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说过,现场离村口很远啊。”我说,“四公里的距离,成年人快步行走,也要四十分钟左右吧!何况小孩子?”

“你的意思是说,4点钟还在村口,5点钟到死亡现场,来不及?”朱大队问。

“肯定来不及。”我说,“还有个3岁小孩子一起,就是跑也跑不了那么快!”

“那你的意思是?”朱大队问。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走路不行,乘车呢?”

“现场那里,汽车是过不去的啊,你知道的!”朱大队说,“摩托车、自行车也不可能同时带上四个小孩子啊!”

我微微笑着,盯着朱大队。

朱大队一拍脑袋,说:“啊!电动三轮车!”

“对。我进村以后,看到很多家都有电动三轮车。”我说,“这样的交通工具在农村是非常实用的!”

“如果是电动三轮车的话,估计四公里的路,十分钟时间就能到现场。”朱大队说,“而小孩子们不可能驾驶电动三轮车,现场也没有电动三轮车,也就是说,这说不定真的就是—起案件!因为有电动三轮车的进入!”

我点了点头,说:“是不是案件,还不好说,但是首先要找到这辆涉案电动三轮车才是。”

“这不太好找吧?”朱大队说。

我点点头,说:“挨家挨户找电动车,看能否发现电动车有什么异常。另外,还可以动用警犬嘛。”

朱大队点了点头,说:“好的,我马上安排。”

尸体解剖工作继续进行。

虽然大家都希望可以尽快结束对孩子的解剖工作,但我还是要求大家对孩子的后背部也进行解剖。

在对女孩背部进行尸表检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她的肩背部貌似有一些平行排列的点状痕迹。我立即拿来酒精,对局部进行了擦拭,点状痕迹逐渐明显。

这些痕迹是一个个孤立的、直径大约在两毫米的圆形皮下出血,约有二三十个。可以看出这些皮下出血的排列是有规则的,有些仿佛可以排列成行。最关键的是,每个皮下出血之间的间距是大体相等的。

“这应该是简单的压迹吧。”陈法医说。

我摇摇头,说:“如果和地面等物体压迫,不该形成这么规则的压迹。既然是规则排列,说明死者生前在具有相同形态的凸起物上被压迫了。”

“现场是池塘,周围也就是玉米地,怎么会有这么规则的形态呢?”陈法医问。

我皱皱眉头,说:“我猜,会不会和电动三轮车有关?”

话音还未落,另一张解剖台边的林涛叫道:“快看!这具尸体上也有!”

原来林涛看见我们发现了这一特征性的痕迹后,立即联想到其他的尸体,于是走到另一张解剖台边观察。果不其然,在7岁男孩的背部,也发现了类似的痕迹。不过男孩身上的痕迹不在肩背部,而在背部正中。

一时想不出原因,我们只有继续解剖。

7岁男孩和女孩的背部肩胛下,都发现了块状的出血痕迹,但都不是非常明显。

“有这样的损伤,能不能断定死者生前遭受过侵害?”陈法医问。

我说:“还是刚才说的那样,如果凶手和孩子体力对比悬殊,有可能这种约束、压迫性损伤不重。但是,毕竟是小孩子,也有可能是在一起打闹形成,或者在入水的时候挣扎形成。很多溺水的尸体,肩胛附近都会有肌肉出血,是挣扎所致。”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什么都不能确定?”林涛问。

我点点头,说:“我觉得还是不好说。如果背部的压迹和肌肉内的出血有关系,则可以判定有侵害的可能,但现在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巧合。毕竟,凶手侵害孩子无须用溺死这种不保险的手法,完全可以更轻易地杀死他们。”

又发现了疑点,我实在放心不下,继续对孩子的四肢进行了解剖观察,可是并没有发现明确的损伤。我又对女孩的会阴部进行了检查,因为入水的缘故,会阴部附近聚集了一些泥沙。

我让林涛拍照后,对会阴部进行了检查。会阴部没有发现明确的损伤,处女膜也是完整的。看来,女孩也没有遭受过性侵害。

两具尸体解剖完了,心里还是没底,大家更加沉默了。

我们继续默默地解剖完3岁和5岁男孩的尸体,居然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儿可疑的损伤。

“若不是你提出这么多疑点,通过尸体解剖,我们绝对可以确定这是一起意外案件。”陈法医说,“四具尸体的口鼻腔都有蕈状泡沫,手指间都有泥沙和水草,肺内大量液体,水性肺气肿,胃内也有水草和溺液。这是标准的溺死尸体啊。”

我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个,我也认可。但是孩子的鞋子、死亡时间和现场距离之间的矛盾、孩子背后的损伤,都是疑点,不解释清楚,不能心安啊。”

“我们刑事技术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林涛安慰我道,“小羽毛还在和朱大队他们进行调查,侦查部门说不准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呢。”

四具尸体的解剖,进行了将近六个小时。缝合工作全部完成后,已经夜幕降临。秋冬交替的季节,位于山里的殡仪馆,异常阴冷。

我洗完手,裹起衣服,走到车里,发现放在车里的手机有十几个未接来电。

最害怕多个未接来电,我连忙解锁手机,发现电话都是陈诗羽打来的。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赶紧回拨过去。

“我的手机调静音了,放在车上没带。”我说。

我的话还没有落音,陈诗羽就打断了我,说:“快来现场吧,我们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连忙跑回解剖室,叫上林涛和韩亮,顶着夜色,一路呼啸着重新回到现场。

因为还没有确定案件性质,所以刑警大队并没有成立专案组。负责本案的侦查人员,都聚集在辖区派出所内,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正在围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进行勘查。

“什么情况?”我—进门就问朱大队。

朱大队斜靠在派出所所长办公室的椅子上,叼着一支烟,一副悠闲的模样,说:“案子破了。

“什么?真的是杀人案件吗?”我问。

“不是。”朱大队说,“嫌疑人叫刘兆国,本村村民,离异独居。平时为人也很老实,因为喜欢带小孩子们玩,所以很受村里孩子们的欢迎。”

“怎么确定他是嫌疑人的?”我问。

“你提的疑点啊!很酷!我们动用了警犬,用3岁孩子的另一只鞋子作为嗅源,进行气味搜寻。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刘兆国的家。恰巧,刘家还真的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朱大队说,“还是小羽毛眼睛尖啊,一眼就看到了卡在三轮车后厢栏杆边的小孩子的鞋子。”

“啊?直接发现了鞋子!”这个信息让我有些惊讶,这种惊讶甚至超过了朱大队称呼陈诗羽为小羽毛。

“是啊,认定了,就是3岁男孩的鞋子。’’朱大队说,“他想赖也赖不掉。”

“可是这个刘兆国为什么要杀人?”我问。

“我说了不是杀人案件嘛。”朱大队说,“我们侦查部门也纳闷啊,这四个孩子的家庭和刘兆国没有任何矛盾啊,甚至5岁的孩子,还是刘兆国的堂侄子,他怎么可能杀人呢?经过审讯,他供认不讳,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案发当天下午4点多一点儿,他骑车去自家田地里整理玉米秆。到村口的时候,几个孩子吵着闹着要坐他的三轮车去玩,他也没拒绝,就带上了四个孩子。可是没想到,行驶到案发现场水塘边的时候,三轮车翻了,几个孩子全部掉进了水里。因为他不会游泳,所以不敢去救。”

“那为什么不回来喊人?”

“他怕担责任呗,有逃避的意识,酿下了大祸。”朱大队摇了摇头,说,“他这已经从过失犯罪升级到了间接故意杀人了,能判上十几年呢。”

“就这样?没了?”我问。

“没了。我们和家属解释了,家属都表示信服,要求刘兆国给予赔偿。”朱大队说,“估计他没有什么赔偿能力,政府会给予家属一些抚恤吧。”

“现在是人命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心里充满了不安,说,“那三轮车的勘查结果怎么样?”

“三轮车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朱大队说,“浸湿了,现在也干了,车上到处都是损伤,也看不出哪一处是这次形成的了。”

“那车上有没有平行矩阵排列的圆形凸起?”我一边问,一边翻动着电脑里三轮车的照片。很显然,这辆三轮车上,并没有可以形成两名孩子背部压迹的东西。

“那倒没有。”朱大队说,“但是现在我让技术人员对三轮车进行勘查,找一些DNA和鞋印,现在也找到了一些痕迹物证,定他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现在不是定罪的问题啊。”我说,“是定啥罪的问题啊!”

“什么定啥罪?”朱大队说,“案件事实很清楚了,你提出的疑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直接帮助了我们破案。当然,这些疑问也都顺利解决了。现在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疑问,但我就是心里觉得有些不对劲。”我说,“给我一晚上的时间捋一捋,你也暂时别结束此案。”

“好吧。”朱大队表面上应允了我,但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把这个包袱给放下了。

我却无法丢下这个包袱。

晚上回到宾馆,我就开始在脑海里回顾今天的工作内容,想找出自己的心理根结:究竟是什么让我觉得不对劲呢?

4

办案有的时候就像写作一样,需要灵光一闪。

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就这样闪了一下。

我回忆起,在我们初次勘查现场的时候,陈诗羽曾经问道,会不会是孩子玩水溺死的呢?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但究竟为什么会觉得不可能,倒是没有细想。

现在看起来,是需要细想的时候了。

我拿出现场勘查笔录,在笔录里找到了对水塘的长、宽、深各项指标进行记录的数据,并且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了简单的绘图。

纸上,一个锅底塘的雏形逐渐显现,我的思维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是啊!问题就出在这个锅底塘上!”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道,“不过,他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想着想着,我不自觉地开始翻看白天尸检时候的照片。因为四名死者身上的损伤都不明显,所以照片都是以常规照相为主。但翻看到四名死者的衣物照片时,我停下了手中的鼠标。

屏幕上,是一件女童的套头衫,也就是10岁女孩的外套。外套的正面,是一个HelloKitty的图案,服装制造商为了突出图案的光泽度,在图案的周围镶上了一圈塑料的透明水钻,这些水钻很坚硬、突出,直径大约在两毫米。乍一看,像是矩阵排列。

“哦。”我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摸着下巴上的胡楂儿,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一早,按照常规,我们应该向当地办案单位反馈我们的工作情况。因为前期案件基本已经定性,所以与会同志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为了尽快进入主题,吸引大家的注意,我开门见山:“这起案件,并不是我们之前判定的间接故意杀人案,而是一起因强奸引发的命案。”

这一句话的分量够重,直接让所有人安静了下来。

“什么?有依据吗?”朱大队惊讶地说。

我笑了笑,说:“当然有依据。凶手虽然承认了四名孩童的死亡和他有关,但他明显在避重就轻,回避了重要的问题。”

“他既然都承认了罪名,为何要隐瞒?”朱大队接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