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边的人全都瞪着孙赶超傻眼了……
秉昆陪吕川往宾馆走，一路反复说：“他醉了，他肯定醉了。”
吕川一路上一言不发。
到了宾馆，进了客房，吕川仍一言不发，他打开旅行箱，拿着几件衣服进了卫生间。秉昆怕他滑倒摔伤，跟了进去。
吕川在沐浴帘后说：“放心，我没醉。”
秉昆说：“别生赶超的气。”
“我能不生气吗？”吕川在帘后叫嚷起来。
秉昆陪吕川住下了。
二人躺在床上后，吕川说：“秉昆，我也有我憋屈的事。”
秉昆说：“看出来了，能说吗？”
吕川说：“不能。”
隔了会儿，他又说：“对谁都不能说。”
秉昆说：“那睡吧。”
便关了灯。
早上，二人眼中互见血丝。
秉昆说：“我那儿事多，不能陪你吃早饭了。”
吕川说：“你忙你的去吧。”
秉昆刚要迈出房间，吕川叫住了他，忧虑地说：“赶超他现在就那么一种状态，让我太不放心了，你们得经常关心他，别让他出什么事。”
秉昆说：“会的。”
二人都忍不住拥抱了一下。
晚上，德宝和国庆陪赶超在“和顺楼”找到秉昆，赶超磨着秉昆陪他一起去向吕川认错。
秉昆无奈，只得相陪。
然而，吕川已退房，不知是回北京，还是换地方住了。
赶超懊悔地在大堂呆坐了很久。
五月三日那天，水自流出现在“和顺楼”。
他一见到秉昆，开口便问：“知道楠楠在哪儿吗？”
秉昆说：“我亲眼看到他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啊。”
水自流说：“肯定不是那么回事。”
按照水自流的说法，楠楠被骆士宾说动了，这一天要去日本留学。一切都是在骆士宾的安排之下进行的，骆士宾还派了一名会日语的手下陪同楠楠。
水自流说：“骆士宾刚才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他很得意，估计是忍不住想让朋友们知道，我一放下电话就来了。”
秉昆完全蒙掉了。
“这是你能找到骆士宾的地方，别的忙我帮不上，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水自流把一个纸条塞在秉昆手中，一瘸一拐地匆匆走了。
秉昆的自行车被国庆借走了。前几天，国庆的自行车被偷了。纸条上的地方离“和顺楼”并不算远，乘公交车也就四站。
秉昆顾不上跟白笑川打招呼，只对国庆他姐说自己要去办件私事，一出“和顺楼”就朝公交车站跑。
市中心区情形反常，马路上半天不见一辆公交车过往，行人却比以往多，一拨一拨的，接连不断，形形色色，都朝一个方向匆匆而去。那个方向与秉昆的乘车路线相反，人们似乎要去参加什么大型集会，或是去看什么热闹。人行道上已经人满为患，马路上的人更多。
秉昆同七八个人在车站左等右等，一辆公交车的影子也没看到。
从他们眼前经过的一个人喊：“还傻等！都看不明白啊？那边不会有车开过来啦！”
等车的那七八个人先后失望地离开了。
忽然，人行道上马路上的人纷纷跑起来。
秉昆心中一急，跨下人行道，也逆人流跑起来，边跑边喊：“闪开！闪开！事情紧急，撞着活该！”
于是人们纷纷避让，有那未来得及避让的，已被他接连撞倒。他也不看倒地的人一眼，继续高喊狂奔。
人们以为他是疯子，避之唯恐不及。
于是，人流密集的马路为他让开了一条逆行的跑道。
他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呼哧呼哧地跑到了目的地。
那地方，是一幢外墙经过装修的七十年代建的二层小楼。
周秉昆进入楼内。里边还在改造，有人站在梯子上安装豪华吊灯，有人往二层过道的护栏上刷漆。
他发现了骆士宾。骆士宾站在二层过道上，这里该如何那里该怎样地指挥着。
秉昆没喊他，怕他跑掉。
骆士宾感到有人在他肩上猛拍了一下。
“谁呀，敢拍我骆某人肩啦！”
他一转身，周秉昆已在他对面了。
“我儿子呢？”周秉昆一吼，如一声炸雷，吸引了上下左右所有人的目光，连梯子上的两个人都停止了安装。
骆士宾强自镇定地说：“你问的是我儿子吧？”
“楠楠在哪儿？”
周秉昆如同一头豹子在咆哮，双手抓住骆士宾的左右肩，几乎把他平地提了起来，一甩，骆士宾的身体靠在了护栏上。
一名油漆工大叫：“刚刷上漆！”
周秉昆随即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压住了骆士宾的身体，让他动弹不得。
骆士宾轻蔑地笑道：“你必须赔我一件西服了，我这可是名牌，一千多元，不是你身上穿的那种便宜货。”
“我再问一句，楠楠在哪儿？”
“怎么？还想咬我啊？我儿子在哪儿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周秉昆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骆士宾的轻蔑也更加明显，他扭头对工人们说：“都他妈的发什么呆啊？干活！干你们的活！我今天陪他玩到底，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无论周秉昆还是骆士宾，在楠楠究竟该属于谁的问题上，都太自以为是了。他们都同样缺乏用理性解决矛盾的经验，都认为道理在自己一方，不可理喻的完全是对方。
骆士宾是一个以钻法律空子为能事的人。他只有在明知自己犯法却偏要诡辩的情况下才援引法律，这样的人不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做父亲的权利也是必然。
周秉昆的法律意识同样薄弱，他认为与骆士宾那样的人打官司本身就是奇耻大辱。何况，楠楠确非他的亲儿子，他不相信法律会把楠楠判给他。又何况，楠楠的心明明已被骆士宾收买过去了。
他又那么的自信，以为只要把愤怒表达充分，骆士宾就会知难而退的。
骆士宾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仍然丝毫不把周秉昆放在眼里。
周秉昆双目喷焰地问：“你成心撮火是不是？”
骆士宾冷笑道：“是又怎样？”
他的话刚一说完，周秉昆的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那道刚刚刷过红漆的护栏，受到他们身体的共同挤压，突然倒了，两人都从二楼掉了下去。
他们的身体撞倒了梯子，梯子上的人也摔在地上了。
吊灯坠落。
红漆溅地。
一片狼藉……
第三卷
第一章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周秉昆正式出狱。
七年前，他曾非正式地出狱过一次，不是保外就医，而是由于他母亲去世。
那件事对周秉昆发生得极为突然——不久前，郑娟探监时还告诉他老人家身体挺好，能吃能睡，让他放心。某日晚饭后，一名管教干部命他留在餐桌那儿。
当饭堂里只剩下他一名犯人时，管教干部走到他对面坐了下去。
他立刻站起，垂首直立。那时他早已懂得此种规矩，能够做出条件反射般的迅速反应了。
管教干部却说：“你可以坐下。”
管教对犯人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大抵都有那么一股不怒自威的劲儿，那种威是对他们特殊工作的要求，也是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自从入狱那一天起，犯人就不大可能从管教脸上得到一丝笑意，即便在管教一对一表扬犯人时。所以，犯人之间流传着“千金难买管教一笑”的说法。
周秉昆坐下后，仍很懂规矩地低着头。他听到管教干部以平和的语气说：“周秉昆，你母亲两天前过世了。经我们研究，批准你出狱几小时参加你母亲的葬礼。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由张管教带你去理理发、刮刮胡子。”
周秉昆没哭，也没流泪，他感觉只不过听到了一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已。
“去还是不去啊？”
听到这句话，他才抬起头来。对面已不见管教干部，而是肃立着的张管教——一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管教。
他低声说：“去。”
“倒是站起来走啊。”
然而，他站不起来了。他全身都僵住了，一动也动不了。那毕竟是一条与他有关的重要信息，周秉昆如同遭到了雷击。他将双手放在桌上，试图撑着桌子站起来。
张管教看明白怎么回事，走到他身边扶了一下，他才站了起来。
“能走不能走？”
他低声说：“能，请允许我缓一分钟。”
张管教往饭堂门口走去，他在门旁转身，面无表情但颇有耐心地望着他。
一旦站起来，周秉昆的身体渐渐恢复，他迈着僵尸般的步子向饭堂门口走去。
张管教说：“我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他说罢一摆头，秉昆跟着无言地走出了饭堂。
在监狱这种地方，管教与一名犯人行走时，必须走在犯人后边，绝不许反过来，不论管教与犯人多么熟悉，犯人多么老实。人心隔肚皮，条例要求管教在任何情况下都务必对犯人提高警惕。在周秉昆所在的监狱里，就曾发生过犯人袭击身前管教的恶性事件。
监狱内有两处理发的地方，一是犯人们的理发室，一是管教们的理发室。这所监狱远离城市，许多管教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理发室。
张管教催促周秉昆走快点儿。按照他指示的路线，周秉昆走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门前。
张管教从皮带上取手铐，周秉昆默默伸出了双手。
张管教说：“往后背。”
周秉昆微微一愣，顺从地将双手背到了身后，张管教将他双手铐上了。
蹲过监狱的人之所以感慨监狱“不是人待的地方”，原因在几乎一切方面，犯人的尊严都要大打折扣。犯了罪，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理发室有剃刀，对犯人必须防范。即使电动推子，一旦被犯人夺在手里，那也是一件大事。即使犯人不伤害管教而是自伤，那也同样是事故。在犯人们的理发室，只对表现恶劣的重刑犯人上手铐，一般是将犯人的双手铐在前边。一想到自己来的是管教们的理发室，周秉昆对自己双手铐在背后的困惑也就消除了。
自己是一名犯人，居然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他意识到这委实是对自己的一次优待。
妈死了又怎么样呢？
不批一名犯人的假，那犯人又能如何？
不待他请求，监狱主动批准了几个小时的假，管教将他带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以便让他在亲人面前样子顺眼一点儿，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破例照顾。怀着感激的心情，周秉昆坐到了理发椅上。他双手被铐在身后，坐着很不舒服，却并没影响他的感激。
为他理发的也是一位管教——犯人们的理发室那日不上班，周秉昆只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虽然是犯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周秉昆，但他身上有一点却没有变，那便是他头发的硬度——甚至比从前更硬了。按时吃睡，经常集体外出参加体力劳动，身体自然强壮了。他从镜子里看到，随着电动推子在自己头上的移动，发楂儿四溅，理发的管教脸上都有他的发楂儿了。
那管教脱口说道：“好硬的头发！”
周秉昆没接话。按照规矩，管教自言自语一句，犯人不必搭话。这个规矩，周秉昆入狱不久便察言观色学懂了。
管教替他理了发，刮了脸，洗了头。实际上，要是不刮脸的话，只怕亲友们都会认不出他了。
刮脸时，周秉昆的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脸上的皂沫都被泪水“冲”掉了，像泥石流顺着山体滑坡。洗头时，他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张管教和为他理发的管教都没呵斥，他俩趁那会儿站在门口默默吸烟。他俩吸罢一支烟，周秉昆也哭不出声了。
再也不是什么人的儿子了，周秉昆感到巨大的恐慌。父亲死时，那种恐慌袭击过他一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觉得心被掏空了一半。然而，毕竟还有母亲在，自己实际上还是一个儿子。现在母亲也死了，“爸妈”二字对于他已无任何现实意义，他陷入无边无际的心理孤寂。
等他不哭了，管教才接着替他洗头，吹干，还往他脸上擦了些润肤霜。
他离开时对理发的管教说：“谢谢。”
管教没有说话。
第二天一早，警车将他送到了火葬场。确实是一辆警车，而非囚车，这也是一种优待。两名管教随车，包括张管教。在车上，他照例戴上了手铐。判十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那是必须的。两名管教时间掐得很准，到达时告别仪式正要开始。
张管教边为周秉昆打开手铐边说：“让你戴着这东西参加母亲的葬礼，太那个了，但你千万别乱来，我俩可都佩着枪呢。”
周秉昆看到了。他说：“我不会的。”
在两名管教一左一右的夹持之下，他置身于亲友之中参加了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当他在母亲遗体前跪下时，两位管教才退于两旁。他没哭，却听到了别人的哭声。他也没扭头看，不知哭的是亲人还是朋友。
在城市里，百姓人家的爸妈死了，丧事过程最长也就一个小时。秉昆妈当过街道副主任，按说比送秉昆爸的人应该多一些，但她打交道的多是中老年妇女，家务缠身，送到街口就算很重感情了。何况周秉义和周蓉都主张简单行事，除了秉昆的朋友们，再没通知其他人。人少，过程简而又简，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
葬礼一结束，周秉昆转身便往警车走。
张管教叫住了他，皱眉道：“来都来了，就这么走啦？连我都看不过去。想跟哪位亲人说几句话？”
周秉昆想了想，低声回答：“我爱人。”
另一位管教就朝郑娟招手。她看周秉昆很勤，许多管教认得她了。
郑娟走到他跟前，两名管教避开了。
张管教说：“十分钟。”
秉昆间：“妈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郑娟说：“心脏的问题。和咱爸似的，忽然想睡会儿，一睡就睡过去了。你也别太难过，咱爸妈这么一种走法，都是一生善良修来的福，没经历任何痛苦。”
秉昆说：“谢谢你，你为周家付出得太多了。”
郑娟说：“别这么说了。”
秉昆说：“抱抱我。”
郑娟就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她哭了。
警车旁，郝冬梅在与两名管教结账——狱方出警车，管教出外勤，都是要收费的。两名管教想得很周到，将收据、印泥、公章随身带着了。
十几分钟后，周秉昆上了警车，而两名管教没再给他上手铐。
事实是，周秉昆在狱中受到的对待可以说相当好。他没有受过任何管教的呵斥——一方面因为他严于律己，言行规矩，另一方面因为关爱他的人显然向狱方打过招呼。
那些人是谁？他不清楚。
哥哥周秉义和儿子周聪来探监时，他们矢口否认。
师父白笑川和水自流结伴来探监，他们也都予以否认。师父和水自流似乎已成为朋友了，这使他颇觉意外。他转而一想，师父爱书喜读，水自流洗心革面开了书店。他俩惺惺相惜成了朋友，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德宝等一干朋友也经常看周秉昆，他曾问过他们，老太太曲秀珍是否知道他的事？
德宝说知道，她还亲自到酱油厂找过他一次，询问秉昆的事，而德宝尽自己所知一一据实相告了。
秉昆妈死后，郑娟参加了工作，在某区委做勤杂工。这是老太太帮助介绍的。
德宝又说，老太太让他转告秉昆：“犯法了就要认罪服法，将功折罪，争取减刑，不要指望靠什么歪门邪道提前出狱。”
这句话对周秉昆有很大正面影响。他的刑期本是十五年，由于表现良好，而且发挥自己的曲艺特长，丰富了犯人们的狱中生活，刑期一减再减，连减三年，这才能在服刑的第十二个年头就出狱了。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上午八时左右，周秉昆脱下囚服，穿上张管教交给他的衣服，心情没怎么激动。
当年，他与骆士宾从路路通有限责任公司的二楼掉下去时，他在上，骆士宾在下。他没受伤，骆士宾摔昏了。他没跑，有人报警，将骆士宾送到了医院。警方将他带走，当日拘押。骆士宾在医院被诊断为严重脑震荡，脊椎也裂了两节，连日昏迷不醒，院方认为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骆士宾除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再无亲人。他妻子以唯一家属的身份起诉了。
周秉昆的律师辩护得很给力，坚持四条理由要求从轻量刑：第一，周秉昆人人称道，是公认的好人；第二，事出有因，两人的冲突是骆士宾不当做法引起的；第三，周秉昆并非蓄意伤害，他当时的目的只是要逼问出儿子周楠在哪里，二人从楼上掉下纯属意外；第四，“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并不等于肯定会成为植物人。
不知为什么，控方律师显得并不怎么起劲儿，只强调周秉昆的行为毕竟对骆士宾的人身实际构成了严重伤害。
当时社会情况混乱、复杂，法院并未公开审理此案。不久，法官向双方正式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周秉昆有期徒刑十五年；关于周楠应该属于谁，双方均有上诉权利。
骆士宾年轻漂亮的妻子从没在法庭出现过，法官也没见过她。她通过律师向法官表示：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自己不会与周秉昆继续争夺周楠这个儿子。
那女人的态度让周秉昆备感踏实。周秉昆已经获悉，周楠并未去日本；他在机场幡然悔悟，挣脱扯拽跑回家了。周楠让蔡晓光给养父周秉昆捎话：母亲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他了，养父为争取他而犯法，更使他明白养父多么爱他，他认定周秉昆是此生唯一的父亲。
虽然被判十五年，周秉昆反觉欣慰，甚至觉得自己胜利了。实际上，他更是为郑娟争夺儿子。他深信，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活能成功地诱惑郑娟离开自己。别说骆士宾不过是公司老板，即便是皇上，承诺让郑娟做皇后，她也不会动心。周秉昆觉得，他俩好比感情上的连体人，一旦被切分开来，每一方都将残缺不全，都不能忍受那种“手术”造成的巨大痛苦。兴许，他本人还能在“手术”后活下来，可是离开了他这一半，她的痛将是双倍的。
但是，如果没有了周楠，郑娟也很难再有快乐可言。那一种不快乐，注定是他周秉昆无法改变的。
他对此心知肚明。
现在好了，他和郑娟，既不会彼此失去对方，也不会同时失去周楠这个儿子了。他认为，因此被判十五年刑期也是值得的。
几乎可以说，他欣然接受了判决。
律师对他说：“如果你上诉，或许有希望减少两三年刑期。”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不了吧，骆士宾都那样了，我再要求减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多两三年少两三年，对我没什么影响。”
他放弃了上诉。
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〇年十月，蔡晓光带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骆士宾死了。
他的刑期也许会因为骆士宾的死而增加。蔡晓光让他做好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