颔首，一个笑容在他脸上缓缓绽开。
数日后，崔祐甫通知王驾鹤，说有要事与他相商。听到宰相传召，王驾鹤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政事堂。崔祐甫热情而亲切地接待了他。宾主双方落座后，免不了一番寒暄。但是，让王驾鹤满腹狐疑又百思不解的是——这一天的寒暄也太长了。
崔祐甫一直东拉西扯，七讲八讲，却始终不提正事。王驾鹤耐着性子陪聊，感觉如坐针毡，却又不便开口告辞。
此刻的王驾鹤当然不会知道，正当他坐在政事堂里听崔祐甫海侃神吹的同时，白志贞已经揣着天子的任命状，以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神策军的军营。
等到王驾鹤走出政事堂，他的职务已经变成了东都园苑使。
所谓东都园苑使，就是到东都洛阳去看管皇家园林，一个很适合养老的清闲职务。
毫不夸张地说，唐德宗李适在历史舞台上刚一亮相，就出人意料地博得了个满堂彩。
在见识了新君李适施展的一系列雷霆手段后，朝野上下对他的执政能力顿时充满了信心，纷纷对他寄予厚望——“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尤其是当时的藩镇，对这个闪亮登场的新帝更是满怀忌惮、敬畏不已。反应最强烈的当属淄青镇。据说那里的将士曾经把兵器丢弃于地，相互感叹道：“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明君出现了，咱们还能再造反吗？
更有甚者，大历十四年六月，“畏上威名”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还主动上表，愿意向朝廷献钱三十万缗。
收，还是不收？
这是一个问题。
三十万缗不是个小数目，德宗李适一时有些犹豫不决。
收吧，毕竟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日后不免有受其要挟的危险；不收吧，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推辞，如果硬拒，势必激起藩镇的不满。
就在德宗吃不准要怎么接招的时候，宰相崔祐甫发话了：“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德宗无奈：“朕也认为不能收，可又该如何推辞呢？”
崔祐甫笑了：“很简单，借花献佛。”
德宗迷惑不解，问他此言何意。
崔祐甫正色道：“请陛下派遣使者前去慰劳淄青将士，就用李正己给的钱赏赐他们。如此一来，既能让淄青将士对朝廷和陛下感恩戴德，又能让四方藩镇知道——朝廷是绝不会看重金钱的。”
德宗龙颜大悦，当即依言而行。
当朝廷使者来到淄青，把李正己的三十万缗分发给将士们的时候，淄青将士顿时欣喜若狂。他们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对着长安方向三拜九叩，不停地山呼万岁…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李正己傻眼了。
虽然心里很不爽，但对于朝廷此举，李正己还是不得不佩服。
只不过让他感到困惑的是：按说这世界上没人不喜欢钱，可如今的天子和朝廷，却为何能够如此洒脱，拿钱不当回事呢？
其实，德宗并不是不喜欢钱，他只是不喜欢那些拿着烫手的钱而已。如果是来路正当的钱，比如朝廷每年从地方收缴上来的赋税，德宗绝对是喜欢的，而且多多益善。
为了让朝廷的腰包鼓起来，以便将来更有底气拒绝藩镇的收买，德宗决定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当宰相。
大历十四年八月，在崔祐甫的大力推荐下，一个数年前遭到贬谪的大臣被德宗召回了长安，并随即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个从道州司马任上直接入阁拜相的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杨炎。
【两税法：危机与拯救】
据说杨炎这个人有三大优点：一，长得帅；二，文章写得漂亮；三，擅长理财。所以史书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之辞：“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救时之弊，颇有嘉声”。（《旧唐书·杨炎传》）
代宗时代，杨炎凭借前两个优点赢得了当权宰相元载的赏识，颇受重用，可惜元载垮台后，杨炎就被贬到了山高皇帝远的道州（今湖南道县）。直到德宗即位，他的人生才突然跃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他的第三个优点也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杨炎一入相，首先解决的是皇帝的“小金库”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主要用以宫廷和皇室的一些额外花销。一般情况下，小金库的钱是有限的，皇帝大人也得掰着指头过日子，稍不留神，大手大脚一下，皇帝也不免变成“月光族”。所以，大多数皇帝都会想方设法扩大小金库的收入。如果皇帝贤明的话，这方面往往还比较节制，要是碰上昏庸奢侈的败家皇帝，那朝廷的国库就遭殃了——小金库花光就从国库掏，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朕爱怎么掏就怎么掏，想掏多少掏多少，谁也管不着！
有唐一朝，朝廷的国库名为“左藏”，宫内的小金库名为“大盈”。开国伊始，李唐朝廷就订立了一套制度，对国库实行非常严格的监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负责管理左藏的库藏部（太府寺）都会对各地上缴的金帛分批点验，然后悉数登记入库，同时还要由审计署（比部）负责监督，实地查对，以防出现贪污现象。因此，在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里，左藏库和大盈库泾渭分明，一般不会出现皇帝乱掏乱摸的现象。
然而，到了肃、代之际，一切就全都乱套了。
问题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武将身上。这些人自恃对国家有功，加之手中握有重兵，于是就把左藏库当成了他们家的提款机，隔三差五就来提上一笔，连收条都不带打。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军阀，管理国库的官吏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的全国财政总监（度支使）第五琦就为此大伤脑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左藏库里的金帛全都搬进了宫中的大盈库，交给宦官去管理。如此一来，军阀的魔爪固然是鞭长莫及了，但不幸的是，国家财富转眼又落进了宦官的腰包。在肃、代两朝的二十余年间，有权力染指大盈库的宦官前后多达三百余人。不管是库藏部还是审计署，没有人知道这三百多个宦官究竟从国库搬走了多少金帛，也不知道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到底是多少。
除了穷凶极恶的军阀和监守自盗的宦官外，还有一支无形的手也时常在内库中进进出出，而且比前二者更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那是谁的手？
当然是皇帝的。
以前内外两库泾渭分明的时候，皇帝大人也时不时会落入囊中羞涩的窘境。现在好了，没钱花的时候也不用跟度支使开口了，只要往大盈库伸伸手，想拿多少拿多少，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真是不亦快哉！
杨炎上台时，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腐烂的局面。
他知道，如果不从国库的整顿和监管入手，治理国家财政根本无从谈起。
大历十四年年底，杨炎向德宗李适郑重提出：“财赋者，国家之大本，民生之命脉。社稷兴亡、朝廷安危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管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历朝历代，都委派重臣进行掌管，但尽管如此，仍然无法彻底避免物资损耗和账目不清的情况。如今，国库被宦官把持，每年的收入多少，开支多少，盈余或亏空的情况如何，朝中大臣全都一无所知，政治上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建议，自即日起，将国库的管理和监管之权交回相关部门。至于宫中所需，每年可列出预算，由国库如数划拨，保证宫中用度不致匮乏。只有这么做，才谈得上财政的治理。”
德宗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当天便颁布诏书，宣布从今往后，所有财政收入全部划归左藏库，每年只需精选三五千匹上好绸缎，作为宫廷用度送交大盈库。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杨炎又提出了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措施，彻底废除了已经在唐朝实施了一百多年的“租庸调法”，代之以一项全新的赋税制度。
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两税法”。
旧有的租庸调法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是指田赋，“庸”是指劳役，“调”是指捐税，正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自唐朝开国以迄高宗时期，这项赋税制度一直运行得还算正常，但是从武周时代起，地主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大量逃亡，到开元年间，逃户现象日趋严重，至玄宗末年，均田制实际上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情况下，各级政府的户籍、田亩档案就变得混乱不堪，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符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根据户籍、田亩档案进行赋税征收更是变成一句空话。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往往采用非常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征收、加重摊派，令辖境内登记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
由于战乱频仍、开支激增，李唐中央入不敷出，只好在各级政府中拼命增设财税部门，以致各部门职能重叠，权限交叉，到最后谁也管不着谁，财政状况一片混乱。此外，各地的军政长官又巧立名目，任意摊派，不断增设法令，对百姓横征暴敛，于是旧法未除、新令已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因为富人有很多逃避劳役和赋税的手段，比如入仕为官和削发为僧，就是当时普遍采用的逃税办法。而对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讲，当官一途基本上是难于上青天的，甚至连和尚也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因为当时出家必须有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度牒），富人只要找找关系塞塞红包就到手了，可穷人就算把自己卖了，也不见得能换来那份度牒。所以，穷人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乖乖让各级衙门和贪官污吏把他们身上的血汗榨干。
职是之故，整个社会就陷入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之中。在战乱和苛政的双重迫害下，贫苦的老百姓没有活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逃——从户籍所在地逃到没人认识你的地方，让天天逼你交税的官府见鬼去吧！
到了安史之乱后，各地官府统计了一下，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对照从前的户籍档案，仍然留在本乡本土的原住民还不到过去的15％（根据《通典》卷七“历代户口盛衰”记载，唐朝天宝年间的户数将近九百万，至代宗大历中期仅余一百三十万），其他的85％以上，要么死于战乱和饥荒，要么就是逃往异地他乡了。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如果还按照原来的“租庸调法”派发徭役和征收赋税，那各级官府的大爷们就只能自己去修水渠、建大坝了，而朝廷和天子到头来恐怕也得去喝西北风。
所以，废除旧法，出台新法，就成了德宗朝廷的当务之急和势在必行之举。
“两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这项赋税改革的重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意思是不管原住民还是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拥有土地和资产，一律要登记入籍，依法纳税；同时，不再以“丁身为本”征敛租庸调，而是根据拥有的土地面积和资产额度划分贫富等级，再按照不同等级缴纳相应的土地税和财产税。
具体的实施细则是：
一、将建中以前各种名目的正税、杂税及杂徭全部取消，只征收两税：以谷物方式征收地税（土地税），以现金方式征收户税（财产税）。
二、重新进行人口普查、户籍登记和土地、资产评估，根据贫富程度划分缴税等级，富者多交，贫者少交。
三、唐朝中央对各州府作出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赋税收入为准，确定需要收缴的固定总额，再参照上面两条，将应缴的土地税额平均分摊到每亩，将财产税额按贫富等级分摊到每户。可事实上在执行过程中，各州府均以大历年间当地赋税收入最高的那一年为准，因此各地额度参差不齐，全国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税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