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皇的庇护和纵容下，二张的私欲和野心就像春天里无人修剪的藤蔓一样疯狂滋长。回到洛阳之后，他们不仅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包揽朝廷的大型土木工程，营私舞弊，上下其手，从中获取的非法所得不可胜计。与此同时，他们的几个兄弟也再度鸡犬升天——原洛阳县令张昌仪升为尚方少监，曾被魏元忠阻挠而未获升迁的张昌期出任汴州刺史，还有一个哥哥张同休也升为司礼少卿。
真可谓一门贵盛，举世无匹。
看着这帮鲜衣怒马、年少轻狂的张氏兄弟，世人的目光无比复杂，既充满了痛恨和不齿，也饱含着羡慕和嫉妒。
是的，少年得志确实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高官显爵，豪宅香车，钟鸣鼎食，肥马轻裘，醇酒美人，艳舞笙歌，还有每日每夜释放不尽的激情，外加大把大把挥霍不完的青春…如此种种，自然惹人艳羡。然而，正所谓“天欲福人，先以微祸警之；天欲祸人，先以微福骄之”。年轻人未被老天打过“微祸”的预防针，不知世路艰辛，不懂人生无常，所以一朝富贵，便极易产生天之骄子的错觉，从而迷失自我，任凭欲望泛滥，因此弥天大祸也就随之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的张氏兄弟们仿佛就是在一把名叫“灾祸”的刀子上，舔着一种名叫“富贵”的蜜，只是年少轻狂的他们何尝想过，这种刀头之蜜舔得了一时，又岂能舔得了一世？
其实，洛阳的百姓就曾向张昌仪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和质问。当时张昌仪在大肆贪贿之后用不义之财盖起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豪宅，其奢华程度远远超越了亲王和公主的府邸。张昌仪为此得意非凡，有一天早上醒来，却赫然发现朱漆大门上被人写了这样一行字：一日丝能做几日络？
“丝”与“死”谐音，“络”与“乐”谐音，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日死能做几日乐？你随时会完蛋，还能快乐几天？
张昌仪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然而他读不懂背后那种祸福无常的道理。他站在那儿翻了一会儿白眼，就命下人把字擦掉了。第二天，这行字又出现了，张昌仪又命人擦掉。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同样的字天天出现，写字的人非常执著，似乎要跟张昌仪耗到底。第七天，张昌仪支着下巴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后提笔写了四个字——一日亦足！
张昌仪的办法果然奏效。不知道是写字的人厌倦了这场无聊的游戏，还是他终于看透了张氏兄弟无可救药的卑劣本性，总之，自从张昌仪给出这个无知无畏的答案之后，那行字就再也没出现了。
张昌仪说：快乐一天就够！
这是张氏兄弟的心里话吗？
当然不是。
他们这是在向洛阳百姓和朝中大臣示威——俺们就是要把快乐进行到底，有种你们就放马过来！
对于恃宠擅权并且严重阻碍李唐复国的张氏兄弟，拥护李唐的朝臣们当然不会没有办法。这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暗中搜集张氏兄弟贪赃枉法的证据，只等着证据确凿后对他们发起致命一击。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七月十二日，张氏兄弟的所有犯罪事实突然被全部曝光。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武皇只好让有关部门逮捕了张昌仪、张同休、张昌期，命左右御史台共同审理。数日后，朝臣们又发出了对张易之和张昌宗的指控。迫于压力，武曌最后不得不同意对二张立案审查。
然而，总有一些软骨头是照着女皇的旨意行事的。十八日，司刑正（相当于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敬言拿出了一份判决，说：“张昌宗强买别人田地，应罚铜二十斤。”
亏这位贾兄想得出来！一起重大的贪污受贿案到他这里就成了轻描淡写的强买田地，而且惩罚手段轻得连屁都不算，什么二十斤铜，就算两百斤黄金对张氏兄弟来讲也只是九牛一毛，遑论二十斤铜！
武皇对这个结果显然非常满意，赶紧朱笔一挥：可！
倒张派大臣当然不会让二张就这么逍遥法外。在数日后举行的朝会上，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之一）拿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张氏兄弟贪污的赃款共计四千余缗，应该依法将春官（礼部）侍郎张昌宗免职。”
张昌宗当场跳了起来，面对武皇大喊：“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纷纷窃笑，一个靠床上功夫得宠的家伙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有功于国”，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武皇也略微有些尴尬，只好把脸转向几个亲附二张的宰相，说：“昌宗是不是有功？”
一代摇尾宗师，江湖人称两脚狐的杨再思马上抢着说：“张昌宗研制神丹，圣躬服之效用显著，此乃莫大之功！”
武曌笑了，要的就是这句话。随后她便赦免了张昌宗，让他官复原职，同时也作出了适当的妥协，把张昌仪贬为博望县丞，张同休贬为岐山县丞，希望以此平息倒张派大臣的愤怒。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倒张派大臣绝不会就此收手。不久，宰相韦安石和唐休璟又对张易之提出了指控。这两个人可谓倒张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是宰相，而且还兼任东宫的左庶子和右庶子，属于拥护李唐的核心力量。他们一出手，事态顿时有扩大升级的倾向。武曌感到苗头不对，干脆颁下一纸诏书，把韦安石贬为检校扬州长史，命唐休璟出任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
倒张派大臣接连发动了好几波攻势，最后只是除掉了二张的两只手臂，自己反倒丧失了两员大将，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只要李唐一天没有复国，只要二张仍然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拥护李唐的大臣们就不能停止战斗。
唐休璟临行之前，特意跟太子李显进行了一番密谈。最后，他目光凝重地对太子说了一句话：“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资治通鉴》卷二○七）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拥李派大臣与二张的博弈必将越演越烈…
长安四年冬天，八十岁的女皇武曌病势日渐沉重，一连数月躺在长生殿里没有上朝，宰相们都没有机会和她照面，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日夜陪在她的身边。
女皇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宰相崔玄暐（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之一）觉得，在这微妙的时刻让这两兄弟隔绝内外绝对不是好事，于是上奏武皇说：“太子与相王仁厚孝顺，足可在陛下身边侍奉汤药。宫禁大事非比寻常，不宜让皇家以外的人出入。”武皇回道：“你的厚意朕心领了。”然后就没了下文。
这些日子，二张的神经也是时刻紧绷着。他们知道，女皇一旦撒手西去，他们必将大祸临头。于是二张一边悉心侍奉武皇，一边也与亲附他们的朝臣暗中联络，相互引为奥援，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拥李派大臣再次出手了。
这一次，他们不再纠缠于贪赃问题，而是下了重手，派人在洛阳的街市坊间到处散发、张贴匿名传单，写着六个大字：易之兄弟谋反！
每天都有人就此事上奏武皇，可老太太硬是装耳背，理都不理。
眼看匿名传单不能奏效，拥李派大臣急了，终于使出了一记狠招。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突然有许州人杨元嗣举报说：“张昌宗曾经召见术士李弘泰占卜看相，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并声称只要他在定州建造佛寺，就可得到天下人的拥戴。”这次指控远非匿名传单可比，不但有人出面举报，而且性质非常严重。武皇再也回护不了，只好命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组成联合调查组会审此案。
女皇虽然已是风烛残年，重病在身，可她的心思依然精明。她挑的三个主审官有两个是亲附二张的。韦承庆和崔神庆装模作样地审了一下，马上得出结论说：“张昌宗供称，李弘泰说的那段话不久前就已禀明陛下了。依照法律，自首的可以免罪。至于李弘泰这个人，纯属妖言惑众，应即刻逮捕法办。”
可宋璟却紧追不放，上奏说：“张昌宗已经受到陛下极大的荣宠，还召术士看相，他居心何在？李弘泰说占卜得出‘纯乾卦’乃天子之卦，张昌宗既然知其为妖言，当时为何不将他绑起来送交衙门？纵然他自己说曾禀明陛下，可终归是包藏祸心，依法当处斩抄家！请将他收押并彻底追查！”
老太太又装起了耳背，不回话。
宋璟不依不饶，再次上奏：“若不立即收押，恐怕会动摇民心。”
武曌干脆取消了他的主审官资格，发话说：“你暂时停止调查，等待进一步搜集详细证据。”数日后，武曌挖空心思地给宋璟找了一大堆差使，目的只有一个：把他支出朝廷。先是命他去杨州调查一些陈年旧案，宋璟拒不奉诏；接着又命他去幽州，调查前任幽州都督的贪污案，又被宋璟顶了回去；最后又命他前往陇、蜀（甘肃南部及四川省）一带去安抚百姓，宋璟再次拒绝。
女皇一连下了三道敕令，可硬骨头宋璟死活就是不挪窝。他上疏一一解释说：“首先，依照成例，州县官犯罪，官阶高的由侍御史去审理，官阶低的由监察御史去审理，所以扬州旧案不必由臣出面调查；其次，若非军国大事，御史中丞不该出去办案，所以幽州都督贪污案也不在臣的职责范围内，臣不便前往；最后，如今陇蜀地区并没有变乱，不知陛下派臣去干什么？臣不敢奉诏！”
武曌被气得浑身哆嗦，可宋璟所言句句都是典章制度所规定的，她根本无由反驳。
与此同时，宰相崔玄暐、司刑少卿桓彦范、左拾遗李邕等一干朝臣也频频进谏，坚持认为应将张昌宗交给凤阁、鸾台及三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作彻底调查。武曌一见倒张的声势如此浩大，为了缓和局势，就表示可以让司法部门讨论一下张昌宗的案子。崔玄暐的弟弟、司刑少卿崔升马上提出了司法部门的意见——应将张昌宗处以极刑！
武曌一听，赶紧又缩了回去，不予答复。
宋璟最后横下一条心，直接闯进长生殿，再次奏请逮捕张昌宗。武曌有气无力地说：“昌宗不是早就向朕自首了吗？”
宋璟说：“张昌宗是被匿名传单所逼，万般无奈才自首的，并非真心悔过。何况谋反是大逆之罪，绝不能因自首而被豁免。如果张昌宗不受到极刑的制裁，还要国法干什么？”
这一刻，病榻上的武曌顿时脸色大变，心头的怒火猛然升腾而起。
你小子真的是活腻了，敢跟老娘这般面折廷争！要放在以前，你小子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武曌的心里火焰窜动。
可奇怪的是这股火焰只是扑闪了几下就忽然熄灭了。
武曌在心里苦笑。
她知道，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武曌最后冲着宋璟笑了笑，温和地劝了他几句，试图化解僵局。可宋璟一点面子都不给，反而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受到陛下非份的恩宠！臣知道说这番话必定会招致大祸，但是正义激荡在心中，虽死不恨！”
站在一旁的宰相杨再思闻见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赶紧替武皇挡驾，高声宣旨命令宋璟退下。宋璟白了他一眼，厉声说：“圣上在此，用不着宰相擅自宣旨！”
武曌长叹一声：“朕准了，让昌宗去应讯吧。”
女皇武曌的声音苍老而喑哑，可在宋璟听来却无比响亮。他以为武皇终于妥协了，不禁大喜过望，立刻把张昌宗带到御史台，连堂都不升了，站在庭院中就开始了审讯。
可宋璟根本没有料到，审讯刚刚开始，宫里的宦官就带着武皇的圣旨来了。
宦官宣布将张昌宗特赦。
被武皇耍了！宋璟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资治通鉴》卷二○七）没有抓住机会先击碎这小子的脑袋，此恨难消啊！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倒张行动彻底失败。
拥李派大臣终于看清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只要武皇在一天，二张就一天不会倒。
而且，他们最终还明白了一件事——试图用法律手段扳倒二张，只能是一种幻想。
既然不能靠法律来解决问题，那要靠什么？
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不但可以一举除掉二张，而且可以一举光复李唐！
他的方案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兵谏逼宫。
提出这个方案的人是一个须发皆白的八旬老人，两个月前刚刚就任宰相。
他就是张柬之。
【神龙政变】
张柬之是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是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生于武德末期，少时就读太学，涉猎经史，稍长进士及第，授青城县丞。按理说，这种人生起点不能算低，如果正常升迁的话，他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跟“大器晚成”这四个字沾不上边。可老天爷偏偏和他过不去，让他在这个小小的县丞职位上一待就待了四十多年，直到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武曌开制举广纳人才，张柬之才以六十多岁高龄参加贤良科的会试，终于在一千多名年轻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被擢为监察御史。此后张柬之又在朝廷奋斗了将近十年，才慢慢升到凤阁舍人的职位。
圣历年间，武皇受到东突厥默啜可汗要挟，不得不让亲王武延秀与可汗之女和亲，张柬之认为有辱国体，上疏反对，从而忤旨，被贬到外地担任刺史，后又转任荆州都督府长史。此时的张柬之已经七十多岁，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到头了，没想到在狄仁杰的大力举荐之下，他的人生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长安初年，张柬之重新回朝，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秋官（刑部）侍郎。
张柬之二度入朝的时候，狄仁杰已经去世，如果没有其他贵人的帮助，武曌不见得一定会提拔他为宰相。他的第二个贵人就是姚崇。长安四年十月，武曌命宰相姚崇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同时让他举荐朝臣为相，姚崇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但其人已老，陛下应该尽快擢用他。”就这样，在两位能臣良相的先后举荐之下，武曌终于让张柬之入阁为相。
这一年，张柬之已经年届八旬。
八十载的沧桑岁月彻底染白了老人的须发，但却不曾湮灭他的匡复李唐之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拜相的那一天，前来道贺的文武百官看见张柬之的脸上迸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
那些拥李派大臣都知道，只有内心具有使命感的人，才可能“诚于中而形于外”，焕发出这种震撼人心的光芒。
公元705年阴历正月，大周王朝的女皇武曌宣布改元神龙，同时采纳宰相崔玄暐和司刑少卿桓彦范的建言，宣布将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以来所有在押或流放的政治犯，除扬州叛乱与诸王叛乱的魁首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
文明元年是武曌废黜中宗，软禁睿宗，正式临朝称制的那一年，也是武曌全面掌控帝国的开始，所以这道大赦令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它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女皇武曌已经决意采取宽恕与和解的政治姿态，了结过去的恩怨纠葛，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与平稳过渡。
但是，八十一岁的女皇武曌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场旨在推翻武周政权，匡复李唐社稷的政变行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了。
张柬之计划的第一步，是确立政变的核心力量。刚一拜相，张柬之便在拥李派大臣中迅速物色了四个人，作为此次政变的领导小组成员。他们是宰相兼太子右庶子崔玄暐、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
之所以会选择这四个人，原因如下：
一、此次政变的主要目标就是匡复李唐社稷，因而太子李显自然成为此次行动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但是他身份特殊，不便亲自参与策划，所以才由身为宰相兼东宫属官的崔玄暐出面，其身份相当于太子派出的代表；二、敬晖、桓彦范与张柬之不仅曾有过同僚之谊，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而且都是狄仁杰举荐入朝的，大家同出狄公门下，意气相投，立场一致；三、袁恕己的情况与崔玄暐类似，也是因为相王李旦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就由他作为相王的代表参与到领导小组中来。
计划的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掌握禁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时的禁军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北衙禁军，驻守皇宫的北正门玄武门，负责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安全（七十九年前秦王李世民发动的那场政变，也是因为直接掌握了玄武门的禁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虽然当年是在长安的玄武门，这里是东都洛阳的玄武门，但二者同属北衙禁军的驻地，因而其地位与作用一般无二。在日后的唐朝历史上，玄武门还将数度喋血，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初唐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场玄武门之变，而是有“四次”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北衙禁军，还有一支南衙禁军，驻守宫城以南的皇城。皇城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所以南衙禁军的职责就是保卫宰相和文武百官的安全，同时也负有保卫京师之责。
北衙禁军的最高统帅是左右羽林卫大将军，当时的右羽林卫大将军是李多祚。他是靺鞨人，曾追随名将裴行俭出征西域，在高宗时代便已崭露头角，所以一直感念高宗的知遇之恩。张柬之首先找到他，开门见山说：“将军今日的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感怀泪下，说：“大帝（高宗李治）。”张柬之当即亮出底牌：“今大帝之子为二竖（二张）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李多祚收起眼泪，指天盟誓：“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资治通鉴》卷二○七）
成功策反李多祚后，张柬之旋即用最快的速度将一批心腹安插进了北衙禁军，分任左、右羽林将军，他们是敬晖、桓彦范、右散骑常侍李湛（李义府之子）、荆州长史杨元琰。杨元琰是张柬之荆州长史之职的继任者，也是他的好友。当年二人在荆州办理职务交接时，曾相约于长江上泛舟，杨元琰当时便慨然吐露了匡复李唐之志。所以此次张柬之将其调任右羽林将军时，特地叮嘱他说：“杨君还记得在长江上说过的话么？今天给你的职位，不是随便给的！”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张柬之就一连作出了这么多重大的人事任命，自然引起了二张的疑惧。为了消除二张的猜疑，避免打草惊蛇，张柬之就把他们的党羽、建安王武攸宜任命为左羽林卫大将军，从而稳住了二张。张柬之之所以敢把北衙禁军的一半指挥权交给武攸宜，是因为他事先已经在左、右羽林军中安插了多名中层将领，因此他完全有把握将武攸宜架空，让他变成光杆司令。
至此，北衙禁军基本上已经全部掌控在张柬之的手中，而南衙禁军则不用费张柬之任何功夫，因为其最高统帅左卫大将军正是相王李旦担任的，如果行动开始，整个皇城和外围京城的局势都可以交由李旦和袁恕己掌控，因而根本不用担心。
计划的第三步，是让太平公主负责策反武皇身边的宫女，让她们隔绝宫内外的消息，同时监视武皇和二张的一举一动。据有关学者对近年出土的相关墓志的研究，当时确有一部分九品至七品的宫女参与了神龙政变，比如她们的墓志中就记载了“遂使有唐复命，我皇登基”等语。
经过这一系列周密部署，计划基本上是万无一失了。当时姚崇推荐张柬之时曾说，此人“沉厚有谋，能断大事”，如今看来，张柬之的表现果然如其所言。
一切就绪之后，张柬之等人把行动时间定在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
帝国未来的命运，将在这一天见出分晓…
政变当日，张柬之兵分三路：第一路，由他本人与崔玄暐、桓彦范、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五百多名羽林军士兵直扑玄武门，控制这个宫禁重地；第二路，派李多祚、李湛和驸马都尉王同皎（太子李显的女婿）前往东宫迎接太子，然后前往玄武门会合；第三路，由相王李旦及其司马袁恕己率南衙禁军控制政事堂和朝廷各部，进而逮捕二张在外朝的党羽，同时稳定整个京畿的局势。
行动开始后，这三路中只有李旦和袁恕己的第三路进展最为顺利。他们率兵包围政事堂后，立刻逮捕了二张的三个心腹，宰相韦承嗣、房融、司礼卿崔神庆，然后迅速封锁皇城，并且全面控制了整个京师。
尽管整个政变计划滴水不漏，但是前两路却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差一点导致整个行动的流产。李多祚这一路来到东宫后，本以为太子李显已经整装待发了，没想到事情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面对这群全副武装、摩拳擦掌的政变将士，李显却耷拉着脑袋，脸色苍白，虚汗直冒，并且一直躲避着他们的目光。虽然对此次行动早已有了思想准备，而且貌似也下定了决心，但是事到临头，这个四十九岁的老太子还是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恐惧。
已经二十一年了，他似乎仍然活在被废黜的阴影中。这么多年来，那个瑰丽的天子梦虽说尚未死亡，可一直蜷缩在他内心最隐蔽的角落里，在年复一年的沉睡中日渐萎靡，日渐苍白。李显偶尔打开自己的内心，往里窥探那个苟延残喘的天子之梦，似乎总能闻到一股陈年霉味的气息。
李显既担心它在日复一日的禁锢中悄然死去，更害怕它有一天突然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