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所说,有些文件今天可以取走,”他笑道,“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在做这份工作。剩下的文件很快就会弄好,也许一到两个星期。”科林斯靠在他舒适的乔治王朝风格后翼椅里,我注意到它比房间里的其他椅子要高出整整四英寸,似乎舒服得多。我又调整我的坐姿,试图让血液流向我的腿。“你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他交叉双腿问道。

“这么说吧,我对卡尔·艾弗森的人生和生活的时代感兴趣。”

“为什么?”科林斯无比真诚地问道,“这个案子没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起案件?”

“对,我知道,”他说,“那年我在这里做书记员。当时我还是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卡尔的首席律师,约翰·彼得森做法律调研时带上了我。”科林斯停顿了下,目光越过我看向墙上的一个空白点,回忆着卡尔案件的细节,“我在监狱见过卡尔几次,审判他时我在旁听席。那是我经历的第一起谋杀案。嗯,我记得他。我也记得那个女孩,克丽斯特尔什么。”

“哈根。”

“没错,克丽斯特尔·哈根。”科林斯的表情变得冷肃,“我仍然记得那些照片——我们在审判时用到的照片。我以前从没见过犯罪现场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并不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神情那么安详,眼睛闭着,像是他们睡着了。不,一点也不像。她的照片残酷,摧人心肝。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她。”他微微打了个颤,继续说道,“要知道他本来可以进行一桩交易。”

“交易?”

“辩诉交易[7]。他们提出判处他二级谋杀罪,八年内可以假释。他拒绝了。如果被判一级谋杀罪,将会面临终生监禁,而他拒绝了二级谋杀罪的辩诉提议。”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说,“如果他被判终生监禁,他又是怎么得到假释的呢?”

科林斯俯身向前,擦擦下巴底部,抓了抓辛苦一天的后颈。“终生并不意味着到死为止,”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终身监禁意味着你必须待上十七年才有资格假释。后来,他们将之改到了三十年。他们再次更改,这样一来绑架杀人或强奸杀人的罪犯获得终生监禁后,就没有假释的可能。严格说来,他们是在旧的法规下给艾弗森定罪的,因此十七年后他就有资格假释。一旦立法机关明确表示他们想要谋杀强奸犯永远被羁押,艾弗森获得假释的希望几乎就没有了。实话告诉你,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在刑事局查看艾弗森的记录,看到他已经出去了,差点摔到地板上。”

“他处于癌症晚期。”我说。

“怪不得,”他说,“监狱安养院不能解决。”他的嘴角向下倾斜,点头表示理解。

“在克丽斯特尔·哈根去世的那晚发生了什么?卡尔是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他说,“他说不是他做的——说那天下午他醉得不省人事,什么也不记得。说实在的,他没做什么对辩护有利的事,就是坐在那里,看着审判,就像他在看电视。”

“他说他是无辜的时候,你相信他吗?”

“我相信什么不重要。我只是一个法官助理。我们英勇地战斗了一场。我们说凶手是克丽斯特尔的男朋友。那是我们的推测。他是她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他有所有条件,那是一场情杀。他想要跟她做爱——她不同意——事情失去控制。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可以说是朽木雕成了玉器。可是到头来,陪审团不相信,这才是最要紧的。”

“有人认为他是无辜的。”我说,想起了维吉尔。

科林斯垂下双眼,摇了摇头,没有理会我的评论,似乎我是个容易受骗的孩子。“如果不是他做的,那么他是令人遗憾的替罪羊。她的尸体是在他的工具棚发现的。”他说,“他们在去往他后门廊的台阶上发现了她的一个手指甲。”

“他扯掉了她的手指甲?”我说,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那是一个假指甲,丙烯酸做的:几个星期前为了她的第一次校园舞会,她做了指甲。原告律师认为在他把她的尸体拖到工具棚的过程中,它脱落了。”

“你相信卡尔杀了她吗?”

“附近没其他人,”科林斯说,“艾弗森仅仅说他没有杀人,可是与此同时,他又说他醉得一塌糊涂,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是奥卡姆的剃刀。”

“奥卡姆的剃刀?”

“这是一条定律,意思是说在所有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谋杀罪很少那么复杂,大多数谋杀者一点儿也不聪明。你见过他吗?”

“谁,卡尔?没错,他签署了这份让渡表格。”

“哦,好的,”科林斯皱起眉头,为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结论表示不悦,“他跟你说了什么?他告诉你他是无辜的吗?”

“我们还没有谈到这起案件。我要慢慢谈。”

“但愿他能谈一谈。”科林斯用他厚实的双手梳理头发,一些头皮屑落在他肩上,“如果他真谈起来,你会想要相信他。”

“但是你不相信他。”

“也许那时候我相信他。我不确定。对像卡尔这样的家伙,很难判断。”

“卡尔这样的家伙?”

“他是一个恋童癖,没人能像一个恋童癖那么会说谎。他们最擅长此道。没有一个骗子比得过恋童癖。”我一脸茫然地看着科林斯,这促使他进行解释。

“恋童癖是我们中间的恶魔。谋杀犯、入室窃贼、小偷、毒贩,他们总能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大多数犯罪的发生只是因为简单的情感,比如贪婪、愤怒,或者嫉妒。人们可以理解这些情感。我们不宽恕,但我们理解。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些情感。见鬼,大多数人,如果他们足够坦诚,会承认在脑中构思过犯罪,犯下完美的谋杀而逃脱处罚。陪审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受过愤怒和嫉妒。他们理解在一个谋杀犯背后的基本情感,他们会为没有控制住那种情感而惩罚他们。”

“我想是的。”我说。

“现在想想一个恋童癖。他酷爱与孩子们发生性关系,谁能理解这个?他们没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找不到解释:他们是恶魔,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会承认,即使是对他们自己。于是他们隐藏起真相,将它埋藏在心灵深处,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

“但有些人是无辜的,对吗?”我问道。

“我曾经有一个当事人……”科林斯俯身向前,胳膊肘支在桌上,“他被指控强奸自己十岁的孩子。这个人说服我相信他的前妻把这个故事注入了孩子的头脑。我完全相信他。我准备了尖锐的盘问来谴责那个孩子。之后,距离审判还有一个月时,我们拿到了计算机取证。检察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看录像,里面将这个笨蛋做的整件事情都记录了下来,跟他孩子说的一模一样。我把录像放给我的当事人看时,他失声痛哭,像个他妈的孩子一样声嘶力竭,不是因为他强奸他的孩子并且被抓住了,而是因为他发誓不是他做的。检察官的录像带里有这个杂种,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刺青,他还想要我相信那是某个长得像他的人。”

“因此你认为所有被控告有恋童癖的当事人都在撒谎?”

“不,不是所有人。”

“你认为卡尔撒谎了吗?”

科林斯停下来思考,“起初我想相信艾弗森。当初的我并不像现在这般腻烦。但是证据表明他杀了那个女孩。陪审团看到了证据,因此艾弗森进了监狱。”

“他们有关恋童癖在监狱里的说法是对的吗?”我问,“他们被挨揍什么的。”

科林斯抿嘴,点点头,“没错。监狱有自己的食物链。我酒驾的当事人会问,‘为什么他们偏要跟我过不去?我又没有抢劫。’谋杀犯会说,‘起码我不是一个恋童癖;我没有强奸孩子。’像艾弗森这样的人无处可去。没有比他们更坏的,这就将他们置于食物链的底端。更糟糕的是,他是在斯蒂尔沃特监狱坐的牢。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我已经放弃了在这张破椅子里找到舒适坐姿的尝试,意识到这张椅子很可能是故意不让人舒适的——一种鼓励人们缩短拜访时间的方式。我站起身,按摩我的大腿后部。科林斯也站起身,在办公桌前转悠。他从箱子里拿出两个文件夹递给我。一个写着“陪审团选拔”,另一个贴着“判决”。“这些可以拿走。”他说,“我还可以让你拿走庭审记录。”

“庭审记录?”

“对,一级谋杀案有一个自动上诉。法院书记官准备一份庭审记录,一字不漏地记录说过的一切。他们在最高法院有副本,你今天可以拿走我们的这份。”科林斯走到箱子边,抽出六册平装书卷,一本接一本塞到我胳膊里,纸张堆起来有一英尺厚。“这会让你忙一阵了。”

我看着手中的书和文件夹,感觉着它们的重量。科林斯先生领我出门,在门口我转过身,“我在这些书里能找到什么?”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