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那个……我妈叫做峰子。”
这下换对方沉默了。他似乎知道了我是谁。
“喂？”我又问了一次。
“她现在不在。”男人用一种不带感情的冷淡口吻说。
“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不清楚。她回来我会告诉她你找她。”
“哦，麻烦你了……”我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掉了。
在那之后，我每天都在等母亲的电话，但她却没打来。我本来想再打一次给她，但总觉得又会是那个男人接的，也就不敢打了。
于是我决定星期天去母亲家。我事先买好地图，确认大致的位置之后，出了家门。我想，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独自搭电车到陌生的地方。
母亲住的地方比我想的还要简单就找到了。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公寓。不过，我却没有勇气立刻登门拜访，一直站在路边望着门。其实我期待母亲不久会从屋内出来。
过不多久，大门开了。出来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和年约三岁的小女孩。男人身穿厚夹克，围着围巾，手上拿着洗脸盆。
男人的脸上带着笑容，不知道对着屋里说了什么。他和小女孩迈开步伐后，从屋里伸出了一只手臂砰一声关上门。那只手臂穿着粉红色的毛衣。
我确信那是母亲的手。同时，一股心灰意冷的情绪在我的心中扩散。事到如今，我已经不能投入母亲的怀抱了。我明白，母亲的身旁已经容不下我了。
父亲在距离旧家颇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决定在那里盖公寓。就结果而言，那不过是个被中间业者蒙骗的计划，但却没有人给失去冷静判断的父亲忠告。亲戚们完全放弃父亲了。
公寓一盖好，我们就可以住进其中一户，于是在公寓盖好之前，我和父亲在附近赁房居住。这一切进行得非常仓促。
距离搬家剩下寥寥数日。有一天父亲为了整理物品，去了一趟久违的诊所。入夜后，我也去了诊所，发现父亲双眼无神地坐在诊疗台上，东西都还没什么整理，地上放了好几个打开的瓦楞纸箱。
“噢，是和幸啊。”父亲看到我，张开千斤重的嘴。
我问父亲在做什么。
“不，没什么。”父亲从诊疗台上下来，叹了一口气。“不知道在这里看过多少个病患呢。”
“如果换算成牙齿的数目，那数字一定更惊人。因为一个人不见得只看一颗牙。”
父亲听了我的话，落寞地笑了。“是啊。”
父亲环顾室内后说：“剩下的明天再收。把电灯关掉，那边的东西不准碰。”然后往门方向走去。
我跟在父亲身后，看到身旁的一个瓦楞纸箱，停下了脚步。里面放了许多药瓶，其中一瓶上头写着“昇贡”字样。
我悄悄地将那个小瓶子放进了夹克口袋。
搬到租赁的房子后，我还在原本的国中上了一阵子学。原因出自于父亲拖拖拉拉，没有赶快把该办的各项手续办好。我曾经在从学校到车站的途中绕远路去看过从前的家。那栋古老而气派的日本古厝失去了主人，仿佛一座巨大的坟墓般沉没在群屋当中。
不久，我正式确定要转学了。几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舍不得我要离开。当然，拼命扮小丑博得欢笑，也是他们舍不得我的原因之一。
最依依不舍的要算是木原雅辉了。
“好不容易成为朋友却要分开，我觉得好遗憾。”他说。
“我也是。”
我送给他披头四的黑胶唱片。那是他们东京公演时的盗版唱片，虽然不太能听，却是我的宝贝。他收下后很感动，说在我最后一天到学校上课之前，也会准备东西送我。
有一天，我一如往常地来到旧家附近，发现一群男人开始拆房屋。他们用推土机推倒围墙，铲平树丛，轻而易举地折断梁柱；土墙如纸般应声倒下。
没花多少时间，那栋历史悠久的古厝就在我的眼前化作一堆瓦砾。男人们一脸工作告一段落的表情，开着卡车扬长而去。
等到四周不见人影，我往旧家的断垣残壁走去。我的家，彻底变成了粉尘灰烬。光看几片残破的瓦砾，根本不知道那曾是家的哪个部分。
有钟摆的挂钟摔在地上。我记得，那原本是挂在二楼那间放棉被的房间里。只要有不如意的事，我都会跑到那个房里哭泣。望着那个挂钟，我的眼眶热了起来。我蹲了下来，小心忍住声音地哭了一会儿。
过了一阵子，我感觉有人在看我，抬起头一看，阿春站在路旁静静地盯着我。她一和我四目相交，一脸仿佛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表情，慌慌张张地离去。她大概是买完东西要回家吧。身上穿着围裙，手上提着菜篮。说不定她已经找到了新的雇主。
父亲说要解雇阿春的时候，她要求父亲连本带利，全额支付之前积欠的薪水。
“那个女人知道我跟不动产业者见面，企图总有一天要我连本带利付她薪水，所以之前她才会坑都不吭一声。”阿春回去之后，父亲恨得牙痒痒地说。
三月的结业式那天，也是我和大家道别的日子。明天起就是春假，同学们的脸上满溢着雀跃之情，只有我是满腹的不痛快。离开大家并不难过，我却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不安的心情压得我快要喘不过起来。
对我完全没帮助的女班导向同学宣布我要转学，一听就知道她是故意选择煽情的辞藻，害得我光是站在她身边听她讲话都觉得难为情，结果果然没有任何一个笨蛋因为她的话而流泪。
最后，班导要我向大家道别。我走到教室前面，说了些连自己都觉得冷淡的话。教师并不满意我的发言；至今喜欢看我扮小丑的同学们也是一脸期待落空的表情。
那天，木原到车站送我。好像还有其他几个人也来了，不过我完全没有印象。对当时的我而言，木原是唯一的朋友。我到现在还是会想，要是小学的时候就遇到他该有多好。
“这个送你。”他递给我一支钢笔。我知道这是他经常在英文课上用的笔。
“这样好吗？”
“当然好。还有这个。”他又从书包拿出了另一样东西。
那是一本纪念册。打开一看，里面写满、画满了同学的签名、留言和涂鸦。长期以来，我在班上一直戴着小丑面具，不过看到那本纪念册的时候，我的内心到底还是澎湃激昂的。
谢谢，我小声地道谢。
我搭上已进站的电车。其实，我又不是要到别的县去，今后想见面的话随时可以见得到面，但当我在电车里向大家挥手道别时，却有一种今朝离别后，永无相见日的愁绪。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木原见面。后来，成绩优秀的他进入我怎么也进不去的高中，上了国立大学的国文系，毕业后并且在总公司设在东京的报社工作。不过，这件事和我的命运倒是没有任何关系。
和木原道别后，我在电车内再度打开纪念册；每一页由一个人签名留言。当我看到连不太熟的同学也有留言时，心情很特别。
翻着翻着，我才发现原来留言的人不只有同班同学，还有因为体育和工艺课而熟稔的其他班同学。我很感激木原，是他将这本纪念册传给其他班级留言的。
不过，这种幸福的心情却随着我看到某一页的内容顿时烟消云散。
那一页是仓持修的留言。木原大概是听谁说过小学时代我和仓持很熟吧。
“到了新的学校也要加油！别输给其他人！”
仓持修用彩色签字笔写着，字的一旁还漂亮地画了一张《巨人之星》（* 漫画家梶原一骑所画的棒球巨作，一九六〇年代轰动一时。主角为星飞雄马。 ）主角的脸。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也就没什么了。问题出在写在右上角的文字。
上头如此写着——献给田岛和辛。
七
新学校座落在水质污浊的运河旁。凉爽的季节还好，一到天气转热非开窗不可的时候，教室里热烘烘的空气中尽是油臭味和腐臭味，课根本上不下去。不过，我很快就知道，就算不是身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我的国中生涯也不可能过得快活。
班导是一个长的像山羊的老人。他实际上应该没多大年纪，但我完全无法从他那放弃一切的为人态度中感受到一丝活力。这群国中生就够难带的了，现在又要加入一个异类，他大概觉得很郁闷吧。我甚至可以察觉到，他觉得自己被选为担任我的班导，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幸。我这个转学生因为不安而心情低落，但他的脑袋中，压根儿没有想到要让我放松心情，对我毫不关心。
“我来介绍新同学。”
坦白说，班导第一次带我到班上的时候，只说了这一句话。剩下的就是非常事务*地要我像大家自我介绍。
四十多位同学对于突然跑来的转学生，投注的眼神中夹杂了各种恶意。诸如看到珍奇异兽的眼神、感到厌烦的眼神、品头论足的眼神、充满敌意的眼神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一面做形式上的自我介绍，一面心里想：“这些是蛇的眼神。”我现在正被一群蛇所包围。
我印象中那个班级里没有坏到骨子里的家伙。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由普通的学生、极度平凡无奇的国中生所组成的班级。没有人会剃眉毛；也没有人会在课堂上无视老师的存在而玩起纸牌来。我也不曾听说班上有人接受辅导。
不过，所谓的“普通”即意味着不好也不坏。这样的人虽然不会主动采取行动，却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参与他人提出的坏主意。
一开始，并没有出现直接的“恶作剧”。所有人都在四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要是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说话，而我也能够圆滑应对的话，说不定我就能慢慢融入这个班级。可惜不幸的是，他们一开始对我采取的行动就是“什么都不做”。换言之，就是视若无睹。
首先，第一个人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看到他这么做的第二个人，于是被迫选择要如何对待转学生。看是要仿效第一个人呢？还是采取自己的做法。基本上，选择后者需要某种程度的勇气，必须做好与第一个人对立的心理准备。就这样，第二个人也决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选择对我不理不睬。如此一来，剩下的人会怎么做不用说也知道。从第三个人开始，总不能只有自己采取和大家不同的态度，只好有样学样。
转学后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成了一个班上可有可无的人。大家总是避免和我四目相交，不管做什么，他们都不会想到有一个同学叫做田岛和幸。
好比说，有些课是以分组的方式进行，这个时候唯有我是多余的。老师看到这个情形，自然会让我加入某个小组，但小组中也不会有人找我讲话，即使课堂的设计目的是要让一个小组齐心合力完成工作，我也不会被分配到任何工作。整节课我就只是看着大家动作。
体育课打垒球的时候，我既没有防守位置，也轮不到我打击。但是我还是一度站上了打击区，只不过投手投的尽是球棒够不着的坏球。然而，担任裁判的同学却判定每一球都是好球。结果，我一球也没打到，就被判三振出局。对此，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意见，只有人在私下窃笑。
我时常回想当时的情景，但就算我想破了头，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要受到那种对待。我应该没有过错才对。我总是尽可能积极地和同学说话，试图融入团体之中。但是当我回过神来，我和他们之间已形成了一堵厚实的墙。
书上说，“霸凌”（Bully）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后才开始浮上台面。不过，大人应该都知道这是存在已久的问题，只不过没有人特别提出来讨论罢了。
教育人士和学者针对霸凌事件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从受过霸凌的人的立场来看，霸凌事件必然就会发生。想要排斥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就跟他人的不幸会令人产生快感一样，看到别人痛苦是一件快乐的事。事实上，决定一名牺牲者，大家借由攻击那名牺牲者，即可让彼此产生同侪意识。有团体的地方，就有霸凌的行为存在，这是很难避免的。
其中，转学生特别容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这样就不用伤害已经认识的人，并且得以反复进行“霸凌”这个吸引人的活动。如果转学生没有被霸凌，原则上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条件。举例来说，像是外表看起来擅长打架、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成绩卓越出众等。当班上的带头者愿意让转学生融入大家时，转学生有时也能幸免于难，但说起来还是要算他幸运。
我看起来既不像擅长打架的人，家里也不有钱，而且本来就嘴拙，一和人说话就结结巴巴，会被渴望欺负他人的家伙视为绝佳的牺牲品一点也不奇怪。
视若无睹这种霸凌方式其实对身体根本不痛不痒，但却对我的精神造成了实质的伤害。然而，我连一个能够商量的对象也没有。父亲满脑子都是如何妥善经营公寓，而一副山羊脸的班导则是摆明了不想和我扯上关系。
在一次所谓全班校外教学的活动中，我们要去参观某家报社，在搭乘游览专车时，发生了一件让原本漠视不理的霸凌行为变为暴力相向的事。
游览车上全是双人座，同学们两两落座，问题是谁要坐田岛和幸的旁边呢？座位不多也不少，没有办法让我独自一个人坐。
结果最后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座位，一个名叫加藤的男同学要坐我旁边。其他人因为没有抽到这个位子而松了一口气，但加藤却很火大。“为什么我要坐那家伙的旁边？真是倒霉透顶。”
我一副没事人儿的样子，坐在一旁听他这么说。大家虽然同情他，却还是窃笑不已。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加藤将一只脚伸到走道上，和坐在其他座位的人聊天。内容大半是今天真倒霉。
过一会儿，加藤开始出现了奇怪的举动。他微微抽动鼻子说：“有股怪味儿。”不久，他将脸转向我，直接皱起眉头，捏住鼻子：“搞什么，原来臭味就是从我身旁发出来的。”
听到他这么一说，立刻有几个人笑了出来。他们也跟他一样，做出在嗅味道的动作，甚至还有人说：“真的，臭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