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站住,面无表情地瞪着他说:“我就寻思你绝不会只为了送两本杂志来找我。果不其然,你要强加给我那么一件麻烦事!还让我出厂,让我跟你到这儿,我一个半老不老的老太太,跟你一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并肩坐那儿,我吸着烟,你哭丧着脸,母子不像母子,姐弟不像姐弟,让别人看了会怎么想?简直不成体统!周秉昆,你别忘了我现在虽沦落成了普通工人,可组织档案中,我仍是在册的十三级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

  秉昆低眉顺眼地说:“明白,明白,可在我们心目中,您就是正义的化身啊!”自从听了师父白笑川的遭遇后,老太太在他心目中的好形象打了折扣,但他也只有搜肠刮肚地说老太太可能爱听的话。

  老太太皱起眉,反感地说道:“跟谁学的这一套?不会就别溜须拍马!以后再不许你对任何人说那么肉麻的话,求人的时候也不许说!”

  秉昆连连点头道:“记住了,记住了……我哥临走时告诉过我,如果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就找您,您肯定会帮忙……”

  老太太火了:“撒谎!你哥是那么说的吗?哎,你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是那两个编顺口溜的教你的吧?”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是我自己……我承认我撒谎了还不行吗?我哥说的是不许我再给您添麻烦!”他语无伦次了。

  “这还像你哥说的话。”老太太被他黔驴技穷的样子逗笑了。

  在走回糖厂的路上,她让他先到市革委会请求老马同志接见。老马同志毕竟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能见到的,得预约。市革委会有好几位副主任,各管一摊。有的什么也不管,只是虚名,老马同志就是挂虚名的副主任。要求一位挂虚名的副主任接见,得有听起来很像样的理由。

  “你就说,他老婆在酱油厂工作过,我们反映的事与他老婆有一定责任关系。”老太太如此这般悉心指导。

  秉昆说:“那样不好吧?”

  老太太说:“好不好的,你只管那么说就是。”

  秉昆说:“非得说老婆吗?说妻子爱人不行吗?”

  老太太说:“什么妻子爱人的!我们两口子都多大年龄了?你那么文绉绉地说,没人会认真对待你的预约!就说老婆。说老婆得劲儿,接待的人就不太敢掉以轻心了,那样你才能预约成功。而我呢,今晚嘱咐老马同志,保证他明天一定见你们。你接着回厂里要做的事,就是多动员些人,越多越好,明天和别人一块儿去。”

  “别人怎么会听我的呢?”秉昆没把握了。

  “你要去动员那些对小龚宾造成过精神压力的人。酱油厂的职工们本质上都不坏,这一点我清楚,你也要相信。小龚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良心不安,但有些人肯定会。你要判断他们是谁,动员那样的人。有的人明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你如果去动员他们,当然是对牛弹琴,所以你要判断。”

  “记住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明天你不要表现出和老马同志认识的样子,对他说话也不必太客气。记住,你不认识他,他没见过你。你是群众代表,对他说话越不客气,事情反而越容易成功,对他也好。事不宜迟,形势多变,趁老马同志现在帮得上你们,抓紧办。”

  秉昆对老太太的指示一一照办,第二天率领十几人去了市革委会,德宝向阳和进步自然义不容辞,国庆赶超、吴倩和于虹也都请了假,参与其间,以壮声威。

  老马同志准时接见了他们,陪同接见的还有一男一女。双方都煞有介事,说得振振有词,接见的洗耳恭听,不停地记录。

  最后,老马同志说:“研究研究。”

  几天后,酱油厂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传达了市革委会领导同志的指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仍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利于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解决一人一家的实际困难,往往能团结一大批。

  于是,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厂里为龚宾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疗住院费。

  邵敬文和白笑川听秉昆汇报了最后的结果,都很感慨。

  邵敬文说:“如此看来,你们叫人家老太太的那个女人,还真是你们的贵人。人生难得遇一知己,遇一贵人就更难了。像咱们三个,可以算是知己,却都难以成为对方的贵人,有那心也没那能力啊,小周你够幸运的。”

  白笑川连说:“没想到她会那么使劲儿地帮你们,没想到,没想到……”

  秉昆为办成那事几天内似乎都生出了些白发,却也受到了师父和组长邵敬文的称赞,从此老少三人更加推心置腹,坦诚相见。

  一波刚平,又起一波——于虹在单位也闹出事来。

  她那只有二十几个人且多是姑娘们的小单位,其实也就是个制作麦秸画的作坊而已,名分上却直属省文化厅。“文革”开始后省文化厅被“砸烂”,改成省文化工作执行委员会,但姑娘们的工作没变,变了的只是上级领导,无非一批老人下去了,一批新人上来了。麦秸画依然主要提供给国家作为国礼,或作为艺术品出口给国外代理商赚取少许外汇。因为涉外,常有外宾到那小作坊参观。当年到中国的外宾实在有限,能到A市的更是少之又少,负责接待的干部们感到极其光荣,故那个小单位的头头们往往由省里直接任命,这使他们觉得自己身份颇高。

  不知是按照什么人的想法,于虹她们制作了一批动物作品,有虎、骆驼、猫头鹰、狼什么的,据说作为国礼赠予外宾时,他们都很喜欢。问题就出在那样一批麦秸画上,它们取材于一批“戴罪立功”的老画家们的国画,他们是奉命无偿为北京各大宾馆创作,但有人首先看出了那些国画作品是“黑画”,接着,许多人的火眼金睛也都看出“黑意”来。画虎的是以草为林,三虎为彪,明摆着是为悼念林彪而画;画骆驼的将骆驼们画得那么瘦,神态那么茫然,居然题曰“任重道远”,明摆着是在讽刺大好形势;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摆是在暗示现实惨不忍睹;革命者常说阶级敌人“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可画上的狼却那么漂亮……

  于是,“黑画事件”当然上升到“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严重政治事件。

  那么,A市那小小的麦秸画作坊里的姑娘们,又为什么偏偏做出这么一批连名字都一模一样的作品呢?不追查行吗?

  结果一追查,查到了业务组长于虹头上。

  姑娘们是在她的提议之下制作那批麦秸画的。

  她又是受谁的指使呢?

  当然,并没有人指使她。一次外交部礼宾司的人陪同几位外宾到了A市,参观了她们单位,一位礼宾司的女同志建议鼓励姑娘们集思广益,多从中国画中借鉴题材,使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方显然是一片好意,为了拓宽业务组长于虹的视野,热情地向她介绍了以上题材。

  事情水落石出,头头们就命于虹写出说明和检讨。

  说明材料写了,她却拒不检讨。

  领导耐心地说服她写,而她就是不写,理由是自己不知该检讨什么。

  领导启发她,说那些画已经定性为“黑画”了,你如果不反省检讨,单位过不了关啊!

  于虹在家是老姑娘,虽是普通百姓人家女儿,但从小那也是母亲依着父亲顺着的。自从哥哥姐姐下乡了,她更成了父母身边的宝贝。总而言之,她有那么点儿被宠坏了。

  她说:“那些认为是黑画的人,不那么看,而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不都是挺好的画,并没有什么黑的意思呀!”

  领导无奈,停了她的工作,勒令她在家反省,直至肯写检讨为止。

  其实,领导们人都不坏,对她一向也挺好,甚至可以说挺器重。他们内心里也认为她的话有道理,但再有道理,该写检讨也得写啊!他们和上级审时度势后一致认为,由于虹检讨最容易帮助单位过关。一个从没说过任何错误政治言论的二十五岁姑娘,还是“红五类”,谁能将她怎么样呢?这话说多了不是,说少了她又不理解领导的苦衷。他们想帮她改改倔脾气,结果事情搞夹生了。

  于虹找赶超哭诉自己的委屈,赶超是秉昆他们几个中性格特别容易冲动的一个,当即找国庆请教该如何替于虹讨公道。国庆明白,他的意思无非是要自己陪着一块儿伸张正义。他俩是哥们儿,吴倩和于虹是姐们儿,也是于虹与赶超这一对儿的介绍人,冲哪一层关系自己都得挺赶超一番啊。国庆觉得两个人还是有点儿势单力薄,便替赶超说服德宝也两肋插刀。德宝更是觉得义不容辞。当时春燕在场,她不许德宝去,怕对她这标兵有不良影响,并主张赶超劝劝于虹干脆写份检讨过关算了。国庆碰了一鼻子灰,大为不快,说了些春燕两口子不够义气的话,随后悻悻而别。

  于是,赶超和国庆两人一身正气去了于虹单位,与她的一位领导义正词严地理论。双方不一会儿就都火了,不但互相指鼻子瞪眼睛地吵了起来,而且发生了肢体冲撞。一个小姑娘吓着了,打电话叫来了派出所的民警。民警一出现,国庆和赶超感觉受辱,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对民警也出言不逊,结果双双被带走了。那哥儿俩一向自觉是良民,从没被人那么呵斥过,接受不了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如同《水浒传》中解珍、解宝二兄弟不将毛太公家当一回事似的,在派出所充好汉。都是“红五类”嘛,总被家庭出身的那个“红”字罩着,以为就可以有理走遍天下。民警们也大光其火,将他俩用手铐铐在暖气上了。于虹和吴倩两个一等不见人回,二等不见人回,心中始觉不安,到于虹单位去找,听说被民警带走了,慌忙去了派出所。

  国庆和赶超那时倒也理智了,催她俩快去找秉昆。

  赶超已是义士折腰,英雄气短,嘱咐:“让秉昆去找老太太!”

  一名民警立刻吼了他一句:“找老太太她姥姥也白找!”

  于虹和吴倩两个十万火急地又来到了秉昆家,秉昆不在,秉昆妈听她俩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个大概,虽然对什么黑画不黑画的不明白,但同样着急,义愤地说:“咱们老百姓从不搅和那类政治的事,有些人干吗也不让咱们安心过日子?他们总这么搞下去国家还有好?但秉昆整天到处组稿,往往不在班上,这可怎么办呢?”

  于虹和吴倩两个一听,急哭了。

  还好秉昆组到了稿件,回家吃午饭,二人就又将那事重说了一遍。

  秉昆听罢,仰脸长叹一声,向于虹和吴倩偏过头去,束手无策地说:“你们看。”

  于虹跺脚道:“赶超和国庆他俩在派出所的暖气上铐着呢,你倒是叫我俩看你头发干什么?”

  秉昆乌云遮脸地说:“为龚宾那事,我几天内都生出白头发来了。他俩现在又出这事,你们找我有什么用?”

  吴倩不爱听了,顶了他一句:“龚宾那事是你一个人办成的吗?我俩和国庆他俩不是你一发动二话没说都去了吗?怎么,现在到了国庆他俩需要哥们儿相救的时候了,你想做甩手大爷?”

  秉昆妈也急了,对他训道:“你还说什么废话呀?不是让你去找你们那个贵人老太太吗?贵人也没有白当的便宜,关键时刻得见困难就上!要不你妈怎么就当不成谁的贵人呢?快去找她,去吧去吧!”

  她边说边将儿子推出了家门。

  可怜秉昆,早上没吃几口饭,中午一口饭没吃,刚到家连口水都没喝,就听到了让自己心烦意乱干着急也没辙的事情,还被妈推出家门催促着赶紧去办!

  他六神无主地往江北的方向急蹬着车,到了江边没上江桥,将自行车架在桥下,坐江堤上发起呆来。他想不能再去找老太太了,为龚宾那事,老太太和老马同志都做得够可以的了。即使拿他们哥们儿之间的“义气”二字来要求,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就那种事,非亲非故的,谁愿鼎力相助呢?一旦被自己的对头们当成攻击的把柄,自己很可能因而“中箭”,可人家做得几乎奋不顾身了。刚过去一个多月,怎么能再去找人家呢?见了人家,又怎么有脸再开口相求呢?用人家老太太的话说,你周秉昆当人家是谁啊?又当你自己是谁啊?……

  周秉昆回到编辑部时,脸上的表情肯定特别不好。他一进门,白笑川和邵敬文的目光就惊诧地看着他,直到他坐下去,他俩的目光都没离开。

  待秉昆从书包中取出稿子摆桌上看时,师父白笑川忍不住问:“你怎么了?”

  他勉强一笑说没怎么,有点儿累了。

  邵敬文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可以带着稿子回家看。

  秉昆确实想回家,也确实觉得不舒服,心慌得厉害,头晕目眩的。刚往起一站,想到吴倩和于虹肯定还等在他家,自己可对她俩怎么说呢?这么一想,心里火上浇油似的,又是猛地一急,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晃几晃,差点儿要倒下。邵敬文和白笑川及时跨过去,一左一右将他扶住了。他浑身发软,在椅子上坐不稳,伏在桌上还抖个不停。

  邵敬文有经验,干脆与白笑川帮他仰躺在地板上。

  他说:“饿……”

  白笑川还剩有小半个烧饼,赶紧找来塞他手上。他仰躺着,口又干,噎得咽不下去。邵敬文只得又扶他坐起,白笑川端着自己的水杯,让他喝了几口水。

  秉昆吃下半个烧饼,身子不发抖了,却还是没劲儿,又仰躺下了。

  白笑川说:“饿的。”

  邵敬文说:“不全对,他心里肯定还有着急上火的事。”

  秉昆一想到国庆和赶超两个被铐在派出所的暖气上,眼角淌下泪来。

  白笑川和邵敬文一左一右坐在他身侧。

  白笑川说:“师父命令你,把你心里那着急上火的事讲出来。”

  秉昆说:“与你俩没关系。”

  邵敬文说:“你是咱们编辑部的人,你摊上的那就不单单是你自己的事,也和咱们编辑部有关系了,和我俩有关系,必须讲。”

  秉昆被逼无奈,只得将事情讲了一遍,讲到国庆和赶超两个现在的处境,无声而泣。

  邵敬文问白笑川:“黑画的事我听说了,你呢?”

  白笑川说他也听说了。

  邵敬文说:“那还真就麻烦了。”

  白笑川对秉昆说:“恐怕,只有那个女人能帮你们了,你明白我指的是谁。”

  秉昆说,他已没脸再去找她了。

  邵敬文站起,在办公室来回走,后来坐在办公桌前翻通讯本。他将通讯本放下后,皱眉吸几口烟,看一眼秉昆,再拿起通讯本呆看着,寻思着。

  白笑川对他说:“你如果能帮就帮一次吧,小周他现在是我徒弟,也算给我一次面子。”

  邵敬文说:“见到过为朋友的事着急上火的人,没见到过急成他这样的。白老师,你收他为徒,估计往后让自己着急上火的事少不了。”

  白笑川说:“我现在就已经替他着急上火了啊!”

  听着两位的对话,秉昆心中有了一线希望,虽然已能坐起了,却仍仰躺着,装出更加可怜的样子。

  邵敬文插上门,终于坐下抓起了电话。

  邵敬文在部队时当过团里的文书,他的多才多艺颇受政委赏识。政委转业后在某区当了公安分局局长,他与政委一直保持联系。然而,以前毕竟是团首长与机关兵的关系,即使保持着联系,也只不过是以前那种关系的延续。

  邵敬文在电话中低声下气地说了之后,局长在电话那端说跨着区呢,不是自己想帮忙就能帮得上的,但表示愿意试试,让他等电话。

  他一放下电话,白笑川就开口道:“你少说了一句,也没问等到几点钟,别等到下班了还没个回话。”

  邵敬文看一眼手表,什么都没说,在桌椅间来回走。

  白笑川又说:“那我先陪小周去吃点儿东西?”

  邵敬文点头。

  师父陪徒弟吃了顿饭回来,那位区公安分局局长还没回话。三人坐在各自的桌前,都一言不发地看稿子,也都看得心不在焉。

  直等到下班时间,电话铃始终没再响过。

  邵敬文说:“你俩先走,我再看会儿稿子。”

  师徒二人失望地对视一眼,只得向外走。双双走到门口,电话忽然响了,同时转身,见邵敬文已手握听筒了。

  邵敬文低声嗯嗯啊啊了一阵,放下听筒,朝他俩招手。

  他俩便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邵敬文说:“可以放人,但‘十一’前不行了。再过几天就‘十一’了,连精神病人都要求家属严加看管,何况你那俩哥们儿是刚闹过事的,问题不大,时候不好,话说得很死,‘十一’前肯定不行了。‘十一’假期一过,立刻就放。还有,今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提什么黑画不黑画的。他们针对的纯粹是无理取闹的行为,与黑画不黑画没任何关系。就当咱们没说,人家局长也根本不知道那起因。最后,希望咱们编辑部组织几位曲艺界人士,政治上干净的那类,‘十一’前为两个区的公安干警演出一次。”

  秉昆大喜过望,连说:“明白,明白。”

  白笑川却问:“那我算政治上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呢?参加还是不参加呢?”

  邵敬文想了想,开通地说:“你还是参加吧。能成为咱们编辑部一员,政治审查很严格,证明有关方面也没把你当年戴帽又摘帽太当一回事。”

  他又问秉昆:“高兴了吧?”

  秉昆说:“起码不再着急上火了。”

  白笑川却说:“实际上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不算今天,还有五天过‘十一’呢,再加上三天假,一头一尾还不是被关了八九天吗?就因为那么点事儿,不劳局长大人打招呼那时也该放了。等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还得咱们动员别人去为他们演出一场。”

  邵敬文愣了愣,脸红了,难堪地对白笑川说:“你看你白老师,怎么可以当着徒弟的面这么说话呢?这是没赶上严打,算你徒弟那俩哥们儿走运,如果赶上严打,那还不惨了?再说咱们曲艺工作者能有机会慰劳一下公安干警,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他的话说得没错,一些本市的曲艺界人士听说要为两个区的公安干警演出,确实都甚觉荣幸,热情高涨。平时几乎没有演出机会,谁敢私自表演那就是个事。分文没收是个事,收钱了更是个事。一个个才艺生疏了,嘴皮子也不利落了,像两地分居的恩爱夫妻盼着同床共枕的探亲假那般,盼着有朝一日登台演出。人人踊跃,临阵磨枪,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而政治“不干净”的同行对他们羡慕死了。

  秉昆也参加了,又认识了些前辈。演出大受欢迎,两区的局长政委还接见了他们,陪他们吃了顿待客的食堂饭,秉昆由此认识了些公安干警,答应期期寄给他们《红齿轮》。

  一九七四年已经是“文革”第九个年头了。在政治社会表象之下的民间,开始有种现象悄然复苏,弥散,互相影响。形形色色的人,对于没完没了斗来斗去早已厌烦透顶。没人敢说出这一真相,却也很少再有人深信“与人斗,其乐无穷”了。许多人开始对斗争哲学“阳奉阴违”,暗中奉行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好人哲学”。不是“老好人哲学”,而是尽量不整人,争取不留恶名。一度灿烂夺目的金科玉律已失光泽,“钢箍铁咒”引起人们内心普遍的极度反感。好人悄然变多,坏人相对变少且更突显他们的不可救药。中国似乎已分化为表里两个社会,一个是表层的、虚假的政治社会,一个是开始反思反省、向往回归常态的深层社会,酝酿着重大事变的发生。

  “十一”假期,秉昆他们没聚。国庆和赶超已转到拘留所关押,吴倩和于虹心情自然不好,怎么聚呢?假期一过,他俩出来了,没瘦,似乎还胖了点儿。赶超说蓝警服们后来对他俩还行,待遇上有别于小偷流氓。这一方面是局长打招呼和秉昆他们慰问演出起了作用,一方面是拘留所手下留情。

  国庆还开玩笑,说他这个叫国庆的人,过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国庆。然而,于虹没颜面再在单位待下去了,她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单位换了一位领导,与她谈了一次话,谈得特别恳切。单位希望她同意说自己是被单位开除的,方便单位向上级汇报搪塞,也是为了应付那些继续找碴的人。

  领导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吸取了教训的于虹点头同意了。单位挺仁义,多给她开了两个月工资,并允许她带走一批麦秸画,反正那些麦秸画已经成了翻版“黑画”,只能堆在库里了。于虹也不客气,借辆平板车全拉走了,哥们儿姐们儿家里便都有了一幅,秉昆家得到了骆驼,他妈挺喜欢。每个得到的人都说好看,这使于虹颇觉欣慰。

  但毕竟失业了,她和赶超都很发愁。

  轮到春燕表现一把了,她找到赶超说:“当时我不许德宝跟你俩去理论,你俩骂我是陆谦。就因为你俩那一骂,我借了本《水浒传》看,批宋江那会儿我都不看!现在,事实证明你俩并没有理论出什么好结果。如果当时德宝跟你俩去了,还不落个同样下场吗?那我能不受牵连吗?如果我也受牵连了,如今指望谁帮于虹呢?要我说,你俩是不懂政治!那事都和政治搅一块儿了,是你俩能理论出个理的吗?”

  春燕师傅去世了,她不仅是本市第一名女修脚师,直至一九七四年仍是本市唯一一名女修脚师。由于那位曾是“人民大浴池”金字招牌的师傅去世,作为唯一的女弟子,她也被视为浴池的绝版人物了。又由于她是标兵,其荣誉也是单位荣誉,她在单位就有了点儿特权,比如约见单位领导比较容易,也可以招收徒弟了。如果能以老资格女修脚师的名气,再为单位带出一名女修脚师,单位甚至同意她自己挑选合适的徒弟。

  凭了此种特权,于虹顺利地成了春燕的第一名修脚师女弟子。自己的姐们儿成了自己的徒弟,这是她高兴的事。姐们儿加上师徒,关系更加牢不可破,亲密无间。单位寄托于她的希望实现了,也很高兴。不那么高兴的只有于虹,由艺术工作者而变成了女修脚师,她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不高兴也没法子,失业的滋味儿太不好受了。

  赶超则对春燕分外感恩,不再视她为陆谦,而称她为“及时雨”宋江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份。几场雪后,就到了一九七五年。

第十八章

  比较起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比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吸烟者少,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吸烟者少。“八〇后”中吸烟者已不多了,但他们的底层父母多半都是烟民,或起码有相当长的吸烟史,便宜的劣质烟曾是他们父母麻醉烦恼忧愁的“特效药”。

  春节假期,还是在正月初三,这些共乐区的青年男女以及他们别的区的朋友又聚在周家了。秉昆妈照例不在家,初二就陪春燕妈到乡下去了。自从春燕与德宝结为夫妻,春燕妈整个人大松心,经常往乡下的娘家亲戚那边跑。自从秉昆成了《红齿轮》的编辑,秉昆妈也觉得小儿子今非昔比,开始有出息了,除了对象问题她不再操什么心了,所以春燕妈一约,便乐得相陪。

  哥们儿姐们儿聚在一起已不再吃啊喝啊的了,无非女的吃点儿零食、男的吸着烟聊天而已。德宝没带大提琴来,市里有关方面曾答应批给春燕的那间房子成了别人的新房,德宝和春燕极其失落,有种被耍了的感觉。大家充分理解他俩的沮丧,都不提那茬儿。赶超也不表演魔术了,用他的说法——整个国家都像在变魔术。自从经历了于虹那件事,他开始关心政治了。起初只不过想要搞明白一批挺好的画怎么就成了“黑画”,结果非但没搞明白,反而一头钻入政治里,知道了不少他以前从不关心的政治事务,想缩回来都难了,仿佛非要破解什么魔术的暗道机关似的。于虹总数落他走火入魔,快步龚维则的后尘了,而他却总是反唇相讥:“还不是因为你摊上了那事吗?”于虹也总是被他顶得哑口无言。吴倩和国庆己领结婚证,她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他俩目前只急一件事:在哪儿能租到便宜的房子,以便明年安个小家。吴倩与国庆妈见过几面后,双方都觉得日后难以在一个屋顶下共同生活。对于国庆,这是比吴倩曾经长胡子更令他纠结的事。向阳当那只有一个兵的班长当烦了,如果不是因为与进步处出了感情,他都想离开酱油厂干脆下乡去……

  秉昆的苦闷仍源于他对郑娟的单恋。他越来越清楚,她虽然也说过会想他,但绝不至于因他而陷于单恋的苦闷,那基本上是照顾他自尊心的话。

  大家在春节前曾互相传话——“没必要就别聚了吧”,却还是聚到了一起。

  因为秉昆觉得有必要。

  因为吕川在“十一”后终于有信寄给秉昆了。

  大家一一传看了那封信后,陷于一阵文字难以形容的沉默。

  向阳第一个打破沉默,真诚地说:“我不嫉妒吕川,和沈一兵那种人比,他上大学我一百个拥护。”

  大家便都点头,也终于解开了疑团,原来吕川是烈士之子,此点连他自己从前都不晓得。

  德宝却指着信说:“还有另外几封呢,秉昆你不可以贪污,都拿出来让我们看!”

  原来,吕川在信末写着这样几行字:“你以后会经常收到我的信,我要求每一封都给他们几个看,我要唤醒你们!尽管这样做对我十分危险,但我相信你们绝不会出卖我。我认为寄平信反而不易引起别人注意,所以你收到后要给我发一封报——‘粮票收到’四字即可。”

  除了德宝把信认认真真看完,别人都没那么仔细,都以为只不过就是一封声明信,看了个大概就传给迫不及待的人了。经德宝一说,大家都争着重看那信,强烈要求秉昆将所有信都交出来。

  秉昆不想让别人看到另外几封信,他认为那些信太反动了,但是拒不拿出分明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只得走入里屋,想从藏信的地方选出几封不是特别反动的信,不料赶超悄消跟入,将所有的信都抢了过去。

  结果,差不多人人手中都有一封信了。

  德宝大声读他手中的信:“从你们每个人都看了这一封信起,我和你们的关系不再是哥们儿关系。我不要那么多哥们儿了。我承认你们都很义气,但那义气,从来仅仅局限在我们之间,凡与我们无关系的其他人,他们如果遭遇了不公平,我们何曾表现过正义和同情?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

  “王八蛋!”国庆破口大骂起来,“他以为他是谁啊?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简直像上帝在跟人类训话似的!什么东西!他妈的,他怎么一上大学变得这么王八蛋了?”

  从大家的表情看,人人与国庆都有同感。

  德宝竖起手掌,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读下去:“我甚至也不会拿你们当朋友。在今天,朋友之间往往也不说真话。不说真话那还算朋友吗?而且,朋友在今天也很可能是狐朋狗友的另一种说法。我将视你们为同仁,同仁就是好人加同志……”

  吴倩打断道:“都什么呀?东拉西扯的,听不明白,真是吕川写的吗?会不会是……”

  德宝说:“我明白你担心什么,他的字我太熟悉了,吕川真迹没错!”

  赶超猛地站了起来:“听这段听这段,‘虽然我入大学才一个学期,却让我变了。在工农兵学员中有不少年轻的小野心家,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的,大野心家们唆使他们批判谁、攻击谁,他们就会成群地扑向谁,只要给他们好处!还有些二百五,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大学的。他们也许不坏,但确实很二百五,小野心家们带头喊什么口号,他们都跟着举手、张嘴。但是,也有一些优秀青年,他们绝不随梆唱影,而有独立的思想,他们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的国家。我相信,当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将会奋不顾身地与大小野心家们进行斗争!我已经有了些这样的同仁,我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命运。不要以为狗日的野心家们不骚扰咱们老百姓,那是由于咱们乖。谁不乖试试,他们立马就会给咱们颜色看!而且,他们打着为人民的旗号愚弄了我们多年,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骚扰!’”

  赶超读得声情并茂,那时的他倒很像是一名“五四”青年了。他一手拍着信对国庆说:“然也,然也!国庆你也不要骂他,他的看法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于虹是不是例子?咱俩是不是例子?龚宾他小叔是不是例子?还害得龚宾进了精神病院!”

  于虹抢白道:“别拿我说事!忘不了啦?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国庆也说:“反正我讨厌他那种教训的口吻!轮得到他教训咱们吗?呸!”

  吴倩推了国庆一下,训道:“你还骂起来没完了?要我看,大学真可怕,咱们不能眼瞅着大学把他害了。他那人还是不错的,咱们得想办法拯救他是不是?”

  德宝看着信说:“这还有一句厉害的呢——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欲摧……”

  “够啦!”始终一言未发的春燕突然大喝一声,一把从德宝手中将信抢去,她接着把别人手中的信也抢了去。

  她手操一大把信,用炉钩子挑开了炉盖子,只看着秉昆一人。

  秉昆脸上毫无表情,但那也就是默许之意。

  德宝说:“别,另外几封信上写的什么大家还不清楚呢……”

  “你他妈的住口!”春燕骂了他一句,将手中的信塞入炉中。没人说什么,大家都望着炉子。火苗腾地升起,片刻降落下去。

  春燕盖上炉盖归座了,大家的眼睛还望着炉子呢。

  春燕说:“纸,笔。”

  秉昆就找了信纸和一支笔递给她。

  春燕并拢双膝,扫视着大家又说:“每人说几句劝他的话,我写下来,秉昆负责寄给他。”

  秉昆说:“同意。”

  赶超说:“先把我的话写上,英雄所见略同,我愿做他本市的一个同道!”

  于虹立刻说:“别听他的!”她拧住赶超的耳朵,赶超疼得呲牙咧嘴。

  向阳说:“告诉他,我不会学小野心家们,也不会永远装二百五的。”

  春燕白他一眼,冷冷地说:“跟你们两个小字辈没什么关系,别瞎掺和!”

  吴倩眼尖,发现进步往兜里揣一封信,上前逼他交出,也投入炉中。

  国庆生气地瞪着进步说:“你想给大家找麻烦啊!”

  大家都沉默,没人再开口了。