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基本上都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唯独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这个人就是李义府。

众所周知,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党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一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是天子阵营的忠实打手。可这几年来,李治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与其说李义府是他的亲信,还不如说这家伙只是皇后一个人的鹰犬。

这家伙自以为有皇后罩着,几乎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也在皇后的手心里攥着。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春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终于决定拿李义府开刀。他要让这小子尝一尝雷霆之怒的滋味,同时也用这种敲山震虎的方式警告皇后——天子权威是绝对不容侵犯的!

当然,高宗要拿李义府开刀,肯定也需要一些正当的理由。

好在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因为李义府自从当上宰相以来,几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只能用两个成语来形容。

一个叫劣迹斑斑。

一个叫天怒人怨。

永徽六年末,李义府以中书侍郎衔“参知政事”,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仕途多年,李义府总算是如愿以偿地攀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枝,终于可以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了。也许是压抑多年的欲望亟须宣泄,所以李义府一朝得势,便开始“恃宠用事”、恣意妄为。

显庆元年秋天,一个叫淳于氏的洛州妇人因为犯案被拘押在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个妇人颇有姿色,顿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当即决定把她搞到手。

为了得到淳于氏,李义府就向主管此案的大理丞毕正义施压,让他制造伪证帮淳于氏洗脱罪名,准备等淳于氏出狱后纳她为妾。不料大理卿段宝玄在调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毕正义做的手脚,立刻将毕正义逮捕,并将此案上奏天子。高宗李治随即命给事中刘仁轨提审毕正义,李义府唯恐毕正义把他抖出去,便逼迫他在狱中自杀。

毕正义被逼自杀后,高宗命人暗中调查,得知此案的幕后操纵者就是李义府。可由于当时长孙集团尚未垮台,这个李义府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高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命大理寺草草结案了。

不久,御史王义方又对李义府发起弹劾,高宗却公然袒护,不但不追究李义府的罪状,反而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为由,把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春,李义府又被擢升为中书令,正式跨入了宰相的行列。李义府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又有天子和皇后撑腰,于是越发有恃无恐,不但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然充当权钱交易的经纪人,一时间“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时,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自认为资格比李义府老,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而李义府依恃帝后宠信,自然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双方由此结怨,此后无论大事小事多有抵牾。到了显庆三年十月,双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杜正伦派人监视李义府,暗中搜罗他的罪证;而李义府索性恶人先告状,指使手下呈上密奏,说杜正伦用卑鄙手段暗算他。随后,双方当着高宗的面公开对质,拼命揭对方疮疤。高宗听来听去,好像两个人的屁股都不太干净,最后干脆以“大臣不和”为由,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贬杜正伦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仅仅因为一次争吵,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乍一看似乎有些处罚过重,但是有心人不难发现,李义府被贬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什么“大臣不和”,而是下面这两条:一,他得宠用事之后玩得太过火了,不要说他本人如何贪赃枉法,就说他家人干过的那些事,随便抓一件就足以把他贬谪流放了。

二,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天子要利用他来对付长孙无忌;而时至显庆三年末,长孙一党早已被驱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当然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贪财好色、败坏朝纲的李义府。至于说那个杜正伦,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高宗正想拿李义府开刀,他恰好自个儿撞了上去,高宗也就顺手拿他当“刀”使了。

对于高宗兔死狗烹的真实动机,李义府当然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从此对高宗恨之入骨。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皇后武媚并没有抛弃他。

李义府被贬普州后,皇后仍然隔三差五地派人前来慰问,并且向他暗示:很快就会让他回到京师重掌大权。(《资治通鉴》卷二百:“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

显庆四年八月,也就是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的几天后,李义府果然堂而皇之地回来了,而且一回朝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义府不禁对皇后感激涕零,从此愈发忠心耿耿,发誓愿为皇后效死。

当然,他只为皇后一个人效死。

因为高宗李治已经不在他的效忠之列了。

在他看来,从今往后只要死命抱住皇后的大腿,就能权力永固、富贵长保。而此番回朝,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皇后居然让他执掌了吏部人事大权。

对于一向以卖官鬻爵为敛财之道的李义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

所以,李义府一回到长安,他的“李氏专卖店”就重新开张了,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时间,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趋附,李义府的生意顿时比以前更为红火。朝野的正直之士纷纷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可他却毫无愧色、我行我素。

这一切,自然都被高宗李治看在了眼里。

本来,李义府在皇后的庇佑之下大摇大摆地回朝复相,就已经让天子李治老大不痛快了;如今这该死的李义府又恶习不改、重操旧业,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铺面,在那里公然兜售官印乌纱,怎能不让李治义愤填膺?

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一开始也没想要收拾他,只是希望他能收敛一点。龙朔三年春的某一天,高宗李治特意把李义府找来谈话,和颜悦色地说:“你儿子、女婿行为都很不检点,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没有把这些事情公开,你最好是警告一下他们,别再这么干了。”

高宗这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客气,给李义府留足面子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李义府居然丝毫不买他的账。

李义府当场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说:“这是谁告诉陛下的?”

高宗一听,立刻也火了:“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李义府一脸阴沉,半晌无语。

可他接下来的这个举动却再次令天子火冒三丈,同时也彻底葬送了他的权力和富贵。

李义府瞥了一眼天子,唇边掠过一抹冷笑,突然转过身,连声屁都没放就扬长而去了。

面对天子的责备和警告,李义府非但一点都不认错,反而还跟天子翻脸,甚至干脆拍屁股走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忤逆犯上、大逆不道啊!

看着李义府傲然而去的背影,李治顿觉血往上涌。

李义府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他背后有皇后撑腰!

就在这一刻,李治下定了收拾李义府的决心。

不仅是因为他忤逆犯上,更因为他是武后的一颗棋子。不拿掉这颗棋子,李治就无法震慑皇后;不震慑皇后,李治就有重新沦为影子皇帝的危险!

所以,李义府的末日到了。

龙朔三年暮春,就在高宗准备对李义府动手的时候,一个叫杜元纪的阴阳术士忽然告诉李义府:贵宅被不祥之气笼罩,您恐怕会有牢狱之灾。

应该说,这个姓杜的术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因为他对李义府的预测确实很准。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随后提出来的这个禳解之法,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速了李义府的灭亡。

杜元纪对李义府说:应该在宅中积财二千万(二十万缗),才能化解这场灾难。李义府对此深信不疑,开始变本加厉地聚敛。为了赶紧凑齐二千万,他只能拼命卖官。短时间没那么多客户,他就让儿子女婿们到处撒网。很快,儿子李津就抓来了一堆新客户,其中一个居然是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

李津以七十万(七百缗)的价格,把一个司津监的官职(从六品)卖给了长孙延。

本来李家父子的行动就已经被高宗监控了,如今李津竟然还敢把乌纱卖给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这简直就是自己往刀口上撞,于是马上就有人向高宗作了禀报。

在大肆卖官的同时,李义府还经常身着微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长安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可能是想观察他宅邸上空的不祥之气是否已经化解。有关部门密切监视了几次之后,随即指控他暗中窥测天象变异,“阴有异图”(《资治通鉴》卷二百)。

李义府原本就已劣迹斑斑,现在又让天子抓住了好几个现成的把柄,当然是死有余辜了。龙朔三年四月,李治下令将李义府逮捕下狱,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刘祥道与御史进行会审,同时由司空李勣监审。

审理结果,证据确凿,李义府罪无可恕。李治随即下诏,将李义府父子一起开除官籍,流放李义府于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流放李津于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其他的儿子和女婿也全都除名,流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恶贯满盈的李义府一垮台,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有个极具娱乐精神的民间写手马上用匿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把它贴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文章的标题是——《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

之所以把主审官刘祥道称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是因为李义府的爵位是“河间郡公”,刘祥道奉天子之命讨伐他,当然要荣膺此项称号;而所谓“铜山大贼”,意指李义府是躺在铜钱堆积的山上专事聚敛的大盗。

自大唐开国以来,被朝廷贬谪的官员可谓不计其数,可似乎只有李义府被人写过这种搞笑挖苦的布告,足见其罪孽之深、民愤之大。

然而,谁都知道,李义府是武后的死党,几年前被天子踢到普州,就是武后把他弄回来的,而且复相之后比以前更为嚣张。确实,皇后武媚确实想过要力保李义府,可毕竟他官声太坏、民愤太大,武媚不免担心自己会被他所累,最后也就无可奈何地把他放弃了。

三年后,天子李治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但是流放远地的人却不在赦免之列。而李义府恰恰就属于流放远地的人,他因此忧愤成疾,在贬所一病而亡。

听到李义府终于死去的消息后,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资治通鉴》卷二○一:“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这个皇后,不是天子说废就废的】

高宗虽然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李义府这颗棋子,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却丝毫没有解除。

自从患上风疾之后,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不见改善,所以武后干政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高宗李治不无悲哀地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武媚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他、尊敬他,反而一步一步架空了他,甚至已然凌驾了他!

悲哀之余,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愤怒。(《资治通鉴》卷二○一:“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一切都和当年的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不,是比当年的长孙无忌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这样,高宗对武后的愤怒一天比一天更为强烈。可他并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皇后武媚对他的不满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深。

高宗的愤怒是因为自己的天子之权被妻子窃取了,而武后的不满则是因为自己老公的心被别的女人偷走了。

是的,这几年来,高宗对武媚的爱意日渐淡薄,而对另外两个女人的宠幸则是与日俱增。而尤其让武媚感到讽刺的是,这两个女人居然一个是她的亲姐姐——韩国夫人,一个是她的外甥女——魏国夫人。

韩国夫人的夫家也算得上世家大族,丈夫叫贺兰越石。她生下了一双儿女,儿子叫贺兰敏之,长大后成了名闻长安的美少年;女儿就是后来的魏国夫人,据说也是长得天姿国色、美艳动人。贺兰越石早亡,所以韩国夫人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武媚正位中宫后,韩国夫人就经常带着女儿出入禁中,日子一久,高宗李治就看上了这个风韵犹存的俏寡妇,顺带着把她身边的美少女也一并纳入怀中,不久就封这个小情人为魏国夫人。

这对母女就这样成了天子的枕边新欢。每当武媚看见她的姐姐和外甥女满面春风、花枝招展地出入天子寝殿时,她的眼中就会屡屡喷射出愤怒和嫉妒的火焰。

高宗李治没有注意到这道火焰。

韩国夫人也没有看见这道火焰。

直到后来有一天,当宫人们无意间发现,频繁出入天子寝殿的不再是母女俩,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魏国夫人时,人们才恍然想起,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过韩国夫人了。

是的,韩国夫人消失了。

就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韩国夫人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史书没有记载韩国夫人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原因,但是民间却盛传她是被她的亲妹妹皇后武媚毒死的。然而宫闱之事从来幽微难测,没有人说得清韩国夫人的真正死因,细心的宫人们只能从魏国夫人美丽而忧伤的脸上,看见一丝哀怨和仇恨的眼神。

尤其是当皇后武媚在场时,她眼中的那种仇恨似乎尤为强烈。

韩国夫人死后,高宗李治就把对她们母女的爱全都倾注到了魏国夫人身上,他甚至想正式封她为九嫔之一,只不过他也知道,只要武媚还在皇后的位子上,他就不可能迈出这一步。

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武媚从皇后的位子上撸了呢?

当然有可能。

既然当年可以废王立武,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废掉武媚,然后纳贺兰氏为嫔,与这个美丽温柔而又善解人意的小情人厮守终生呢?

这样的念头一经出现在高宗的脑海,就像一枚石子投进了湖心,不断泛起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于是,为了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同时也为了美丽可人的贺兰氏,高宗李治决定放手一搏!

接下来,他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恰如其分的废除皇后的理由。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冬天,这样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有一天,宫中的宦官王伏胜忽然向天子告发,说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在皇后的安排下“出入禁中”、设坛作法,并且——“尝为厌胜之术”!(《资治通鉴》卷二○一)

厌胜?

又是这个可怕的罪名。

人们都还记得,当年武昭仪陷害王皇后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谁也没想到许多年后,居然有人会以同样的罪名对武后发出指控。

得到王伏胜的密报时,高宗李治表面上勃然大怒,可内心却在窃喜——还有什么比“厌胜”更正当的废后理由呢?

厌胜事件爆发后,高宗李治立刻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进入内殿,商议如何处置皇后。

这个上官仪在一年前才刚刚拜相,其资历要比其他宰相浅得多,可高宗为何偏偏找他密商呢?

原因只有一个——像李勣、许敬宗这样的资深宰相都曾经是拥立武后的人,所以高宗根本不敢把事情交给他们。如今要对付武后,只能用上官仪这样的新面孔。

上官仪是贞观初年进士,也是一代文章圣手,尤工五言诗,成名很早。太宗闻其名,曾召入宫中,授弘文馆直学士,经常与他诗文唱和,甚至让他修改诏敕,后又擢任其为秘书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升任秘书少监,此后一度担任陈王李忠的属官;李忠册封为太子后,他又任职东宫,此后屡获升迁,于龙朔二年正式拜相,仍兼弘文馆学士。

上官仪是典型的文学侍臣,他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主要并不是由于政治才干,而是凭借其文学才能。他是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其五言诗“绮错婉媚”、自成一格,素有“上官体”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