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频频颔首，深以为然。
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致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
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乱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质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顿时语塞，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们坚持认为：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行。
很显然，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而“政”的语源是“正”，确实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己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赋、发展生产、选贤用能，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
所谓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完全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于是产生了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所谓春秋五霸，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的后世儒者所不齿。
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
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不久后，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世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赋繁役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
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于是对朝臣说：“废除肉刑，由来已久（中国废除肉刑始于汉文帝刘恒，但后世多有恢复，至隋文帝杨坚才再次废除）。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须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称为“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
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
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
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会要》）。
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然而，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的局面。贞观元年，关中饥荒，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贞观二年，全国又遍地蝗灾；贞观三年，有些地方旱情严重，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并且“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所以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政要》卷一）；而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对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贞观之初，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同时很多人上疏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可魏徵还是劝朕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几年，果然收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各部落皆服中国衣冠，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的这一席话，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充分表明——武德九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
【太上皇李渊的忠臣】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权力日益巩固，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这样的时刻，李世民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种阴冷的目光锁定了朝中的一个大臣。
这个人曾经是武德年间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一个人物；进入贞观后，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时。
他，就是时任司空的裴寂。
众所周知，裴寂是晋阳首义功臣、李唐开国元勋，深得李渊宠信。登基之初，李渊就曾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随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赏赐华服珍玩无数，并且每天赐以御膳，临朝之时，必引裴寂同坐，极尽恩宠之能事。《旧唐书·裴寂传》称：“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进犯并州、横扫河东，裴寂自告奋勇率兵出征，结果丢盔弃甲，铩羽而归。李渊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表面上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实际上没过几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顾待弥重”，恩宠不减往日；此后不久，另一个开国元勋刘文静企图与裴寂争宠，却被李渊和裴寂以谋反之名联手铲除。可见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宠臣的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渊又擢升裴寂为左仆射，并赐宴于含章殿。裴寂故作谦恭地辞让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经平定，自己就应该告老还乡了。李渊一听就急了，眼泪哗哗地下来，十分动情地说：“未也，要当相与老尔。公为宗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随即加封裴寂为司空，赐食邑五百户，而且派遣一名官员天天到裴府蹲点，生怕他偷偷挂冠而去。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渊对裴寂的宠信早已超出君臣的范畴，可以说有深厚的私谊。
李世民即位后，一开始对裴寂也显得恩宠有加，优礼备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与前共计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时忽然命裴寂和长孙无忌与他共乘御辇，以示尊崇。裴寂受宠若惊，不敢奉命。李世民笑着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旧唐书·裴寂传》）
恭敬不如从命。最后裴寂只好硬着头皮与天子同乘而归。
也许正是从“同乘”的这一刻起，裴寂就已经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了。因为李世民的那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恩宠，实则充满了弦外之音。
因为，李世民所说的“佐命之勋”，无疑是在向裴寂强调——你佐的是我父亲的命，不是我的。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是在夸奖裴寂，还不如说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论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勋”，你终究是太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无恐惧地发现：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当初的“佐命之勋”不但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掉。换言之，自己的荣宠到头了。
裴寂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
贞观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颁下一纸诏书，罢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职，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并且将他驱逐出京，遣返原籍。
当然，李世民要清除裴寂这种功高望重的元勋老臣，总是要找一个理由的。
或者说要找一个借口。
这次的借口缘于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武德年间，法雅得宠于高祖，因而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可到了贞观初年，法雅的这项特权被取消了，于是心怀怨恨，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朝廷有关部门逮捕。兵部尚书杜如晦亲自审理此案。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杜如晦亲自审问的结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
据法雅供认，裴寂曾经听他说起过那些“妖言”，可裴寂却没有及时上报。也就是说，裴寂犯了知情不报之罪。
有关部门查到了裴寂头上，裴寂当然矢口否认。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令他百口莫辩。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裴寂罪责难逃。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
首先，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居然把兵部尚书杜如晦都惊动了，这不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之嫌；其次，杜如晦除了兵部尚书的身份外，还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这就更容易让人产生微妙的联想；最后，单凭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似乎也显得过于草率。毕竟裴寂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虽说没有掌握实权，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如此草率将其定罪，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说白了，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裴寂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找他麻烦的人不是什么和尚法雅，也不是什么兵部尚书杜如晦，而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皇帝李世民。
尽管明知道李世民不能容他，可裴寂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央求皇帝让他留在京城养老。
然而，他的要求遭到了李世民的一口回绝。
不但一口回绝，而且李世民还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数落了一番。
数落的对象不仅是裴寂，还包括李渊。
李世民说：“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论先生的功勋，岂能擢升到如此高位？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而已。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朝纲紊乱，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只因念在你是故旧，不忍心依法处置，你能活着回到家乡，已经是万幸了！”
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分上了，裴寂还能怎么办？
他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不过，裴寂离开长安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丝庆幸的。
因为李世民说得没错，能让他活着回老家，确实是已经法外开恩、手下留情了。换句话说，就算李世民找个更严重的罪名砍他的头，甚至是抄他满门，裴寂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在凄凉的返乡路上，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刘文静——同样是首义功臣、开国元勋，一朝不能见容于皇帝李渊，便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倘若今天的李世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裴寂很可能会死得比刘文静更难看。
所以，没有步刘文静之后尘，得以全身而退，保一个善终，裴寂实在是要谢天谢地了。
李世民将裴寂逐出朝廷不久，就将刘文静平反昭雪，不但下诏追复了他的官爵，让其子刘树义承袭了鲁国公的爵位，还把一位公主许配给了刘树义。
毫无疑问，这是对刘文静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和补偿。
裴寂黯然回到了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本以为离开了长安的是非之地，总算可以安度晚年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更倒霉的事情随即接踵而至。
无独有偶。上一次疯和尚法雅随口说了几句“妖言”就让他倒了大霉，而这回一个叫信行的狂人又大放阙词，差点要了裴寂的老命。
这个信行是个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裴寂的家童，忽然心血来潮地附在他的耳边说：“你知道吗？裴公是有天命的人啊！”
家童把这话告诉了裴府的管家恭命。后来恭命又向裴寂做了禀报。裴寂一听之下，当即吓得目瞪口呆，浑身暴汗。
说他“有天命”，这不等于是说他想造反吗？这可是满门抄斩、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按照常理，听到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裴寂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官府，将传话的人逮捕问罪，借以洗脱干系。
可是，眼下裴寂根本不敢这么做。
因为他本来就是戴罪之身，如今传播这句话的人又是自己的家童，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洗不脱干系的；更何况皇帝李世民原本就愁抓不他的小辫子，要是裴寂主动报官，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所以，裴寂绝对不能报官。
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灭口。
当时信行已经死了，于是裴寂就让恭命马上杀掉那个传话的家童。
恭命嘴上唯唯，可一转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个家童放掉了。
因为他心里另外藏着一本小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